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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从一个人使用榔头的方式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他的力量的大小。因此，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人在他的朋友提议他到某地定居和购买土地时，他简明而精确地描述了当地居民的性格特征。他说：“到那里做生意可得加倍小心，我了解那里的人们。从那个地方到巴黎兽医学校来求学的学生，在解剖课上并不使劲敲击动物的砧骨，他们缺乏力量。如果你在那里投资，你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报。”
这段经过缜密思考的话，表明了观察者对性格特征所具有的细致而又公正的鉴赏能力，它极为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每个个体的力量使得一个国家变得强大，并且是每个个体赋予他所耕种的土地以价值。这正如一句法国格言所说：“人类的力量，就是土地的力量。”
土地耕种中质量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对有价值的目标的追求中，坚忍不拔的决心则是一切真正伟大的品格的基础。充沛的精力会让人有能力克服艰难险阻，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忍受其中琐碎而又枯燥的细节，从而使他顺利通过人生的每一驿站。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各种令人沮丧和危险的磨炼，才造就了天才。
在每一种追求中，作为成功之保证的与其说是卓越的才能，不如说是追求的目标。目标不仅产生了实现它的能力，而且产生了充满活力、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意志。因此，意志力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性格特征中的核心力量，概而言之，意志力就是人本身。它是人的行动的驱动器，是人的各种努力的灵魂。真正的希望以它为基础，而且，它就是使现实生活绚丽多姿的希望。在伯特尔修道院镌刻着一句格言：“希望就是我的力量”，这句格言似乎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塞亚克对儿子说：“当断不断、优柔寡断真让人伤心。”的确，没有比一个人的勇敢果断更为难能可贵的财富。即使一个人的努力最后惨遭失败，他也会因为意识到自己已经尽心尽力，而无怨无悔和感到欣慰。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看到一个人面对艰难困苦气节凛然、顽强拼搏；看到一个人满腿鲜血、四肢失去知觉，却凭着勇气奋然前行，这是最令人感到欢欣鼓舞和最为壮观的事情。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不能及时地付诸行动和成为事实，那么就会引起他们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但是，目标的实现，正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不仅需要耐心的等待，“直到普通平凡的布柳彻最后成为普鲁士元帅”，而且还必须是坚持不懈地奋斗和百折不挠地拼搏，就像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那样。切实可行的目标一旦确立，就必须迅速付诸实施，并且不可发生丝毫动摇。在生活中的多数情况下，对枯燥乏味工作的忍受和含辛茹苦，应被视为最有益于人身心健康的原则，为人们所乐意接受。阿雷·谢富尔指出：“在生活中，惟有精神的肉体的劳动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奋斗、奋斗、再奋斗，这就是生活，惟有如此，也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可以自豪地说，还没有什么东西曾使我丧失信心和勇气。一般说来，一个人如果具有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目标，那么他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休·米勒曾经说过，使他受到良好教育的学校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这所大学校，在这里，艰难困苦和人世沧桑是最为严厉而又最为崇高的老师”。那些对奋斗目标用心不专、左右摇摆的人，对琐碎的工作总是寻找托词，懈怠逃避，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我们把所从事的工作当作不可回避的事情来看待，我们就会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迅速地将它完成。瑞典的查尔斯九世还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对意志的力量抱有坚定的信念。每每遇到什么难办的事情，他总是摸着小儿子的头，大声说：“应该让他去做，应该让他去做。”和其他习惯的形成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勤勉用功的习惯也很容易养成。
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聪明人会把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只专心致志学一门，学一门就要把它学好。即使是一个才华一般的人，只要他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全身心地投入和不屈不挠地从事某一项工作，他也会取得巨大的成就。福韦尔·柏克斯顿认为成功来自一般的工作方法和特别的勤奋用功，他坚信《圣经》的训诫：“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竭尽全力”，他把自己一生的成就归功于“在一定时期不遗余力地做一件事”这一信条的实践。
不进行英勇无畏的奋斗，是不可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就的。人们把自己的成功主要归结为遇到困难时意志的积极进取，即我们所说的努力。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经常发现许多乍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结果，最终都出乎意料地变成了事实。热切的期望本身有可能变成了现实。不过，一般我们提出某一要求，都会考虑实现它的前提条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的，胆小怕事，犹豫不决，你就会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并且，似乎主要是事情本身不可能发生。
据说，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官员，他常常在自家房屋周围漫步，并且总是喜欢叫喊：“我要成为法国的陆军元帅，成为一个伟大的将军。”他的这种强烈愿望是他对成功的一种预觉，因为这位年轻的官员后来果真成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死的时候已经是法国的陆军元帅。《怪人》的作者沃克先生对意志的力量笃信不移。他说，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他决心立即恢复健康，结果很快就痊愈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偶尔出现。但是，尽管这种方法比许多药方便安全，却并不是每每见效。精神的力量超出身体这个物质载体的承受力，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劳累过度最终会使身体彻底崩溃。据说摩尔人的领袖莫利·摩陆克得了不治之症，卧病床榻，已是奄奄一息。正在此时，摩尔人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战争发展到了最危机的关头，摩陆克从病榻上一跃而起，迅速集结军队，领导他们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但是，摩陆克终因过度劳累，病情迅速恶化，而很快死去。
一个人如果下决心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下决心要做成什么事，那么，意志或者说动机的驱动力会使他心想事成，如愿以偿。虔诚的信徒总是习惯于说：“无论你祈祷什么，你都能得到，因为这就是我们意志的力量，上帝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郑重其事，最终我们都能如愿以偿。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一个谦虚谨慎、富有耐心的人或做一个自由的人这样的强烈愿望，那么，他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意愿的。”据说，有这样一位木匠，有一天，当他修理法庭法官的座椅时，人们发现他在以往日少有的细致，对座椅进行改进设计。有人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解释说：“我要让这把座椅经久耐用，直到我自己作为法官坐上这把椅子。”说来奇怪，这人后来果真成了一名法官，坐上了这把椅子。
人生活的态度可以转变为意志，转变为信心。著名精神病学家卡尔·门宁格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也表达了这一真理。他说：“人的生活态度比事实更重要。”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事实，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困难，不管它显得怎样的没有希望，我们对事实的态度才是最为重要的。在你做一件事之前，如果你认为某一事实会导致你的失败，那么，在你实际动手之前，你已经让事实从精神上摧垮了你。相反的，自信、乐观的态度会让你去调整自己的行动，克服某一事实对你造成的困难。
自信心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平常主宰你的精神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想到的是失败，那么你面临的将是失败。但是，如果你想到要自信，并且让它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习惯，那么，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会有克服它们的能力。自信心实际上会引导出不断增强的力量。巴西勒·金曾经说过：“勇敢一些，你就会获得无穷的力量。”这句话是经过了的无数次实践的检验的。如果在你的生活态度中你的自信心增强了，你就会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帮助你。
爱默生曾经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谁相信自己的能力，谁就能征服世界。”他又补充说：“如果做一件你担心不能成功的事，那么，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在生活中缺乏信心，感到害怕，有不安全感，那么你很快就会失去力量。
有一次，斯托维尔·杰克逊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进攻，他手下一位将军很是担心，他反对说：“我担心……”或“我害怕……”杰克逊把手放在这位下属的肩上，说：“将军，不要考虑你的担心。”诀窍就在于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心里要有一种踏实感、安全感。这样，就会驱除内心的恐惧和不自信。对一个长时期被不安全感和恐惧纠缠的人，他应当去阅读圣经中有关勇气和信心的一些论文，并用红铅笔将它们划出。他应该把这些话牢记在心，使自己的头脑中充满各种健康的、快乐的和强有力的思想。这些充满活力的思想会使他从一个精神颓唐沮丧的人转变成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可以在几周之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从一个彻底失败者变成一个充满自信、充满激情的人。他可以充满勇气和魅力。通过一套程序简单的思想调整，一个人能够重新获得信心和力量。
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不管逻辑学家从理论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实践中，每个个体都会感觉到，他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是自由的。他不只是一根被抛入水中作为判断水流方向的稻草，而是一位身怀绝技、本领高强的弄潮者，有能力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并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掌握航向。没有什么东西能绝对约束我们的意志，我们能在实践中感觉到，也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意志没有被魔力迷住，没有让魔力牵着鼻子走。否则，如果我们不这样思考问题，那么，所有良好的愿望都会化为泡影，无法实现。
我们全部事业和行为方式，虽然遵循家庭的准则、社会的调节和公共制度，但是事物的实际进程都表明了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哪里还有什么责任感可言？那教育、忠告、布道、谴责和惩罚又有何补益？如果法律不是人们的普遍信念，人们不把它作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来普遍遵守，那么，法律又有什么作用呢？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坚守良心表明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
意志是完全属于我们的东西，人生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也仅仅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积久的习惯和物欲的诱惑不应当成为奴役我们的主人，相反，我们是它们的真正的主人。即使我们向它们屈服，良心也会告诉我们应该抵制，即使我们真正下决心要成为习惯和诱惑的主人，我们也不需要超出我们自身所具有的、更坚强的意志。
有一次，莱蒙雷斯告诫一个年轻小伙说：“现在，你已经到了该自己拿主意的年龄了。否则，将来有一天，你会置身于你自掘的坟墓中呻吟哀嚎，你无力推开堵住坟墓出口的岩石。对于我们来说，最容易形成习惯的就是意志力。你应该好好学习，然后坚决果断地做出决定。这样，就会使你漂泊不定的生活安定下来，不再像秋风中的落叶，随风飘零，任意东西。”
柏克斯顿坚信年轻人做事喜欢意气用事，随兴趣之所致，除非他已经形成了坚强的决心并能持之以恒。柏克斯顿在给他的一个儿子的信中写道：“现在，你已到了该对人生方向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关键时期，你必须制订出抵御不良影响的保护性原则，必须果断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否则，你就会陷入无所事事的困惑之中，养成漫无计划和目标、做事效率极为低下的习惯和性格特征，成为一个懒散拖沓的年轻人。而一旦你堕落到这种地步，你就会发现找回失落的自我可绝非易事。我坚信年轻人喜欢随心所欲，凭一时兴趣行事，我曾经就是那样……我生活中的乐趣和全部的成功，都源于我在与你现在的年纪相仿时所做出的转变。如果你在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时候，下决心勤勉用功、做事严肃认真，那么，在你的整个人生中，你会感到欣慰和愉快，因为你的决定是明智的。”意志，如果不考虑人生方向问题，那它就只不过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和不屈不挠的同义语。但是，显而易见，任何事情都有赖于正确的方向和良好的动机。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方向是感官的快乐，那么，坚强的意志可能是可怕的恶魔，而聪明的才智只不过是它的下贱的奴仆。但是，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是真善美，那么，坚强的意志就是造福人类的君王，而聪明才智才是人类最高财富的侍臣。
“正常”和“反常”已几乎没有什么大用了，因为它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含义。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而又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十分一般的词。
关于正常，人们一般来说是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解释的。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传统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切。
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忧虑什么”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
我们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问题。在这一领域曾有许多专家付出努力，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却只有相当少的讨论。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如此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以至于心理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们对它重新产生了兴趣。E·弗洛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
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的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对于这些心理学中的许多人，所有这些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
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
虽然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关于“正常”的各种意义上解释的尝试。
人类行为的调查可被人为地缺乏完全评价，因为它只告诉了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是什么。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
例如，金西博士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
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对科学家很有用的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
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象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这个词通常被用来表示赞成习俗的依据，因为人们已无意中将其与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起来。与神学的标准一起来掩盖习俗，是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像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放在心上。
文化作为正常、健康、良好或适意的一种根源，可以相对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
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10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是适应人的概念。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被视为不正常。
一个人对自己文化及外部环境的适应往往是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的过程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味着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扭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完全能够改变现实。
使用“正常”一词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是把它用于形容没有疾病、伤痛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临床习惯。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会少得多，因为他们发现的东西会多得多，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确凿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关于一般化的，广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将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
德鲁克发表这样一种观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健康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竖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健康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然后是实用主义和英雄主义交替上场。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新概念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并很快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他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这个概念将对我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我们来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的实质，虽然这个新概念刚开始或许有些教条化。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
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观点：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
第三，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很明显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这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这一概念表面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各种流派的心理分析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发现了古代哲学家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他们的理论中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拥有非常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可以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的假设，但也必须看到，他还不了解真正的人性。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描绘出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做奴隶就是他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
如果我来总结、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哥尔德斯坦、E·弗洛姆、K·霍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概念，我们应该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实质。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
我们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处学得，单凭才智或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这也是我们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的另一优点。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与理性相对立的是人的情感和类本能的性质，它们一直在相互冲突、厮杀。
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
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立的而是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分裂的后果是，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误解和曲解了理性。
正如犈·弗洛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不得不赞成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
我们如果对于人称为好的某些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拥有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我们凭经验就可以回答那些技术哲学家的反论，如幸福未必比不幸福更好。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会主动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
这也解释了众所周知的关于手段与目的价值命题的一般哲学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依照惯例也能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而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
下面有一些完全符合事实的经验之谈：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鱼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
好多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他们对我们现实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但我要说，我们能够成为什么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前者这一用语比后者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这个词就根本不合适。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并存，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
如果这么考虑，大家也不妨认为，性格深处蕴藏着爱的人却可能有行为上的劣迹。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有着微弱的、含糊的残余，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扼杀在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之中，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如同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
我们的确有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和性质。但是却很难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
办事拖拉是人生的大忌，如果你是个办事拖拉的人，你大概在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这种人花许多时间思考要做的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找借口推迟行动，又为没有完成任务而悔恨。在这段时间里，其实他们本来能完成任务而且应转入下一个工作了。
有几个办法可以有效对付拖拉的作风：一是确定一项任务是否非做不可。有时，我们感觉到一项任务不重要，于是做起来就拖拖拉拉。如果这项任务真的不重要，就把它取消好了，而不是拖延然后又后悔。有效分配时间的重要一环，是把可有可无的任务取消掉，应该从你的日程表中消除乱糟糟的东西。
二是把任务委托给其他人。有时候，任务是能完成的，但是你不喜欢做。你不愿意或许与你的个性或专长有关。如果你把任务委托给一个更适合做、更乐意做的人，你和他就都成了赢家。
三是弄清楚有什么好处，然后行动起来。我们往往因为看不到完成一项不愉快任务有什么好处而拖拖拉拉。也就是说，我们做这项任务时付出的代价似乎高于做完之后得到的好处。应付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是从你的目标与理想的角度分析这个任务。如果你有个重大目标，那你就比较容易拿出干劲去完成有助于你达到目标的任务。
四是养成好习惯。许多人的拖拉已经成了习惯。对于这些人，要完成一项任务的一切理由都不足以使他们放弃这个消极的工作模式。如果你有这个毛病，你就要重新训练自己。用好习惯来取代拖沓的坏习惯。每当你发现自己又有拖沓的倾向时，静下心来想一想，确定你的行动方向，然后再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我最快能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个任务？”定出一个最后期限，然后努力遵守。渐渐地，你的工作模式就会发生变化。
“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这么说。他的意思是——习惯造就一个人，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习惯，在使用座右铭时，你可以养成自己希望的任何习惯。
在说过“现在就去做”以后，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身体力行。无论何时必须行动，“现在就去做”从你的潜意识问到意识里时，你就要立刻行动。
请你养成习惯，先从小事上练习“现在就去做”，这样你很快便会养成一种强而有力的习惯，在紧要关头或有机会时便会“立刻掌握”。
行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态度，使他由消极转为积极，使原先可能糟糕透顶的一天变成愉快的一天。
卓根·朱达是哥本哈根大学的学生，他就是这样做的。有一年暑假他去当导游。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做了许多额外的服务，因此几个芝加哥来的游客就邀请他去美国观光。旅行路线包括在前往芝加哥的途中，到华盛顿特区做一天的游览。
卓根抵达华盛顿以后就住进“威乐饭店”，他在那里的账单已经预付过了。他这时真是乐不可支，外套口袋里放着飞往芝加哥的机票，裤袋里则装着护照和钱。后来这个青年突然遇到晴天霹雳。
当他准备就寝时，才发现皮夹不翼而飞。他立刻跑到柜台那里。
“我们会尽量想办法。”经理说。
第二天早上仍然找不到，卓根的零用钱连两块钱都不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呆在异国他乡，应该怎么办呢？打电报给芝加哥的朋友向他们求援？还是到丹麦大使馆去报告遗失护照？还是坐在警察局里于等？
他突然对自己说：“不行，这些事我一件也不能做。”
我要好好看看华盛顿。说不定我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但是现在仍有宝贵的一天呆在这个国家里。好在今天晚上还有机票到芝加哥去，一定有时间解决护照和钱的问题。“我跟以前的我还是同一个人。那时我很快乐，现在也应该快乐呀。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现在正是享受的好时候。”
于是他立刻动身，徒步参观了白宫和国会山庄，并且参观了几座大博物馆，还爬到华盛顿纪念馆的顶端。他去不成原先想去的阿灵顿和许多别的地方，但他看过的，他都看得更仔细。他买了花生和糖果，一点一点地吃以免挨饿。
等他回到丹麦以后，这趟美国之旅最使他怀念的却是在华盛顿漫步的那一天——如果他没有运用做事的秘诀就会白白溜走的那一天。“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他知道在“现在”还没有变成“昨天我本来可以……”之前就把它抓住。
这里顺便把他的故事说完吧，就在多事的那一天过了五天之后，华盛顿警方找到他的皮夹和护照，并且送还给他。
总之，如果下定决心立刻去做，往往会激发潜能，往往会使你最热望的梦想也实现。孟列·史威济正是如此。
史威济非常喜欢打猎和钓鱼，他最喜欢的生活是带着钓鱼竿和猎枪步行50里到森林里，过几天以后再回来，筋疲力尽，满身污泥而快乐无比。
这类嗜好唯一不便的是，他是个保险推销员，打猎钓鱼太花时间。有一天，当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鲈鱼湖，准备打道回府时突发异想，在这荒山野地里会不会也有居民需要保险？那他不就可以同时工作又有户外逍遥了吗？结果他发现果真有这种人：他们是阿拉斯加铁路公司的员工。他们散居在沿线500里各段路轨的附近。他可不可以沿铁路向这些铁路工作人员、猎人和淘金者拉保呢？
史威济就在想到这个主意的当天开始积极计划。他向一个旅行社打听清楚以后，就开始整理行装。他没有停下来让恐惧乘虚而入，自己吓自己会使以后认为自己的主意变得很荒唐，以为它可能失败。他也不左思右想找借口，他只是搭上船直接前往阿拉斯加的“西湖”。
史威济沿着铁路走了好几趟，那里的人都叫他“步行的史威济”，他成为那些与世隔绝的家庭最欢迎的人。同时，他也代表了外面的世界。不但如此，他还学会理发，替当地人免费服务。他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烹饪。由于那些单身汉吃厌了罐头食品和腌肉之类，他的手艺当然使他变成最受欢迎的贵客啦。而在这同时，他也正在做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徜徉于山野之间、打猎、钓鱼，并且——像他所说的“过史威济的生活”。
在人寿保险事业里，对于一年卖出100万元以上的人设有光荣的特别头衔，叫作“百万圆桌”。在孟列·史威济的故事中，最不平常而使人惊讶的是，在他把突发的一念付诸实行以后，在动身前往阿拉斯加的荒原以后，在沿线走过没人愿意前来的铁路以后，他一年之内就做成了百万元的生意，因而赢得“圆桌”上的一席地位。假使他在突发奇想时，对于做事的秘诀有半点迟疑，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现在就去做”可以影响你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它可以帮助你去做该做而不喜欢做的事；在遭遇令人厌烦的职责时，它可以教你不推脱延宕。但是它也能像帮助孟列·史威济那样，这个刹那一旦错过，很可能永远不会再碰到。
请你记牢这句话：“现在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