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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最不讲礼，认权不认人，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在传统观念的压抑下，使人们恭敬的遵循“为臣之道，为人之道，为妇之道”这些沉重的教条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总该站出几个人来给这些教条点颜色，也好叫人喘喘气。
1.忠臣不事二主？
中国有一句古训，叫做“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很难辩驳的，然而，中国的古语实在太多，与上面那句话相对的名言就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二者针锋相对，给人以是非难辨之感。其中是非原委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其实，大千世界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应该是义的典型了。曹操许以高官厚禄，送去美女金钱，想笼络于他，可他不为所动，只想寻找结义兄弟刘备，最后千里送嫂，历尽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义兄刘备。关云长之所以被后人歌颂敬仰，主要是因为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位道德英雄，是“义”的化身。这“义”就是千金一诺，“言必信，行必果”。从人的品德修养上来说，讲究“义”或是“义气”，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惟利是图的小人要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胡说八道，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但最突出的，莫过于唐代的名臣魏征了。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文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38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拚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即兵败被杀。
而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薄，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是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政治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偏，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信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和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别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他们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由于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二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江河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竟借机表示后悔。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改变了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政策是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
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安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要。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你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避艰难，岂可招来域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只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官，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向太宗祝贺。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境，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当然不是“忠臣”和“好女”。然而，他却是名垂千古的良臣！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蒹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察魏征之忠，可谓圣人之健矣！
孟子曾说：“闻诛一夫纣奂，未闻弑君也。”意思是说忠国不忠君，忠民不忠人。实际这里也隐含了一个哲学观点，凡事因人、因时而定，不可按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律看待所有的事情。
2.应悔夫婿觅封侯
中国有一首古诗这样写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楼头。忽见陌边柳色动，悔叫夫婿觅封侯。”它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实际上，送首诗歌中的少妇就不愿意过那种所谓的富贵生活，而宁愿夫妻厮守，朝暮相伴；宁愿贫穷一些，也不愿浪费了生活中的大好时光。然而，这并不能成为被正统观念所大力提倡的东西。
东汉时，有一个叫乐羊子的人，为人没有什么大的志向。而他的妻子聪明勤劳，总想借机对丈夫进行劝勉，激励其立志，建立一番事业。
有一次，乐羊子外出，在路上捡到一个金饼，高兴地拿回来给妻子看。妻子说：“我听说有志之人见到名叫盗泉的水，便羞于饮用，廉洁之士见嗟来之食便拒绝接受，更何况这种拾来的东西呢？这不是玷污你名声的行径吗？”乐羊子听后，心中非常惭愧，他想：妻子是个女人，尚有如此见识，自己身为堂堂七尺须眉，怎么竟如此缺少志气？于是，他跑到野外，将金饼抛去，回家向妻子表示，要远寻宗师，外出求学。妻子听后非常高兴，便帮他整理行装，鼓励他早日学成归来。
然而，乐羊子外出学习，刚刚过了一年，就回来了。他的妻子以为他学成归来了，十分高兴，一问之下，才知并非如此。她问丈夫：“你为什么中途而返？”乐羊子说：“我只是离家久了，想回来看看你。”乐羊子妻害怕丈夫故态重萌，为了坚定他学习的信心，便持着刀子走到织机旁，一下将织物割断，然后对乐羊子说：“这个织物是从蚕茧抽丝开始，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成寸，然后又一寸一寸地积累成一匹。如今我把它给割断了，不但不能取得最后成功，而前功尽弃了。夫君求学也是如此，应当知道时间一去不返，应当利用宝贵时光完成学业，以成就自己美德，如果中途而废，与我割断织品有什么两样呢？”
乐羊子听了妻子的这一番话，深受震动，他立即返回求学之地，7年都没有回来。
史书的作者评论说，乐羊子妻可谓贤内助，她助丈夫立志，助丈夫完成学业，而且能用生动的比喻教育丈夫，真是治家有方。今天看来，乐羊子妻尽管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但她是不悔夫婿觅封侯的，她从中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成为后代效法的楷模。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她内心的酸楚呢？
乐半子妻的做法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她宁愿抛弃夫妻厮守、朝暮相伴，而劝勉丈夫建功立业，这固然为人所乐道提倡。但令天人们对这种做法又持什么观点呢？就像人人都面对贞市牌坊肃然起敬，但又会有哪个女子真正心甘情愿去效仿呢？
3.什么是妇道礼教？
古时封建礼教对女人的要求极为苛刻，“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稳”等一系列对女人的精神枷锁，使传统社会的女人枉为人生。但也有那么几个女人还真的敢打破这些条条框框，“潇洒”了一回。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千百年来，“文君私奔”的故事被人争相传颂，人们不仅不去责备他们不守礼教，反而把它当作一则佳话，甚至艳羡不已，可见，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是压抑不住的。
对于这种赞扬和羡慕之情，表达得最为充分的，莫过于唐代的词人韦庄了。他在《菩萨蛮》中写道：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
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其中的“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指的就是当垆卖酒的卓文君。韦庄在此竟把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当作了一道人文风景和江南的象征，实在对之推崇备至了。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好读书，爱好击剑。因慕战国赵相蔺相如的为人，遂更名为相如。
当时，蜀郡太守文翁大兴教化，选郡中士人送往长安就读，相如亦在其中。学成后回郡从教。文翁病故后，相如也离乡前往长安，不久，又往事梁王刘武。在梁地，司马相如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每日与他们琴书雅案，诗酒逍遥，撰成一篇《子虚赋》，为汉代赋体文的代表作，流传一时。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梁王刘武薨。司马相如只好又回到成都，因家贫无法生存，只得投靠好友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王吉。
王吉素慕相如的文采风流，见他来投奔，非常高兴，让他暂寓都亭，供给美食，每日来拜，待之甚恭。此事不久传遍全县，县人都知县令来了贵客。临邛地方富人很多，首家应数卓王孙，次为程郑，两家僮仆各不下数百人。卓氏先世居赵，以冶铁致富。秦灭赵后，卓氏夫妇被秦国迁来蜀地，流居临邛。临邛也有铁山，卓氏仍操旧业，遂致巨富，蓄养家僮八百人，良田美宅，不可胜计。程郑由山东迁至，与卓氏操业相同，又同是富户，素来友好。—日，卓王孙、程郑二人谈及亭中贵客，因为县令好友，按照风俗，应设宴相邀，以尽地主之谊。二人商量，决定宴请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此外再邀地方绅富百余人陪请。
王吉被请，来到卓家，见客已坐满，惟独不见司马相如。不久，卓家的人来报，说相如有病不能前来。卓王孙顿时慌张起来。王吉闻言，心知司马相如为显尊贵，故意托病推辞，遂亲往都亭相请。不长工夫，司马相如在王吉的陪同下，乘车来到卓家。卓王孙、程郑闻贵客驾临，忙迎出门外，一见相如，果然雍容大雅，文采风流。当即让进大厅，推为上坐。
不久，宴席摆好。卓王孙首先起身敬酒说：“大驾光临，陋室生辉，谨代表众位，先敬先生一杯！”相如说：“孱躯多病，不惯应酬，自到贵地以来，惟探望邑尊一次，此外未曾访友，还望诸君原谅！”说完，与卓王孙互敬同饮。尔后，杯来盏往，主客畅叙，气氛甚为欢快。
一个时辰后，宾主均有几分醉意，王吉道：“听说长卿善于弹琴，何不献曲一首，以助酒兴。”卓王孙、程郑闻言，拍手称善，立令侍仆快取琴来。王吉说：“不劳卓兄，长卿从来琴、剑不离身，我见他车上带有琴囊，派人取来就是。”顷刻，琴已取到，相如也不好推辞，遂抚琴调弦，按指出声，弹起了《长歌行》。声音清脆，由小渐大，快慢有节，抑扬有致，雅韵铿锵，非常美妙。没想到，这琴声引起了一位佳人的注意。
原来，卓王孙有一女，名文君，年方十七，生得聪明伶俐，貌美风流，琴棋书画，样样皆精，不幸嫁了一夫，新婚不久，便因病身亡。文君不甘寂寞，便搬回娘家居住。
这日，文君得知父亲所请贵客，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少年，不禁暗自思量。不久又听到了悦耳琴声，便不由自主地躲到屏后探头外望，见相如衣冠齐整，容雅风流，顿生爱慕之心。相如正沉醉琴中，忽听屏后传来一阵环佩叮咚之音，抬头一看，正与文君打了一个照面。文君的美貌立刻使得他心醉神迷，意荡神驰。于是心机一动，指法立变，弹唱出了一首“凤求凰曲”。歌曰：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
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
凰兮凰兮从凤栖，得托子屋永为妃。
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文君本是精通音律之人，怎能不解曲中的情意！正听得如醉如痴，已至曲终，琴声戛然而止。宴席散后，司马相如忙唤过从人，让他找到文君侍女，重金托她代传爱慕之心。
对于司马相如，文君小姐早已慕名，当相如的那篇《子虚赋》传抄到临邛时，欲观者索价500金，她非要父亲买来一阅。读过之后觉得此人文采斐然，名不虚传。但不知他是何等样人？至相如客居临邛，闻说他风度雍容闲雅，文君就更想亲眼一睹，而此际虽有珠帘相隔，犹可见相如风度神采，果然是一表人才！卓文君早就对司马相如倾慕已久，焉能错过这次机会。她要打破这种封建的婚姻制度，自己择夫。
以文君小姐之才早已揣测出司马相如的弦外之音了：
“凤兮凤兮归故乡”——这个“凤”不就是指相如自己么？
“游遨四海求其凰”——“凰”是雌鸟，一定是指配得上他的佳人。文君小姐想到这里，确信自己能“闻弦歌而知雅意”，不由得会心地笑了。
“有一艳女在此堂”——艳女？在此堂？莫非，莫非是指我？想到这里，文君小姐不由得脸红耳热，一颗芳心跳动不已，并不是她对自己的容貌没有自信，而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褒扬所感动；同时，被一个陌生的男子如此当众称赞，她又不免有女儿家的羞涩。
“室迩人遐毒我肠”——啊！与他只有一墙之隔，虽近有咫尺，却如远隔天涯。难道他已觉察我在帘内听他弹琴唱歌吗？
“何由交接为鸳鸯”——这不明明白白地说要同我结为夫妻吗？
文君听到这里，想到这里，不由得甜蜜地笑了。下半阕歌完全是相如在以“凰”的口气作答了：“得托子屋永为妃。”文君知晓《春秋左氏传》说：佳偶曰妃，怨偶曰仇——他不但要与我结为夫妻，还要成为恩爱白头的“佳偶”。只是，最后这一句：“中夜相从知者谁？”“中夜”，不就是半夜吗？“相从”，是让我到他那儿去，“知者谁”，就是这件事不能让旁人知晓。
文君确信自己对曲子的理解准确无误，她感到既兴奋，又紧张。知音，这不就是千载难逢的知音吗？今日，我理解他琴弦外音；异日，我之心他又何尝不知？
对文君小姐来说，能得到这位海内知名才子之爱正是她所渴望的“幸福”。但是，司马相如这一仓促突然的大胆要求，又使她倍感为难。
这也不足为怪，虽然文君思想开阔，但在那个时代弄不好是要给人戳穿脊梁的，况且这种婚配方式，在此之前亘古未有。
文君小姐的内心在激烈的斗争着，她知道，司马相如正在等着自己，——是等父亲将自己许配给程郑家的花花公子呢？还是今夜就到相如那里去呢？她反复地自问，一时间，她又反复地吟咏起那曲《凤求凰》来。
鸡快要叫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文君毅然站立起身来，收捡行装，直奔都亭与司马相如相见。司马相如尚未安寝，已在思念文君，忽闻敲门声，连忙起身开门，忽见文君从天而降，真是喜出望外，忙将二人让人室内，走到文君面前，鞠躬行礼。文君也含羞答礼。侍儿见好事促成，便告辞返回。相如、文君在亭中缠绵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因怕卓家闻知，前来问罪，遂打点行装，离开临邛，返回成都。
卓王孙一夜间丢失了女儿，派人四处寻找，后来得知，女儿已随司马相如私奔外逃，当时气得暴跳如雷，但家丑不可外扬，只得忍耐。
卓文君随着相如来到成都，总以为他曾在长安作过显官，家中定有些财产。岂知到家一看，除了几间破屋尚可容身外，别无长物。自己也因仓猝外逃，没能多带金帛。但事以至此，只得拔钩沽酒，脱钏易粮，与相如勉强度日。不久，文君随身所戴饰物快卖完了，生活日趋贫苦。文君见此，颇感凄凉，于是对相如说：“君贫寒至此，终非长策，不如再回临邛，向我兄弟们借此钱财，也好设法谋生。”相如心知文君自幼生长富家，能随自己过如此清贫生活，已经不易。听文君如此说，也只好同意。到了次日，二人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此时，相如身边，除了一琴一剑、一车一马外，已无别物，于是与文君登车驱马，往临邛驰去。到了临邛，二人暂住旅店，遂向店主打听卓家消息。店家与相如、文君素不相识，便直言相告道：“卓女私奔，卓王孙几乎气死，发誓说：‘女儿不孝，我不忍杀死，但却一文钱也不给。’”相如听后，心想，卓王孙如此无情，文君也不便再往兄弟处借钱。我不如与他女儿抛头露面，就地开一家酒肆，损他尊严，丢他脸面，直到他情愿拿出钱财来！主意拿定，遂找文君商量。至此，文君也没更好办法，只得依了相如。相如当即将马车卖了，当作资本，租借了房屋，治办了器具，悬挂了酒旗，选了一个吉日，酒店便开张了。
酒店开张后，文君淡妆浅抹，当垆卖酒。相如也脱去长衫，换上短衣，与所雇的3个酒保忙里忙外，招待客人，生意做得还颇为红火。
酒店开张不久，有些客人便认出了卓文君。于是卓家小姐卖酒的消息便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了卓王孙耳中。卓王孙听后大惊，忙令家人前往察看。家人回报，果是文君。卓王孙顿时感到面上无光，十分难堪，自此闭门不出，常在家中唉声叹气！有些亲友劝卓王孙说：“足下只有一男二女，何苦令文君出丑？况文君已失身长卿，往事何必再究？长卿曾作过显官，近因倦仕归家，暂时落魄，但人才却是难得，且又为县令好友，怎见得会埋没文君终身？足下不愁钱财，如给予周济，不是便可变辱为荣了吗？”卓王孙听后，无奈相从，于是立拨僮仆百人，钱百万缗，及文君嫁时的衣被财物，一齐派人送往酒肆之中。
相如、文君得了许多财物，立即关闭了酒肆，购置了车马，又返回了成都。
二人一到成都，立即购田产、盖房舍、辟园囿，成了当地一富翁。
后来，司马相如应征人朝，做了词臣，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不守妇道，不合礼教；司马相如以琴挑逗良家妇女，应该说也不是什么道德君子。然而，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倒是他们追求真挚爱情的勇敢行为打动了无数男男女女的心，在人们的心目中树起的是美丽动人的形象。看来，人性之美，并不是一两句空洞的道德教条所能压抑的。
“宝黛遗恨，陆游与唐婉的悲歌绝唱”徒然让人惋惜，惋惜终归是惋惜，并不为人所提倡。而“文君私奔”在当时固然为人所不齿，今天看来仍具有积极进步意义，是一种对爰情、对生活的追求，把黑沉沉的封建礼教撕了一个缺。诚然，我们所提倡的是真爱，是一种人生最美好的结合。
4.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不知起自何时，真的是识时务者就是俊杰吗？这恐怕还有待于商榷。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纵横家莫过于苏秦。然而，苏秦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苏秦是否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呢？如果拿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苏秦实在是一个无耻之徒。然而，在复杂的传统观念面前，苏秦似乎又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苏秦起初用“连横”的策略去游说秦惠王，说：“大王的秦国，西有巴、蜀、汉中可以取得农业供应之利，北方有胡地的裘皮、代地的战马可供战备之用，南有巫山、黔中的险要屏障，东有崤山、函谷等要塞。可谓土地肥美，百姓富足，战车万辆，勇士百万，沃野千里，物产积蓄丰厚，地势十分有利，易守难攻，这真是所谓天然的库府，天下的强国呵！况且以大王的贤明、士民的众多、车骑的精良、将士的骁勇善战，完全可以以此来兼并诸侯，一统天下，登上帝位。希望大王稍稍留意，请允许我把有关情况分析一下。”
秦惠王说：“我听说过，羽毛未丰的鸟，是不可以高飞的；法令不完备的国家，是不可以动用刑罚的；道德不高尚的人，是不可以役使天下百姓的；教化不顺的君王，是不可以烦劳大臣的。今天先生不远千里来指教，我愿日后再行领教。”
苏秦说：“我本来就觉得大王不会听从我的主张。从前，虞舜讨伐三苗，夏禹攻打共工，商汤灭夏桀，周文王灭崇侯虎，周武王灭商纣王，齐桓王以武力称霸天下。由此观之，哪有不用武力而能成功的呢？古时候，各国出使别国的使者所乘车辆络绎不绝，各自以言语相约，互守信誉，这是天下所共同的。后来，合纵连横之说兴起，弄得战事蜂起，策士们竞相以巧饰的辞令游说诸侯，结果弄得诸侯之间疑虑丛生，简直不胜治理；法令条款齐备，但人民尔虞我诈；政令条文纷繁日多，百姓反而日趋贫困；君臣忧虑重重，人民无所依赖；当面说得动听，道理讲得冠冕堂皇，战事反而越来越多。策士们身着盛装，到处雄辩滔滔，战祸却难以止息；文书繁乱，文辞驳杂，天下却越来越难以治理；舌头磨破，耳朵听聋，却不见丝毫效果。诸侯虽也曾以仁义以诚实相约，但天下总是不能和睦亲善。于是，大家就弃文用武，重金招致勇士，冶制盔甲，铸造兵器，在战场较量胜负。想无所事事就能得利，安坐在朝堂就可以扩充疆土，从前的五帝、三王、五霸等明主贤君，也都有这种坐待成功之想，但在那种情势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不得不诉诸武力。两军相距，则互相攻打；两军相近，就持戟相击，这样才能建立功业。所以说，军队战胜于外，道义就会在国内自然而然滋长，君主的威望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了，下面的人民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命令。如今，大王要想吞并天下，凌驾于万乘大国之上，使敌国臣服，海内一统，治理天下百姓，使诸侯称臣，除了战争之外别无它法。现在的君王却忽略了这个最为基本的道理，不明教化，不懂治理，迷惑于花言巧语、沉溺于诡辩之辞，以此而论，大王是一定不会采纳我的主张的。”秦惠王没有听取苏秦的意见，苏秦为了说服秦惠王，连续上了十多次奏章，耽搁了很长时间，一直不见结果。最后，苏奏的黑貂皮裘衣也穿破了，带去的百斤黄金也用完了，资金缺乏，只得离秦回家。他缠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书籍，挑着行囊，形容憔悴，面目黎黑，一副狼狈惭愧的样子。回到家里，妻子正在织布，知道苏秦没有取得成功，也不下织机来迎接；嫂子不给他做饭，父亲也不理他。苏秦叹息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叔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苏秦的罪过啊！”于是，苏秦连夜拿出藏书，打开了几十只书箱，找到了《太公阴符》，反复研读，选择重要的地方反复琢磨。读得困乏欲睡的时候，就拿锥子来刺自己的大腿，血流至足，自己说道：“哪里会说服不了列国君主，使他们拿出金玉锦绣，让我取得卿相的高位的呢？”1年之后，苏秦觉得时机成熟了，说道：“这次我一定可以说服列国的君王了。”
于是，苏秦来到燕乌集阕，在华丽的宫殿上劝说赵王，谈得十分兴奋。赵王听了非常高兴，就封他为武安君，授给相印。还给他兵车百乘、锦绣千匹、白壁百双、黄金万镒，让苏秦带着去游说各诸侯国，拆散连横契约，缔结合纵契约，共同抵抗强大的秦国。因此，苏秦在赵国为相，六国都和秦国断绝了往来。当此之时，天下之人的命运、诸侯国君的威严、策士谋臣的权势，都要取决于苏秦的决策。这一时期，没有耗费一斗粮食，没有损伤一个兵卒，没有断过一根弓弦，没有费掉一支箭，就使诸侯之间相互亲爱，胜过兄弟。这真是贤人在位，天下信服；一贤得用，天下顺从。所以说，在政治上用足了功夫，就不必动用武力；在朝廷上运用谋略，就不必用兵于国境之夕卜。当苏秦挂职之时，万镒黄金随他花费，车马结队相随，沿途炫耀，山东诸国，望风而服。赵国的地位也因之大为提高。其实，苏秦只不过是穷书生罢了。可是他却能勒马横行天下，登延游说各国的君主，使列国君臣不敢有异议，天下无人能与他相匹敌。
有一次，苏秦要去游说楚王，路过洛阳。他的父亲听说以后，就连忙收拾房屋，清扫道路，准备了乐队酒席，出城30里地前去迎接。苏奏的妻子不敢正眼瞧他，只能远远地侧着耳朵恭恭敬敬地听他说话；嫂子五体投地，像蛇一样地在地上爬行迎接，拜了4拜，跪着谢罪。苏秦问：“嫂子，你为什么以前那样居傲无礼而现在又这样低声下气呢？”他的嫂子说：“因为叔叔现在地位尊贵，钱又多啊！”苏秦十分感叹地说：“唉！贫困不得志，连父母都不认，一旦富贵了，亲属都害怕。人生在世，权势和富贵，怎么是能够忽视的呢？”
纵观以前历史时期的形势，真可以称得上是“风云变幻”。一会南北联合，一会儿东西联合，各个国家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就是在当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也很难看到如此变换无方的国际关系。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舌辩之士左右的。先是苏奏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作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子，随心所欲地玩弄于股掌之上。这真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外交家”，恐怕非苏秦、张仪莫属。
然而，最有意味的是，不仅“连横”、“合纵”本身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就是拨弄“连横”、“合纵”的人也无所谓正义感。他们既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清高，也不像要教魏王、齐王实行“仁政”的孟子那样为理想奋斗不已，他们所有的信念就是为了权和钱，除此之外，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高贵的品德。相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欺骗、狡诈、残忍、无耻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以权势为标准的价值观念。如果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总结品德和为人的话，那就是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如果去掉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国人的观念中就只崇拜两样东西，一是权，一是钱。只要能当上宫，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不论你是为了什么目的，舆论实际上都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成者王侯败者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虽然经常高唱“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在现实当中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中国有些人往往并不是为了某一原则、某一理想而去做官，而是把做官当做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