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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三家夺荆州
“大意失荆州”与“败走麦城”都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口头俗语，不但是历史人物关公“大义归天”之由，也是后世信仰关公者永生之痛。“大意”二字既有惋惜之情，又兼批评之意，可谓得《春秋》“婉而讽”之旨矣。其实此种说法值得辨析。究其原因，后之论说者恒以《三国志·关羽传》中记载，如陈寿列举关羽败死之由时，曾说他“骂使拒婚”：
“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裴松之注语亦引《典略》谓：
“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凡此种种，都指责他严重伤害了孙权自尊和孙刘战略同盟关系。
故陈寿评赞中曾批评关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但是，历史真相果然如此吗？
料。而就笔者目力所及，似乎从来未曾纳入研究关羽甚至三国文史学者的视线，治南北朝文学史的专家也未绍介，甚至历代小说话本敷衍三国志者，亦未见利用，成为沧海之遗珠。甚为骇怪。所以不避固陋，草成一文《吴鼓吹曲〈关背德〉、〈通荆州〉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辨析于此。
《关背德》辞全文是：《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而浮江禽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而浮江禽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吴圣主，叡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泛池，泝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校点注：当作‘公安’）城，大据郢都。虏羽授首，白蛮来同，盛哉无比隆。
“右《关背德》曲，凡二十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首先令人奇怪的是，吴人何能谓”关背德，作鸱张，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呢？难道关羽对孙吴负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吗？
试思吴人所谓“德”一，或指“骂使拒婚”一事。盖“和亲”之举本师两汉之故伎，孙权亦素擅结婚姻以自固，最有名的是以幼妹配婚刘备，“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至今梨园犹在搬演《回荆州》单折或《龙凤呈祥》全本之剧目，正是说此。不大为人所知的，则是早在孙策时代已与曹操结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日后在赤壁和濡须打得死去活来。这时又曾出于得失利害的考虑，重新拾起这个话题：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
《顾雍传》注引吴人载记之《吴书》，亦言孙权闻曹操有东向之意，遂遣顾雍之弟顾徽使北，夸耀江东国富兵强，曹操还曾重拾这个话题：
“操曰：‘孤与孙将军一结婚姻，共辅汉室，义如一家，君何为道此？’徽云：‘正以明公与主将义固盘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
据《吕蒙传》，此时方当建安二十二年鲁肃新卒，孙吕密议即以“夺荆州，图关羽”为吴之国策。可见孙氏“许婚”魏蜀，并非和亲以结永好，不过是试探，以安曹操、关羽之心而已。
吴人所谓“德”二，或指荆州是否属“借”。此事之是非曲直，自裴松之注《三国志》前后已议论不止，尤以宋明理学诸儒连篇累牍，哓哓不休。时过境迁，亦不必深论。但曲中分明表现出对关羽“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焦虑担忧，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孙权、吕蒙等人的心境。其实正当关羽“威震华夏”，曹操集团商议，欲迁都以避其锐时，蒋济就曾提出了反对意见：
“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刚樊围自解。”
可知战略中最难防范的，就是盟友之中的蓄意背叛。关羽北伐强敌得手，却令东邻之“盟友”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已是“同盟”者之间的咄咄怪事。而该曲强拽此事，与“背德”与否，前后踵继，却毫无逻辑联系，就更显得牵强了。
倒是“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比喻，反映出吴人视荆襄为立国基础（“股”），视西蜀为屏藩奥援（“臂”）的固有心态，以及对关羽北伐胜利会打破暂时均势的深刻忧虑。在《吴书·诸葛瑾传》叙失荆州后刘备举兵伐吴，瑾致书孙权责备刘备云云时，裴氏曾按捺不住，引人注目地加了一个注：
“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纾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诸葛）瑾以大义责（刘）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刘）备（关）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甚，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
直接出面指责孙权，开启了朱熹以孙权为“汉贼”的先河，索性连陈寿都骂进去了。裴氏对荆州归属及孙权夺荆州、杀关羽的看法，也于此暴露无遗。裴松之（372~451年）为刘宋时人，实较最初《宋书·乐志》著录二曲，并加案语之萧梁时人沈约（441~513）稍早，故录以备考。
按孙权耿耿于荆州之未据，盖已有年。今观《三国志·吴书》诸传，周瑜临终前与孙权书信中已点透了此题：
“刘备寄寓（荆州），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
吴之文武要员图谋关羽而见之于史载的人，除吕蒙之外尚有陆逊、全琮、是仪等人。可知当时吴之君臣心腹大患不在洛阳曹操，而在荆州关羽。
第二节 “大意失荆州”？
至于关公据守荆州是否“大意”，也有很多质疑。首先关羽在出师北伐之时，并没有忘记防范东吴。《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言：
“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
又《吕蒙传》注引韦昭《吴书》：
“将军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说之。翻至城门，谓守者曰：‘吾欲与汝将军语。’仁不肯相见。乃为书曰：‘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将军不先见时，时至又不应之，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祀，为天下讥笑。吕虎威欲径到南郡，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将军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仁得书，流涕而降。翻谓蒙曰：‘此谲兵也，当将仁行，留兵备城。’遂将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荆州古城。据近年考古发掘证实，现存砖砌明清古城墙的城基夯土细致密实，犹为汉魏故迹。而据文献记载，当时重筑荆州城垣者惟有关羽。
可见吴军本来是借两军同盟，不禁物资交流之便，故假扮商贾，骗过斥候，“白衣渡江”，虞翻再以失职之罪，生死之抉，要挟公安守将傅士仁，然后再下江陵城的。又《虞翻传》复言：
“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糜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糜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
如果此言可信，则荆州守军也曾试图反抗过。虞翻两度立功，也是他进入荆州城后，所以恣意嘲弄于禁，忘形得意的资本。
其实关羽是否“大意失荆州”，宋人认识就不一致，如北宋曾公亮主编的实战兵书《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就以为：
“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
认为关羽在防范孙权方面并无疏忽。“大意失荆州”其实源于朱熹的一个说法。由于南宋理学正统观急于帝蜀，同时推崇诸葛亮辅佐刘蜀锐意北伐，“兴复汉室”的不世殊勋，称得上“古今完人”。既如此，则于导致蜀汉未克全功的“荆州之失”，总得在孔明、关羽之间找出一个“责任人”来，就面临两难选择。恰好陈寿批评过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颇类南渡以后的骄镇悍将；而诸葛亮与刘备“鱼水之欢”，唐朝以来就是儒士艳羡的“君明臣贤”典型。故南宋儒士利用“话语霸权”，以“恃才疏卤”之名，将“失荆州”的责任尽归关羽。朱熹认为：
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为刘璋之图。若取荆州，虽不为当，然刘表之后，君弱势孤，必为他人所取；较之取刘璋，不若得荆州之为愈也。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
或曰：“孔明与先主俱留益州，独令关羽在外，遂为陆逊所袭。当时只先主在内，孔明在外如何？”
“曰：‘正当经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关羽恃才疏卤，自取其败。据当时处置如此，若无意外龃龉，曹氏不足平。两路进兵，何可当也！此亦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再续而已，深可惜哉！’”
从疑者提问的角度看来，诸葛何以没有亲镇荆州，也是当时检讨“荆州之失”责任的普遍疑问之一。
苏轼早年论及孔融，尝有“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卑，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在英雄之列”之说，元儒承接此说论及孔明，也有“（曹）操之临死，何为而伊嘤涕泣？畏诸葛也。分香卖履，有求为黔首不得之念……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之论，信矣！虽然，亦不都荆州之失也”的说法，认为《隆中对》没有把荆州作为北伐根据地，是一个疏失，而非关羽之过。故元至治《三国志平话》叙及“失荆州”事，尚无关羽“大意”的说法。后来理学正统观念经由元、明成为儒学共识之后，此说开始占据上风。复缘明代《三国志演义》整理诸儒以宋明理学史观匡正前说，遂使关羽长期背负“大意失荆州”之名。即使关公达到全民崇拜，封王封帝，儒生仍不改其谳，以至发为“演义”，凝为成语，家传户诵，至今未已。
清代对于关羽尊崇已达于斯极，“乃文乃武，乃圣乃神”。乾嘉学派著名考论史家，常熟人赵翼曾条分缕析，总结诸说，以《三国志》记述为据，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借荆州”说法的谬误。认为第一是此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
《东坡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赞》。
“皆出吴人事后之论”：
“‘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江表传》谓：破曹操后，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而刘表旧吏士自北军脱归者，皆投备，备以所给地不足供，从孙权借荆州数郡焉。《鲁肃传》亦谓：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肃劝权借之共拒操。操闻权以地资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后肃邀关羽索荆州，谓羽曰：‘我国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权亦论肃有二长，惟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吴人语也。”
第二是荆州主权原为刘氏父子所有，而不在孙氏。孙氏所以参加赤壁之战，目的只是为了借盟自保：
“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敌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亮传》）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操。（《吴志》）华容之役，备独追操。（《山阳公载记》）其后围曹仁于南郡，备亦身在行间。（《蜀志》）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
第三是刘备才被曹操视为敌手，故赤壁战后，孙权仍然竭力拉拢刘备以自固：
“破曹后，备诣京见权，权以妹妻之。瑜密疏请留备于京，权不纳，以为正当延挈英雄，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耳。’（《山阳公载记》）是操所指数者惟备，未尝及权也。程昱在魏，闻备入吴，论者多以为权必杀备，昱曰：‘曹公无敌于天下，权不能当也。备有英名，权必资之以御我。’（《昱传》）是魏之人亦只指数备，而未尝及权也。即以兵力而论，亮初见权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而权所遣周瑜等水军，亦不过三万人，则亦非十倍于备也。”
第四是刘备承袭荆州牧后南征四郡，孙氏亦未有异议：
“且是时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时又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蜀先主传》）即遣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其租赋，以供军实。（《亮传》）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赵云为偏将罩，领桂阳太守。（《云传》）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
第五是“三分鼎立”大势已定，刘备集团不仅立足有据，而且扩张迅捷，吴人始有“吃亏”感觉：
“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罩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肃传》）此不易之论也。”
最后结论是“借荆州”之说为吴人事后的“狡词诡说”，流为历史“耳食之论”的：
“其后吴、蜀争三郡，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而鼓吹曲《关背德》中，分明表现了对关羽“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焦虑担忧，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孙权、吕蒙等人的心境。可为赵翼辨析增添有力证据。还有人重新追咎当年“荆州之失”，清人矛头开始对准诸葛亮。如乾隆时姚范就说吕蒙“袭江陵”，陆逊“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当时之疏忽如此。吴人之耽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谋士，当不若如是之疏，陈氏（寿）或不能详耳”。道咸时黄恩彤也言“蜀之君臣，但喜其（羽）胜，不虞其败”。吕蒙、陆逊“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后共遣徐晃等十二余军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将，增一旅以援羽……岂非失事机也哉！”但是文人私语毕竟抵不过《三国志演义》的公开流行，所以“大意失荆州”之说仍然占据上风。
近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会会长朱大渭撰文认为：关羽不仅派糜芳、傅士仁驻守江陵、公安（其中公安城就是刘备修筑，专门用来防备孙权集团的），又在附近沿江设置了“屯候”（仿佛长城防卫的烟墩），以便随时侦察功向，及时报告信息，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防备孙权的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一百八十公里，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因此在关羽看来，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万无一失。他还进一步认为，“失荆州”的真正原因在于诸葛亮《隆中对》的判断有误：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十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划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只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代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持。所有这一切，皆源于《隆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关羽败亡的五条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另外，第一、二、四、五条，皆属客观因素，而非关羽的主观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认为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于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
其次，陈寿曾言关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但在镇守荆州时他是否“骄傲自满”，其实也有异说，不特“拒婚孙吴”一事。如马超归蜀，被待为上宾，关羽致书责问，诸葛答书一事，李贽就认为这是一出“双簧”：
“孟起来降，其心未测，不先有以弹压之，反复未可知也。惟孔明深谅先主之心……得此则孟起野心自化，毋复他虑。”
而顾炎武在议论韩愈当年因不拘礼法，被劾罢职之事时，则以为关羽此举是维护刘备人主之尊：
“至于山阳公《载记》言：‘马超降蜀，尝呼先主字，关羽怒，请杀之。’此则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侪论矣。”
至于关羽防守虽然严密，但最终仍未能阻止吴人得手的原因，还有一重解释。
《三国志》尝言关羽与吕蒙都喜读《左氏传》，是因为《左传》集中汇集了春秋时代的各种战例，与《孙子兵法》这类战争哲学的论著相比，更适合行伍出身的将帅理解。钱锺书说：
“《宋史·岳飞传》：飞‘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喜‘野战’，宗泽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家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赵括学古法而墨守前规，霍去病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来护儿我用我法而后征验于古法，岳飞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不为所囿；造艺、治学皆有此四种性行，不特兵家者流为然也。岳飞好《左传》，当亦是为学兵法。《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记孙权自言：‘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因劝蒙：‘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早以《左传》及《左氏外传》属‘兵书’。”
钱氏且谓《春秋》所言兵事甚多，涉及许多组合谋略，结盟、毁盟，也是外交、军事组合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春秋无义战”，但盟友间“不宣而战”，“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的战例，自孙吴“偷袭荆州”之前，尚且未有。
“兵法”或者今言“军事学”向来都是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领域，二战时日军偷袭珍珠港，也是西方战争史未曾遭遇到的战例，以致罗斯福总统是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卑劣、无耻的民族”这样的词语作为开头，向日本宣战的。战后东京法庭审判东条英机辩护律师布列尼克辩称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意图利用东西半球时间差进行诡辩。检察官反驳时特别指出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以后才送达，而且偷袭得手后日本才播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对比之下，关羽是在吕蒙托病、陆逊继帅后才开始襄樊北伐，《吴书·陆逊传》载有襄樊大捷时《与关羽书》一通，犹言“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云云，卑词甘言，誓重同盟。背后乃收买叛将，不宣而战，令人猝不及防，无疑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创新”战例，亦以此载明典籍，给后世“军事/外交”的组合谋略平添了许多变量。这在辽、宋、西夏、金、元之际又开始表现出来。
战争行为从来就不属于单纯“道德评价”范畴，故以今人视野观之，面对如此心思细密，富于算计而又没有任何道德顾忌的亲密“盟友”，关羽当初即欲不“大意”，亦未必能够也。
俗谚向有“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说法，本文亦无意于此做什么“翻案”文章，况且“骄兵必败”作为对于后世将帅，乃至其他各种事业决策人的警示，当然是一个普适真理。随着谋略学的泛化，结盟、背盟、叛盟偷袭之类情事，在后世“党争”、“商战”的博奕中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意失荆州”无论归责于谁，倒不重要了。况且连诸葛亮、关羽这样的“文化英雄”都避免不了这个规律，更具有惕励后人的意义。但如以“大意失荆州”作为品评历史人物的千古定谳，不刊之论，则恐未必。
第三节 “蜀疑其眩”
沈约编修《宋书·乐志》的“吴鼓吹曲”中，还有一首为“彝陵之战”，刘备集团全军覆没以后，两国重新通好所作之曲《通荆门》，全文是：
《通荆门》者，言大皇帝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自失之衍，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汉曲》有《上陵》，此篇当之。第八。
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都，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薮，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功赫戏，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圣吴同厥风。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
“右《通荆门》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其中谈到了“中有关羽自失之衍，戎蛮乐乱，生变作患”。何出此语？这也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吴蜀同盟之间的互不信任；另一个则是荆州民心归向。不妨拈来续论。
应该说孙、刘两家“盟友”彼此猜忌已非一日，而曲注所谓“蜀疑其眩，吴恶其诈”正是两大猜忌点。《吕蒙传》叙蒙分析荆州大势说：“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就是吴人看法的典型代表，还成为后世“帝魏”派的论据。如青年苏轼《诸葛亮论》就批评“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再后来“帝蜀”派占据上风，“蜀人之诈”又成为“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源头。枝蔓不提。
自从《三国志演义》绘色绘声地描写了诸葛亮江东“舌战群儒”之后，一般读者心目中，吴人之“眩”似乎已缺失依据。其实此处所谓“眩”者，“迷惑”也。即《荀子·正名》：“彼诱其名，眩其词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之意。《吴书·陆凯传》言凯上谏孙皓疏，亦有“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之语，二字属连，亦此之谓。也可引申为“诳言虚语”，“大言假话”。如述袁曹交兵时，顾徽向曹操夸耀江东“山薮宿恶，皆目化为善，义出作兵”以制止曹氏觊觎之心，而实际上却一直怨恨蛮夷不宾，外言炎炎，而其实不逮然（参下文）。裴注转引之吴人《吴书》，先后叙述冯熙，赵咨，沈珩在吴危难之际使魏，每以“带甲百万”等语夸大吴之实力及备战状态，除冯死于魏外，其他使者或令曹丕“善之”而“魏人敬异”，或“引珩自近，谈语终日”，因而“频载使北”云云。可知吴人载记中的“眩”言炫事，几乎成为东吴外交使节的义务职责。而西盟蜀而偷袭蜀，北臣魏又背叛魏的事实反差，不能不令东吴的外交信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更惊人的是，吴人还曾利用随于禁遣返的魏臣浩周，为其大胆“眩”言，在曹丕面前“口陈指麾”，甚至“以阖门百口”来担保孙权的一片忠诚，以致曹丕“既信（孙）权甘言，且谓（浩）周为得其真”，为吴立国争取了战略时间。只是这段记载不出于吴人之手，结局当然也不圆满。
《吴书》描绘设计擒拿关羽事，多有踵事增华之言，尤以吴范之事叙得神乎其伎：
“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权以问范，范曰：‘得之。’后羽在麦城，使使请降，权问范曰：‘竟当降否？’范曰：‘彼有走气，言诈降耳。’权使潘璋邀其径路，觇候者还，白：‘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
叙来一波三折，尽得跌宕之妙。但故事的空间距离颇有问题。按吴范位置应在公安城孙权的总指挥部，而潘璋则在当阳漳乡的前沿指挥所，两地直线距离至少也有数百里。不意千里动静，几经变化，仍不出其掌心。而风帷初动，须臾即报。信息交流竟然如此迅捷，无疑于今日之电话手机伊妹儿矣。裴松之于此引《蜀记》云：
“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且为此疏云：
“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遗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絶智者之口。”
也是由此处质疑。显为后人踵事增华，敷演成为当时正在流行的“志异小说”，而于史家体例殊不相合。这在《周瑜传》叙“赤壁火攻”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事实上《吴书·周瑜传》关于“赤壁之战”经过的描述，显于《魏》、《蜀》两书相关描写均有歧异，且与《吴鼓吹曲》及王粲《英雄记》的相关资料亦有很大差别，或者就是三国故事虚构化的开始，以此证明吴人“赤壁争功”的合法性，从而为背叛盟约，偷袭关羽制造根据。以其枝蔓，另文再议。
吴，蜀两地后皆以才辩之士辈出而称道于世。然当三国同为弱势之际，彼此不相佩服，一度兵戈相见之外，亦不断有口角纷争穿插其间。此为“大背景”中之“小过节”，但亦对两地后世之文化走向不无影响，“蜀疑其眩”即其一也，值得拈出，略申数言。
《吴主传》曾云，有“蜀使来，称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权叹曰：‘使张公（昭）在坐，彼不折而废，安复自夸乎？’”此或为敷衍“舌战群儒”故事之张本。俗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大概受此刺激，此后无论在蜀在吴，每当与蜀人论辩，吴士每奋勇争先，必撄其锋，而屡载之于吴史，津津乐道，风气亦为之转移。如记叙彝陵战后吴使郑泉奉命通好，谈及蜀已称汉帝号事，“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凌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意，是以寡君未复书耳。’备甚惭恧。”直接羞辱到刘备头上，显有报复之意。其实此前关羽不就正是在荆襄“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之际，被孙权背后捅一刀的吗？吴人之《吴书》竟将郑泉之言书之于史，可谓善于强词夺理。亦可参观诸葛恪（或谓薛综）与蜀使费祎应对嘲难，吴人“咸称善焉。”蜀使张奉以姓名嘲吴臣阚泽，泽不能答，薛综即以地名嘲骂“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复自伐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为答。”请注意这两次嘲难，都有吴士旁观应和，不谓无因，可供治三国外交史者补注一笔。
其于后世影响甚大之两事，亦容略为申言。吴人君臣之间雅好争嘴斗捷，每逞口角之胜，后亦备载于《三国志·吴书》中。如《张纮传》引环氏《吴纪》叙纮孙张尚与孙皓谈论“柏中舟”与“松中舟”等事，孙皓反目，发怒收尚，百官公卿“诣宫叩头请，尚罪得减死”事。又如《王蕃传》注引《吴录》：“（孙）皓每会，因酒酣，辄令侍臣嘲谑公卿，以为笑乐”云云。东晋南朝以后，随着江东文士数量增多地位提升，此风渐次浸被，《世说新语》已多有描述，尤以宋后为甚，即蜀人苏轼亦以此著称。朝士大夫彼此以姓名籍贯谑虐嘲骂，从此成为中国官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叙者每以其为雅谑韵事，亦不乏以此结怨而相倾轧，败坏政风者。历代笔记稗史多有载记，事烦不引。
又两宋重臣多出江左，宋人记叙与辽金元之“北使”打交道时，亦每以斗诗论词之尖新，讲说清谈之奇峭，来嘲谑摧折对手，复以私记夸耀笔端，辗转录入笔记稗史，喋喋不休，以与荣焉。今之国人每言“阿之精神胜利法”，溯源追根，造始之端，其源于此乎？
《吴书》瑾传曾述诸葛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雅弘。”“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采，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而其子诸葛恪却“辩论应机，莫以为对”。可谓橘生于淮，水土异也。案驳难辩论原起于东汉儒学今古文经学之争。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亲临白虎观、大会今文经学群儒，讲议五经异同。“省章句”，“正经义”，敕为《白虎通义》一书。佛教宗派新入中土，也把天竺辩风带了进来。《世说新语·假谲篇》云：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由“旧义往江东”，就怕连饭也没得吃了，即可推知中原谈习本与江左大异其趣。而后来道恒却与竺法汰弟子昙壹、慧远等“大集名僧”论“心无义”说，“据经引理，析驳纷纭”，“就席攻难数番，问责锋起”，成为一时潮流。盖缘晋室东迁，进入江东的人文环境之后，中原旧习、西来梵风与江东嘲难交相煽炽，发为“清谈”，遂使汉末月旦人物之“清言”，魏晋言近旨远之“谈玄”更上层楼，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之大端。此节应有专书论述，论者幸当留意之。
元人郝经《曹南道中憩关王庙》诗云：
“传闻哨马下江陵，青草湖南已受兵。壮缪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有《晋书·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一条，曾作精辟分证，略谓据有荆州实为“控制上游强兵，以夺取健康中央政权之经验教训”的大事，且言“周瑜在刘备入蜀之前，早已规取益州，实为卓识，惜其志不果。‘王浚楼船下益州’，则‘金陵王气黯然收’。”不妨参看。
我以为，《吴书》及《江表传》等所以违背史书体例，多有增饰之言，首先“赤壁争功”而为刘备“借荆州”作铺垫，又以“借荆州”作为“偷袭荆州”的合理性张目，也是吴人善“眩”的一个证据。后人不察，贻误至今。
第四节 荆州民心
钱锺书引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一〇语，有“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故《关背德》、《通荆门》两曲，既混杂于号为“南朝民歌渊薮”的《乐府诗集》之中，是否有关“人情葑菲刍荛”，而于史家有所裨益，是笔者关心的又一重点。但它们究竟是官方赞颂之乐，还是民间性情之响？却关乎当时对于关羽失荆州，被擒杀之民心向背，故不得不为之一辨。
近之学人咸以《乐府诗集》为南朝民歌总集。据介绍：
“今天所能见到的南朝乐府歌辞，全部录存于宋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共约四百馀首。在音乐分类上，绝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只有少量的属于‘杂曲歌词’和‘杂歌谣辞’；歌辞性质又绝大部分属于情歌，风格上以清新艳丽和真挚纒绵见长，与汉魏乐府与北朝民歌迥然不同。”
而此两曲非关旖旎情歌，亦一望可知。蔡邕《礼乐志》言：
“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
即摧折敌人，鼓舞士气，或今人所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用于战前动员，或战后庆功，都具有很强的战地实用功能，与“燕射歌辞”所谓宴飨宾客酬酢之辞显有不同。宋人郭茂倩且引《宋书·乐志》云：
“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而还，此应是今之鼓吹。魏晋时，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方谓之鼓吹也。”
可知演奏方式辞曲节奏，“从行鼓吹”都仿佛今人谓之“进行曲”，以辞句短促，造语激昂，音节铿锵，合輙押韵，琅琅上口见长。也因战役不同，缘事而作，以发挥“风敌劝士”的功效。王粲《汉末英雄记》曾言：
“建安中，曹操于南皮攻袁谭，斩之。操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
即此之类。因为沈约的记载，一般认为《吴鼓吹曲》的作者是韦昭（20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十分肯定地说：“沈约《宋书》云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歌》十二曲，其言盖绝可信也。”并迳以晚出之《晋书·乐志》谓：“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列于鼓吹，多叙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是时，吴亦使韦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的叙述有误，盖缘曹丕登基（220年）与孙休嗣统（258年）前后相差三十八年，所以应以曹丕代汉时《策孙权文》有“君化民以德，礼乐兴行，是用锡君轩悬之乐”等语，作为吴仿魏制乐之始。此说甚是。惟萧著泥于沈说，斤斤以韦昭年纪立论，忽略了曹丕代汉以前，吴人既已鼓吹，究竟该用何辞的问题。
萧涤非曾勾稽吴典籍载记中有关“鼓吹”的历史，最早是建安四年孙策周瑜步袭皖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自后凡有战斗，时或用之。如相持于淮时“权数挑战，（曹）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舟从濡须口入公军，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设问当时鼓吹何辞？甘宁百骑斫营，“北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宁已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当时鼓吹，又作何辞？盖辞因曲而扬，曲缘辞而新，所以曲辞更新，代有作者。如果把韦昭作为《吴鼓吹曲》最后校订和规范者，而各曲之辞初或有出于众手者，或者更为客观。
萧著列明了汉、魏、吴鼓吹辞曲的对应关系，参：
萧且以为韦昭模仿缪袭之作，至有亦步亦趋者，如《通荆门》全袭《平南荆》，此类共有四首。我以为其实这是“依声填词”之必然，或者正说明乃韦昭后来的规范之作。但是《关背德》与《屠柳城》却差别甚大。《屠柳城》辞云：
“屠柳城，功诚难。越度陇塞，路漫漫。北踰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北狼山。神武慹海外，永无北顾患。”
无论形式情思遣词造句，怎么看它与《关背德》都不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窃以为《关背德》之类，即非留待韦昭为孙休登基所可作，而是当时战争胜利庆功之实时“鼓吹”。
郭茂倩《鼓吹辞一》案语据《宋书·乐志》，曾连引《周礼·大司乐》：“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大司马》曰：“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郑康成云：“兵乐曰恺，献功之乐也。”《春秋》曰：“晋文公败楚于城濮。”《左传》曰：“振旅恺以入。”《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歌以示喜也。”以上诸说皆可证明鼓吹辞是当时献功报喜之乐。
袭取荆州，擒杀关羽后，吴之君臣喜不自胜，相当张扬。并一再设宴大会，鼓乐欢歌。《吴书·虞翻传》：
“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于禁并行，（虞）翻呵禁曰：‘尔俘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如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
虞翻之纠缠反复，实为“双重”胜利者的得意骄人。类似的“乘马并行”、“会群臣饮”当然不止一次。《吴书·吕蒙传》注引吴人《江表传》云：
“权于公安大会，吕蒙以疾辞，权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谋也。今大功已捷，庆赏未行，岂邑邑（笔者案：通”悒悒，“不乐貌）耶？乃增给步骑鼓吹，敕选虎威将军官属，并南郡，庐江二郡威仪。拜毕还营，兵马导从，前后鼓吹，光耀于路。”
请注意孙权此时所言，已与《关背德》曲辞略同，不谓偶然。也是擒杀关羽以后孙权喜不自禁，误解了吕蒙其实并不愿意夸功张扬的本意。设问其时二郡威仪，兵马导从，增给步骑，“前后鼓吹，光耀于路”者，得非歌呼《关背德》耶？曲辞特表“圣主睿德，亲任吕蒙”，且“历抚公安城，大据郢都”云云，正类《宋书·乐志》举孙权事例为证的“今之鼓吹”，宜其班师奏凯之“当时”演吹之曲也。
愿举一例，以助类推。魏鼓吹辞中有《平南荆》一首，其辞云：
“南荆何辽辽，江汉独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
注引《晋书·乐志》曰：“改汉《上陵》为《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笔者以为此辞恰好证明了鼓吹之辞有当时而歌者，否则以曹操后来大败于赤壁，丢失了荆州，而待曹丕登基奏乐之时，还得出此大言乎？惟曲中“大魏”之称，或为《晋书》矫饰之辞，盖缘曹操征荆州时，仍为“大汉”之相，不当称“大魏”，其理至明。如是，岂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有关赤壁之战的歌辞中，明白无误地把刘备视为劲敌，却丝毫没有提及后来斤斤于荆州主权的孙权君臣。不仅此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也说：
“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蜀书·先主传》则言：
“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都证实曹操“平南荆”，是以刘备而非孙权为敌人的。以此观之，魏鼓吹辞《平南荆》，也许是有关当时曹氏对荆州归属问题看法的一个重要佐证。
由于学术界长期将“吴鼓吹曲”误为“民歌”，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即荆州民心所向，究竟在刘，还是在孙？这直接涉及关羽日后在荆州成神的民意基础，不得不辨。
《吴书·吴主传第二》载黄武元年（222年）彝陵战前：
“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
这样的空头支票，其实孙权亦可为之，且新拓之疆，封赏宜更厚重，以安人心而定边土。为什么“诸县及五溪民”犹且反之？可知人心向背，尚未在吴。孙权后来亦见尴尬：
“时扬越蛮夷多年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词上书（曹丕），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同年孙刘和好，交换使者，孙权与蜀使邓芝语，亦云：
“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彻，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荆州易手，民乱未止，“武溪蛮夷叛乱盘结”，最后孙权依靠关羽荆州易手，民乱未止，“武溪蛮夷叛乱盘结”，最后孙权依靠关羽部之降将潘浚，才在黄龙三年（231年）略为平息。可见原因不在于刘蜀是否“假与印传，许之封赏”。《通荆门》曲及注所谓“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戎蛮乐乱，生变作患”，亦当于此处寻求脚注。
其实吴人一直在怨恨蛮夷不愿“宾服”的问题，岂但西部新征之武溪蛮夷，连东部旧据之所，也一直为“山越恃阻，不宾历世”所困扰，故有“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之语，措辞与《通荆门》颇有相似。事实上，当三国面临各自的少数民族问题时，蜀以和抚为主，兼有征讨；魏则以征剿为主，兼有和抚；吴的政策则乏善可陈，惟对境内百越及岛夷人或掳掠征剿，或驱之为兵。自孙策建安元年（196年）初据江东，即开始“征讨”山越，直到嘉禾六年（237年）薛综赞颂诸葛恪征山越功绩，犹言“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埽凶慝，又充军用。藜莜稂秀，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等语，无非铺张顾徽当年在曹操面前的大言而已。亦可知“荡涤幽薮”云云为吴大言套语。而“白蛮来同”、“荒裔望化”的盛景，则实难见于《吴书》矣。
又南朝乐府向分“吴歌”“西曲”两体，《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同为《乐府诗集》记载之《吴孙皓初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原出自《三国志·吴书》陆凯上孙皓疏，就以整齐的五言诗行被学者列为吴歌。《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
“‘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接送和则与吴歌亦异，故以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
请注意“荆郢樊邓之间”，正是当时关羽、曹仁、吕蒙相互征伐之战略要地。孙权坐起江东，自称为“吴”，但两曲之“声接送和”及遣词用语，均与吴歌判然有别，或者也是《关背德》与魏乐《屠柳城》差别甚大的原因。
案荆州战前孙权就从建业迁都武昌，悍将甘宁本为荆州渠帅，曾献计先取黄祖，“一破祖兵，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窥巴蜀。”正与两曲主旨相似。甘宁亦曾在益阳率部抗拒关羽，虽未及身临荆州之战，但是与刘备集团先争荆州，后据巴蜀，割据江南，南北对峙之心早已有之了。所谓“关背德”，“关羽自失之衍”等等，都不过是粉饰之言罢了。
三国俱往矣。无论当年曾有什么样的恩怨纠结，又有多少笔之于史，喧腾于口的动听词藻，但以各自宣示的战略目标而论，刘备、关羽据荆州不过十一年（208~219年），即能偏师北伐，威震中原；而吴拥有荆州凡六十一年（219~280年），却始终未以荆州为基地，建立北进中原的尺寸之功，这就是围绕“争荆州，禽关羽”话题的历史大结局。
钱锺书《管锥编》谈及江淹《恨赋》时，尝举陶元藻《泊鸥山房集》言：
“所谓恨者，必人宜获吉而反受其殃，事应有成而竟遭其败，衔冤抱愤，为天下古今所共惜，非揣摩一人之私，遂其欲则忻忻，不遂其意则怏怏也。”
为“评甚中肯”。其实后世文士代关羽之“恨”，亦是因为其北伐不成，反受偷袭，兵败身亡；而刘蜀兴复汉室之努力亦因之功败垂成，毁于一旦。此于中国历史走向关系甚大，也因此建立了“不以成败论英雄”，超越“成则王侯败则贼”之功利性评价体系的根本出发点，而非关羽一己之欲，一人之私所可道尽也。
古代历史假文字而得传，亦因文字为言辞涂饰之胭脂。拂去尘埃，“沧海遗珠”亦不过眩目一闪。历史谎言，古人是非，俱已往矣。惟文辞名实之辩，还作为，或者仅仅作为文学或语义学的话题，令今人摩挲玩味。“征名逐实”，还是“征实正名”？这也许更像一个哈姆雷特（Hamlet）式的提问。但无论如何，这批淹没已久的汉魏吴晋的乐府“鼓吹曲”，作为第一手历史文献，都应该进入三国历史及其“演义”研究者的视野。
第五节 裴松之注中的关羽神迹
后世所以奉关羽为神，论者咸以为是《三国志演义》神化的结果。但既承认《三国志演义》为据史而撰，“七实三虚”，则《三国志》历史记载中究竟有没有支持其后世神化的“原点”，使关羽形象能够在三国诸雄中脱颖而出？值得探究。
其实早在裴注所引关羽的的载记故事中，已混入了神异之迹。最重要的是在陈《志》描述关羽父子之死，裴松之所引的三条：
一、《吴历》：
“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则关羽死后首身分离。在上古神话中，炎帝系的蚩尤、刑天，俱为战死而身首异处之神。宋人罗泌《路史·后纪四·蚩尤传》：
“（黄帝）传战执尤于中冀而殊之，爰谓之‘解’。”
殊，古意为肢解。据说即为关羽故里“解州”得名之由来。孙冯翼辑《皇览·冢墓记》：
“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后世祀为神。《史记·高祖本纪》叙刘邦起兵时“祀黄帝，祭蚩尤于沛庭”，沛正为楚地。《述异记》谓“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
又《山海经·海外西经》：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陶渊明《读山海经》赞其“猛志固常在”。按陶本为天师道中人，陈寅恪已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证言之，且云：
“其读《山海经诗》云：‘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盖《穆天子传》、《山海经》俱属道家秘籍。”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言《山海经》“所载之祠神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可见此二神在楚地及天师道民间信仰中，亦具“战神”之功能，而关羽之武勇及结局庶几近之，或即乡人崇祀之一由也。《三国志演义》突出关羽的勇烈之气，即取此义。
二、《蜀记》：
“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
当时人对恶梦所兆是很认真的，还有专门官吏司职占梦。如《三国志·蜀书·蒋琬传》梦牛头流血，“意甚恶之”，占梦赵直曰：“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当至公。”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曾经讨论到《周礼·春官·占梦》中“梦有六候”之说，并举《列子》、《潜夫论》和《世说新语》诸书有关记叙谈及“梦”的形成有“想”、“因”两由：
“盖心中之情欲、忆念，概得曰‘想’，则体中之感觉受触，可名为‘因’。当世西方治心理者所谓‘愿望满足’（eine Wunscherfullung）及‘白昼遗留之心印’（Traumtagdie Tagesreste），想之属也；所谓‘睡眠时之五官刺激’（die Sinnesreize），因之属也。《大智度论·解了诸法释论》第一二：‘梦有五种：若身中不调，若热气多，则多梦见火、见黄、见赤，若冷气多，则多梦见水、见白，若风气多，则多梦见飞、见黑；又复所闻、见事，多思惟念故，则梦见。或天与梦，与令知未来事。’‘身中不调’，即‘因’；‘闻、见、思惟’，即‘想’。”
并批评张湛所言《周礼》“六梦”之义“理无妄然”之语是“漫浪之谈”，《庄子·齐物论》言“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之说为“预言先几之迷信，等梦于巫卜”。以现代心理学观念视之，诚然有理，但在巫风中恶梦是有特殊不祥含义的，以至云梦秦简《日书》中还载有专门禁治恶梦的咒语，这里称的“矜锜”是一种专食恶梦的神灵伯奇：
“皋！敢告尔矜锜，某有恶梦，走归矜锜之所，矜锜歙强食，赐某大福：非钱乃布，非茧乃絮。”
早期道教信徒亦认为恶梦需要禳解之法。《太平经》卷一三七云：“昼为阳，人魂常并居；冥为阴，魂神争行为梦，想失其形，分为两，至于死亡。”以钱氏列举《大智度论》所言，则佛教初传，也相信梦能“与令知未来事”，亦为预言之一法。“梦示”在历代“关羽显圣”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隋唐佛教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也常常托言梦中所见所闻，宣示神异之迹。
至今山西解州关帝庙主殿东向第一柱石雕上，工匠犹雕刻“龙爪握猪”，当为后世对于“猪啮其足”之说的克像。
三、《江表传》：
羽好《左氏传》，讽诵略按汉代本为方术盛行之时，经学与方术结合，便出现了阴阳家与儒家的结合物，正如《后汉书》所云：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硅孟、夏侯胜；元、成则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将《春秋》学引至神秘主义，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现象。刘歆解经独尊《左氏传》，与《公》、《谷》对立，这实际涉及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一段公案。为后人解经时左右逢源大开了方便法门。后世儒家崇奉关羽者，或尚其知”春秋大义，“或推其能神明断案，以至后世关庙一定要建”春秋殿，春秋亭，“塑关羽读《春秋》像，求解”关帝灵籖，其源盖出于此十一字。
今有“品三国”者，动辄以“陈志裴注”为信史，却不知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已批评裴松之注有“嗜奇爱博，颇伤芜杂”之病，如引《搜神记》注《袁绍传》之胡母班，《锺繇传》引陆氏《异林》载繇与鬼妇狎昵等事，是“凿空语怪”，“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类”。如果考虑到南北朝正是中国“志人”、“志怪”，或者人怪兼“志”盛行的时代，就可以理解裴松之何以添注这些内容了。
顺便论及一个历史细节，自从曹魏时创立“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家世阀阅”包括“郡望”，成为士大夫家族的重要资源，东晋南迁，尤重于此，因而形成《晋书·刘毅传》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而裴松之家族本出关羽乡里，《宋书·裴松之传》载：
“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正员外郎。”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一》，“裴氏出自风姓”，周孝王使非子养马蕃息，封其支孙于乡，“六世孙陵，当周僖王时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为裴。”裴陵九世孙从汉光武平陇、蜀，“徙居河东安邑。安、顺之际徙闻喜。”河东裴氏虽以闻喜著姓，但因与解州、安邑两大盐池关系非浅，故亦着郡望，如其中一支“自河西归桑梓，居解县洗马川，号‘洗马裴’”然。可谓与唐王朝共相始终，故新旧唐书均将其列为“宰相世家”之首。《新唐书·宰相世家》载裴氏一支曾仕南朝，裴邕居襄阳，其子裴顺宗为南齐兖州刺史，五子蒨之、芬之、简之、英之、蔼之。“初归北，号‘南来吴裴’。”松之很可能与其同族。如是，则中唐相继褒扬蜀汉将相的名相裴度（东眷）、裴均（中眷），亦与裴松之同出一氏。虽不无戮力王室，自勉自寓之意，但也标示着这一时代价值评判的趋向。
又据《唐书·食货志》，中唐裴均任度支尚书时，曾主持河东盐池池务，惩于盐务之职转繁剧：
“安邑、解县两池，旧置榷盐使，仍各别置院官。元和三年七月，复以安邑、解县两池留后为榷盐使。”
则涉及他在当阳任职期间复修玉泉寺关羽祠庙的背景。后文再论。
第六节 “威震华夏”
如果进一步追究，则不仅南朝裴松之添注，连西晋陈寿志传中，也埋伏有“关羽成神”的基因。
《三国志·蜀书》中的《关羽传》不过九百多字，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过人的勇武。如“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如“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如”；如“羽率众攻曹仁于樊……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等等。甚至说张飞的“威猛雄壮”还“亚于关羽”。论者往往以陈寿对有关羽有所批评，便以为评价不高，其实整个二十五史里，古今名将多矣，但惟有《关羽传》中赫然有“威震华夏”四字考评，实已道尽其于当时的声威影响。这与前此之《汉书·霍光传》“威震海内……四裔宾服”，或同书《吴主传二》引孙权嘉禾二年诏书自谓“威震遐方”，后此之《后汉书·寇恂传》言其“威震邻敌”等等，都明显不同，足以流千秋而传万代。
此外，陈《志》及裴“注”中，亦每以“关、张”并称，这在魏晋以后的武人中间显然发生了影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关、张之勇》条说：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其说见二公本传者：袁绍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曹操使张辽、关羽救延，羽望见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绍将莫能当者。当阳之役，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嗔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魏志·昱传》）刘晔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蜀，曰：‘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也。’（《魏志·晔传》）此魏人服其勇也。周瑜密疏孙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吴志·瑜传》）此吴人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晋书·遐传》）苻秦遣阎负、梁殊使于张玄靓，夸其本国将帅：‘有王飞、邓羌者，关、张之流，万人之敌。’秃发傉檀求人才于宋敞，敞曰：‘梁崧、赵昌，功同飞、羽。’李庠膂力过人，赵廞器之曰：‘李玄序，一时之关、张也。’（皆《晋书》载记）宋薛彤、高进之并有勇力，时人以比关羽、张飞。（《宋书·檀道济传》）鲁爽反，沈庆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刺之，应手而倒，时人谓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南史·安都传》）齐垣历生拳勇独出，时人以比关羽、张飞。（《南史·文惠太子传》）魏杨大眼骁果，世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书·大眼传》）崔延伯讨莫折念生，既胜，萧宝夤曰：‘崔公，古之关、张也。’（《魏书·延伯传》）陈吴明彻北伐高齐，尉破胡等十万人来拒，有西域人矢无虚发，明彻谓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即出阵，掷铣杀之。（《陈书·摩诃传》）以上皆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
赵翼虽然以乾嘉史学的严谨着称，但毕竟生活在关羽已被乾隆皇帝御口钦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的时代，此外，北魏拓跋宏《与曹虎书》中，也言“卿进无陈平归汉之智，退阙关羽殉节之忠”，也肯定了关羽守护荆州，至少令主上相信会尽忠守节，绝无背叛之虞。
魏晋南北朝间关于关、张以至诸葛亮这些蜀汉名臣的夸赞之词如此之多，也有其政治上的原因。晋虽混一宇内，但蜀汉之影响并未因此消失。如西晋“八王之乱”后，十六国中即有巴氐人李特之侄李寿在成都称帝，迳改“成汉”国号为“汉”；荆襄张昌率巴蜀流民起事，亦推山都县吏丘沈为天子，改名刘尼，冒称汉后；就连北匈奴之刘渊立国，也以汉称，理由是“昔王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可见“尊汉室以为正统”的观念，在当时也并未消失，尤其是益、荆一带。又《晋书》尝称刘渊：
“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
有论者迳以为这是摹仿《三国志》对于关羽的描写。其实陈寿志传中并没有这么具体，不过后人依据诸葛亮书信中称为“髯公飘逸绝伦”，而为之想象出来的。
第七节 荆州城隍神
不仅此也，南北朝时荆州所处长江中游的战略位置凸显。北朝欲南下，即效法西晋之“王浚楼台下益州”，自荆州顺流而下；南朝欲北伐，则师法《隆中对》“一旦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故其于北齐、南梁时，一度战事连绵。《北齐书》卷二十《慕容俨传》云：
天保初，除开府仪同三司。六年（555年），梁司徒陆法和、仪同宋蒨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内附。时清河王岳帅师江上，乃集诸军议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须才略兼济，忠勇过人，可受此寄耳。’众咸共推俨。岳以为然，遂遣镇郢城。始入，便为梁大都督侯瑱、任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俨随方御备，瑱等不能克。又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荻洪竟数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绝，城守孤悬，众情危惧，俨导以忠义，又悦以安之。
则齐军战前确曾祷神。又《北齐书》卷三十二：
景遣将任约击梁湘东王于江陵，法和乃诣湘东乞征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记载里都说到“江陵神祠”有神灵护佑城池，其中一则还明确提到“城隍神”。且两事均发生于关羽当年戌守之江陵旧营。则他们虔敬祈祷之神灵，究竟是渺无踪迹之虚幻之象，还是确为人格之神？值得探考。
现存最早“关羽显圣”的记载，见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其中提及：
“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实，安可诬也。至今缁黄入寺，若严官在傍，无敢亵渎。”
其中已经以陆法和、任约之战为例，证实荆州城的护佑神灵确为关羽。此后梁宣帝萧詧挟西魏兵力占据荆州，王琳志图匡复，失败归齐，均为荆州得失的战事。《北梦琐言》言：
“葆光子读《北史》，见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
作者孙光宪为唐末五代时荆南人士，稍晚于董侹。董“聆其故实”之说，或者近此。结合前引赵翼缕述南北朝诸将崇敬关张之勇的情况，董文叙此所“假”所“资”之神，应为江陵之“城隍神”，或即关羽。关羽所以在荆州被乡人祭祀，应源于楚地巫风与巴人信奉之原始道教的结合。王逸《九歌序》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汉书·地理志》亦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祠”。《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谓“俗好巫鬼禁忌。”直至隋代其习犹故，《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此外楚人淫祀之滥也于史有名。如《荆楚岁时记》载迎厕神紫姑、祭江神屈原、涛神伍子胥、灶神祝融等。《宋书·孔季恭传》、《齐书》李安民、萧惠基传、《梁书·萧琛传》均提及吴兴郡有项羽神，俗谓甚灵验。连无功无德的无名小卒也可轻易成神，如《搜神记》卷五提到的汉末秣陵尉蒋子文本为“嗜酒好色，佻挞无度”之徒，“逐贼至锺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后托名“此土地神”，自孙权始封侯。钱锺书曾谓蒋之显神，有若“饿鬼赶嘴行径”，并发挥说：
“盖神犹人，然齿爵渐尊，德望与以俱高，至其少日营生，却每不可道；子文之神在晋尚如汉高微时之无赖不治产业，下迨齐梁，封‘王’号‘帝’，位逾贵而行亦逾端矣。”
可知此公并不能发挥道德激励的作用，而关羽“威震华夏”，“忠勇过人”兼而有之，足以鼓舞士气，何况早有神异之说呢？此其一也。
第二是荆州的民心向背，尚未在吴。《吴书·吴主传第二》载黄武元年（222年）关羽被吴人偷袭，大义归天以后：
“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
这使孙权相当尴尬，因为江东旧据之地的民族问题已经困扰他多年了，所以曾上书曹丕，赌咒发誓与之交盟：
“时扬、越蛮夷多年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词上书（曹丕），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同年孙、刘和好，交换使者，孙权与蜀使邓芝语，亦云：
“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撤，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荆州虽然易手，但因“武溪蛮夷叛乱盘结”，孙权不得不依靠关羽部下降将潘浚，才在黄龙三年（231年）略为平息。可见真实原因并不在于刘蜀是否“假与印传，许之封赏”，而是民心没有宾服。前述《宋书·乐志》所载描述蜀、吴重结盟情态好之《吴鼓吹曲·通荆门》曲及注中屡屡谈及“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戎蛮乐乱，生变作患”，亦当于此处寻求脚注。
第三是关羽最初显圣，有“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的说法，而“驱役鬼物”正是天师道的拿手本领。《后汉书·张鲁传》：
“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晋书》八十《王羲之传》：
《晋书》八十《王羲之传》：
“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教，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而语诸将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宋书》卷九九《二凶传》云：
“上（文帝）时务在本业，劝农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
曹魏曾对祠祀巫祝悬有厉禁。《三国志》卷二九《华陀传》引曹植《辩道论》中，有“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匿以惑民”，“自家王与太子及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之语。同传引曹丕《典论》，亦有“刘向惑于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惟一人哉”的说法。《续高僧传》卷二三〇《释僧勔传》引曹丕黄初三年诏，也斥“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黄初五年十二月诏云：
“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左道论，着于令典。”
这显然是针对黄巾起义影响仍在而设立的，但与巴氐人信奉显然有悖，南北朝移民则又加剧了这种趋向。《宋书·诸志总序》云：
“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
《魏书》卷九六《李雄传》：
“李雄，盖廪君之苗裔也……祖慕，位东羌猎将。慕有五子：辅、特、庠、流、骧。晋惠帝时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特兄弟率流民数万家就谷汉中，遂入巴蜀。”
蜀人崇敬诸葛亮，故李雄入蜀后首建武侯祠于成都。或者也有信仰方面的原因。后其分散徙居，直入荆楚，对蜀汉之同情亦带至其地。信仰也一直延续下来。《陈书》卷一三《徐世谱传》：
“徐世谱，巴东鱼腹人也，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蛮、蜒。至世谱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战。梁元帝之为荆州刺史，世谱将领乡人事焉……江陵陷没，世谱东下依侯瑱。”
陈寅恪认为“侯瑱本巴地酋豪，徐世谱源出巴东，殆即所谓巴族。”此时巴人已为荆州世族。又《蜀书·先主传》云：刘备往依刘表时，“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多”。今见《蜀书》列传中的董和、霍峻、孔方为南郡人，蒋琬、刘巴为零陵人，马氏五常及杨仪、向朗、向宠、廖化为襄阳人，廖立为武陵临沅人，费炜为江夏人，都是刘备集团的骨干人物。则荆州士族虽附孙吴，而心存蜀汉，也是可能的。
按“城隍”本来是与“土地”相对应的概念。《周易》已有“城复于隍，勿用师”之语，《说文》解谓“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城隍”一词连用，则首见于东汉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唐代佛道两教盛行，城隍也开始成为泛神崇拜之一种。开元五年（717年）张说首撰《祭城隍文》，其后张九龄、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继之。李阳冰、段全纬、吕述等撰有《城隍庙记》，杜甫、羊士谔有《赛城隍诗》。《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以致“水旱疾疫必祷焉。”五代十国时期，城隍神已有封号，宋代城隍神信仰已正式纳入国家祀典。《宋史·礼志八》载：
“自开宝、皇佑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州县城隍，祷祈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
一般认为，城隍本无姓名，宋后则多以殉国而死的忠烈，封为本城城隍。最早记述如《宋史·苏缄传》：“缄殉节于邕州，交州人呼为苏城隍。”但据2005年3月15日《武汉晨报》报导，在荆州沙市城隍庙出土一尊北宋陶制关公像，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公造像。陶像身披长袍，绣有一只衔着梅枝，栩栩如生的白鹤，梅枝树叶纹理亦极清晰。
应为早期道教色彩之关公。如果此证不虚，则关羽当为最早的城隍人格神，而董侹所记可视为南北朝时有关“关公显圣”的最早传说。此刻荆州地方戌守军队，也可以视是第一个关公信仰的群体。
又唐代刘禹锡诗《自江陵沿流道公》尝言：
“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月夜歌谣有渔父，风天气色属商人。沙村好处多逢寺，山叶红时总觉春。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
可知当时荆州不惟关羽立庙称神，其他名将奉为神灵者，亦所在多有。而楚中神灵传播之路线，亦由长江商道逶迤而东，渐至江淮。《宋会要辑稿》“蜀汉寿亭侯祠”及“关平祠”条言：
“一在当阳县。哲宗绍圣二年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忠惠公；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一在东隅仇香寺。羽字云长，世传有此寺即有此祠，邑民疫疠必祷，寺僧以给食。”
“在荆门州当阳县景德玉泉院。蜀将关羽子平祠，崇宁元年赐额‘昭贶’，仍封羽忠惠公。政和二年九月封平‘武灵’。”
颇疑即为北宋城隍神封号。随着中晚唐“社会转型”，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集散功能以及容纳居民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出来，因而与原有信仰结合奉祀城隍之神，尤其在经济发展的江南地带更为普遍，城隍神开始成为城市通衢的保护神体系，这也涉及关羽神灵护佑一方的“制度性宗教”问题。后话另说。
第八节 “关公后裔”疑云
《三国志·关羽传》末尝言：
“追谥羽曰壮缪侯。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
但自裴松之引注《蜀记》说庞德之子庞会当时随锺会、邓艾伐蜀，蜀破，为报其父之仇，“尽灭关氏家。”遂成历史定谳。
隋唐五代是否流传过关羽后裔的故事传说，史无明载，不能妄断。但也不无痕迹，似未经人道及，故特拈出一说。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唐代碑志中，关氏墓志最早的为山西平定出土的东魏武定八年（550年）之关胜墓碑（题为“魏故冀州刺史关宝甬诵德之碑文永记”），惟磨氻过甚，难以辨明。此后洛阳出土的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关楚征墓志》，首题：“唐故宁远将军领州襄城府折冲上柱国关府君墓志铭并序”，不署撰人。其开首即言：
“昔三国时蜀有名将曰羽，即公之族系。曾祖元敏，祖玄信，父思浑，并代推雄望，蔚为领袖。公讳楚征，陇西成纪人也。幼而孝闻，长乃特达。喜慢不色，穷通适时。”
此距邓艾灭蜀（263年）已近五百年，且不知何故拉扯到“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令人生疑。但观其三世先祖“代推雄望”及本人事迹，或者还是南北朝武将中崇尚关羽“万人敌”的遗风所及。国图所藏墓志中，还有同样在洛阳出土的《大隋开皇九年（589年）岁次己酉十月辛酉朔廿五日乙酉故曜武将军虎贲内郎将关君（明）墓志铭》、贞观元年（627年）《关道爱及妻管氏合葬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关英墓志》、唐庆五年之《关预仁妻茹氏墓志》等，籍里都注记为“河东安邑人”，其中《关明墓志》还自叙“其先夏禹之苗胄，大丞相关龙逢（逄）之后”。可知河东关氏此时已托祖夏桀诤臣关龙逄，俨然望族名门。关楚征以“陇西成纪人”而自称河东关羽后裔，说不定也是李唐王朝攀附郡望的一种风习。后世将关羽之祖系于关龙逄，应当于隋唐世族的此种习尚有关，但也悄悄开创了为关羽托祖名臣的后续传说了。
如果注意到唐五代时关公崇拜还远未普及，这个现象提醒我们裴松之所引注语未必属实，至少关羽故事还另有“托为后裔”的流播渠道，并且一直延续到五代。著名的《千唐志斋》也收藏有一方碑志，叫做《（后）晋故陇西郡夫人关氏墓志铭并序》（936~946年），其中说道：
“陇西郡夫人关氏，即同州冯翊县人也。其先春秋时未详所出，蜀将镇国大将军、荆州都督羽之后也。因徙陇西，乃郡焉。远则龙逢（逄）逆鳞，次则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世不乏贤。具载简编，此不繁述。”
亦自称关羽后人，并已明确将夏臣关龙逄作为关羽先祖，在现存资料中尚属首见。盖缘“安史之乱”将曹魏“九品中正”以来的“门阀制度”扫荡殆尽后，中晚唐已不甚重视贵胄阀阅，何况五代之君士大夫率出卒伍。但亦惟有率出卒伍，才偏好夸示华阀世家，不过多远托周汉支叶，不籍隋唐华胄。如五代前蜀主王建“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但“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其子王衍继为蜀主，却自称周室王子晋后。后汉刘知远“其先本沙陀部人也”，即位之后却自称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四代祖讳湍，帝有天下，追尊为明元皇帝，庙号文祖，陵曰懿陵。”注引“《五代会要》：湍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昞之后。”后唐李克用本沙陀人，缘父国昌军功，赐国姓李，“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其一目眇，及其贵也，又号‘独眼龙’。其威名盖于代北。”但在即位诏书中却处处以唐室自居，声言朱温构逆，友贞嗣凶，篡杀二君，隳残九庙，虺毒久伤于宇宙，狼贪肆噬于华夷。剥丧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动黍离之叹，朝廷多栋桡这位关氏夫人正是李克用的亲家母。《碑志铭》复言：
“郡夫人有女一人，男一人。女即唐明宗皇帝妃也。皇太妃九天仙态，都苞丽质之中；三洞灵仪，尽统元精之内。贞姿绝代，异贞倾城。夺越水之烟光，容超西子；比晋文之宠侍，羡过南威。崆山之空说云飞，洛浦之虚闻散雨。加以智匡邦国，贤质宫阙，九重之注意备隆，万乘之姿为斯托。及明宗宴驾，嗣帝承基，爰首膺礼册之文，宝贯古今之盛。今上自御宝历，圣泽频乃辉华。晋室之联姻，耀唐书之史录。”
文笔犹带唐人传奇韵致，连引典故，极力赞颂妃子之美丽高贵，俨然又是一个杨玉环，只可惜唐明宗却没有唐明皇那样高贵风雅：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世本夷狄，无姓氏。父霓，为雁门部将，生子邈佶烈，以骑射事太祖，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太祖养以为子，赐名嗣源。”
按关夫人嫁王氏，而李嗣源后宫情况则是：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宪皇后曹氏生晋国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从荣、愍帝；宣宪皇后魏氏，潞王从珂母也；淑妃王氏，许王从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见其世家。夏氏无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国夫人王氏为淑妃，追封夏氏晋国夫人。长兴元年，立淑妃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册为皇后，谥曰昭懿。”
其中后来册为皇后的“淑妃王氏”即关夫人女。既与皇室联姻，须要自高门第，而“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居然成为堂皇理由，可知五代藩镇将帅武夫之间，仍然以关羽之武勇引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