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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英
孟子（约公元前385—前304），名轲，子思弟子的弟子，思孟学派的主要人物，代表着孔子儒学的嫡传。他一生以学习孔子学说为己任，曾游说齐宣王、梁惠王等，学说精粹都集中在《孟子》一书中。
孟子生活在宗法封建向地主封建转变的大变革时代。在政治上，他提倡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在君民关系上，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观点，主张做君主的一定要注意民心向背，求得人民的支持，不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不过，这也是一种幻想，不可能实现。因为孟子行“仁政”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时正在逐步没落的贵族宗法封建统治。他主张“行仁政必自经界始”，认为“经界不正，井地不钧（均），谷禄不平”——也就是说不按宗法封建制度行事，就扰乱了社会秩序，这和当时宗法封建向地主封建转变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在当时摧枯拉朽急风暴雨式的兼并统一战争中，急于用武力统一中国的诸侯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再有他坚持“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主张剥削永恒合理，跟他的“仁政”学说也水火不相容。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他抽象的天赋道德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即同情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知，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从这种“性善”论出发，他认为人要达到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只要“反求诸己”，即主观的反省自己保持其“浩然之气”即可。如果有了违背封建道德的思想和行为，闭门思过，把那些本身固有但被遗弃了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找回来，也就恢复了人的本性。孟子的这种“性善”论，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虽然他表面上把“性善”说成是人人具有的普遍的共同的人性，“人皆可以为舜尧”，但在内心深处、在实践中，却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善性只有君子才会有，小人是不具备也不会保存和恢复这些善性的。这就鲜明地标明了孟子学说不容怀疑的阶级烙印。
与“性善”说相一致，孟子还提出了生而有知的“良知良能”说。孟子认为，才能知识，尤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才能，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就有的。“人之所不学而能直，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正以为人一出生就有“良知良能”，所以他认为研究客观事物和学习知识都是次要的。如果要学习，首要的任务就是向内心探求，扩充或发挥原有的“良知良能”，“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表面上把“性善”说成是人人具有的共同的人性，但在内心深处、在实践中，却认为仁义礼智只有君子贵族才会有。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君子”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之别。“先知先觉”的“劳心者”是“君子”，“后知后觉”的“劳力者”是“小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并把这说成是“天下之通义”。可见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完全是为贵族阶级服务的，是为宗法封建制度服务的。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把这些观点看成是维护他们剥削权利的铁券丹书，就是因为这些观点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一点也不含糊。
孟子一生以学习孔子的学说为己任。他对古代的圣人十分推崇，但尤其崇拜孔子，认为孔子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者，生民所未有。孟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对名家、农家、墨家的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常以王者师自居，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然而，由于他的仁政学说理想多于实际，且有些迂腐，终究不被采纳。孟子的学说虽然当时不被采纳，但他的王政即仁政思想却给了后世思想家很多的启发。孟子的王政思想虽然理想化，但却有利于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因为这种思想统治者可以接受，被统治者也可以接受，对调和阶级矛盾是一剂良药。
王冠英，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本文录自王冠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先秦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