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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出生的第二天，父母就在庄严肃穆的加尔默罗会的圣·安德烈教堂为他进行了洗礼。在他们看来，戴高乐也应继承先辈们的信仰及宗教。
父亲亨利·戴高乐在教会所办的学校里教书，在其子长到上学年龄时，也让他进入了教会所办的学校学习。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艰苦的诞生时期，天主教会坚决保卫旧制度，教士则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俗小学变成了共和国的幼儿园和反教会的学校，而小学教师很自然地成为共和主义信仰的传授者。
教师们以共和国的神圣历史来取代神甫们所教的圣徒历史：攻克巴士底狱、8月4日之夜、特权的末日、人民登上历史舞台，以及反对专制君主联盟的民众起义：瓦尔米战役、共和二年的士兵……
对于所有的这一切，作为一个忠诚的教徒及保皇党人的戴高乐家族来说，是很难适应和接受的。
10岁以前，戴高乐在圣托马斯——达广学校读书。从六年级起，他进了由他父亲任学监的沃吉拉尔教会学校。戴高乐家族的“史学”和“文学”渊源，熏陶和培养了戴高乐的兴趣和才能。
戴高乐喜欢文学和历史，他在少年时就对法兰西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课余时，他还时常阅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朗诵歌德和海涅的作品。法国诗人兼剧作家埃德蒙·罗斯唐的作品，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极大。除此之外，少年时的戴高乐还喜欢佩居伊、雨果、高乃依、拉辛、夏多勃里昂的作品，而且也欣赏莎士比亚的剧作。
戴高乐从小就引人注目。在同龄人里，他的个子高出一截，鼻子大得出奇。他性格刚毅、好强争胜、不愿屈于人下，显得孤高自傲、冷若冰霜。他的哥哥格扎维埃说：“掉进了冰山的夏尔……”总是那么坚硬冰凉。戴高乐的性格，使他很自然地成了“孩子王”。由于生性好动，童年的戴高乐并不看重学校的学业，除了他喜爱的文学和历史之外，学习成绩总是平平。直到他14岁，明确表示要报考圣西尔军校时，才接受父亲的警告——不努力学习，就别想考上圣西尔——认真对待学业。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光凭文学和历史，是考不上圣西尔军校的。
童年时的戴高乐对打仗游戏、惊险故事以及他所喜爱的诗人和作家的迷恋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他自己写诗比学诗花的功夫更多。对于戴高乐的所作所为，他的母亲心想：或许让他学学钢琴能够培养他的勤奋精神。可是没过多久，戴高乐的母亲就彻底失望了。虽然看到他喜欢听音乐，但对练琴却不感兴趣。
学习成绩平平的戴高乐，在童年时代却有意炼出了一项真功夫：他练习把单词倒过来念，锻炼出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后，戴高乐的记忆力成了众多政治家和要人们议论的话题，在谈到这点时，往往可看到人们脸上那钦慕、嫉妒或迷惑不解的神情。
凡是见过少年时的戴高乐的人，都能记得，他是个眼睛里显露出勇敢精神的瘦弱儿童。在同学中间，他总是垂下眼睛，然而他对自己十分自信。十几岁时，他像同龄的孩子们一样，喜欢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在这种游戏中，他曾摔倒过一次。大家把他扶起来，问他：“你心里不怕吗？”可他却回答：“怕？难道我丧失了胆量？”他的不畏艰难、永不服输的性格自小就显得十分突出。
戴高乐在少年时不仅喜爱文学，而且还时常自己进行创作，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抱负和抒发情怀。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写过诗，写过小说，也编过短剧。在他幼稚的笔下，一个博大的胸怀已跃然纸上。
1905年，15岁的戴高乐在他父亲主持的沃吉拉尔教会学校时，写了一篇很说明问题和极具幻想的小说，题目叫《德国的战役》。小说虚构了一场30年代的法德战争。
“1930年德国军队向法国宣战！”
“三支德军跨过沃日。第一支德军，20万之众，携大炮500门沿瑞士边界而下，经过贝尔福特进扰巴黎。”
“第二支德军直接越过群山峻岭，踏向南锡；这支德军有175000人，大炮480门。俾斯麦将军已经命令第3支军队10万人为第二支军队的后援……”
“1931年1月18日，法国陆军部长从正在维也纳聚会的各国首脑们那里得到了保守中立的诺言。”
“在法国，组织工作很快就绪。戴高乐将军统率20万军队、518门大炮……”
“2月10日，各军进入战斗状态。”
“戴高乐很快制定了方案，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声援布瓦德弗尔，并赶在德国人实现对我们说来肯定是噩耗的会师之前粉碎之……”
在虚构了这最初的战争进程后，戴高乐还设想了在他策划和领导下的南锡战役。战役中，他率领着英勇善战的法军与德军浴血搏杀，终于将德军围困在梅斯要塞待毙。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能看出，戴高乐少年时代就确信未来法德战争不可避免，而且预言德国必败。无论如何，法国要雪普法战争之耻，法国的胜利，将是“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胜利。小说的大胆设想和抱负，完全预言了以后戴高乐的道路。
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小说中的故事却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以后也基本上吻合了小说中的预见。只是有一点需补正的，小说中将各国首脑们保持中立的诺言当作法国胜利的条件之一，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自普法战争后，德国的强大和法国的相对衰弱，已决定只有在结盟的条件下法国才能进行一场新的法德战争。假如“各国首脑们”在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那无疑等于宣布支持战败法国。
或许是因为太渴望胜利，或许是年龄关系，也或许是从小就希望法国独立于世界，戴高乐当时还没考虑到这一点。
1908年，年轻的戴高乐曾写了一首无题诗，诗中写道：
我愿！……
如果我必将死去，
我愿死在战场上，
这时我的灵魂，
依然披着战火掀动的如醉如狂的喧嚣，
那宝剑的威武与清澈的撞击声
使战斗者悲壮地视死如归。
我愿死在夜晚，
逝去的夕阳可以使离别少一些遗憾，
并为死者蒙上遮体的丧服，
夜晚……与夜俱来的将是上帝赐予的和平，
当我死去的时候，在心窝和眼睛里
我将得到星光凝重的安宁。
为了死而无憾，
我愿死在夜晚，
那时，我将看到
光荣之神在床头向我展示
节日盛装的祖国，
那时，我虽已精疲力竭，
却能够在死神来临的簌簌声中
感受到光荣之神在我的额头上
灼热的一吻。
这首无题诗中充满了视死如归、一心报效祖国的激情。
除了这首诗外，戴高乐在16岁时还曾写过一个短诗剧，其题目为《苦相逢》。剧情讲述的是一个游客与一个奸诈阴险的强盗狭路相逢，最后被抢骗一空。剧情并没有什么离奇与值得特别称道之处，可年轻的戴高乐却把它寄给了正在举办诗歌竞赛的奥尔纳省文学杂志。
完全出乎戴高乐的意料，他的这首短诗剧获得了一等奖。在获得这个消息的同时，杂志社通知他：作为报酬，作者可在25法郎奖金或者发表作品之间作出选择。戴高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戴高乐的志趣在青少年时就有较明显的脉络可寻。
后来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法国在我少年时期，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主题还是作为与公众生活攸关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莫大的兴趣。因此，公众论坛上每天出现的事物都吸引了我的注意，同时我也以极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它。出场的人物如万马奔腾一般倾泻出他们的智慧、热情和雄辩，使我不禁为之神往。”
……
1969年12月11日，已辞去公职、在家安享晚年的戴高乐曾问过马尔罗（安德烈·马乐罗，曾写《砍倒的橡树》，书中对戴高乐进行了描绘，影响较大），你发明了“戴高乐主义”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尔罗回答，“戴高乐主义”不是弱者的民族主义。在战争中，戴高乐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戴高乐对这个答复不甚满意，他补充道：“任何一项政策的真正灵魂，都是民族。”
米歇尔·德勃雷这样解释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本质蕴含着一种法兰西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保障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句话说，戴高乐主义崇奉的是，捍卫法兰西命运的理想。”
由此可见，民族这个观念在戴高乐的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与戴高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
在整个戴高乐童年、乃至少年的梦想中，无疑是脱离不开民族这个观念的。他的所有梦想，植根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他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