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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6岁了。已经到了上学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龄。
在慕尼黑，既有天主教会办的小学，也有犹太教会办的小学。按照传统，犹太人一般都把子女送到犹太学校学习。
可是，海尔曼对宗教和神学历来不感兴趣，尽管为了避免亲戚朋友们的责怪，家里也难免受一些犹太教文化的影响，甚至还曾经给小阿尔伯特请了一位教师，专门教给他犹太教信仰。可在给唯一的儿子选择学校时，海尔曼决不把宗教信仰作为先决条件。
最后，海尔曼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一所天主教会学校。这里离家近，而且学校收费便宜，上学的孩子大多都是学校周围并不富有的人家的子女。
显然，海尔曼的选择，是因为担忧性格沉静的儿子在学校里受欺负，离家近一点，也许可以多照顾一些。
年轻的父亲忽略了，他没有发觉小阿尔伯特已经对“宗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指南针”的故事，使小阿尔伯特开始对世界上一切神奇和未知的事情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指南针相比，“神”更具有传奇色彩。崇高而又神秘，它居然能够创造世界和人类，而且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大到可以统治整个世界，小到可以知晓和指导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真是太神奇了！
在小学校里，阿尔伯特最喜欢的就是教义课。看着他每节课都专心致志地听讲，满面虔诚的样子，负责讲天主教教义课的老师非常喜欢。
尽管学校教义老师的讲授内容和阿尔伯特曾经受到过的犹太教教育并不相同，可在他的幼小心灵中，不论是犹太教的耶和华，还是天主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神”，都是为人类的幸福和欢乐而具有奉献精神的“人物”。无论是《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创世记》，还是《圣经·新约全书》中的耶稣受难，都同样让他感动万分。
阿尔伯特对宗教的虔诚，并没有得到家庭的“尊重”。
海尔曼主持下的“家政”，从来也不做任何宗教祷告，任何涉及宗教的事物，海尔曼都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
对此，阿尔伯特有自己的补救方法。
他把从老师那儿学来的《圣经》里的词句，配上从妈妈那儿听来的曲子，“创作”出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唱的歌曲。这些充满稚气和真诚的“歌曲”，是他童年时代的最初创造。
小阿尔伯特对耶和华、对耶稣的崇拜，与其说是“宗教信仰”，还不如说是对那种献身人类、给人以爱的精神的崇拜。
可以肯定，童年时代的阿尔伯特对这种崇高献身精神的热爱，与他后来对科学和人类自由与和平的追求、对所有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的尊重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他说：“安逸和幸福，对我说来从来不是目的。我称这些伦理基础为猪倌的理想。启发我并永远使我充满生活乐趣的理想，是真善美。要是没有志同道合的人的了解和同情，要是我不全神贯注于这个目标，这个在科学和艺术研究领域中难以达到的目标，我的生活就会感到空虚。人们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和奢华，从青年时代起，我就觉得是可鄙的。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我并不认为他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像他这种类型的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再造者。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老师和同学们并非有意侮辱阿尔伯特。恰恰相反，他们都很喜欢阿尔伯特，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并非出类拔萃（可是，阿尔伯特演算数学题的能力，却是全班无人能比的），更何况，阿尔伯特忠诚、善良，从来也不“惹祸”。
可是，19世纪的德国，军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日甚一日，整个社会都笼罩其中，学校岂能成为世外桃源？
几乎每天放学的路上，小学生们都会碰见行进在大街上的军队。士兵们昂首挺胸，两眼一动不动，膝盖绷得笔直，双臂摆动成直角，尽力显示着“威武”。
每当这种时候，同学们都把书包背好，排起队伍，跟在军队的后面，学着军人们的样子，喊着口号：“为德意志，为皇帝，前进！”
阿尔伯特从来也不做这样的事情。
他难以理解，这些活生生的人，而且是大人，为什么不像爸爸那样活泼和热情，不像雅各布叔叔那样充满智慧和情趣，完全像是一群没有大脑、没有思想的机器。
阿尔伯特更加感到外边的世界并不完全是美好的。
这种事情在阿尔伯特思想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40年后，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1930年，他在《我的世界观》的一篇自述中写道：
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之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柱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该尽可能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
20世纪20年代，苏联著名的爱因斯坦传记作者莫什考夫斯基在与爱因斯坦详谈后，用爱因斯坦本人的话写道：“犹太孩子在学校是少数。”“小阿尔伯特也就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种敌对的东西多么不协调地闯进了他淳朴而和谐的精神世界。”
这位作家认为，童年的爱因斯坦因为种族歧视而受到的不公正的遭遇，触发了他强烈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是贯穿爱因斯坦伟大的一生的主线之一。
从6岁起，母亲波林开始教阿尔伯特学习拉小提琴。
起初，阿尔伯特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钢琴，从小就喜欢。可是妈妈以一个音乐家的眼光，早就发现儿子的一双手简直就是为演奏小提琴而生的，大而厚实，十指纤细修长，指甲圆润，手指肚儿不大不小，正是一位优秀小提琴家所必需的那种手掌和手指。
妈妈当然不会放过上帝给儿子的天赋！
小阿尔伯特从来就没有不听话的时候，尽管学非所愿，他还是跟随妈妈用重金专门为他请来的、在慕尼黑小有名气的小提琴教师施米德先生，开始学拉小提琴。
19世纪，德国的小提琴教学严格按照课本进行，完全是对10个手指及有关部位的机械训练，一连几个小时的指法和弓法，几乎总是重复一种简单的动作，实在让爱思考的阿尔伯特难以忍受。
当老师不在的时候，阿尔伯特常常跑到钢琴前，来一段让他心情舒畅的即兴演奏。只有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感受到了音乐给人带来的深深的陶醉！
大约7年以后，阿尔伯特开始学习演奏奥地利著名的古典作曲家莫扎特的奏鸣曲。自从他爱上莫扎特的音乐，小提琴才成为他生活中离不开的伴侣，直至去世。
几乎每个周末，妈妈和阿尔伯特都要举行一场家庭“音乐会”。在妈妈的伴奏下，阿尔伯特认真而充满激情地演奏莫扎特的名曲，竟然引来了许多亲戚、朋友以及周围的邻居。他们交口称赞“母子音乐家”，说“小阿尔伯特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尽管阿尔伯特最后成了举世闻名的世界级大科学家，但小提琴仍然随时为他服务，为他赶走人世间的喧嚣，带来和谐、美丽和安逸。
在爱因斯坦伟大而又繁忙的一生中，无论走到哪里，小提琴都是他不可缺少的重要伴侣。科学与音乐，成为他生活中两个密不可分、不可或缺的支柱。
20世纪初，在著名物理学家马尔塞尔·格罗斯曼的家里，每逢星期天，他都早早地把小提琴准备好，站在阳台上，远远地望着一支由远而近走来的队列。
一会儿，格罗斯曼就会听到他的老朋友爱因斯坦用那洪亮而又富有幽默感的声音大声喊道：“爱因斯坦和他一家老少到！”
于是，一场充满欢乐的星期音乐会立即开始。
荷兰著名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是爱因斯坦的同行和老朋友，同时，两人又是琴友。
埃伦菲斯特弹得一手好钢琴。两人关于物理学的研究和思索，经常是在演奏音乐之中进行的。
有时，乐曲演奏到一半的时候，爱因斯坦忽有所悟，便停下来用琴弓敲打着桌子让埃伦菲斯特也停下来。
接着，爱因斯坦开始阐述他关于物理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而埃伦菲斯特则扮演评判家的角色，对爱因斯坦科学独白中的欠缺，给予猛烈的抨击和质问。
当两人的争论陷入僵局时就停下来，再演奏一段莫扎特音乐……
接下来，便又是激烈的“争吵”，直到取得一个圆满的答案！
爱因斯坦和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论的开创者普朗克的小提琴与钢琴的合奏，达到了专业水平，这在德国，乃至在欧洲科学界，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让我们还是回到小学生阿尔伯特的时代来吧！
除去宗教方面遇到的麻烦外，19世纪德国教育体制浸透了军国主义色彩。
阿尔伯特的班主任老师竟然是帝国军队的一位后备役上尉。每天他一走进教室，学生们就得按照规定立即笔直地站立起来。上尉待大家站好后，高声喊道：“万岁，恺撒！”学生们则要回应：“万岁、万岁！”然后才能坐下。
任何不遵守这一规定或者表现不好的学生，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无论是数学课，还是希腊文或拉丁文，都变成了毫无生气的硬邦邦的军事条文，课堂好像练兵场。
阿尔伯特不习惯于这种军事操练一样的教学活动，更不会死记硬背书本，因此，在他的记分册上，几乎没一门功课是可以夸耀的。
妈妈常用充满慈爱又含有几分责备的目光看着记分册上的分数。可是，性格爽朗的海尔曼却笑着拍拍儿子的肩膀，说道：“儿子，别灰心！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教授的！”
在学校里，阿尔伯特经常听到老师们在背后议论，说他是“笨头笨脑的孩子”。由于功课不及格，阿尔伯特时常在放学后被老师留在学校里。每当这种时候，阿尔伯特总是在心里盼望着：但愿是爸爸来接他回家。他实在不愿意看见妈妈那伤心的目光。
可是，阿尔伯特并不觉得他哪儿做得不对。相反，在计算复杂的数学题时，他在全班数第一。只是那些令人头疼、命令一样的定义，他实在不愿意花太多的工夫去背。尤其是那些操着军事操练般的语言和动作的教师，都属于机械类型的人，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很难让人接受，即使他们讲的是科学知识，也是如此！
后来，爱因斯坦把这类教师归于“教育机器”，他在回忆这段时间时写道：“对我来说，小学教师好像是士官，而中学教师好像是尉官。”
1921年，在第二次访问美国期间，爱因斯坦收到一份调查表，问题包括一个大学毕业生结业时应具备的智力素养。对于一个有关声速的问题，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不会让那些能轻易地在百科全书中找到的事实充塞我的记忆。”这份调查表公布于众的时候，引起了美国大学生们的热烈欢呼！
10岁的时候，阿尔伯特从国民公学（即小学）进入了卢伊波尔德中学。他在这里学习了5年，直到他15岁。
在卢伊波尔德中学里，阿尔伯特是个实在可靠、坚韧不拔、做起事来慢条斯理的学生。
卢伊波尔德学校从环境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仍然是“专断的教师，奴性的学生，一成不变的学习，没有一件与他相合”。
19世纪末，德国教育体制的呆板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几十年后，他仍然记忆犹新。
他在自述中写道：“这种强制的结果如此可怕，以致我在通过最后一次考试以后，竟发现自己几乎有一年不能思考任何科学问题。”
在回忆那个时代的教育问题时，他经常明确表示：人完全可以通过读书自学来掌握那些公式、名称一类的东西。教育应该致力于帮助青年人思考，为年轻人提供教科书难以提供的训练。
他说：“这种教育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我以为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和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爱因斯坦类似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还有许多，这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的科学总结，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和众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卢伊波尔德的中学时代，却是阿尔伯特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阿尔伯特的走向成熟，首先就表现在他对周围恶劣环境的认识和适应能力的增强。
对阿尔伯特来说，他对德国学校教育对人的压抑和强制的极端厌恶是一种本能反应，就像他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一样。
但是，在卢伊波尔德中学里，阿尔伯特已经意识到，逃避是不可能的，公开的反叛更是不明智和愚蠢，结果只能是更糟！
可是，谁也无法窥知和干涉阿尔伯特在内心世界里对周围环境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他把精力集中在他所感兴趣的方面，这使他的头脑丝毫不受外界影响。正如他本人后来所写的：“我周围的环境对我的思想和感情只起着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
阿尔伯特开始思考生活的目的和本质。后来，他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像我这种类型的人，在成长中的变化是，自己的主要兴趣逐渐摆脱了短暂的、个人的事物，而转向通过思考去认识生活。”
他已经认识到，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并不是单独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的。他在整个教育制度中看到，国家似乎是故意把年轻人引入歧途。
阿尔伯特对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的厌恶，在卢伊波尔德的中学时代，发展成为对社会和学校强加给他的所有信念的强烈怀疑态度。
晚年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确认：“这种怀疑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即使在后来，由于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关系，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锐性，也还是如此。”
阿尔伯特成熟的第二个方面，则表现在曾经使他如醉如痴的宗教信仰问题上。他从一个狂热的“小信徒”，逐步走向摆脱一切宗教束缚、思想自由的新的精神世界！
阿尔伯特宗教信仰的动摇和转变，是从他头脑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宗教神学发生尖锐的对立开始的。
19世纪末的德国，一切学校的教育都必须服从天主教教义。因此，“上帝创世”“上帝造人”“洪水泛滥”“诺亚方舟”“亚当夏娃”等等，就成了解释人类和宇宙起源的权威的、不容置疑的最高理论。
可是，阿尔伯特从童年即已开始的自学过程使他掌握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与学校里老师按照神学讲述的内容完全相反。
科学和神学，在阿尔伯特头脑里斗争的结果是阿尔伯特在童年时代形成的短暂而又幼稚的宗教狂热荡然无存！
他感到被人愚弄了，《圣经》里说的事情“不可能是真实的”。
这是12岁时发生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思想深处的一次巨变！
50年后，爱因斯坦曾经回顾了他少年时代宗教信仰的变化。他写道：“在我看来，这很清楚，失去青年时代的宗教天堂是把我自己从‘人物’（指上帝，亦即宗教权威）中解放出来的最早尝试。”
他说，他已经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卖给了科学，因为他正在想逃出“我”和“我们”而归向“它”（即指科学）。
值得说明的是，阿尔伯特宗教信仰发生的“叛逆”行为，甚至包括他对学校教育的厌恶和不满，不为任何人所知，即使是他的父母也是如此。
阿尔伯特把这所有的一切，都装在他那奇大的脑子里。自由的思想，成为少年时代阿尔伯特的一大乐趣。无论是多么崇高的权威，也无论是多么渺小，甚至遭到当时社会唾弃和禁止的东西，在他的思索当中，都被给予大胆的公正评价！
谁也无法干涉这一点，哪怕是“上帝”！
卢伊波尔德中学时代，阿尔伯特另一方面的成熟，是童年时代即已养成的对科学的强烈好奇心的发展得更加具有主动性和系统化。
塔尔梅是对中学时代的阿尔伯特影响最大的老师和“伙伴”。
他是从俄国来的穷苦犹太人大学生。按照慕尼黑犹太人的传统习惯，每个犹太人家庭都要尽其所能帮助一个或几个犹太人穷学生。塔尔梅是分配给海尔曼的犹太人大学生。每个星期四，他都要来阿尔伯特家吃饭，以节省点钱。
塔尔梅是一个学习医学的大学生，他是无神论者，学习十分刻苦，学业成绩优异。他第一次来海尔曼家里，就喜欢上了阿尔伯特。他觉得，这个看上去怯生生的孩子的目光中闪耀着智慧。于是，大学生和中学生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块儿谈天说地，探索科学的奥秘。
塔尔梅发现，这个中学生对物理学有着极其强烈的兴趣，并且就他的年纪来说，知识颇为广博。很快，塔尔梅就觉得自己在阿尔伯特面前无法再以老师的面目出现了。
他从大学的图书馆里给阿尔伯特借来了许多关于物理学和哲学的书籍。于是，阿尔伯特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起来，一个新天地展示在他的面前。
许多年以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回忆这段历史时，专门提到了给他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一本是《力与物质》，作者是德国无神论物理学家卡尔·毕希纳。这本书认为世界是由自然规律的不可动摇的力量操纵着的，宇宙是按永恒的机械循环规律运行着的。书里丝毫不见上帝的踪影，因此，在当时的卢伊波尔德学校，卡尔·毕希纳的书是禁止阅读的。
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阅读卡尔·毕希纳的著作“会产生简直达到狂热程度的自由思想。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有人在利用把宗教灌输到孩子的脑袋里去的学校机构故意哄骗青年……这种印象是令人非常震惊的……”
另一本是《自然科学通信丛书》，作者是伯恩斯坦。书中汇集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知识，而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知识都是在自然现象具有普遍的因果依存性这一观念下阐明的。显然，作者伯恩斯坦也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
这套通俗科学读物，在阿尔伯特的脑海里激起了又一个巨浪，他认识到了有一个独立存在于人类之外的巨大世界。从此，探索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便成为爱因斯坦明确的并且为之终生奋斗的目标，唯物主义思想取代了神学，成为他基本的哲学思想。
还有一本是《几何学》，作者是欧几里得。得到和阅读这本书，是阿尔伯特青少年时代经历的两次科学“奇迹”之一。第一次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指南针的故事”。这本普通的几何学的教科书，对阿尔伯特产生了非常巨大而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个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平方相加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个事实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却能证明。人的思维能够证明并非显而易见的科学原理，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那么，量量行不行呢？不行！1000次的测量，也代替不了一次科学的证明。反过来，一次科学证明却能代替1000次测量。这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这个时期的阿尔伯特，还不懂什么是“几何学”。可是，他一连三个星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苦思冥想，拒绝所有人的帮助。最后，他终于独立证明了这个闻名世界的古老定理。
阿尔伯特第一次体验到从努力奋斗到发现真理的特殊快乐。
多年以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经常提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对他的深刻影响。他写道：“任何一个年轻时不曾对这本书产生极大兴趣的人都不是一个天生的理论追求者。”
除去上面提到的三本书以外，在阿尔伯特当时阅读的大量书籍中，还应当提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在家中，塔尔梅和阿尔伯特两人经常几个小时地讨论高深难懂的哲学问题，这令父母目瞪口呆，他们惊讶了：“儿子从哪里知道的这些？难道他要当一个哲学家吗？”
塔尔梅晚年移居美国，改名为“塔尔迈”，他写了一本关于他与爱因斯坦早年交往的回忆录。他回忆道：“在那几年里，我从未见过他阅读轻松的文学作品，也从未见过他与同学们或其他同年龄的男孩们在一起。”“他唯一的消遣是音乐，在母亲的伴同下，他已经能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了。”
多年的自学和思考，开始大见成效。在卢伊波尔德学校里，阿尔伯特成了小有名气的“小数学家”。教授代数学的老师，经常被阿尔伯特问得张口结舌。
而教授几何学的老师是一位智慧而又开朗的人，他也有被阿尔伯特问得当众出丑的时候，可他却从不忌恨，而且经常拍着阿尔伯特的肩膀，鼓励他，夸奖他。
每次考试，阿尔伯特的数学和拉丁语成绩都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