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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2年，对于袁绍和公孙瓒来说，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人生拐点。因为在这一年的正月，由于二人长久以来的积怨和利益冲突，爆发了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北方的军事和政治格局，也一步步影响到了袁绍和公孙瓒的个人命运。
而在当时的中国，类似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冲突还有很多，它们都是各个军事集团相互摩擦、冲突之后的必然结果。一时间，无论是在关中、关东还是中原和江东，都出现了万马嘶鸣、群雄并起的局面，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你争我斗，征战不休。这些争斗之中的获胜者，势力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方霸主，而另外一些被消灭和吞并的势力，则如同过眼云烟，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浪花一朵。
谁是这个时代乱局的转瞬即逝的点缀？谁又成为这个乱世之中最后的枭雄？
李郭之争
倒行逆施的董卓，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可谓是咎由自取。那么董卓被杀之后，是不是天下就太平了呢？答案不但是否定的，而且可以说是恰恰相反。在董卓被诛之后，整个国家不但没有安定下来，形势反而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个时刻，东汉的皇帝刘协可谓刚出虎穴，又入狼口，再一次成为权臣手中的傀儡。看来，这位倒霉的皇帝从当初被董卓扶上王位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
那么，董卓死后，掌控刘协的是谁呢？没错，是王允和吕布。
董卓死后，王允和吕布就把持了朝政。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而另一边的吕布呢？也跟王允没什么两样，到处夸耀自己诛杀董卓的功绩，越来越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甚至连王允也不放在眼里。而在王允看来，吕布不过是一员武将，说白了就是徒有匹夫之勇，他能懂什么政治和权谋啊？因而，王允根本就不愿意吕布干预朝政，久而久之，二人之间发生矛盾便成了在所难免的事。
诛杀董卓之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董卓旧部时，反复无常，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灭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可继而又对群臣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里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而且对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是关系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大事。王允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且计划利用关东兵去控制他们。可是后来有人对王允说：“凉州兵素来害怕袁绍，畏惧关东兵，而今，如果派关东兵去解散他们，凉州兵人人都会担心性命不保，这样，很容易引起兵变和混乱。还不如任命皇甫义真为将军，去担任凉州兵的统帅，并让他长期留在那儿，以便安抚军心。”王允坚决反对：“这样绝对不行，关东兵是反董卓的义兵，与我们是同一条路线，现在董卓已死，如果继续把他们屯驻在险恶之地，虽然安抚了凉州兵，但是关东兵将领会疑心我们不重视他们。”
凉州百姓听到王允想解散凉州兵的风声后，便到处传言，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一时之间，整个凉州人心惶惶，一片惊慌。凉州兵将领本来就成了惊弓之鸟，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当他们得知王允要削夺他们的军权，解散凉州兵的消息后，更是惊慌。
当时，凉州军中最有影响和实力的将领是李傕和郭汜。李郭二人都很害怕王允，他们想遣散所率的军队，自己逃回家乡，以求保全自身。讨武校尉贾诩听说之后劝说道：“如果你们放弃军队，孤身逃命，只需一个亭长就可以把你们捉到，不如齐心合力，攻打长安，为董卓报仇。事情成功，可以拥戴皇帝匡正天下；如不成功，再逃也不迟。”
于是，李郭将所有凉州兵集合起来，誓师进发都城长安。他们在沿途招兵买马，抵达长安时，军队已达十余万。他们与董卓的旧部樊稠、李蒙等会合，向长安发动进攻。当时的东汉官兵，完全不堪一击，没过多久，李傕、郭汜的部队便攻陷了长安。
与此同时，王允、吕布在城内坚守。然而只坚持到第八天，吕布的部下便发生了叛变，开城门直接将李傕、郭汜的军队迎入了城，吕布抵挡不住，带领数百名骑兵突围逃走。
在吕布出逃的关口，他还没忘招呼一下自己的“老朋友”王允，让他随自己一同逃走，而王允则断然拒绝，他对吕布说：“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灵，能赐福社稷，保佑我们的国家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一愿望不能实现，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报效朝廷。皇上年纪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们来辅助他。国家遭受如此灾难，如果弃下皇上，只顾自己逃命，我实在是不忍心。况且，我身为宰相，不仅不能使国家平安无事，反而导致逆贼的反叛，我的责任重大啊！请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励关东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说完，便扶着献帝逃到宣平城楼。李傕、郭汜追到宣平门下，叩头便拜。汉献帝壮起胆子询问道：“你们目无王法，作乱京城，到底打算做什么？”李傕回答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无缘无故遭人杀害，我们只想替太师讨回公道，不敢造反。等到捉拿处决凶手后，我们愿意接受审判。”王允听到他们这样说，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向汉献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礼，便随士兵悲壮地走下了城楼，来到李傕、郭汜面前。李傕、郭汜也毫不手软，当即命令手下将王允就地处决了。
王允被杀害之后，李傕、郭汜等便控制了汉献帝。李傕任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郭汜任后将军，樊稠任右将军。他们都和三公一样开府，设置僚属。他们三人与原来的三公合称六府，都参与官吏的推荐和选举。李傕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争相提拔自己的亲信为官，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大发脾气。朝廷只好按照李傕第一、郭汜次之、樊稠再次的顺序任用他们推荐的人选。三公所推荐的却没有任用的机会。李傕、郭汜、樊稠互相猜忌，各存异志，都想独揽大权，他们经常夸耀自己的功勋，贬低别人。他们之间几次都将发生武力冲突，只是被人劝阻，才表面平息，但矛盾最终还是爆发了。
公元195年春，李傕借与樊稠商议军情之机，暗地派人将樊稠杀死。其后，李傕、郭汜又闹翻，各自率兵攻打对方。尽管献帝派侍中、尚书去调解他们的矛盾，但还是无济于事。三月，李傕派兵包围皇宫，将献帝劫持到自己军营中，郭汜那边则将朝廷大臣扣压。一连几个月，双方不停地攻打，死者数以万计。不久，镇东将军张济从陕县来到长安，调解李傕与郭汜的矛盾，并迎献帝前往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经过反复调解，李傕与郭汜终于同意讲和，并相互交换女儿做人质。
袁绍崛起
就在李傕和郭汜互相攻打的时候，东方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袁绍实力的不断增强。
前面已经提过，当初袁绍在洛阳的时候，曾经与董卓因为另立新帝的事情闹翻了脸，于是一路逃奔到了冀州。后来，袁绍成为讨伐董卓的“关东同盟军”的盟主，享有颇高的威望。但自从董卓迁都长安之后，关东同盟军便开始逐渐自我瓦解，最终解体。各路军阀之间你争我斗，相互争夺地盘和势力范围。袁绍被夹裹在这场混乱的争斗之中，越来越意识到拥有自己的武装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他把目光锁定在了冀州。
当时的冀州牧是韩馥，他在关东同盟军讨伐董卓的时候，负责粮草的供应。这个人嫉妒心很重，他看到各地的军事力量都非常推崇袁绍，纷纷投奔而来，心中便非常之妒忌，于是便暗地里减少对袁绍的粮草供应，想借此离散他的军队。这一点显然瞒不过袁绍的眼睛，心中对韩馥自然非常不满，早就有想取而代之的打算，只是迟迟没有找到机会。
恰好在那个当口，韩馥的部将麹义叛变，韩馥率兵讨伐，结果被麹义打败，狼狈不堪地退了回去。袁绍于是决定与麹义联合去攻打韩馥。但是就算在这个时候，袁绍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从韩馥手中拿下冀州，一时间还有些犹豫不决。这时，谋士逢纪给袁绍出了个主意，他建议袁绍秘密与公孙瓒联络，让公孙瓒去攻打冀州，韩馥肯定会惊慌失措，这个时候，派个有口才的人去“忽悠”韩馥，让他认清局势，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在这种情况之下，韩馥必然会将冀州拱手让出。袁绍非常赞赏逢纪的计谋，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在公元191年七月，袁绍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便从韩馥手中夺走了冀州。
袁绍夺取冀州之后，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就是公孙瓒。他觉得自己完全被袁绍耍了，这个人也太没情义了，让自己去攻打冀州，震慑韩馥，结果反倒被袁绍独吞了冀州，这事儿放到谁那里肯定都咽不下胸中那口气。于是，公孙瓒一怒之下，决定出兵讨伐袁绍。他率军驻扎在盘河（今山东乐陵东南），上书朝廷，罗列袁绍罪状，然后向袁绍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冀州境内的许多县城都开始背叛袁绍，响应公孙瓒，这让袁绍感到非常恐慌，于是便想要缓和与公孙瓒之间的矛盾。他把自己的渤海太守的印绶授予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希望他能够做个“中间人”，调解一下自己与公孙瓒之间的过节。可是，令袁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公孙范到任之后，也背叛了袁绍，带领渤海郡的军队协助公孙瓒攻打袁绍，这对袁绍来说真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处境雪上加霜。现在，摆在袁绍面前的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只有与公孙瓒正面交锋，决一死战，才能在近乎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取得立足之地和暂时的喘息。
于是，在公元192年的正月，袁绍与公孙瓒在界桥（今河北威县东）南二十里处展开了激战。公孙瓒部下有三万人马，锐不可当。袁绍命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在两侧埋伏了一千名弓箭手，公孙瓒见麹义兵少，便产生了轻敌思想，他命令骑兵突袭，麹义的士兵以盾牌掩护身体，坚守不动，等双方相距只有十几步时，麹义一声令下，军队发起反击，埋伏在两侧的弓箭手也一齐发箭，呼喊声震天动地。公孙瓒的军队一下子被冲垮了，大败而逃。他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被杀，一千余人战死。麹义率领军队追到界桥，公孙瓒集结军队反扑，又被打败。麹义紧追不舍，一直杀到公孙瓒的大营前，拔掉了营门大旗。公孙瓒率军仓皇溃逃。
公孙瓒没在冀州获得地盘，反被重创，便向幽州发展势力。公元193年十月，他杀了原幽州牧刘虞，占领了幽州。当时，幽州流传着一首童谣：“燕南垂，起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认为这是指易城（今河北雄县西北），于是他把易城作为大本营，在这里修建堡垒和楼观。公孙瓒依仗军事力量，不体恤百姓，心胸狭窄，为人记过忘善，陷害名士，压抑贤才，甚至连多看他一眼的小事，也要进行报复。幽州被他搞得一团混乱，可谓民不聊生。
公元195年，被公孙瓒杀害的幽州牧刘虞的从事渔阳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率幽州兵马想为刘虞报仇，因燕国（今北京大兴）阎柔素有恩义，他们便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阎柔招集鲜卑、乌丸等兵马，共得汉兵、胡兵数万人，与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河（今朝白河）之北，大败公孙瓒军，斩杀邹丹。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的人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随鲜于辅迎接刘虞之子刘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共十万攻打公孙瓒，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人。这时，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等郡也纷纷起兵征讨公孙瓒。公孙瓒屡战屡败，士气大减，只好退回易城坚守不出。
被打怕了的公孙瓒，为了防御敌人进攻，在易城周围挖了十多道又宽又深的战壕，又在战壕内堆筑高达五六丈的土丘，丘上又筑有营垒。堑壕中央的土丘最高，达十余丈，公孙瓒自居其中，以铁为门，斥去左右，令男人七岁以上不得进入，只与妻妾住在里面，文书、报告都用绳子吊上城楼。公孙瓒还命令一批妇女练习大嗓门，使声音能传数百步，以便向其他城楼传达命令。就这样，公孙瓒在高高的城楼上，把“坚守不出”这四个字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但这样真的能够一劳永逸吗？显然不是。公孙瓒这样极端的举动，让他的威信尽失，既没有亲信，也疏远了宾客，他的谋臣猛将都渐渐离他而去。从这一点上来说，此时已经为他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再说那边的袁绍，面对公孙瓒“固若金汤”的防御，袁绍一时还真没有办法。他多次出兵攻打公孙瓒，都没能攻克。到最后，袁绍索性给公孙瓒写信，想与他抛弃前嫌，再度联合。公孙瓒对此完全不予理睬，反而加强防备，更加确信自己的防守战术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袁绍得知公孙瓒的态度之后，大为恼怒，立即向易城增派兵马，大举进攻公孙瓒。随着袁绍攻势的加强，只是一味防御的公孙瓒渐渐支持不住了。他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军将领求援，并准备亲自率领部队出城应战。
公元199年春天，黑山军首领张燕与公孙续率领十万军队，分三路向易城赶来，援救公孙瓒。公孙瓒派使者前去接应，并给公孙续带去一封密信，让他率五千精兵到城北低洼地埋伏，以点火为号，公孙瓒带兵出城，前后夹击袁绍的围城部队。哪知送信人被袁绍的军队抓住，搜出了这封信。袁绍便来了个将计就计，按期点火。公孙瓒以为援军已到，急忙率军出城，结果进入袁绍伏兵的包围圈。经过一场恶战，公孙瓒大败，退回城中。袁绍抓住时机，命令军队挖掘地道，一直挖到公孙瓒住的城楼下面，然后用木柱支撑，又将木柱点燃，大火一下子将城楼烧塌。公孙瓒陷入绝境，万般无奈，将自己的姊妹、妻子缢死，然后引火自焚。于是，袁绍又占领了幽州，成为北方势力最大的军事集团。
群雄并立
说完袁绍，还要提一下他的弟弟袁术。这兄弟二人原先在讨伐董卓的时候还一条心，后来相互之间摩擦不断，矛盾激化，逐渐走向了对立。袁术在董卓专权时，避祸逃离洛阳到达南阳。他的部将孙坚杀了南阳太守张咨，率军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与袁术会合。从此南阳成为袁术的根据地。
袁术刚到南阳时，南阳有户口数百万，但他骄奢淫逸，征赋无度，百姓痛苦不堪，纷纷外逃。后来，他与袁绍的矛盾逐渐加深，兄弟二人各自拉拢党羽，互相图谋。常言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袁术与荆州牧刘表不和，便勾结公孙瓒，而袁绍与公孙瓒可是死对头，于是袁绍便与袁术的对头刘表联合。当时，地方势力大多依附袁绍。袁术愤恨地说：“这些小人不跟随我却跟随我们家的败类，不会有好下场！”他还给公孙瓒写信说：“袁绍不是我们袁氏的子孙！”袁绍从别人口中听到袁术的话后勃然大怒，发誓要好好“修理”一下他这位弟弟。兄弟二人的矛盾此时可谓达到了又一个顶点。
公元193年正月，袁术进军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向北方发展势力，遭到袁绍与曹操的联合抗击。袁术大败，带领余众退至九江（今安徽凤阳南），扬州刺史陈瑀率兵抵御，不许袁术入境。袁术退守阴陵（今安徽凤阳西南），集结军队又向寿春（今安徽寿县）进军。陈瑀大为恐惧，逃到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于是袁术占领了寿春。随后，袁术自称扬州刺史，成为割据淮南的军事集团。
除了袁绍、袁术兄弟之外，在这一时期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还有很多，比如辽东的公孙度，徐州的陶谦，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焉，以及江东的孙坚、孙策。
群雄割据局面的出现，导致整个中华大地战乱不已，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拿袁绍与公孙瓒来说，为了争夺荆州，两个阵营连续作战两年之久，军队疲惫不堪，粮食吃光了，就到处抢掠百姓，以致田地里连青草都难以见到。公元196年，献帝东还洛阳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全是被烧毁的宫殿，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凡是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要自己去采摘野菜充饥，有的官员直接就饿死了。官员尚且如此，可以想象老百姓的生活有多么凄惨。很多人都背井离乡，向别处迁移，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战争难民”。所有的这些，都是那个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时代所带来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