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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集校注》后记(代序)

王仲闻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妇女在各方面都受到压迫和歧视。在文艺领域中,当然也不可能有例外。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限制,她们在文艺方面原来与男子同样具有的光芒,就很不容易透过层层的障碍而放射出来。

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下,妇女作家是少得可怜的。梁钟嵘《诗品》介绍了从汉到梁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其中女诗人只有四人,比例不到百分之四,这已经是很少的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三十卷,只选了曹大家《东征赋》一篇、班婕妤《怨歌行》一首,那就更不成比例了。到后来,《全唐诗》九百卷,其中妇女作品,只有九卷,才合百分之一。《宋诗纪事》一百卷,妇女作品只有一卷,比例也是百分之一。明、清人所编的《诗女史》、《彤管遗编》、《彤管新编》、《古今女史》、《林下词选》、《众香词》、《历朝名媛诗词》以及或云托名明钟惺编的《名媛诗归》等等,为妇女作品专集,且不限于一个时代,然而数量俱不甚多。

妇女作品还受到另一歧视。一般选本,大都是按作家年代先后编次的,独独对于妇女则不然,往往把她们的作品,另辟一栏,编在书末,似乎她们在文学上也不能与男子享有同等地位。这个恶例,开自唐末韦庄编的《又玄集》,五代韦縠编《才调集》继承他的衣钵,后世的编辑和选家,更是变本加厉,竟把妇女作品放在无名氏和神仙鬼怪之后。这一歧视妇女的恶例,一直沿袭下来,直到解放以后,才与其他封建制度一起消灭净尽。

宋代程朱理学派兴起,大力提倡封建礼教,妇女们所受到的束缚和限制更加深密,因而虽为词的全盛时代,女词人仍是寥寥无几。在今天知名的约一千二百的宋代词人中,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女词人则不过五六十人左右,而且大都只有单词流传,没有一个有完整的词集。今天还有较多的作品流传,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只有李清照一人。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宋代山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死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以后,究竟得年多少,还没有能够考证明白,但可以说,至少活了七十多岁。她父亲李格非,与廖正一、李禧、董荣,人称后四学士。她母亲王氏,也善于写文章。在家庭影响之下,李清照很早就有诗名,为晁补之所赏识。她在十八岁时,与赵明诚结婚。赵明诚青年时候就对金石研究有兴趣,后来成为有名的金石学家,对金石有深刻研究、渊博知识。他除了收藏金石以外,还喜欢收藏书籍、法书、名画。李清照与他志同道合,节衣缩食,帮助他从事收藏和研究。应该说赵明诚的成就得力于清照者不少。张端义就说:《金石录》一书,清照亦曾笔削其间。李清照四十六岁的时候,赵明诚死了。接着金兵侵入浙东、浙西,清照避难奔走,所有收藏的东西几乎全部丧失。绍兴二年(1132),清照再嫁张汝舟,没有多少时候,就离异了(明清到现在,有不少人考证过,说她没有再嫁。都是没有充分论据的)。她没有儿子,大概以后就孤独地度过了她的晚年。她的平生事迹见于载籍的并不多,前面已有《李清照事迹编年》引述了一些有关记载,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李清照是宋朝最负盛名的女词人。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及写作活动。她丈夫赵明诚的名著《金石录》,生前大概没有完成,李清照不但曾参加该书的编撰工作,最后还是经过她的手成书、流传的。直到暮年,她还有学术方面的活动(公元1150年,即绍兴二十年左右,她六十六七岁的时候,曾经两度拜访当时年约八十岁的大书画家米友仁,请他为她所收藏的米芾墨迹题字。米友仁是米芾的儿子)。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她能写散文、骈文、诗、词,能作画,能考证金石刻,书法也很好。她的字、画,明朝还有人见过,到清朝就失传了。她的诗文集、词集,宋朝人都有记载;刊刻的版本,亦不止一种。可是,这些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大概在清初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就消失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李清照著作,除了一部不是文学作品的《打马图经》是完整的以外,其馀都是前人从各种古书中东鳞西爪地搜集起来的。其中还有不少是伪作或可疑之作,可以确认为李清照作品的,就把所有断篇残句都当做整篇全首来计算,总共也不过七八十篇。大凡只见于伪书元伊世珍《琅嬛记》,只见于明、清人选本如杨慎《词林万选》、长湖外史《续草堂诗馀》、茅《词的》、赵世杰《古今女史》、卓人月《古今词统》、周铭《林下词选》、沈辰垣等《历代诗馀》的,都不一定靠得住是清照作品;就是见于明陈耀文《花草粹编》、清朱彝尊《词综》的,也不能说都没有问题。

流传下来的李清照作品中既有伪作,有可疑者,我们进行研究,恐怕只能就那些可以确认是她所写的篇什着手;那些有问题的,似乎应当暂时放在一边,等到有人能够考证确定后再说(伪作更不必研究)。如果把那些伪作或可疑之作当作李清照作品,与其他没有问题的作品来一起研究,来评价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它的正确性,恐怕是难以保证的。在1959年各报刊上所发表的讨论李清照作品的论文里面,把有问题的词当作李清照真作而分析评论的情况,就不能说没有。就是195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里,还引了靠不住的《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一阕,予以肯定;1961年《文学评论》第四期发表的夏承焘先生《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一文里所说“敢于写少女爱情:‘眼波才动被人猜’,敢于写夫妇的幽情:‘今夜纱窗枕簟凉’”等词,也不见得都是李清照的作品。作品真伪,必须首先辨别清楚;否则,结论的科学性,免不了要减低,对于读者,免不了要造成误会。

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李清照一生的经历,她个人的历史,可以分作两个时期:上一时期,是在北宋的时期,是生活安定、专心研究金石、从事创作活动的时期;下一时期是在南宋的时期,国家民族濒于危亡,本人则失去了丈夫、失去了所有的书物和生活依据,颠沛流离,孤独无依的时期。

她的作品,也可以依照她一生的经历,分作两个时期:上一个时期,是在中原的时期、北宋的时期;下一个时期是在江南的时期、南宋的时期。大致以建炎元年(1127)为分界线。她的作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反映。下面就依照这样的时期划分,对李清照的作品,试图做一个分析。

在分析之前还得说明一点:李清照的作品,过去最有名的是词。她的诗、文,流传下来的比较少,也不被大家注意。为了对李清照的作品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她的诗、文,必须和词同时研究。像过去那样只谈她的词而不谈她的诗、文,也免不了有些片面之弊。因之,也恐怕不容易得到正确、公允、全面的结论。

北宋自从结束了五代的分裂状况,统一了中原以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对于辽和西夏,统治者采取了屈辱求和的政策,每年送去很多的岁币,暂时维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矛盾暂时缓和,生产力也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工业方面如印刷、建筑、制瓷、制茶、制糖等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与此相应,各种旧的学术部门发展了,新的部门创立了。出现了沈括的《梦溪笔谈》、李诫的《营造法式》,刘敞、李公麟、欧阳修、曾巩创立了金石考古之学。名画家、名书家大批涌现。继欧阳修文学革新运动之后,出现了曾巩、王安石、三苏、黄庭坚等大散文家、大诗人。词则于花间、南唐一派之外,苏轼开创了新的豪放一派,一新耳目,晏幾道、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也分道扬镳,各成一家。清照生在这个文艺和学术上极为昌盛的时期,得以饱吸文艺与学术空气,她的父母又是能文的人,在他们的熏陶之下,她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和学术研究的才能,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此,她在文艺上有多方面的发展;与她的丈夫共同进行的金石学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由于那时妇女们社会地位的限制,清照所能接触的世界,毕竟是不够宽广的。因而反映在李清照作品里面的,多数是安闲的生活,与夫妇、姊妹等离别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清照第一个时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较少。其中要算词最多,诗很少,文大概只有一篇词论。

反映她生活安定的,如《如梦令》“昨夜风疏雨骤”,《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等,这些词与晏殊、欧阳修、秦观、周邦彦的作品相比,是丝毫没有逊色的。描写离别之情的《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一词,是她宣和三年(1121)从青州到莱州,路过昌乐寄宿馆驿中所作,寄给在青州的姊妹的。此词所表达的姊妹间感情,是深厚的、诚挚的,不是寻常泛泛应酬的作品。

还有几首向来有名的词,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被翻红浪”等首,有人说是清照寄给赵明诚的。如果不错的话,那末,她是把他们二人志同道合,甘心老于学术之乡的深厚感情很真实很细致地表达出来了。

李清照在这个时期的诗作的题材较词要宽广。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做到了尚书右仆射(宰相之一,当时除了尚书左仆射蔡京是首相以外,赵挺之的官职最高),李清照献给他一首诗,可惜现在只剩一句了:“炙手可热心可寒。”她对赵挺之的升官似是不以为贺而以为惧。又如《浯溪中兴碑》,自黄庭坚、张耒两大篇之后,宋人多认为绝唱难继的了,李清照这时却和了张耒二首,表示了自己对于历史事实的看法。此外如:

少陵也是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在这些诗中,作者跳出了封建时代妇女生活的狭窄天地,发表了对社会、政治的一些见解。莫怪后来理学家朱熹也说:“岂寻常妇人所能!”(朱熹指的“两汉本继绍”一首而言。此诗作于何时,不可知,姑且在此提及。)

她还有一篇评词的论文,全面而系统地批评了北宋的词人。宋朝人评词的,较早的晁补之只评了几个人,也没有什么系统(晁评见于《能改斋漫录》,恐怕就是《说》的一部分)。李之仪也评过词,所评虽比晁补之有系统,仍不如李清照的全面(李评见《姑溪居士文集》前集卷四十《跋吴思道小词》)。晁、李二人是李清照的前辈。后来只有王灼《碧鸡漫志》所评的范围较广,但就系统性、理论性来讲,也仍不如李清照。虽然李清照所评,不免或有偏见。对于北宋词人,她没有一个是满意的。但这一篇论文,仍旧不失为研究宋词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李清照的第二个时期里面,由于统治集团对外政策的软弱,北方的女真族乘机进逼,淮水以北的广大区域沦陷。当时广大人民纷纷起义,抗击金人,宗泽一声号召,就有几十万人在黄河以北响应。终以朝廷的昏庸无能,起义人民得不到支援,最后还是被金人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宋朝人所记载的当时惨状,是这样的:

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数十千,且不易得。盗贼、官兵以至……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宋·庄绰《鸡肋编》卷中)

不但上面所说的沦陷了的地方(现在的山东、河南、苏北、皖北)如此,所有金人到过的地方,如扬州(即现在的扬州市)、明州(现在的宁波市)、平江(现在的苏州市),也都遭到了极大破坏,遇难的人民,不知道有多少。北宋统治集团中的成员,除了大部分在东京(现在的开封市)被金人俘虏北去,少数成了民族败类,甘心做卖国贼以外,剩馀下来的纷纷逃亡到长江以南,有的继续坚决抗敌,甚至为抗战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却不顾国家的险危,继续他们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对当时史实有详细记载。

东晋时候,中原完全沦陷,偏安江左,与南宋情况相类似。《世说新语》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邪!”(此处文字据《晋书·王导传》,略改数字。)

王导要克复神州,当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就是周中坐而叹,不忘国家民族,为此惊心,也是爱国的心理。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表达了中坐而叹的思想的,也有表达了克复神州的愿望的。它们反映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切,如:

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

当时正是主张抗敌的宰相李纲被免职了,昏庸低能的黄善、汪伯彦当了宰相,他们虽然掌握了大权,一无御敌之计;留守东京的爱国抗敌英雄宗泽死了,继任的是后来投降敌人的杜充。李清照这两句诗谴责了这些投降分子,说他们既不是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王导,也不是隔阂华戎、志在本朝的刘琨,也就是说,南宋那时的将相大多都不以兴复为念。

如果说,上面那两句诗,笔触还没有碰到最高统治者赵构,那末,下面这两句诗,就不是这样的了:

南来尚怯吴江冷,北守应悲易水寒。

说南来的人,不应当忘记被俘北去的赵佶、赵桓,就直接谴责了赵构的害怕父兄回来,自己做不了皇帝,而把国家民族的大仇,置之度外。

清照在另一首诗中说: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当时的赵构节节南逃,正是一日蹙地千里。年已七十的宗泽,留守东京,不断地请赵构回到东京去号召抗战,前后上疏二十八次,而年轻的赵构始终置之不理。太学生陈东上书,说主张抗敌的宰相李纲不应当免职,并请赵构回到东京去练兵杀敌。赵构不但没有考虑他的意见,反而把这个热爱祖国的人杀了。这大大地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愿,激起了爱国人民填膺的愤怒。在作者看来,宁肯一死以谢江东父老的项羽还是可敬的,辱国害民的赵构却是可耻的。所以对项羽的颂扬,也就是对赵构的谴责。这谴责虽意在言外,却是很容易体会到的。

绍兴三年(1133),赵构派韩肖胄、胡松年二人到金国去,李清照做了两首诗,一首中说:

夷狄由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

指斥金人的复无常。另一首结尾说:

长乱何须在屡盟。

用《诗经》里的“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批评了赵构的屈辱外交政策。她还说:

想见皇华过二京,壶浆夹道万人迎。

这不仅歌颂了人民永远不会对敌人屈服的爱国主义精神,清照殷切希望恢复失地、拯民水火的热烈感情,也充分流露出来了。

在一篇游戏的文章《打马赋》里,她说:

今日岂无元子,明时不乏安石。

希望南宋能够像东晋那样偏安江左的时候,还有桓温、谢安这样的人,或者能够出击,收复部分失地;或者敌人前来进犯,能够击溃他们。她又说:

佛狸定见卯年死。

可见她对抗敌前途也是抱着乐观态度,有胜利信心的(那时金人正在向南宋发动进攻,李清照自己也从杭州逃到了金华)。在这篇文章最后,她还说:

老矣谁能致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当时淮水以北,土地全部沦陷,她说自己老了,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只希望大家一起回到淮水以北去,也就是赶走金人,恢复河山。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代表了当时爱国者的强烈的呼声,表示了爱国精神。

有的本子载这一篇《打马赋》,末段还有“木兰横戈好女子”一句,这一句的来源不很清楚,不一定是清照的原文。如果确实是她写的,那更可以说明她直欲拿起武器来驰赴保卫祖国的前线了。

在封建制度之下,妇女们不能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李清照的作品,能够表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值得特别提出的。

岳飞有一首《小重山》词,末两句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其实岳飞的知音,是很多的;李清照即是其中的一个。岳飞所说的知音少,当然指的是赵构、秦桧这一些人。

宋亡以后,遗民词人刘辰翁曾填了一首《永遇乐》词,前面的序说: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情词不及,而悲苦过之。

刘辰翁另有一首《永遇乐》词,用的是李清照原词的韵,前面也有序,说:

余方痛海上元夕之习(此指山宋亡之事,惟“习”字不可解,疑有误),邓中甫适和易安词至,遂以之。

邓中甫名剡,字光荐,又号中斋,一直抗拒金人,到山覆灭时被俘,与文天祥一起被押到金陵,后来才被释放。他与刘辰翁一样,也是时刻不忘宋朝、痛恨金人的遗民。他们都赏识李清照这一首《永遇乐》词。不言而喻,这一首词在思想内容上,必然和他们有着共鸣的地方,说出了他们的思想感情。

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据宋朝张端义《贵耳集》说,是她在南渡以后,每怀京洛旧事时写的。词中所记得的中州盛日,就是宋刘昌时《芦浦笔记》里所载《鹧鸪天》十五首所说的太平年月,也就是孟元老《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里所载的宣和年间汴京繁华景象。这种太平繁华景象,本来是统治阶级及时行乐、及所谓与民同乐的描写。但是,在南宋时候回溯这些景象,具有另外的意义。宋陈振孙跋《洛阳名园记》云:

昔王右军闻成都有汉时讲堂、秦时城池,门屋楼观,慨然遐想,欲一游目。其与周益州帖,尽数致意焉。近时吕太史有感于宗少文卧游之语,凡昔人记载人境之胜,录为一篇。其奉祠亳社也,自以为谯、沛、真源,恍然在目。而之太极、之崇嵩福、华之云台,皆将卧游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士达人之怀,古今一也。顾南北分裂,蜀在境内,虽远,患不往尔,往则至矣。亳、兖、嵩、华,视蜀犹乃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则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余近得此记,手写一通,与《东京记》、《长安》、《河南志》、《梦华录》诸书并藏,而时自览焉,是亦卧游之意云尔。

陈振孙所说的时自览《梦华录》诸书,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沦陷了的中原土地。如其说他“惆怅旧游,流传佳话”,那就看得太浅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宋遗民周密的《武林旧事》也说:“兴亡之隐,曲寄于言外。”李清照这一首《永遇乐》词的弦外之音,不能不是对旧都的怀念。所以刘辰翁等“每闻此词,辄不自堪”,诵之而涕下了。

李清照追忆过去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些,如诗里面的:“安得情怀似昔时。”“心知不可见,念念犹咨嗟。”词里面的:“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这些句子里的“旧时”、“旧家时”,主要是回首她自己的过去,但也并不排斥某一些同时回忆国家民族繁荣景象的成分。

李清照这些作品,假使是在北宋时期写的,那就没有多大意义,必须又作别论了。可是,现在还没有理由和根据来怀疑它们不是写于南宋时期的。

这里也必须指出,李清照的作品并不是全都值得肯定。且不说那些抒写离情别恨的篇什充满了“泪”和“愁”,正是“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便是描述怀念乡国像《永遇乐》一类的作品,调子也往往十分低沉,不能给人以积极健康的激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李清照是那样一个时代的妇女,而且国破家亡,流离颠沛的遭遇又折磨着她的下半生,在作品中倾吐她的“危苦”、“悲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此便以为她的作品都是优秀遗产,可以无批判地继承下来。

为什么李清照的后期作品政治性较强呢?为什么她的爱国主义思想表达在词里面的很少,而在诗、文里面较多呢?

第一个问题,似可分两方面来解答:

第一,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不能不随着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北宋的时期,她生活安定,埋头学术研究(详见她所写的《金石录后序》),锐意文学写作,所以她只在写作技巧上用工夫,其他都不措意。到了南宋,情况完全改变,敌人异常强大,而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只知道屈辱求和、投降卖国,这不能不激起每一个关心民族安危的人的爱国热忱。对政治有一定敏感性的李清照不再像过去一样,写作的题材范围随之拓展开来,这是极自然而可信的。

第二,更重要的,恐怕是:她原来出身于仕宦的文人家庭,丈夫又是宰相之子,官至郡守,与广大劳动人民不会有很多的接触,她的眼界和思想自然要受到种种局限。后来颠沛流离,东奔西走,所谓“飘流遂与流人伍”(清照《上韩肖胄》诗句),和广大劳动人民经常有所接触,扩大了自己的眼界。

关于第二个问题,恐怕是体裁问题。是词的形式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它的内容。北宋人的词,一般都继承着花间、南唐的衣钵。早期的晏殊、欧阳修,都没有能够脱离这个窠臼。苏轼独创一派,超越前人,在他门下的陈师道还批评他,说他“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自己论词,多注重于声律,把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说成是“句读不葺之诗”。囿于花间、南唐词派的传统,再加以声律上的清规戒律,不可避免地束缚了词的题材和内容,使它不能发展。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词也写得很好,但是表现爱国思想的词,没有能够写得像诗那样的好。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部《指南录》,完全是表现他的爱国思想的作品,但绝大部分是诗,词只有寥寥的几篇;像他的《正气歌》,也不是以词的形式写成的。能够突破词的限制的人不是没有,但毕竟不多,李清照也没有能够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

但李清照在词的方面,她的创作技巧确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艺术性很强,开辟了不少技巧上的法门,不仅蜚声当时词坛,对后来的词人,也起着不小的影响。

她的创作技巧,昔人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她新,或说她奇俊,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云:“‘绿肥红瘦’,此语甚新。”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云:“‘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所谓“新”、所谓“奇俊”,宋代词人,颇多擅长,清照虽然工于造语,还不能算做个人独有的特色。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说她“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倒可以说明清照的特点。张端义引了她的《永遇乐》词中“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作为例子。我们细看清照的词,当然可以发现不少这类的句子,如“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等等,都是用的白描手法。

李清照本来很会用花间、南唐派的笔法,所谓“蹙金结绣、而无痕迹”。像“红藕香残玉簟秋”,“梦回山枕隐花钿”,“香冷金猊、被翻红浪”等,都是这一类的句子。她的白描写法,就是古人所说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可以说是继承并发展了李后主的笔法,在北宋词坛中,是难能可贵的。这似乎可以说是李清照的艺术特点。如果说,她是喜欢并善于使用双声叠韵字、严格分别阴阳平四声,那就成为艺术上的束缚,而不是特色了。

她的有名的句子,如“载不动、许多愁”,“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绿肥红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等,或者辞自己出,新颖独造,或者融会旧句,更出新意。后来有不少人模仿她的句法,方面很广。影响所及,且超出词的领域,如董解元《西厢》、王实甫《西厢》都有学习李清照的痕迹。

后人模仿李清照的句法,像杨《八六子》的“蜂凄蝶惨”,汤恢《八声甘州》的“柳腴花瘦”,过于字雕句琢,流于纤仄。这样的学习,就堕入了魔道,显然违失了李清照的本意,是清照所不能负责的。

清照运用方言,也是很成功的,这里不举例。

明张乱分词人为婉约、豪放两派。清王士祯又本张乱的话,说:“婉约以清照为宗。”北宋婉约词派,统治了整个时期的词坛,本来是继承着唐、五代的花间、南唐词派的;主要词人有晏殊、欧阳修、晏幾道、秦观等等。王士祯推李清照为婉约的宗主。我以为在婉约词派中间,李清照实在是后起之秀。婉约派的手法,在于“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如晏殊的《浣溪纱》第二句“去年天气旧亭台”,用唐人郑谷诗句(“池”字换了“亭”字),没有说追忆去年,而回忆去年的意思已经在于言外;末句“小园香径独徘徊”,又描写了一个人独自游览、没有伴侣的寂寞无聊情况,但也不明白说明,含蓄蕴藉,留下了有馀不尽的感觉。李清照继承了这种风格,并加以变化和发展(夏承焘先生说:清照变化、发展了婉约派),使婉约派发展到了最高峰,从此也没有人能够继续下去。

比清照时代稍后的侯,有《效易安体·眼儿媚》一首(见《窟词》);更后的辛弃疾,也有《博山道上效李易安体·丑奴儿近》一首(见《稼轩词》甲集)。这两个人词的风格,并不像清照;而且豪放派以辛弃疾为宗(也是王士祯的话),尤其和婉约派相反。可是他们都有学李易安体的词。

清王士祯《衍波词》中和清照原韵词不少,计有十七首,盖《诗词杂俎》本《漱玉词》中各首,王士祯已全部和韵。王士祯为当时词坛主盟,对清照推崇备至。沈谦更以李白、李煜、李清照为词家三李,光绪年间,曾有《三李词》刊本。清末沈曾植评李清照词曾说:“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清照词影响所及,竟下至本世纪初。所以夏承焘先生说她是北宋婉约词派最适当的代表人。

婉约词派,有他们的缺点。在所谓“花间尊前、诗酒流连、点缀太平”的时候,也能够写出描摹景物,像“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欧阳修《浣溪沙》词)那样的“绝妙好词”。但是,到了南宋,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重大历史事件,人民爱国意识,很不容易通过婉约派的写作手法,充分地在词里面反映出来。尽管李清照变化并发展了婉约词派,但在时代的激流当中,婉约派不得不退出传统的统治地位,而让位给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这一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李清照是无能为力的。

李清照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虽不多,这些作品中也存在着消极成分,但仍不妨碍她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她较之柳永、周邦彦,固然远在他们的上面,就比较南北宋其他大词人,也不见得有多少逊色。我以为这样来评价李清照,似乎才是公平允当的。

李清照诗文集和词集的失传,对于我国古典文学遗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清《四库全书》所收,乃是毛晋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只有词十七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虽篇帙无多,不得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那时《永乐大典》散失的不过二千多卷,基本上还差不多是完整的。《永乐大典》里面有多少李清照的作品,固然不得而知。但就现在剩馀的《永乐大典·诗字韵》中发现的一首诗来推测,可以肯定地说:不会一首都没有的。当时的四库馆臣没有从《永乐大典》里面搜集李清照的作品,把它们保存下来。到了清末,开始有人从事李清照词的辑佚工作。最后李清照的全集有李文先生辑的《漱玉集》,词集有赵万里先生辑的《漱玉词》。这两种虽然都是排印的本子,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李辑是单行本;赵辑在《校辑宋金元人词》中,没有单行的)。较早的王鹏运辑、况周颐补遗的《四印斋所刻词》本《漱玉词》,原刻本已经很稀少,就是中国书店的石印本也不多见。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等(据说皆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号)。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次子。幼承家学,但中学毕业即入邮局工作。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遭开除。仲闻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生前出版的著述有:《南唐二主词校订》、《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注(署名王幼安,与徐调孚合作)、《李清照集校注》(1964年即打好纸型,但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署名王学初)、《全唐诗》点校本(卷首的点校说明即为仲闻先生所撰,署名王全)。此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读词小识》(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终因右派原因未出,以致文革中遗失)。仲闻先生亦曾受唐圭璋委托,倾心四年修订《全宋词》(该书出版前,中华书局与唐圭璋先生以及相关部门商定,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终因文化部下达的“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诸社会主义出版物中”之规定而未署名)。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学类图书中,不少部帙和难度都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担整理,如《元诗选》、《古典文学资料汇编》各卷等。

以上“代序”乃王先生《李清照集校注》后记,写于1963年3月20日。除删去第七部分有关《李清照集校注》一书的情况介绍外,其他一仍其旧。 RykDhvod/SyISTt1tjqG79TwZH5XST7HAgfCPefQ45GUi2wwxPOb3zatCDj5D+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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