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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凤
笛卡尔（1596-1650）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信奉天主教，自幼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学校，后在大学学习医学和法学，并始终对数学和科学保持兴趣。《指导心智的规则》、《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及《方法论》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
《方法论》（又译《谈谈方法》）是笛卡尔在拉丁文仍然是学术语言的背景下，用浅显易懂的法文撰写的哲学著作。1604年至1616年，笛卡尔在当时欧洲最著名的亨利四世公学学习，接受了经院哲学的严格训练。然而，他毕业之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疑惑和谬误的包围之中。在《方法论》的开篇，笛卡尔就对自己早年所学的各种知识，如神学、哲学、逻辑学等表示了怀疑。必须指出的是，笛卡尔的怀疑不同于古代的怀疑主义。怀疑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要通过怀疑去寻找那些不可怀疑的东西，把清晰分明的理性确立为判定真理的唯一标准。
面对充满谬误的陈旧知识，笛卡尔感到有必要重审哲学，并为新哲学奠基。他要把以往知识作为重构普遍知识的素材，为松散零乱的知识确立条理与秩序，并赋予它们以内在的灵魂和逻辑必然性。笛卡尔坚持统一的科学观，认为所有科学门类都统一于哲学。他把哲学比喻成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自然哲学），树枝是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应用学科。知识的统一性，科学的统一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方法的统一性，因此，笛卡尔强调可靠的方法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数学方法是普遍适用的一般方法，并称科学的方法为“普遍数学”，普遍数学把数学最一般的特征（“度量”和“顺序”）运用到其他学科。数学的“度量”是量与量之间的比较，在数学以外的领域，我们可以把度量转化为不可量化的对象之间的同与异比较。科学研究的顺序有两种：一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综合；一是从复杂到简单的分析。形而上学的方法首先是分析，先寻找确定的第一原则，再运用综合，从第一原则推导出确定的结论。
按照先分析后综合的顺序，笛卡尔在《方法论》中确立了四条方法论原则。第一，凡是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决不把它作为真的加以接受。这一条关涉知识的确实性及真理的判别标准。第二，把审查的每一难题按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为一个个的小问题，逐一加以解决。这涉及现代意义上的分析方法。第三，按秩序进行思考，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的顺序逐步认识对象，即便对象没有秩序，也要设定一个秩序。这一条关乎认识的程序。第四，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普遍地进行复查，确信毫无遗漏。这一条强调认识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笛卡尔认为，他在研究几何学和代数学时就遵循了这四条规则，并从中获得两大益处：一是陶冶了心灵，使心灵养成了热爱真理、厌恶虚妄的习惯；二是确立了形成普遍有效的知识的基本模式。
作为17世纪法国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17世纪形而上学的奠基人，笛卡尔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摧毁经院哲学体系的基础，同时又证明了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合法合理性。他不仅提出了普遍科学的基本设想，试图把所有知识组成一个演绎推理的体系，而且将直观与演绎方法作为一切科学的基本方法，从而建立了一种系统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笛卡尔用“形而上学”一词来描述自己的哲学系统，提出了知识的起源、结构真理性、确实性和普遍有效性问题。为寻找确实性的根据，他从普遍怀疑开始，把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心灵，既给欧洲思想界树立了不盲从权威、不囿于成见的学术风尚，又使哲学从注重对自然的外在探讨转向注重心灵的自我反思。笛卡尔对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提出的心物二元论和天赋观念论引起近代哲学最持久、最热烈的争论；其次，他提出的“知识之树”的观念确立了形而上学的优先地位；再次，他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和张扬开辟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先河；最后，他对“我思”及其意向性的阐释对现象学有过直接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