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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
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一系列新的需要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类（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一点。他们可能同样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作为一个寻求安全的工具。
正如饥饿者所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他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虽然我们主要研究成年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简单、明显很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
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抑制其表现。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闪电或者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受到粗鲁的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供养不足等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做出反应，避免危险靠近。随着孩子的成长，知识的完备，对周围环境的熟悉以及运动神经的发展，这些危险变得越来越不可怕，并且越来越容易控制。可以说，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知识来使危险的事物化险为夷，比如，我不怕打雷，因为我知道打雷的原因。
各种对身体病痛等产生的更直接的反应，也可以在幼儿身上得到印证。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比方，孩子会在痛苦时感觉到，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阴森暗淡，仿佛变成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了坏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二天会感到害怕，夜里做恶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中，充满了安稳的秩序和节奏，这是儿童的安全需要的另一突出表现。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平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恐惧。这种态度与其说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骨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康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有某种程度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老师和心理治疗家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在正常家庭中，父母当然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往往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失去父爱或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父母的倾向而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
一个普通的孩子在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时，常常会引起焦虑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陌生或者对付不了的物体，如疾病、死亡等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充分证明了父母对孩子的保护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不管是普通儿童还是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不管碰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化险为夷。
上述反应，能够在普通儿童身上轻易发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儿童在社会中存在着极强的不安全感。在一个没有威胁、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来源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健康或幸运者（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享受到安全需要的极大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不会让自己的成员感到会受到野兽、严寒、酷暑、强奸、谋杀、动乱、暴政等等的威胁。因此，站在一种非常现实的角度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会再感到饥饿。
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事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或者是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通过最普通的偏爱现象，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更广的范围内寻求安全和稳定。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然而，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如果要将安全需要看作是促进机体潜能的活跃和驱动因素，就只能在真的危机状态中实现，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改组、精神变态、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
在现实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病的成年人渴望安全，在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随时都会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做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
用神经病患者可以形象地描述保留着儿童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的儿童。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并非所有的神经病患者都有不安全感，神经病也可能出现在一个通常感到安全的人身上，他之所以也有类似遭遇，因为他的感情需要和尊敬需要受到了挫折。
对安全寻求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种类型的神经病就是梦游，恰似疯狂的神经狂热病。这类神经病的患者发疯似的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并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己保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突发事变都能应付得了，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件不再发生。他们类似于哥尔德斯坦描述过的脑损伤病例。
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意外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幸发生了什么出人意外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表现得惊慌失措，似乎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强烈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神经病患者身上，就成了一种生与死的抉择。对于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经病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