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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他一生寻求人民的解放道路，始终保持平易俭朴的作风，不事铺张，不图虚名，为革命事业忘我劳动，奋斗终身。党中央在祝贺徐老七十大寿的信中曾赞扬他说：“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
徐老早年在长沙，是各校争聘的名教师，兼课钟点多，薪水高，但他除了开支一家生活费用外，全部用来买书和办学，不事积蓄，不搞应酬，更不请客送礼。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担任过几个师范学校的校长，社会地位比较高，但他一贯粗食布衣，不吃珍馐，不着绸缎，不使用精美物品，自奉俭约。
当时，长沙城里的中等学校很少，一般的中学教师，多是社会上“有体面”的人，他们保持着绅士派头，到学校上课要坐“三丁拐”（三个人抬的轿子），似乎不这样就显得寒酸，会被同事学生看不起。而任校董兼教员的徐老，来校上课时，却常穿着“钉鞋”，撑着雨伞，挟着讲义，每天返往八九里，总是步行，从来没坐过轿子。后来，这种作风也影响了其他教师，一个图画教员，本来生活不太宽裕，还雇三个轿夫，经济上感到吃力。一天，他对徐老说：“你不坐轿子，学生仍然很尊重你，以后，我也要学你。”这样一来，不少教师都不再坐轿了。
徐老在修业学校兼课时，正值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督湘，他破坏教育，克扣教师薪水，一度使许多学校陷入困境，那时，徐老薪水也很微薄，甚至不发薪水，但是，当他看到因生活困难而难以继续学习的学生，就常以金钱物质相助，他的钱除买书办学外，多半都接济穷苦学生了。那时他把家留在乡下，距长河城八十里，每次回家返城，都要走一整天，他连路上的午餐费也省掉不花，只从家里带些炒好的红薯片，在路上充饥。
参加革命以后，徐老更加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凡在他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同志都对他朴素勤奋的工作情景历历在目，缕缕可述。
徐老51岁入党，参加长征时，已经58岁了。长征途中，条件艰苦，组织上和同志们都想多照顾他，可他从不愿给大家添麻烦，他和其他同志一样。头上戴的帽子，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鞋子，破了自己补；米袋、伞套自己缝；还用羊毛编织手套衣袜，用羊皮缝衣袋。
白天行军，快到宿营地的时候，他总是边走边拾柴，或拔些野菜，用扶手的棍子挑着。一到宿营地，就搬两块石头架起水盆，自己烧热水洗脚，烧开水喝，有时还煮点面糊或者野菜吃一顿。
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年老，配给一匹马，还派了饲养员。可是，一路上他很少骑马，不是让给战士们驮东西，就是让给伤病员。硬是用两只脚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和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在环境极其险恶，生活极其艰苦的日子里，粮食蔬菜十分短缺，他常常吃草根树皮过日子，而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患病的同志。
徐老常说，俭朴的生活能锻炼坚强的意志，陶冶崇高的品质。他说：“我过惯了俭薄的生活，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使精神愉快。”的确如此，长征胜利后，徐老担任了较高的领导职务，但仍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
在延安，徐老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当时的边区教育厅，设在延安城里天主教堂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徐老就住在这个小院后面的一间破旧的、狭窄的房子里。在这个房子里，有一个小炕，这是徐老和他的警卫员睡的地方；炕前摆着一张没有油漆的小方桌，是徐老的办公桌；房子的另一头，放着徐老唯一的木箱，装满他在江西苏区编写的教材和资料。木条条做成的窗棂上糊着的窗纸已发黄破旧，徐老就是在这样十分单调简陋的条件下，为发展边区教育事业，终日辛勤地工作着。
1938年，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60高龄的徐特立同志奉党中央之命到长沙任国民党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湘代表、高级参议。作为八路军的首席代表，他完全有资格享受应有的待遇，但他除了忘我工作之外，生活上没有丝毫特殊。
为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宣传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国人民的抗日任务，他常常外出到各地演讲，到国民党上层人物和民主党派人士中去做工作，无论到工矿、学校、农村、码头，他都是步行，从不乘车。每天他都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同志们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军装。那时，由于徐老是教育家，声望很高，许多关心国家生死存亡的各界人士，纷纷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聆听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论白天黑夜，徐老都热情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从日中谈到深夜，晚上还要为《救亡日报》等报刊写文章，整日没有休息，就连吃饭都时常不能准时。有时在外做报告回来晚了，办事处同志都吃了饭，没有菜了，炊事员要替他做菜，他却自己动手，一边装饭一边说：“你们不要炒菜，只要用开水一泡就可以吃了。”
有一次，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为他举行宴会，徐老仍是穿着他平日穿的，也是仅有的那套普通的灰棉布军装去赴宴。当他步行到省府门口时，警卫不肯禀报，说张主席今日有事，概不会客。徐老从工作着想，跑回住处，取了名片，第二次来到门口，当他递上名片时，警卫才知道他是今天宴会上的首席客人，又是惊讶，又是钦佩，赶紧请他入内。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俭朴作风，使国民党官兵也深深为之感动。后来，徐老回忆在长沙工作的情景时，曾说：“我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请法国记者宴会。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自然。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
全国解放后，徐老到了北京，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委员，条件比延安时好多了，但徐老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戴的帽子还是延安时发的，被子是用旧棉衣上拆下来的棉花和土布做的，棉衣已经穿了好几个冬天，拆洗时，短了、破了就用布接上，补好又穿，他仅有一双皮鞋，只有参加外事活动或宴会时才穿一穿，过后立即换下来收好。他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是注意节约一滴水、一度电，连一个白菜头也不随意扔掉。八十岁那年，他的许多老同志、老朋友、老学生都想给他祝寿，庆贺一番，但他不同意，就趁开会的机会，提前去湖南和广州，在火车上度过了生日。
在北京工作期间，他的办公用品，爱人生病住院的治疗费，都是自己花钱，从不向公家报销，他写了许多文章，也不要稿费。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后，给他发了一百五十元钱，是人大代表的补助费，每日五十元，一季度发一次，他老人家当即把钱退了回去，并让秘书写了封信说，人民代表应该为人民办事，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他到各地视察工作，都不允许请客送礼。
85岁时，他曾写过一首词发表于《长沙日报》：“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这些话，是徐老一生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精神的写照，也是留给我们的座右铭。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封锁，加之连年自然灾害，根据地财政经济出现了极大困难。为战胜困难，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决定发扬勤劳节俭、埋头苦干的精神，动员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1年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开赴南泥湾，在王震旅长亲自率领下，全体将士搭起帐篷，挥舞镢头，开荒种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王震旅长总是身先士卒带头劳动。
有一天，他挑着担子，嘴里哼着陕北小调，给地里的战士们送水。
王震脚步飞快，当他走下陡坡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滑了一下，把脚扭伤了。他忍着痛，平稳地把水桶放了下来。这时，战士们纷纷跑了过来，把他搀扶起来。王震的脚扭伤得很厉害，经过医生的治疗，一星期之后才消肿。
他在养伤期间，还十分惦念着大生产的情况，经常听生产进度的汇报，还再三嘱咐把那段路修好，以便于同志们行走。干部和战士们都很受感动和鼓舞，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倍增。在王震旅长养伤期间，开荒种地的进度更快了，大生产运动更加热火朝天。
王震带头参加劳动的模范行动，有力地鼓舞了正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奋战的千军万马。359旅的全体将士们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南泥湾这片荒原，到1943年，开荒已达138000亩，把草莽丛生的南泥湾建设成陕北的江南，使这昔日的荒山野地变成了陕北的米粮仓。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打仗，一面生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解放区军民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黄克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将，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与彭德怀元帅一起离开了领导岗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和摧残，“四人帮”垮台以后，在陈云的领导下，他担负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重要工作。
他年愈古稀，多病缠身，双眼因严重的白内障而失明。对他这样一个功绩卓著，而又备经坎坷的老同志来说，晚年过过舒坦日子，享享天伦之乐，按说是“理所应当”的了。可实际上，黄克诚同志一点儿也没这样做！他按照党的优良传统和严明纪律，一丝不苟地要求着自己。
这一年，他的小儿子黄晴要结婚了，家里准备为他俭朴地举办婚礼，既没有置备什么“高档”的家具，也没有打算摆多少桌的“喜宴”。临到新媳妇该过门了，有的工作人员向黄克诚说：眼下，新媳妇过门要靠小汽车来接，普通人家还往往是一长串小车排着队呢！建议派一辆小车去接新娘子。
黄克诚听后，摇摇头没答应。因为他早就定了“家规”：小汽车是党分配给自己办公事用的，家里不能私用。他对黄晴说：“新娘子年纪轻轻，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一样能来嘛！”黄晴听父亲的话，骑了自行车去接新媳妇。
黄老有个孙子，叫黄健，他可算得上爷爷的“掌上明珠”了。夏季的一天早晨，大雨倾盆，院里、街上都淌得如同小河。小黄健卷了卷裤腿，撑把雨伞，“吧叽吧叽”跑过院子去上学。司机王伯伯看到了，心疼地说：“小健，伯伯开车送你一趟！”黄老的夫人唐大姐看到这情景，忙提醒孙孙说：“小健，不坐爷爷的车，这是咱们家的规矩。你爸爸、妈妈都没有自己坐过小车，你这样做……”小黄健听了，想起爷爷平时和自己说的许多话，痛痛快快地向王伯伯摆了摆手：“我不坐了！”然后蹚着雨水大步向车站走去……事后，司机老王感慨地说：“我在黄老这儿开了这么多年车，这是我唯一一次自作主张用小车送趟孩子。没想到还碰了壁！”
黄克诚以84岁的高龄，告别了人世。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他晚年为我们党的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永垂青史；他在家庭生活中严格要求儿孙们的事迹，也给人们留下了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