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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大致强调两个产品：一是经济上的生产效率——产品的质量，获取利润等等；另一个就是人性产品——员工的心理健康，朝向自我实现运动。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够先走一步？如果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很明显，最后只能以组织管理的后果而论。
分析了利开特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他所研究的环境下，人本管理在实务上最适合企业健康发展的。换句话来说，人本管理比起其他模式的管理更好，因为它行之有效。在部分的实验如利开特实验，都在比较经理人的好坏。所谓好与坏，都是以生产力、员工的满足感、低流动率、低病假率、低缺席率、低劳工问题等方面来衡量。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但很实用的科学方法来处理，就是利用渐进式的精炼与纯化方式，反复地挑选，从好的人选中挑出最好的人选。我在进行自尊与情感安全的人格测验时所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方法。首先我利用现有的资料，尽力挑出最有安全感与最没有安全感的两组人，然后尽可能分析这两组人。相互比较之后，列出情感安全与不安全的性格特征，提出更完善的定义。
接下来，我利用这些经过修正的新定义再次检视我所挑选的对象，再重新筛选。测试结果表明，原本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同样的，有安全感的人也不是完全有安全感，而原先未入选的人可能是其中的一组。
当新的组合产生后，再利用同样的方法和程序，不断地修改定义和性格特征的描述。如此不断地重复，所得出的结果会愈来愈精确。这有点像居里夫人提炼沥青铀矿渣最后发现镭的过程一样。
现在，我们开始务实地进行检测，进而建构一个环环相扣的网路：
在以美国社会为研究环境的背景下，最优秀的经理人应该比差劲的经理人有更健全的健康心理。利开特的研究实验数据足够充分说明此项。
优秀的经理人应该能够增强员工的心理健康。通常他们会以两种方式来实现此项目标：一是满足员工对安全需求、归属需求、情感关系、与非正式团体的友好关系、尊荣需求、自尊需求等基本的需求。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满足他们的真、美、善、公平、完美以及法律等较高层次的动机或需求。从提供员工一个较高层次、较健全的心理发展开始做起，人本管理制度就可以同时让员工获得基本的和较高层次的需求满足感。
员工的心理愈健全，就愈能从人本管理中获益，愈能提升心理的健全程度。这与顿悟治疗法的情形相似。在顿悟治疗法中，获得益处最大的人是最健康的人，因为他们最坚强、最不敏感、最不偏执、最不多疑。愈健康的人，就愈能承受焦虑、压力、责任、沮丧的负担以及对自尊的威胁，甚至会善于用以上情绪强化自己的心灵。心理较不健全或有神经质的人，若处于压力之下很可能会因此而崩溃。
这可以用来解释我的“大陆分离”原则。所谓大陆分离原则，指的是将不同性质的员工分开，好的管理系统只会吸引并留住优秀的人，差劲的管理系统只会吸引不健全的人。我以此原则解释以下的事实：人们如果太软弱以致无法承受痛苦的威胁，压力就会使他们崩溃；如果他们足够坚强，完全有能力应付压力。当他们度过这段压力期以后，心灵会坚强很多。
这项原则亦适用于战场的外科手术选择。有太多病人等着医治，医生可能会放弃伤势最严重的病人，将他有限的时间分给最有可能康复的病人。当然，这样的做法似乎有些无情和残酷，但这就是战场的残酷现实。一位只有5小时的医生，如果他将全部的时间花在急救一名存活机会渺茫的伤员身上，那将是非常愚蠢的事。如果他将这5小时花在其他50位有可能康复的伤员身上，这是最明智的抉择，但他必须是最健康的人。
当我们朝向开明管理政策、开明经理人、开明员工和开明企业的目标迈进时，就是朝向综效的结果前进。达到社会综效也就是达成开明管理、开明经理人、开明员工和开明组织的目标。员工与环境之间有同化作用，彼此会互相影响，相互之间也会有所反馈。员工愈同化，他愈能察觉世界同化作用。世界愈同化就愈能促进员工的内化。员工内心的综效意识愈强，愈能强化他人、社会、组织和团队的综效程度。
员工和团体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团队与社会之间也互为因果关系。更完善的员工会使他所处的团队变得更完善；更完善的团队会提升其中的员工。同样，社会亦是如此，他们彼此相互影响，就如歌德所说：“如果世上每一个人都能自动清理他的前院，那么地球就会非常干净。”也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对于他所接触的任何人，都有心理治疗与心理病态的双重影响，而且二者具有此消彼长的趋势。
心理健康和Y理论比起X理论或独裁管理，能创造出更健康的员工，更受人喜爱、尊敬、仁慈和利他性格的员工。在我所认识的人际关系网中，我觉得，民主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人较受全世界的喜爱；而德国人，尤其是在过去独裁环境下成长的德国人，就非常受人厌恶；纳粹分子最不受世人欢迎。至于苏联观光客和外交官在中立国的受欢迎程度，目前没有资料可查证。因此，我可以这样说，任何有关管理、组织以及企业理论的讨论，包括来自教授、研究者和哲学家的讨论，都不应该忽视管理模式所产生的结果。
那些在心理上更健康的、靠Y理论生活的人，以及在好的环境中成为最好经理的人，就是那些会自发地使自身变得有综效能力的人，他们会创建一个综效的环境给他们管理的那些人（可以看看对综效效果更完备的论述，可为了这个目的，应该强调有限量的善与无限量的善的教条之间的不同；还要强调作为一种理论的综效和双向排斥及作为一种理论的兴趣之间的对立）。
在这里，我们又有一个相关性的网络。社会越综效，生产效率就越高；经理越好，组织内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等等。因而也就有更好的企业。然后经过参与，每个变量的决定因素就越好。比如，更好社会的决定因素也就会越好，就好像一个好的教育体制，接着一切就越好，任何能够提高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的东西都能够有助于改善社会，改善经理，改善领导人，改善企业、生产效率等等。
我试着把所有这些相互关系的网络放进一个单独的关系之中，因为它们是可以检测的，是可以确定的，或者说是可以确证的，而且是会用科学化的方式来重新诠释，而不是以哲学的方式来描述它。
我认为，任何报告出来的特征，也就是可以在自我实现的人当中找到的东西，或者在心理治疗中的成功产品，或者以别的任何方式发现在心理学上更健康的人当中找到的东西，都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说，在更好的经理当中找到它们的可能性，远远高过差劲的经理（在这里，更好和更差都是以实用主义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率等的结果而言的）。当然，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更好和更差的人应该以人性的发展来衡量，如在心理健康、自我实现等方面来定义。
把上述讨论到的所有管理政策和组织理论以及领导政策等放到更大的一个环境里面——一个社区、一个国家，而且我会说，甚至放在全世界里面，在不同的环境所产生的结果是有所不同的。但一般地说，我们有可能会讲，管理理论可以大致强调两个产品，两个后果：一个是经济上的效率、产品的质量、利润情况等；另一个就是人性的产品，也就是工人的心理健康，他们朝向自我实现移动，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忠诚感、爱的能力、自尊等的增强。
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有冷战的背景下，人性的产品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我认为，之所以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从整体上来说，不再会有一场“热战”，不再会有原子弹扔下来了。还有这样的一些可能，即军事僵局会持续下去，因为双方都很害怕它不会持续下去。如果是第一种可能情况，那立即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军事会成为第二重要的东西。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保持一种同步的操作——跟上时尚，实际上是防止他们的物质被利用掉。说得坦白一点，事实上，军事主要的功能是防止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让公众思维有所改变，特别是考虑到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他们能够保持平衡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其中一个迟早会走到前面去。可是，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走到前面去呢？很明显，那将是按照这两种管理政策的后果而言。一方面是更好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美国远远超前于苏联，因为我们的圆珠笔、汽车和无线电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而苏联生产的东西却不是如此。可是，另外一方面却是人性的产品，这一点是同样重要的，从长期的观点看，甚至还是更重要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会更加受到中立国的爱，受到中立国的尊敬，苏联还是美国？除开用人们作为在全世界的旅游者所看到的个人观点，除开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在美国发生的情况以外，这一点应该如何评判？事实上，这一点除开冷战的胜利将会被能够产生出更好的人类的那一个国家赢得以外，还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利开特所报告的对权威型管理以及参与型管理进行的摩斯实验中，生产效率的上升比在权威型制度下稍低一些。可是，接着，利开特又指出一点，各种人性变量都在参与型管理中得到了改善，但却没有包括在会计制度里。在这种就国际事务和冷战以及由管理转变出来的人进行的讨论中，应该将人性产品包括进去。
我很快将要专门拿出一部分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会计制度是多么愚蠢，它们几乎把所有重要的人事、心理、政治、教育等不可触摸因素抛置脑后。但不管怎么说，在我即将要谈到的这种“道德经济学”中，在这种“道德会计”中（我大部分是从沃尔特·威比科普夫和包勃·哈特曼那里学来的），从长期的观点看，这是巨大的人力成本，就是从长期的目标来看，它对生产效率是如此巨大的一个代价，也是对我在这里谈到的政治因素如此之大的一个代价，正确的会计制度将会显示，权威型的制度是绝对不正常的，甚至有时会牺牲生产力。
我们可以采用正统的实验设计，因为所有的变因都是可控制的。例如，通过心理治疗、敏感度训练、团体治疗或其他形式的治疗，应该有可能改变倾听能力（这也是心理健康的特质之一）。
团体治疗是指同一时间内对数人进行治疗。此种团体就是一个社会实况的缩影，可以协助人从认识别人与自己的过程中，学习如何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如此我们才可了解这项变因，是否确实会造成较高的生产力或较好的人格。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好的倾听能力可以降低病假次数、提升产品质量。我们可以提出上百项类似的明确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