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医生发觉我患了扩散性喉癌,为我动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只有一个问题——切除时,需切除的部分比最初估计的深得多,我右边的声带只剩下一小截。
我大受打击。癌魔固然祛除,但我几乎连低声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了,而我一直靠说话为生,在舞台上、电视上都是如此。第一个到医院探望我的朋友,是东尼·兰德尔。我们合作演出已有30年了。
他安慰我说:“你会好起来的。”我用手势表示,失了声让我十分愤恨。这时,他很认真地说:“杰克,你如果要恢复工作,我会安排,这不是开玩笑。”东尼素来言而有信。我开刀后过了3年,听说有些小报准备发表报道,说我命在须臾。这纯粹是虚构,我没想过东山再起,但癌症确是被我击退了。我决定接受电视访问;发声专家兼歌唱老师加里·卡托纳看到了,便和我联络。
他说:“我也许能够帮助你。”之后4个月,我致力于做些奇怪而剧烈的练习。加里说,只要我左边的声带够强劲,或许可伸展过去,搭上右边声带的剩余部分。这对我来说有如科幻小说,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确听到自己微弱的声音了。
电话似乎通灵,这时响了起来。“杰克,我是东尼!你知道吗?要是我们能够在百老汇演出一场《难兄难弟》,就可以替国家演员剧场募得100万美元。”这剧场是他的心肝宝贝,但那时我还是说话维艰,就叫他别指望了,随即挂断电话。
我跟加里淡到这件事。他说:“告诉东尼,6个月后你就可以和他同台演出。”
我向来不想显得软弱经不住打击,我渴望重过演艺生涯,也知道东尼努力为我打气。那6个月我不断吸蒸气,锻炼声带,进展不错。难以听到的低语慢慢变得较为响亮,又慢慢变成了声音。
演出的日期来临了。
我在后台等待,一颗心怦怦乱跳。到我出场了,我说了第一句台词,听见观众在座位上挪动。我虽然开了麦克风,但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不禁惊慌失措,心想:天啊,我是怎么盘算的?还有两个小时怎么挨过去?
我双腿发软,勉强站着。警察默里问我吃的是什么,我回答:“三明治,有褐色的,有绿色的。”
他问:“绿色的是什么?”
“要不是很新鲜的干酪,就是很不新鲜的肉。”观众确确实实笑了起来。显然,他们听见我的声音了。
东尼这时在舞台的另一边。我看见他眼睛闪出喜悦的光芒,也明白他的意思:“加油,加油!我早知道你办得到。”那两小时的演出,我赢得最初演出时赢得的所有笑声。东尼一直在我身旁,做我的精神支柱。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份情谊。
剧终时,观众为我们起立欢呼了两分钟。落幕后,舞台经理说:“你们听到没有?”
观众仍旧站着鼓掌,要求再次谢幕。我们忍不住哭了起来,他们也哭了。那是百老汇真情流露的7分钟。
在演出后举办的派对上,东尼见人就说我是“世上最勇敢的混蛋”。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东尼给了我新生。
不可能与可能之间的差别,不是别的而是人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