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

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

要说我的祖母，必须先说我的家庭。我家是苏州城里的一个大族。说也奇怪，我们一支总单传是常态，有弟兄的是变相。从清初到清末，在谱牒上只占了狭狭的一条长行。我的曾祖生有二子，大的号仞之，小的号廉军。仞之公元配韩氏，继配张氏，但他们都没有生过孩子。廉军公配的是王氏，生有二子，大的是我父子虬，小的是我叔子蟠。照封建社会的老规矩，“大房无子，小房不得有子”，于是我的父亲就照着这封建教条，承继给他的伯父为子，而我也随着他嗣了过去，称仞之公为“祖父”（或“嗣祖父”），张氏夫人为“祖母”（或“嗣祖母”），而称廉军公为“本生祖父”，王氏夫人为“本生祖母”了。这里所说的“祖母”，就是我的嗣祖母张氏夫人。

苏州这块地方，是最高度的农业文化，又是全国商业的交通中枢。所以，一家只要有了几百亩田或几十间屋，就一生吃着不尽，不必到社会上去奋斗立业，更不必到外地去寻求生活的出路。一个孩子读书应举，只要得了科举，就可以做个乡里中的绅士，戴着顶子去见官员，全家和他的姻亲都满足了。如果想出门去，像范仲淹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大家就会要笑他：“他这个人仿佛不会死的。”就是考中科举，到朝廷上做官，亲戚们朋友们也要劝道：“‘伴君如伴虎’，何必去冒这个大危险！而且‘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你有现在这点功名已经够了，再爬上去干什么！”如果得不到科第，只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画画山水花卉，或者唱唱昆曲、听听说书（评弹），只管自得其乐，老辈们也就把他当做“佳子弟”，不加责备。在这般情势之下，一个席丰履厚之家，经不起两传三传，消费数字超过了生产，就渐渐地没落下去了。旧家没落，自有新兴的代替。这新兴的大都不是土产，而是外方人挟了较雄厚的资本来做买卖的。例如一二百年以前，安徽人，尤其是徽州人，来得真多，像出汪士镕的汪家、出潘祖荫的潘家、出吴大澂的吴家都是，他们先富后贵，占了各方面的上风。但是盛极必衰，他们的子孙也就踏上了苏州人的覆辙。近百年来，浙江、江西、广东、四川等省人也就踏着安徽人的足迹而享受着苏州的安富尊荣了。

我的祖母的先世也是由徽州搬来的，所营的生意是进出口货物——所谓“洋货”。祖母小时还看见她家中人在上“漂洋船”之前举行的盛大祭礼，又记得她自备了一些苏州的绣货托“漂洋船”带去贩卖。因此张氏本是一个富厚的人家，住一所极大的住宅，在西城支家巷。她还记得有一座花厅叫做“联珠馆”，有一座书房叫做“汲井书屋”。但到了太平天国和清军拉锯战役中什么都完了。我那时听得她的话发了好奇心，到支家巷访古，只见存在的只是一个约高20米的瓦砾大土墩了。

她的父亲名张玉岑，她的母亲的姓我已经忘记。他们只生了五个女儿，而我的祖母是最小的一个。祖母告诉我，她的父母年纪大了，极希望得子，偏偏生下来却是一个女儿接着一个女儿。那个接生婆不小心，对着产妇说“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千金”，气得她筋肉起了痉挛，左臂短了一段。于是命名为“招弟”，希望她最后还招一个弟弟来，可是这是最后一胎了。祖母小时候也曾和她的四个姊姊在家读过几年书，不过那时对于女子的教育是极不重视的，名为读书，实则随便坐坐而已，所以识字无多，写字也只能记账。她说：“我的大姊才不行呢，读了七年书，连自己的姓也不曾识得。出嫁之后，她的小姑们骗她，拿了别人的名帖说：‘你的父亲来了！’她相信这是真的，连忙出去迎接。”

太平战役中，张家避难到王江泾桥（大约属无锡），恰巧我的祖父仞之公也挈眷避难到此，韩氏夫人忽在那边病故，经人说合，他便和张五小姐结了婚。经过洪、杨革命，真是家徒四壁。仞之公虽是一个秀才，但受环境的逼迫太甚，不能不求急速的出路，因此他就转学了医，又集股开过生药店，又帮人家收租。我的祖母管理内部，井井有条，渐渐达到小康的境界，买进了些田产，又在宝树园废址里添盖了一些房屋租赁出去。

我的父亲16岁出继之后，仞之公于光绪十七年（1891）刚替他完娶周氏（我的母亲），不幸就病逝了，那时他只有52岁。我的祖母是48岁，我父正在少年，无力养家，勉强托人介绍到蒙养义塾教书，一年工资才得三十千文。苏州有三个书院——紫阳书院、平江书院、正谊书院——我的父亲拼命作文应考，虽然名第很高，可是奖金有限，无力应付家用。这一家的负担就落到了我的祖母的肩上。然而那时的女子是绝对没有办法服务赚钱的，又值大水之后，田息无收，更形拮据，没奈何只有把饰物和田地一亩一亩地托人卖去。而把实际的开销竭力地节约。我的父亲本来酷嗜杯中物，看到这般情形，自愿出门寻出路。那时苏州人潘子牧正任山东武定府知府，我父亲就投奔到那里，做了他的西席，一年工资加到七十千文。那时他懂得了稼穑之艰难，除了剃头之外，一钱不用，都寄回去。又拼命用功读书，以期上进。我母在家，于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产下了我。我的祖父是会排八字的，排出一看是五个“火”，两个“水”，一个“木”，“五行”中缺了“金”和“土”两项，所以起名为“诵坤”，字曰“铭坚”，以示补足之意。再要起一个小名，做家人的称谓，因为他和我的嗣祖母那年都是50岁，定为“双庆”，再把它简化，称为“阿双”。

我的祖母身体甚胖，自和我祖父结婚，二十余年中不曾怀一次孕，这是怎样地使她失望。儿子既不可得，只得希望抱孙子了。因此我既出世，她的全副精神就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常说：“儿子是嗣来的，嗣的时候他已长成了，我不能管。孙子是在我这里生出来的，我可以自小管起。这是俗谚所谓‘假子真孙’。”因此，她常常抱我到仞之公的遗像前，叫我“拜拜阿爹”，我当时还听不懂大人的话，错认了，以为这个神像的名字是“拜拜阿爹”，常问道“拜拜阿爹的性情怎么样”，“拜拜阿爹的时候家里是怎样的”，到了年长的时候也就改不过来了。

我的母亲死得很早。我六岁时，她就犯了肺结核病，过了两年，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离开人间。她留给我的影子太淡了，我只记得起她是一个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严峻的年轻奶奶。她管教我很严，我有什么不好，她打我，我一讨饶，她就打得越凶，说“这孩子没志气，没出息”。当我三岁的时候，有一夜梦中遗了尿，她就把我从床上扔了下来。我冻得大哭不止。那时我的祖母尚未睡着，听得隔壁地板一声响，接着就是我的大哭声，心中不忍，推开房门来看。我看见祖母来了，一把拉住她的头颈，再也不放。祖母道：“你今天和我一起睡，好不好？”我点了点头，她就抱了我回房。从此以后，我就和祖母一床睡，直到18岁我结婚的时候。

其实祖母管母亲和我一样的严厉，不过母亲为了自己身体不好，又为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心境老是不好，使我记不得她的笑颜。祖母则有时严厉，有时慈爱，而严厉的态度是从慈爱的本心上出发，所以使我产生了又畏又爱的复杂心理。当我五六岁时，有一个亲戚来了，家中买点心款待，我站在客人旁边看吃，客人为了对小孩表示好意，分一个给我，我当然很乐意接受。祖母当时不作声，待客人去后，关起房门把我一顿打，直打得我从此以后不敢再看人家吃东西。七八岁时，苏州刚有广东糖食店，我一次和女佣上街，看着他们的广东饼和广东橄榄非常羡慕。女佣就替我买了一点带回家来，满心以为可以大嚼一顿，哪知给祖母看见了，就把这些糖食向屋瓦上一掷，一点也吃不到。这一打击太重了，我禁不住号啕大哭，哭得邻家正在学刺绣的王素心小姐也来看，逼得我自己因惭愧而停止。大约在我12岁的时候吧，亲戚家有喜事，媒人是双方的太太们做的，照封建排场，妇女不得出面，她们就请我代做名义上的媒人，不知在哪里借来了一身小礼服，我穿了外套，戴了翎顶，坐上轿子，到男家去做大媒了。男宅看我以小孩子而做大媒，就拉了六七个吃喜酒的小客人来陪我吃饭。我们吃整桌的菜，一样地有丰富的酒果，小孩子们高兴，就学大人们一样地灌酒，灌得个个大醉了。我走到这家内室，一横到床上就呼呼睡着，哪料胸中做恶，把酒和菜都呕了出来，吐了人家一床。那家就派人背了我回家。祖母看我熏熏然进来，问了随从的人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房门关起，不让我上床，我坐在堂屋里哭了一个通宵。从此以后，酒就不敢沾唇了。祖母常说：“你父亲爱喝酒，已误了不少的正事，我再不能让你这样糊涂下去！”自从有了这几次的经验，使我对于饮食方面淡泊万分，每当走过稻香村、采芝斋，或各种水果铺、点心铺时，从来不想买点零食吃了。

吃饭不许狼藉米粒，落到桌子上的就要拣到碗里去，她常说：“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人间狼藉一粒米，天上看了就像一粒星。”淘汤，每碗饭只许淘三匙。不许多夹菜，说：“是菜过饭，不是饭过菜。”每样菜，大人没有下箸的时候，小孩不许先下。

祖母管教我虽很严厉，但对于我的饮食起居，却无一处不仔细周密，体贴入微的。我小时候身体很弱，祖母总是严格地限定我的食量，把营养丰富的食品省给我吃，为我培养了一个十分强健的肠胃。我的肠胃到现在还可说是在朋友们中算是最好的，无论菜的好坏，我总可吃一个饱。可是我的祖母太爱我了，凡是有壳的，像瓜子；有子的，像西瓜，她都要去了壳和子才送到我口里。有骨的，像鱼，她要去了骨给我吃。难吃的，像蟹，她要出了肉给我吃。这却减低了我吃东西的技能。当时虽没有吃鲠，但到现在，瓜子就不会嗑了，蟹也不会剥了，鱼是怕鲠而很少吃了。

还有我的病痛，也使她受了许多的苦。在我两岁时出天花，三岁时呕血，八岁时患喉痧。这三场大病，都差一点儿死去，她悲痛焦急到极点，跑到灶门前点起香烛，求灶神保佑，不停地叩头，一直叩得额上肿起一个大块。我脆弱的生命，总算依靠着她的无限慈爱和庇护长育了起来。

她虽然用了全副精力来爱我，但在我学业上，却极其认真。她常说我的全部希望如今都放在阿双身上了。因此她盼望我上进的心非常的迫切，她要我跟上祖宗的脚步，由读书求科名。从我五六岁起听得大人的话明白以后，她常常对我说：“阿双，你读书要好好用功啊！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一个白衣的人，你总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啊！”她总是这样不厌烦地叮嘱我，鼓励我。

每天放学回来，晚上总要叫我温习。她又极注意我的品行，凡一举一动，都加以约束。每晚临睡时，她总要检讨我一天的行为。若果做了错事，便叫我写在纸条上贴到帐顶上，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便是叫我把那张写上过失的条子诵读几遍，表示悔过。犯得重时，或犯了再犯时，还要另加体罚。就这样地她逼得我自己对于行为负起责任来。

小孩子总是贪玩的，我整天被关在私塾里，一年中除过新年放一个月的长假外，其他只有端午、八月半放两天学，所以我也很想借故逃学。从我家到私塾里大约有半里多路，有一天遇着下大雨，吃过早饭，我看着祖母说：“今天雨太大了！”她毫不思索地指着天坚决地说：“你想不去了吧！就是落铁，也得去！”这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一世也忘不掉。自从到了社会上服务，逢到大雨的时候，我妻在旁边劝道：“不去了吧！”但我立刻说出祖母这句教训来：“落铁，也得去！”祖母的面容十分慈祥，但却闪烁着一对锐利的眼睛，尤其是当你犯了过失时，仿佛看到你心里一般，使你不由得要惭愧而畏缩地低垂了头。

祖母又是很会讲故事的，在傍晚时分，还没有点灯，她常常坐到堂屋前那把藤圈椅子上去。我明白这时可以请求她了，就搬过小板凳去挨着她的膝头坐着。不等我开口，她便用手抚摩着我的头顶，笑眯眯地问：“又想听讲故事了？好，就讲‘目莲救母’吧。”这多半是在认真温书之后，用故事来做奖赏。苏州的文风虽盛，但妇女都不读书，也少有准许出门逛街，祖母也不识字，但她记性极好，又会谈话，她记着许多如“老虎外婆”之类的民间传说，和流传于妇女中间的迷信神话，用她那婉转而清脆的声音，讲述得娓娓动听。我想，祖母用这些动人的故事已经增加了我的向善心，打开了我的想象力，她高高地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盏明灯。我的祖母是我的恩师，又是我的慈母，当我长大了时，总是常常对人这样提起她的。

我的祖母非常能干而有决断，我们的本家和妯娌间每逢遇到难处的事情总要到她那边来请教，她能剖析事理，侃侃而谈。如果她是一个男子，我想，她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并会判清许多寃狱，像包龙图一样。我从小喜欢读书，怕管人事，这一点大为祖母所不满。她常斥责我道：“一个人应当眼观四处，耳听八方，像你这样的呆头呆脑，将来怎么可以做事！”又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你一味忠厚，必归无用。”这句话到今天看来，也可说有些寃枉，因为我常觉得自己有极强烈的正义感，只是为许多长辈所逼，不敢向他们当面说话而已。

祖母是这样地爱我，但她不像别的太太们，只要把心爱的人放在身旁边就感满足。她要我到外边去见世面，所以并不反对我出门。当辛亥革命时，我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希望一步跨上天，在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后，把社会革命这个最高的阶段就完成在我们的手里。民国元年，中学毕业，我的同志陈翼龙君正在北京办社会党支部，他招我去，我怎肯不去，但此事若和家庭直说便行不通，只说北京有一家报馆要我去任编辑，月薪三十元。我的父亲知道了，来书不许，但我的祖母却满口答应，那时我的父亲正在南京工作，我就由她的手里放出来了。后来我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离本科毕业还远得很，但她很放心地让我前去。一般亲戚都责备她道：“你们只有这一个孩子，为什么放他走得这样远？如说要进大学，那么苏州有东吴大学、上海有圣约翰大学，哪一个不可进呢！”但她很坚定地答道：“男孩子是该让他出出远门的。”

她一切节省，只有对我买书却极慷慨。因此，我在11岁以后就天天出入书肆，一本一本地买了回来。积少成多，一年就可有五六百册。有时要买一部大书，须十余元或廿余元的，向她恳求，她每月只有从我父亲那里收到三十元钱，一切苏州开销包括在内，却肯付给我一笔书款。所以我从小怀着做一个藏书家的野心。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买了几部丛书（《惜阴轩》、《咫进斋》、《滂熹斋》、《功顺堂》……），这些书钱哪有一个不是我的祖母从千省万省中省出来的。自从她去世以后，我为了北京历史材料丰富，做终生居住之计，苏州的书全带了去。“七七”事变，孑身南行，家人把这些书寄存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务长住宅的地窖子里，以为是最保险了，不料太平洋事变起，美、日两国宣战，燕大被封闭，司徒住宅所藏什物劫取一空，我祖母传给我的这部分产业算是完了，我怎么不悲痛呢！

我现在被人称为“历史家”，我自己也确有搜集材料研究“史料学”的癖好。但我的父亲和叔父是最不爱保存旧材料的，每隔一年半年就把各处来信和其他认为用不着的日历及各种宣传品一把火烧光。我在旁边看着，嘴里不敢谏止，心中总觉得太可惜了。父子之间的性格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我很明白，这不光是先天的差异，乃是我受祖母的教育太深了。她从来不肯轻弃一张纸、一个小瓶、一些过时了的东西，所以她的房间里尽是些旧材料。她固然每隔几个月也要整理一次，但这不过理得齐整些而已，东西的数量是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她的目的只为的“惜物”，觉得世上原没有一件废物，只要善于用它。但我承受了她的思想教育而应用于学问工作上便成为“搜集材料”的科学要求了。

苏州人家最重衣着，所以有“身上绸披披，家里没有米”的谚语。我的同辈，从小就是夏穿纱，冬穿皮，而且灰鼠、银鼠、胎羊、紫羔种类纷纷。我呢，小寒的时候只有穿夹衣，到了大寒才得穿棉衣，直到结婚的那年才穿上了一件羊皮袍。这就养成了我的衣着随便，下身不怕冻的习惯。

祖母固然给我许多好习惯，但也把我养成了些坏习惯。她只要我读书，不要我做一点家务劳动。例如洗衣、买菜、扫地、擦桌椅等等，我如要插手，必然被喝住道：“这些事不是你做的！”我看见家里妇女都在缝制衣服时，我也想学一学，动一动针线，可是便被她们喝住道：“男做女工，烂脱胴肛。”我到厨房里去看打稻结、出稻灰、做羹汤、加调味时，那位本喜吃鱼而偏摆架子不愿下厨房的孟轲说的“君子远庖厨”这句名言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我受到了这样严格的管制，当然一切劳动我就一点儿不会做了。后来，到了北方，喜欢雇骡马，行长途，天天要打开铺盖，又要捆起铺盖时，我就不会紧紧地打成一团了，因此每被同行的朋友们所笑，我自己也有时笑了起来。 H1ONSwuvhDIA9X3dq/hw4gNEShABTiuDa39MIvipq9dRByCdZvxg5XVQN+Uobp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