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是历史的动物，其他物种都不是。其他动物每一代都仅凭其本能重演上一代的历史。唯有人可以积累经验，一代胜似一代；人的历史并不重演。这是人类进步的条件。天意（大自然）虽然如此，却有待于个人的努力奋斗去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自私、贪婪、虚荣和罪恶种种非社会性的东西。不如此，就无由实现人的社会性。这就叫做“非社会的社会性” 。可以说，天意不仁，以人类为刍狗；它赋予人以自由，就是要通过人在社会之中的竞争和敌对而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因此人脱离自然状态而步入理性的自由的第一步，便是一场道德的堕落。这是“天赋本能的自相冲突”，因为“这就能给予理性以最初的机缘来反叛大自然的声音，并使之不顾大自然的抵抗而做出了自由抉择的最初尝试”。接着便是他那著名的命题：“因此，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人第一次自由地运用理性，就要误用，就要犯罪。这也并非就是坏事；它有得有失。对个人来说道德的堕落是失，对大自然来说则是得。所以我们对大自然就只能“惊叹和赞美这种安排的智慧和合目的性” 。

这一论点显然来自卢梭，又显然与卢梭背道而驰。非社会性与社会性的矛盾，是卢梭、康德（亚当·斯密乃至近代绝大多数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卢梭向往着一个“世外桃源”，康德则期待着一场浮士德式的坚忍顽强的斗争；因为无忧无虑的安逸只能使人沉溺于怠惰和无所作为。卢梭要求“返于自然”，康德则要求“不断朝着改善前进” 。卢梭鄙弃文明的虚伪和丑恶，康德则视之为理性和启蒙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卢梭的“自然”是无知无识、纯任天真，康德的“大自然”则是在实现一项隐蔽的计划，故而他要求人们audare sapere（敢于认识）。 卢梭谈到立法之难，曾感叹道，那简直需要有一群天使而后可；康德针对此点反驳说，那并不必需一群天使而后可，即使是一群魔鬼也行，只要他们有此智慧。 多么深切而著名的答案：即使是一群魔鬼，只要是有“保存自己”的理性，必然也会“在一起要求普遍的法律”，建立起一个普遍法制的社会。天使和魔鬼在理性面前是等值的；卢梭为天使说法，康德则为一切众生（包括天使和魔鬼）说法。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二者能够最大限度地结合在一起，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体制）。这里，康德的思想层次直比卢梭高出了一个数量级，可谓青出于蓝而冰寒于水。

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是摆在我们面前无可置疑的，但人类精神面貌也在不断进步吗？卢梭与康德的天使与魔鬼之辩，其实是古已有之。《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上尝与群臣语及教化。……封德彝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魏）征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如果活在近代，封德彝会是个卢梭派，魏征会是个康德派。假如说道德也是在进步的，那些随着文明而来的贪婪心、权力欲等又应该有一个什么位置呢？这看来又是个二律背反，是不能由经验来回答的。“普遍的历史观念”之成为必要，正是由于在经验上不可验证的，在思想上却不可或缺。前者是知识，后者是信仰。固然一个人不必一定要抛弃“知识，才能为信仰取得地位” 。但至少知识与信仰无关。信仰并不基于知识，否则知识越多，信仰就应该越坚定了。（王静安诗云：“知识增时转愈疑。”）知识越多虽不必就越反动或越愚蠢，但也并不必然就越革命或越聪明。与苏格拉底的教诫相反，知识并不是德行；——这一点从卢梭到康德是一脉相承的。

人作为道德人有其自身的尊严，不单（如拉梅特利所说）是机器。（更何况“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这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现代的历史主义者容易指责康德是非历史的，但答案很可以是：历史理性就正有赖于这一历史的非历史性。历史性正是由非历史的普遍道德与意志自由所铸就的。这也正是自然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论战的焦点。有人认为，是科学就应该抛弃一切目的论，但问题恰在于历史学并非就全是科学，因为它还是人的自由的创作。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的创作则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目的论超乎经验的范围之外，这一点正是康德以及自然法学派对历史学派的理论优势之所在。经验事实不能检验目的论，目的论却不会违反经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