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篇论文均甚简短，但表现出作者对历史本质的深思熟虑的考察和见解。“臆测”一篇尤为貌似游戏，其中以基督教神话附会文明进步的史实，信手拈来均成妙谛，简直难以想象世上居然还能有如此之异想天开而又推论严密、如此之风趣盎然而又题材严肃的论文了。它所要表示的无非是：历史是一个理性的开展过程，我们在圣书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原型。解经而出之以如此别开生面的方式，真可称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无怪康德晚年终因“万物”一文触犯当时的文网而受到处分，被禁止讲授神学。大抵古今中外大家的即兴之作，虽似小道，亦必极有可观。（如杜甫的打油诗，贝多芬的小调之类。）哲学家也不必总是整天道貌岸然地滔滔不绝地在说教。

本文写作的年代介于第一（1781）与第二（1788）两批判之间，即美国独立之次岁与法国革命的前夕；文中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第一批判”开宗明义就提出：“我们一切知识都始自经验，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知识始自经验，并非意味着知识就是经验的产物。与经验主义者不同的是，康德认为人心并非一张白纸，知识的成立尚有赖于先验的（非经验的）成分。经验提供素材，而把材料构造成一座知识大厦的，则有待某种先验东西的加工。同样，史料只是素材，要勾画出完整的历史画面，也有待于某种先验东西的加工。这种先验的东西，康德称之为“观念”（Idee即Idea，以有别于Vorstellung即idea）。观念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我们强加于历史之上的。观念是前提而不是结论，没有这个前提的引导，我们就无从理解历史；正犹如没有范畴，我们就无从理解物质世界。

史学界曾有一个口号“论从史出”，它与康德的作意正好相反。（唯物主义者应该把思想理论看做是现实的产物，而不是从故纸堆中得出来的。）例如，一部《二十四史》是摆在那里的，古人读史是读它，今人读史也是读它；但古人和今人的理解和观念却截然不同。如果是论从史出，则古人读史早就应该得出和今人相同的理论和观点了。所以康德的先验论，并不像它表面上看去那么有悖于常识。观察历史（正如观察自然），我们总需戴上一副眼镜的，观念就是那副不可或缺的眼镜。

“观念”的第一条命题是：“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所以理性这一自然禀赋，就终究是要充分发展出来的。但这个命题不能从史料中得出来，它根据的只是这一观念：“大自然决不做徒劳无功的事。” 这个观念牛顿曾以之指导我们了解自然世界，康德则引用于解说人类历史。（这是前提；正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才有“人尽其才”或“各尽所能”的结论。）牛顿的形而上学被引入历史哲学，其间我们看不出有任何斧凿的痕迹（还有：康德与边沁，康德与亚当·斯密之间有某些惊人的一致）。

但是大自然的这一目的，却不是在个人的身上而只是在整个物种上才会实现，因为个体的生命是太短促了。（古希腊的Hippokrates说过“Ars longa，vita brev is”〔人生朝露，艺术千秋〕。）既然是要在整个物种的身上实现，就需要有一个使之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因而“大自然迫使人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制的公民社会” ，同理，这一人与人之间的公民社会，又必须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即在国与国之间）重演，建立起一个各民族的联合体（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因而理性的充分发展也就是人类永久和平的唯一保证——1795年的名文《永久和平论》，其大旨不外如是，只不过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血腥年代，使他的信念（即“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 不免多少受到影响。

大概没有人比康德更深刻又更敏锐地意识到：经验的事实永远是流变不居的，所以普遍的有效性就只能求之于永恒不变的先验形式，而不能根据经验的事实。道德的准则只能是纯形式的教诫：即你必须按照能够成其为普遍准则的做法去行事。 康德晚年又明确提出：“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性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 历史是人类的实践，所以它当然也以理性的理由为其唯一的准则。历史理性一旦这样成立，人类历史的两重性（自然性与道德性，必然与自由）就被结合为一体，亦即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理性可以籀绎的，即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它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前者是历史的合规律性（Regelmässigkeit），后者是历史的合目的性（Zweckmässigkeit），康德之结合自然规律与自由事业的这一尝试，不但前无古人，也使后来者难以为继。到今天，西方学人大都已放弃了这一思辨的努力，而转入分析历史哲学的途径。

历史是理性发展的过程，当然大体上也就是一场由坏而好、由恶而善的不断进步； 同时既然万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终结 ，历史有没有一个终结呢？这又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而永远要追问的问题。黑格尔肯定它是有一个终结的，那终结就体现在普鲁士政权的身上。（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写了一篇颇为耸动但浅薄无稽的文章《历史的终结》，认为历史已经以两百年前法国革命的原则而告终结了。）康德、黑格尔两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但黑格尔是霸道的、武断的，认定全部人类历史都已被囊括在他那历史哲学的体系之中。康德则是谦逊的、探索的。他谦逊地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历史行程还太短，不足以验证他的原则；他还谦逊地承认自己不懂得历史，只是在臆测，并期待着历史学界出现一位开普勒或牛顿式的人来探索历史的定律。 这和黑格尔咄咄逼人、剑拔弩张的霸气，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两人迥然不同的人格和风貌。Reichenbach评论两人说：“黑格尔曾被人称为康德的继承者；那是对康德的严重误解，也是对黑格尔不恰当的过誉。康德的体系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要把理性主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企图，黑格尔的体系则是一个狂信者的简陋的虚构。”他还断言：“系统哲学到康德就终止了。” [1] 这种臧否是否妥当，可另作别论，但两人的历史哲学予人以不同的感受，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这种感受完全是出自读者个人的倾向，有如周礼全兄所说，每个人（在气质上）不是个康德派就是个黑格尔派的缘故吧。

[1]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 Berkeley, Univ. of CA Pr., 1956，第122页。 xFl1bEtF8iLaL0pElPYDl0jAOvB21C+GoRq7sTXoOAEzS/HygHX1eb9WUsWakT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