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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诞生的时代，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社会末期。伴随着屈原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是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乱。当时，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日益要求参与变革和掌握国家政权。而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仍顽固地维护反动落后的政治统治。这种实质性的斗争具体表现为：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家——齐、楚、燕、赵、韩、魏、秦，都积极任用革新派人物，在本国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同时互相进行激烈的拼杀征战，企图以自己为主统一中国。
七国之中位于西方的秦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由于在秦孝公时重用了卫国人公孙鞅（因仕秦有功，封于商地，号商鞅）实行变法，并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所以到战国中期竟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强大之后，立即对其他六国展开强大的攻伐，给山东六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当时的山东六国中，最有可能与秦抗衡的便是屈原的祖国——楚国。楚国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它的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等国为邻；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巫郡（四川巫山），与巴蜀和秦为邻；南到苍梧（湖南九嶷山），东达海滨。楚国的建国和开发虽不及北方黄河流域历史久远，但由于南方江汉流域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到春秋中期，楚国政治、军事上都已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国君楚庄王继齐恒公、晋文公之后成为中原又一霸主，史称的“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更加强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政治、军事状况和实力日益腐朽和衰落。这是由于楚国的奴隶主贵族腐朽势力十分顽固和强大，他们在楚王周围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集团，千方百计阻止和破坏一切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战国初期，楚悼王曾任用卫国人吴起为丞相，制定了一整套抑制奴隶主贵族势力，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一度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由于楚旧贵族势力的处处对抗，吴起的政治主张难以彻底贯彻实行。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在世时，楚的贵族旧势力就企图杀害吴起，等楚悼王一死，甚至尸骨未寒，吴起便立即被杀，他制定的新法也随之废除。这种倒行逆拖的结果，使得楚国实力逐渐衰落，到楚怀王即位时，楚国表面上虽然还很强大，但实际上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都已远远落后于秦国。楚怀王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局势，哀叹：“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面对当时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局势，楚国和山东六国中的其他五国都十分迫切地感到秦的威胁，同时也产生了联合抗秦的要求。从公元前 334 年（周显王三十五年）开始，山东六国相继接受了洛阳策士苏秦关于联合抗秦的主张，委他挂六国相印，由南到北组成一条纵线抗击秦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合纵”政策。在“合纵”过程中，楚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居“长”的地位。与此同时，秦国也在公元前 328 年（周显王四十一年）用魏国人张仪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六国进行各个击破，史称“连横”。“合纵”与“连横”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也就决定着秦和山东六国生死存亡的最终命运。
屈原就是在这种战乱而复杂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由于受先人所创立的光辉功业的激励，也由于成长在一个虽然家道中落但仍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家庭环境中，所以诗人从年青时代起就胸怀远大的志向，刻苦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潜心研究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立下了为祖国的振兴富强而献身的决心。这些都充分反映在他青年时代写下的优秀辞作《桔颂》中。
“桔颂”，就是对桔树的颂扬和赞美。青年诗人屈原通过对生长在自己故乡，楚国江汉流域的桔树的由衷歌颂和赞美，表达了自己对纯洁高尚品德的赞美和追求，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严以律己的精神。
屈原在《桔颂》中，还借桔树果实的“精色内白”、“纷温宜修”的特点，赞美了人世中崇高圣洁，无偏无私的美德，表达了自己誓死不与丑恶的东西同流合污的决心。屈原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向腐朽落后的势力妥协，更不与之合流的精神，也正是来源于他青年时就立下的志向。
《桔颂》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代表作品，通过这篇作品，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诗人青年时期就具有的美好而坚定的理想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