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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
陶渊明于公元 365 年（晋哀帝兴宁三年）出生在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武臣中官位最高者），封长沙郡公。这是陶家的鼎盛时期。陶侃死后，他的子孙们，有的因罪被诛，有的因兄弟之间互相残杀而亡，家境日渐衰落。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但由于他们不是陶侃的嫡嗣子孙，不曾继承公爵，因此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渐衰落。在陶渊明 8 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他家在政治上已无势力，经济收入当然也随着减少。陶渊明婚后不久，妻子就死了，后来又续了弦，两个妻子共生了五个孩子，家口越来越多，负担日益加重。因此，他的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陶渊明生活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幼博览群书，受到各种思想的熏陶。他学过《老子》。《庄子》，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的“经书”（如《诗》、《书》、《易》、《礼记》、《乐记》、《春秋》等）也下过功夫。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极其黑暗、混乱的时代。东晋小王朝偏安江左，始终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北方的广大土地和人民，都是在匈奴、羯、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得陇望蜀，虎视眈眈，总想伺机把东晋王朝吃掉。然而东晋统治者却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统治阶级内部，皇室与大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你争我夺，连年征战。他们既不顾北方人民的死活，又对南方人民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陶渊明生活的六十余年间，更是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他亲身经历了“淝水之战”、孙恩起义、桓玄篡晋、刘裕建宋等重大历史事件，饱尝了战乱之苦。
公元 4 世纪的下半期，北方氐族统治者建立的前秦国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黄河流域。383 年（晋太元八年），陶渊明 19 岁，那年，秦王苻坚亲自率领 97 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大举南侵，妄图一举而把东晋灭掉。双方军队在淝水（今安徽境内）交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次战争，因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持抗击前秦军队，结果东晋以八万之众打败了前秦的百万大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宰相谢安乘秦军崩溃之机，派谢玄等诸将领乘胜北伐，收复了北方许多失地。但是，外患稍缓，内乱继起。
陶渊明画像
在淝水之战中，谢安立了大功，遭到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的嫉妒。昏庸无能的晋孝武帝（司马曜），特别重用他的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笼络一批奸诈小人，竭力排斥谢安。385 年谢安死后，朝中大权完全落在司马道子及其儿子司马元显手中，他们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和皇室对抗的割剧势力，占据京城建康以西的各州郡，不听朝廷指挥，国家沉重的负担都落在东方八郡（浙江的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兴以及江苏的吴、义兴）人民的身上，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时五斗米道（道教的一派。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学道的要交五斗米）道徒孙恩乘民心骚动，于 399 年，率众百余人从海岛起义。起义队伍攻破会稽后，队伍增到数万人。这时东方的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吴兴、义兴等其余七郡也同时起事，攻杀晋朝官吏，有力地打击了东晋统治者。后来在东晋将领谢琰、刘牢之率兵镇压下，起义队伍暂时失败了。402 年，孙恩再次攻打临海郡，被晋兵击败，之后便投海自杀。他的余部就推他的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与晋室对抗。411年卢循被杀，一场持续 12 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失败了。
在孙恩起义的前一年（398），京口（今江苏镇江）镇将王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恒玄，起兵反对晋室。王恭被杀后，各镇推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正当东晋王朝全力以赴对付孙恩起义无暇西顾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了长江上游各州郡，占据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在起义军逼近建康的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商议，准备夺取建康。402 年，桓玄从江陵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死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这时朝中大权已完全落入桓玄手中。404 年，桓玄废除了晋安帝（司马德宗），自立为国相，改国号为楚。
在镇压孙恩起义的过程中，刘裕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刘裕出身于破落的低级世族，幼年家贫，曾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对下层人民的苦难有较深的了解，刘牢之镇压孙恩起义的时候，他在刘牢之部下当一名小官。由于他勇猛善战，军纪严明，屡立战功，很快成为著名的将领。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世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民俗强悍，勇于从军。所以，当桓玄刚刚登上帝位，他便在京口纠集力量，率众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抵抗不住，只得又逃回江陵，这时东晋的大权又落在刘裕的手中。之后，他又进行北伐，歼灭南方的割剧势力，进一步扩充实力，树立威望，等条件成熟后，便在 420 年废除了晋恭帝（司马德文），建立了刘宋王朝。
这就是陶渊明生活时代的基本情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对陶渊明的思想发展，生活道路以及文学创作都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