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生物界广泛接触过程中，古代学者进一步加深了对各种动、植物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认识。在《庄子》这部著作中就包含有丰富的生态学知识。庄子（约前369～前286）为战国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名周，字子休。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观点，否定鬼神主宰世界，认为道是无为、无形、超越时空，未有天地就已经存在的，是万物的创造者，2000多年前，庄子就认为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由于食物的关系，而存在一系列相互利害的复杂关系。《庄子·山木篇》记载：有一天庄子来到雕陵栗园，看见一只翅膀宽阔、眼睛圆大的异鹊，从南方飞来，停于栗林之中。庄子手执弹弓疾速赶上去，准备射弹，忽见一蝉，方得美萌，而其身正被隐藏着的螳螂发现而捕之。螳螂搏得蝉而忘其形，不知自身已被异鹊发现，并为异鹊所利。异鹊见利而忘其身，不知自己的性命也已在危险之中。见此情景，庄子感慨地说：“物固相累，两类相召也！”他扔掉了弹弓往回走。然而看管栗林的人，却把他看成是偷栗子的人，因此而啐他。这个生动的故事说明，庄子已经发现了人捕鸟、鸟吃螳螂、螳螂吃蝉等动物间的复杂关系。庄子所看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条包括人在内的食物链，在食物链中，生物是互为利害的。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动物相食的观念，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群中出土的一战国青铜臂甲的刻画上，也得到了反映。青铜臂甲上刻有17只动物，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13只动物，有两只大老虎，其中一只咬着野猪，另一只正向双鹿扑去；一只猿正在攀树逃避；此外还刻有甲虫、鱼、虾等小动物。第二组的画面上有两只雄鸡，一只正啄着一条蜥蜴，而蜥蜴旁边的蛾和甲虫，则显然是蜥蜴的食物：另一只鸡则被一只野狸咬住。在第一组刻画中，反映了老虎、野猪和鹿构成的食物链。在第二组刻画中，表现了野狸吃鸡、鸡吃蜥蜴、蜥蜴吃小虫（蛾和甲虫）的关系。

先秦时期对食物网的记载和认识，对后来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在生物界中观察到了更多的食物网和“两类相召”的现象。《淮南子·说林训》中有“媵蛇游雾，而殆于卿蛆”的记载。这是说，塍蛇虽有腾云驾雾的本领，但也要败于蜈蚣（卿蛆）。《庄子》中还有“卿蛆甘带”之语，可见古人认识蜈蚣制蛇，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在我国古代可能有一种能够制蛇的大蜈蚣。宋代陆佃《埤雅》（卷十）中就说：“蜈蚣能制蛇，卒见大蛇，便缘而啖其脑。”在古代，人们不仅知道蜈蚣吃蛇，而且也知道蛇吃蛙，而蛙呢，又会吃蜈蚣。《关尹子·三极》说：“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相食也。”《埤雅》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卿蛆搏蛇。旧说蟾蜍食蝍蛆，蝍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制也。”在这里蛙已被蟾蜍替代，但仍符合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可见，我国远在宋代之前，对蜈蚣、蛇、蛙三种动物在自然界里表现出来的互相竞争，互相制约的关系，有深刻的了解。

在食物网中，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一种动物往往既是捕食者，同时又是被食者。某一种生物既可以多种生物为食，它本身又可以为多种生物所食，这样就形成有复杂交错的关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四十三）中分析了蛇的生态特点，不仅列举了蛇所食的一系列动物和植物，而且也指出了有一系列动物是以蛇为食物的。他说：“鹤步则蛇出，鸡鸣则蛇结。鹳、鹤、鹰、鹃、鹙，皆鸟之食蛇者也，虎、猴、麂、麝、牛，皆兽之食蛇者也。蛇所食之虫（虫，即动物），则蛙、鼠、燕、雀、蝙蝠、鸟鹊；所食之草，则芹、茄、石南、茱萸、蛇栗等。”这充分说明古代人对蛇及其与周围环境的错综复杂关系，有相当清楚的观察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