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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由于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在当今世界众多的体育项目中，武术是个最富哲理的运动，有其五彩缤纷的文化内涵。从武术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文化形态的形式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很大，包罗了许多传统思想及学说流派，影响较大者有道家哲学、周易学说、五行学说、太极哲理以及孙子哲学等几个方面。我们将从古典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来探讨武术的思想渊源。
1. 武术的认识论基础。“知行合一”是武术的认识论基础，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机制。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首先是切身体悟，进而指导实践，认知与实践是统一的，一致的。这一理论在武术中的表述经常是“学以致用”、“直觉体悟”。中国武术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下而产生的，学以致用正是演练武术的宗旨。而武术的意境、神韵等又很难用言语表达，这就要求学者用直觉去领悟体验、进而把握。这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的特点。
2. 武术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反者道之动”的方法论构成了武术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其意思是说，对立的事物向其反面转化是运动的规律。也就是说，刚能克柔，柔也能克刚，强能胜弱，弱也能胜强。因而，中国武术便要求技击必须符合刚柔相济、阴阳和谐等原则。
中国古典哲学对武术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他如基于周易哲学的武术阴阳观，以阴阳八卦化生观念为理论基础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为理论思想原则的形意拳，以太极哲理为精髓的太极拳，以及以孙子哲学为指导思想的武术技击战术观等，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典哲学是武术的思想渊源。
所谓武德，即武术道德，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有的道德品质。
武德的理论很丰富，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萌芽、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上最早的、带有条款性的武德记载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这是对诸侯用兵道德的要求。在武德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封建社会正统地位的儒家仁学逐渐形成了传统武德的主要内容。孔孟仁学的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爱心来待人接物，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武德的仁学中心首先表现在练武与修身的统一，习武既是人生品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要求习武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与宏大的胸怀和气魄。其次，武德的仁学中心还体现在武技的运用上。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技击必然内含着残酷与暴力。然而武术的仁德精神却要求以制取对方为主，尽量避免杀人取命。以武会友，更是讲究点到为止，以“礼”来规范行为。武术的抱拳礼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武术礼节，当代武术本着为和平与友谊服务的宗旨，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右手握拳，寓意尚武；左手掩拳，寓意崇德，以武会友；左掌四指并拢，寓意四海武林团结奋进；屈左手拇指，寓意虚心求教，永不自大；两臂屈圆，寓意天下武林是一家。
重诚诺，守信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侠义英雄是武林人物崇尚的美德与人生追求，见义勇为是武林中人显示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侠之大者乃国家民族之观念。在武德内涵深层最宝贵的是爱国情节。在历史长河中，像荆轲、关羽、岳飞、戚继光、秋瑾等一颗颗闪耀的明星，正是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紧地连在一起才铸就了永恒。今天，我们同样应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中华民族之兴旺繁荣而奉献毕生。
内家拳是依据道家和道教哲学及易理建立起来的。其理论技法与道家和道教的本体论、人生论、方法论、认识论以及内丹、养生、医学等有内在的密切关系，是道家和道教文化与武术结合的产物。
因此，可以说，“内家”这一概念的根本内涵不是别的，正是道与武的结合。其特点是：以道为体，以武为用；由武证道，道武合一。相对于少林拳等“外家”拳种拳派，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内家三大拳具有更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文化内涵，它们都不再是较为单纯的技击格斗术，而是力图将道家和道教的传统信仰、精神、理论融会于拳理拳技之中，将其改革成为一种既能满足武术技击这一根本价值，同时又兼具悟道、内练、养生、怡情等道家与道教文化特有价值取向的新武术流派。
以内家拳所代表的道家与道教文化，把拳术提高到一个空前未有的地位。拳术不仅仅是赳赳武夫所为，而且也为许多文化人所向往。近代的许多内家拳大师其实本身就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素养。如陈式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庭、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形意拳大师郭云深、王芗斋等，不仅有相当高的悟性，而且有相当深入的理论素养。这就说明，中国武术在道和武的结合中，其品质也得到了深层次的改造，它所体现的哲学精神与文化内涵也是中国武术的魅力所在。
武术与传统的文学艺术也具有密切的关系。武术所独有的外在形式美与内在精神美为文学艺术的创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例如，武侠文学就是在独特的武术影响下产生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形式。而武侠文学对正义与真理追求的渲染对武林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产生了积极作用。
1. 武侠精神的由来。《吕氏春秋》中有一则鲁莽勇士的故事：话说齐国有两个勇士，一住城东，一住城西。一天，两人不期而遇，于是坐在一起喝酒。喝了一会儿，一人要去买肉下酒，另一人止住他，说，你我身上有的是肉，还买什么肉。于是两人抽出刀来，在自己身上割肉下酒，至死而止。这两个勇士给人的感觉，一是悲壮，一是鲁莽，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形象，尽管有点夸张，却十分生动地反映出这类人物的风貌：他们性格豪爽，有着过人的勇敢，视死如归。
由于武侠可以承担重大使命，而且这些使命常关系到君王的身家性命、社稷国祚，权贵就是利用他们重气节轻性命的品质，降尊折节，对这些人礼遇有加，结为心腹。如吴公子光善待要离、专诸，以便让他们为自己登上王位行刺；魏国严仲子交结聂政以刺丞相侠累；燕太子丹为行刺秦王，尊荆轲为上卿，以山珍海味、车骑美女相待，而且每天亲自登门拜访。一旦武侠感到自己得到尊重和信任，便为知己者去赴汤蹈火，必要时不惜一死，以报知遇之恩。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武侠以生命为代价，为报“知己”在历史上写下了惊心动魄的篇章。
春秋战国时的武侠，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他们的人格品质为后世不断颂扬，为人们所景仰，他们的言行举止，成为许多后人模仿的榜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成为千古绝唱。
2. 文武双全的人格理想。文武双全是中国古人的人格理想，文人以武学为好，武人以儒侠为尊。古代一般有钱人家的孩子除了要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外，还有专门的武术老师教授传统武术。风气所及，中国历史上出色的武术家往往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以文学著名的士人往往也是武术“练家子”，或者对武术有浓厚的兴趣。这种文武交融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唐代的诗人李白（701～762年），其诗歌成就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有诗仙之称。不过，李白早年爱好的是学剑求道，他曾经在青城山和道士学剑，又在山东齐州领过道教的道箓，也就是正式成为道教的弟子。魏颢的《李翰林集·序》就说李白“少任侠，曾手刃数人”。李白的诗有许多也是以剑为题材的，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如：“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谓”（《少年行》）；“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送羽林陶将军》）；“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高冠佩雄剑，长捐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等等。
严格说来，中国宗教是一个复合体，是各种文化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其中，由于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比其他任何宗教对武术的影响都要全面而深刻。从技术层面来看，道教的服气、行气、导引、吐纳之术直接为武术所借鉴；从精神与理论层面来看，道教无为、贵柔、主静等思想则指导着武术自身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太极拳等内家拳种的诞生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少林武术的显赫则表明武术与佛教之间也具有不解之缘。自东汉以来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不可能不对武术产生影响，如少林寺这块佛教圣地的相当稳定性、延续性及超世俗性与佛教徒不仅为少林武术创造了优美的外部环境，其佛教精神、教义、戒律等对武德、武纪等方面的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武术与其他宗教如原始宗教、民间宗教之间也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宗教对武术的影响既有表面的、一般性的影响，又有内在的、实质性的影响；既有思想、理论性的影响，又有实践、功能性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其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武术与传统医学同属人体文化的范畴，它们有着共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并在同一文化领域内相互融合、渗透，又共同丰富、发展。传统医学是在唯物主义元气论的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根本特点与优点就是它的整体综合观与阴阳辨证观，并进而提出“精、气、神”为人体“三宝”的观点，认为三者一体，互相依存。武术则将传统医学的这些理论完整地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形神合一、内外兼修。内养性情、外练筋骨的养身思想和健身之道。另外，武术与传统医学的骨伤科也具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不仅中医的理论指导着武术的养生与技击，如传统医学中的点穴、拿脉、解骨及救治偏差术等直接用于自卫与技击中，而且武术的某些功法也丰富了中医伤科的治疗技法，如中医伤科的“一指禅推拿”、“拍打疗法”等。武术与中医的结合，不仅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养生、功夫按摩、武术伤科、伤科针灸、运动医药、练功疗法、救治偏差、特种功夫等八大技术成果以及一大批有关的学术著述，而且这种历史结合必然有力地促进二者在今后的共同发展，成为走向世界、造福人类的主题曲。
武术与军事可谓同源之水、同本之木，这是由二者有着最本质的共同特征——攻防格斗技击术所决定的。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促进不仅表现在技击之术上，如兵家练兵多采用武术的练习内容，同时军事战争又促进了武术技术的提高，这种渗透与促进更多地则是反映在战略战术等基本理论上，如“知己知彼”、“兵之情主速”、“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战略战术思想，即使在当今的军事战争和武术竞赛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流行于西方的结构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注意对文化的总体性研究，结构学派尤其注重文化系统的结构分析，这对我国理论界有明显的影响。影响较大的文化结构三层次说是庞朴于1986年提出的。他认为，广义文化的结构包括物质、心理和心物结合三个层面。线路在外面的是物质文化层，其物质不是未经人力作用的自然物，而是对象化了的劳动；中间层是心、物结合部分，他又称之为“理论、制度文化”，包括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感情意识和那些未曾或不需要体现为外层物质的精神产品，以及各种制度和政治组织等；心理层面居于文化结构的里层或深层，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庞朴认为：“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而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它规定着文化整体性质；心理层次，则最保守，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文化结构的三层次说的提法普遍为理论界所接受。
武术文化也可以按照文化三层次说分析其整体构成。按照康戈武先生的分类，武术结构的表层是武术运动的形式，包括武术功法、套路、格斗三种运动形式；武术结构的中间层是武术动作，即构成运动形式的基本单位——徒手和握持兵械的动作；武术结构的深层是武术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指导动作和运动形式的武术意识的总和。外层和中层可以合并为技术层。体育院校的教材按照文化三层次说，把武术文化形态的结构分为“物器技术层”、“制度习俗层”、“心理价值层”三个层面。
“物器技术层”包括武术技术、武术器械、武术练功器具、场地、服装等，表现一种人物关系；“制度习俗层”主要包括武术组织方式、武术传承方式、武术教授方式、武术礼仪规范、武德内容、武术比赛方式等，是一种人人关系；“心理价值层”主要包括武术文化体现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等。简洁表示为，技与术是外显层，礼与艺是中间层，道与理是核心层。此种分类加入了竞技体育的成份，如场地、比赛方式等，但内层的阐述较能体现武术的文化价值。周伟良先生把传统武术分为表现为拳种套路、器械功法的外显层，训练传承、礼仪规范的中间层，以及诸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内隐层三个方面。这种分类更加简介明了，但关于内层文化的阐述不够全面。
从武术的实际出发，武术文化的整体结构应该包括武术（技术）、武学（技理与传统文化）、武道（哲学与人生）的三个递进层次的内容，师徒传承与武德，以及传承人之间构成的武术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用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共19种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便有5种属于“文化空间”现象，如俄罗斯的塞梅斯基文化空间和口头文化。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把“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类别，并定义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从文化空间的定义可以看出，文化空间是指有价值的文化空间或时间，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活动、民间文化活动得以举行的空间或时间，这些活动是有规律的、约定俗成的文化活动场所。由于文化空间是新的概念与认识，在我国的文化保护中还没有被重视研究。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代表项目之一，有许多有价值的文化空间需要认识和保护。如少林功夫作为武术的代表项目之一。其核心内容绝非几百种拳术套路与功法。其1500年的历史，加之嵩山少林寺这一特定的佛教文化环境与僧人习武就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对这一文化空间的整体认识和保护，比仅仅对少林武术技术进行认识和保护更加全面，更加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与实际。“文化空间”概念的提出使我们对武术文化整体结构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如武术的“师徒传承”与“口传、身传、心授”也可以作为武术的文化空间进行认识。由此，武术的文化空间应该进入武术文化的整体构成部分。
武术文化的整体结构认识对武术传播与文化传承研究非常重要。多年来武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竞技武术与民间传统武术的论争，以及目前武术学者对学校武术教育的过度评价等都与对武术文化整体结构认识有重要关系。事实上，中国武术的整体结构不用说国外，即使在国内也从未被真正认识。甚至体院院校的武术专业学生也认为所学的几个武术套路或者竞技武术散打就是武术。武术整体结构的认识对武术的长远发展、武术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部分传承武术的结果是使武术文化逐渐流失而完全归入西方体育的范畴。武术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一个整体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空间，这是对武术文化认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