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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与居民口袋和福利休戚相关的经济学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自从2007年开始,CPI如同野马脱缰一般,狂奔上涨(2007年2月为2.70%,而2008年2月达到8.70%),让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我们普通百姓目瞪口呆。从此,在网上流传一句经典名言:“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必须跑赢CPI。”的确,CPI连续不断地数值升高,已经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被其牵动着,人民币升值,粮价上涨,肉价上涨,油价上涨,房价上涨,所有的一切都在上涨!人们非常明显地感到自己拥有的财富在缩水。

事实也是如此,你个人可以不喜欢运动,但是你的财富却是一直在赛跑,这是一场“马拉松”,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长跑,不管你愿不愿意参加,这场比赛悄无声息地在你身边上演,而你的对手就是CPI,你无力反抗。

CPI全称是Consumer Price Index,中文意思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根据居民生活相关商品及人们的劳动力价格所统计出来的一个指标。其作用是针对通货膨胀水平的一个定量的体现。简单地说,现在我们衣食住行相关的一些物品,价格很多都在涨,那到底涨了多少呢?这就需要统一标尺来衡量,这个标尺就是CPI。

CPI作为一个固定的价格指数,它反映的不仅是商品质量的改进或者下降,甚至对于新产品也不加考虑,它所考量的仅仅是和居民生活相关的一些商品及劳务价格。

当CPI的升幅过大,则表明居民生活成本相对变高,但是如果你的收入没有增加,那么相对于社会环境来说你的收入其实是降低了。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你的100元没有花掉,而今年的CPI上升了6%,那么你现在的这100元其实只能买到等同去年94元的商品及劳务服务。因此CPI的上涨,通俗的说法就是“涨价”,是不受欢迎的。如果CPI升幅过大,就是通货膨胀,这会造成国民经济的不稳定。

CPI的变化会对很多方面产生影响,例如股市。CPI增幅过大,将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央行会抑制通胀,采取加息等紧缩的策略,从而导致股市流动资金减少,股票的买盘减小。由于供求关系,股票买盘小其价格就会下跌。反之,如果CPI降低,则股市就会走热,股票上涨。

CPI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虽然,CPI计算体系是在1993年确立的,可是一直以来,人们都不够重视。在200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设定了CPI目标的底线:3%。这一底线,也被称为是央行加息的“警戒线”。但2007年5月开始,这条所谓的警戒线,却被轻而易举地跃过了。

2007年5月,CPI的增速首次越线,达到了3.4%,6月则再创新高,达到4.4%。到了8月,则已是“连升三级”,增速高达6.5%。同年8月8日,为了保住警戒线央行甚至发出了“防止物价全面上涨”的警告,但是,收效欠佳,CPI仅仅只稍微放慢了脚步,仅在9月降到6.2%。随后的涨势并未缓住,直到2008年2月份高达8.7%。

CPI的上涨持续,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人们所感到的压力还并不仅在于日常消费品的本身,更在于货币贬值的加速和资产价格的持续上升。医疗、教育、生活等各种价格的高涨,使人们的实际收入迅速降低,CPI的高涨,同时也使大家存在银行的那点“养老钱”开始迅速贬值。

那么,普通大众应该怎样在和CPI的赛跑中获胜呢?理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般来说,人的一生可划分为4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需要采用不同的应对策略。

1.单身期。这指的是刚工作还未组建家庭的年轻时期。处在这个阶段的人薪金是其主要收入,且数额也比较小,不少人还会入不敷出,但也不能因此就拒绝理财。即使你每月投入100元,也可以做基金的定投。虽然净资产值相对较小,但若能坚持长期投资,赢利能力还是相当可观的。

例如:从2000年8月上证基金指数推出到2008年1月底,如果每月以这个指数为标准进行基金定投的话,年均收益率在30%以上,这是远远超过CPI的。

2.养育期。这时期指的主要是从结婚生孩子到小孩成年的一段时期。这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期间一般收入丰厚且稳定,但经济负担也最重,这是保险需求的高峰期,而且需要购买房屋或者偿还贷款,所以可以投资的钱其实并不多。

处于这一阶段的人除了延续单身时期的基金定投,增加家庭保险的保障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时候按照个人对于风险承受的不同能力,应该尝试不同投资比例的债券型基金。在选择银行理财产品方面也可以尝试本金安全、收益浮动的产品。

一般来说,浮动收益型这一类的产品风险稍大于固定收益型,而这类产品的潜在收益也相对较高。另外可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适当选择尝试股票、黄金或者外汇买卖等理财方式。

3.稳定期。这一阶段是指从孩子成年后再到退休的一段时间,是人生最稳定的一个阶段。这阶段的家庭成员是由收入较为稳定的中年夫妻和成年子女构成,家庭成员的收入同时达到巅峰期,且生活支出逐渐开始降低,这个时期是家庭理财的黄金期。开始产生理财收入,积累家庭资产,为未来的退休提供生活保障。

理财师可以在这个时候参与帮助,建立具有中等风险、长期性、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此时的基金、新股产品及银行理财产品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当然,最基本的还要买足终身寿险和年金保险,定期的投资黄金和住宅之外的不动产是不变的主题。其中贯穿一生的基金定投也是不可或缺的。

4.退休期。这一时期的家庭成员多为老人组成,其收入减少,且因为健康等原因造成必要潜在支出增加。其生活收入全部依靠社会保障收入(退休金收入)及理财收入。

处于这个阶段的人群投资的重点是低风险,因此要逐渐地把多元化投资组合转向为固定的收益或者是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在理财时,应保住价值选择低风险的投资,用少量的资金进行基本风险可控的投资从而抵御通货膨胀对自身资产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如银行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债券基金、少量混合型基金等。在中年时期已买的各类保险正是当前老年人多病多意外的保障,且坚持了几十年的基金定投,这个时候就转为“基金定赎”,与退休工资一起构成养老的现金,从而维持生活。

简言之,如果能针对不同的时期配置相应的投资,且长期坚持,就一定能跑赢CPI,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才能获得不错的收益,给自己的生活质量以足够的保障。

PPI:国家经济的“体温计”

PPI是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观察每个时期货物以及服务商品价格在水平变动过程中的一种物价指数,即生产者物价指数,反映的是生产环节的价格水平,国家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及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往往以此为依据。目前我国PPI的调查相关产品有四千多种,一般指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涉及的调查种类是186个。

一般情况下,PPI走高意思就是企业出厂价格提高,因此企业赢利直接增加;但是若下游价格传导不利或市场竞争激烈,PPI的走高则意味着竞争性众多领域的企业面临重大的成本压力,这样则会影响企业赢利,使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受到考验。

自2007年10月开始,我国的PPI涨幅持续提高,2008年8月,PPI从3.2%持续攀升到10.1%,涨幅之高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在全球需求急速扩张下,我国近一年多PPI攀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源类产品价格持续走高,而我国的情况是部分资源匮乏、但是内外需求旺盛,因此经济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国内PPI走高。

然而在PPI连创新高的同时,CPI却是连续下降,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剪刀差”。通常来说,PPI对CPI是有一定的传导作用的,PPI在增高的同时会推动CPI增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同常理背道而驰的现象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物价上涨时期,PPI和CPI出现峰值的时刻有所不同,CPI峰值往往较PPI峰值早几个月。就拿我国2004年前后的物价上涨来说吧,2004年7月,CPI达到制高点5.3%,而到了10月,PPI才达到制高点8.4%,其间相差3个月。到了2008年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国际商品价格冲高,从而带动我国的PPI涨幅明显提升,这样一来,使得两指标走势之差更为明显。

2.现阶段我国的PPI向CPI的传导其实并不顺畅。PPI向CPI传导的上涨压力链条大致上有以下三种:PPI(采掘工业)—水电燃料—CPI;PPI(煤炭、成品油、电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CPI;PPI(原料工业、加工工业)—工业消费品—CPI。下游产品市场供大于求,且国家同时在对中间产品实行价格管制,这就直接导致PPI向CPI的传导被弱化,从很大程度上来说,PPI上涨对CPI的影响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上。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目前PPI上涨大概只有10%左右是可传递到CPl中的。

3.PPI

和CPI两指标侧重点有所不同。PPI涵盖各种工业制造业产品,CPI则在食品和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按照价格及权重波动性来看,对PPI影响更为显著的是石油价格变动,而CPI则受食品价格影响更显突出。通常而言,衡量国家物价水平的最重要指标是CPI,政府很少有动力去专门调控PPI以及其他价格指标。

不过,这种PPI和CPI背道而驰的局面不会长久,就中长期来看,PPI和CPI之间的差距一定会有所缩小,并最终趋于同步。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PPI和CPI的走势方向是相同的。

一句话,整体经济运行的核心指标PPI和CPI,对于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把整个国家经济看做一辆飞驰的列车,普通居民则是列车上的乘客,各类企业就是列车的零部件,国家经济政策运行就是要确保列车又快又稳地行驶。假如我们把GDP的增速看做是速度指标,那么PPI和CPI就是列车运行稳定程度的核心。当PPI不正常,那么列车的零部件则要承受过大的压力负荷;当CPI太高,乘客会感到列车过于颠簸很不舒服。这两种情况一旦发生,就都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整。因此可以说,PPI、CPI的走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同时,还可以将其作为预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重要指标。

M0、M1、M2:如何判断货币供应量

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的各项经济数据显示:2008年6月末,广义货币(即M2)余额为44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4%,比去年同期加快了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1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2%,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了67个百分点;流通中的现金(M0)余额为30181亿元,同比增长了12.3%,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了2.3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基本稳定,存款余额增加较多。

虽然在经济报道中经常出现M0、M1、M2这三个指标,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它们都不了解,或者有的只能理解为是广义与狭义的货币,却不知它们具体表示什么。

确切地说,M0、Ml、M2是货币的供应量。根据货币的流动性,将货币的供应量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从而测量、分析和调控。现阶段,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

M0:流通中的现金,即除银行体系以外流通的现金。这类货币同消费的变动息息相关,也是最为活跃的一类货币。M1:狭义货币,指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加上流通中的货币量。这是一类流动性很强的货币,随时可以在流通中进行支付。

M2:广义货币,是在M1的基础上加上商业银行的储蓄,通常情况下,由于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都不能随时支付,因此,这类货币的流动性相对较差。

三者关系用公式表示就是: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非金融性公司的活期存款;

M2=M1+非金融性公司的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日常消费生活中,全民生产中M0数值升高证明人们手头宽裕,衣食无忧;M1是经济周期波动先行指标,反映居民和企业资金松紧变化,仅次于M0的流动性;M2反映的是社会总需求的变化以及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状况,流动性偏弱。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供应量一般指M2。外汇占款投放和银行信贷投放是货币投放的渠道。它们的投放速度与M2的增速成正比。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我们一般可以通过M1和M2的增长率变化来了解。若将M1与M2的增长率进行对比,就具备了很强的分析意义。若在较长时期内,M1的增长率高于M2的增长率,则说明这段时期经济发展在加快,除活期存款外其他类型的资产都有较高收益。这样会有更多的人把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取出来进行理财,从而使得大量的资金表现为可随时支付,商品和劳务市场将普遍受到压力,从而导致价格上涨。影响M1数值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例如M1的数值变化会受到股票市场的影响,货币在股票市场的投放会促使M1加速上扬。

若在较长时期内,M2的增长率高于M1的增长率,则说明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如此一来,原本可以随时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活期存款中的很大一部分逐渐转变为利息较高的定期存款,因此使得货币构成由流动性较强趋于流动性较弱,这必定会影响到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恩格尔系数:小康水平的标尺

“你吃了吗?”这是以前人们见面时的最常用问候语,由此可见“吃”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所占有的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过去的口头问候语已离我们而去。这也说明“吃”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更多钱被人们用在教育、旅游、娱乐、健身等事情上了。

陈老师本人是大学教师,月收入约6000元,其他收入平均2000元,陈老师的妻子正在读研究生,因此没有固定收入,儿子在上幼儿园,因此他的家庭总收入就是8000元。

我们来看看他的每月支出:

陈老师家现在的房子是学校提供的,所以没有住房开销。每月吃饭需要支出1000元,购书和订阅杂志报刊共支出600元,唱片购买100元,看电影200元。妻子的美容开销是800元。去体育馆健身每月平均100元。夫妻俩还一起办了一张游泳卡每月100元。每周打两次网球消费300元。孩子的玩具支出300元。孩子上幼儿园开销1000元。

这样看来,陈老师一个月的消费是4500元,再加上临时支出的消费,每月总消费额在5000元左右。吃饭只花掉了这些消费开支中的1000元,只占总消费额的20%。而教育和健身休闲方面的消费则占绝大多数。

所谓“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类获得生存的首要条件,但是当这一层次获得满足后,消费方向就会转向。因此食品支出所占的消费比例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高低。这样的支出在陈老师家庭消费中占很低的比例,这也说明陈老师的生活水平较高。这个食品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就是恩格尔系数。

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恩格尔提出的恩格尔系数,用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这个计算方法表明随着居民收入增加,耗费在食品上的支出就会减少,二者成一个反比例关系,系数数值越小,食品上的支出越少,生活水平则越高。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这样的标准:恩格尔系数超过59%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恩格尔系数的提出,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接受和确认。在我国,恩格尔系数也较早地被应用在统计工作中。通常各地的城乡住户计算恩格尔系数是采用调查资料的方法。如调查显示:2006年,北京市恩格尔系数为30.8%,比上年同期下降1%,相对于1978年则下降了27.9%。然而这个数据与恩格尔的“富裕系数标准”30%还差0.8个百分点。但是恩格尔系数一路走低,却表明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正在通往富裕的路上。

应该注意的是,恩格尔系数这个衡量指标并非万能,它也有失灵的时候。例如在贫穷地区,“勒紧腰带过日子”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也会降低恩格尔系数,但此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未提高。大家都知道,家庭总支出规模基本不变的大前提下,由于学费、医药费、水电费、燃气费等刚性费用的急剧增加,对于一个收入恒定的家庭来说,一个现实的选择就出现了,那就是压缩食品支出。

这种情况在西部落后的地区尤其普遍,“省吃俭用”成为老百姓的通常选择,而这种选择完全是为了应付急速增长的学费、医药费和房费等刚性开支。

另外,恩格尔系数也受到不同地区的消费习惯的影响。“吃在广东,穿在上海”,便是对这两地消费习惯的高度概括。恩格尔系数在广东较高,但是这与当地的消费习惯有关系,而恩格尔系数恰恰忽略了这样的差异。

因此,在我国就要考虑到这样的不可比因素,如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应考虑的因素不可比问题,恩格尔系数在分析和比较时应作相应的剔除。

基尼系数:穷人与富人的差距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名句恰恰是对贫富差距最典型的描写。绝对平均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在现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这个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竞争造成了差距,先进和落后,使得富有和贫穷差距进一步加大。

这种贫穷和富有的差距致使市场形成了一种无穷的动力,不断促使贫穷者向富裕的方向靠拢,小富者向着大富者拼搏,大富者向着巨富者奋斗,生生不息,永无止境。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贫富差距也不宜过大,过大就失去了安全保证。

所以,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也是被广泛关注的,继而出现了很多个评价贫富差距的指标和参数,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基尼系数。

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了基尼系数,该系数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在国际上用来综合评定居民内部收入分差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基尼系数就越大。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大于警戒线的数值,就很容易出现社会的动荡。

其经济意义是:在居民全部收入中,进行不平均分配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值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基尼系数最小值为“0”,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毫无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情况,在实际中通常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是介于0和1之间。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基尼系数若低于0.2,则收入绝对平均;若介于0.2和0.3之间,则收入比较平均;若介于0.3和0.4之间,则收入相对合理;若介于0.4和0.5之间,则收入差距较大;若高于0.6,则收入差距悬殊。

现在,国际上有很多用来反映和分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和方法。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数量界限,直接地反映出监测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从而预报、预警以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所以被世界各国认同和采用。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使得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开始出现基尼系数。现在有些人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但也有些人认为我国情况特殊,基尼系数的作用被夸大,贫富差距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严重。

事实上,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贫富差距的确在拉大,中央已多次开会研究改革规范分配秩序和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花很大力气构建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可行的分配制度,希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进而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极力缓解地区之间的分配差异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于此同时,科学地理解基尼系数是我们当前应当做到的,不能产生“基尼恐慌”。

国际劳动组织一项有关基尼系数的研究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同基尼系数的高低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均GDP低)的地域,社会收入的分配也往往趋于不平均(基尼系数高)。这一点提示我们,基尼系数的运用应注意到社会条件、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而不能生搬硬套。若不考虑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加分析地将基尼系数这个基于发达社会的经验数据运用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只会成为谬论。因此盲目“炒作”基尼系数而不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只是一个错误。当面对类似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地域的发展中国家时,在比较和测算基尼系数时,更要谨慎科学合理的运用。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呈现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各地区的生活费用指数和基本物价水准也呈现出较大差异。但基尼系数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基于市场经济发育比较充分、地区差异比较小、人口比较少、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西方社会。因此,在运用基尼系数之前一定要首先进行正确的背景分析。

另外,基尼系数在反映经济的公正性方面也存在着局限性。

基尼系数能够反映的只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只是针对指标进行分配的结果,分配的初始条件和分配中各群体劳动的投入均不在考虑之中。因此基尼系数只是一个单纯指示结果的工具,反映不出过程的公正与否,简单地说,它只看到最后获得了多少钱,不看各组人群为获得那些钱所付出的一切。因此,当我们在追求某种结果的公平时,更要强调的是社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一定要将那种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思想彻底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上有些国家,虽然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警戒线,却没有发生动乱。但是发生动乱的国家,原因却各种各样,有宗教的、有民族的、有政治的、有国际的,当然也有经济的,但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由于收入差距扩大而直接引起的。

以我国为例,从总体上看来,我国社会是和谐的,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稳定、就业规模逐年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是2.5亿,而到了2006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则仅有2148万。这时的收入差距虽然是扩大了,但众人的收入水平却都是在逐年上升,而不是停滞和下降。这些年,政府逐年加大扶贫力度,扩大就业规模,“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更加关注公平”,这就体现出,我国一直在积极主动地科学分析和谐社会的矛盾、问题及其成因,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并解决矛盾,极力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以促进社会和谐。

简言之,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因此要科学认识、科学运用。

货币政策:经济的调控“大手”

国家发改委中小型企业司有关负责人在第二届广东中小型企业经济论坛上透露,全国2008年上半年初步统计有6.7万家中小企业接连倒闭。纺织行业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其中的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还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组。

为什么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会突然出现如此多的企业倒闭?其实原因很复杂,其中有经济大环境因素,也有企业自身的结构,以及市场优胜劣汰等很多原因。但其中有一条原因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我国的货币政策。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过热,致使房价大幅上涨,股市同时也在大幅飙升,因此政府认为货币流动性过剩,经济目前过热,并出现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紧缩房地产市场,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再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利率。到2008年6月25日为止,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17.5%,位居全世界之首。

由于央行采取回收流动性的货币手段,使得国内消费形势不明朗,出现企业普遍贷款较难,尤其是中小企业,因此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倒闭现象。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就好比是一只“大手”,它在不断地校正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方向,对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了解货币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应有的经济目标(如稳定物价,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以平衡国际收支和实现充分就业)所采取的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和方针的总和。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两种。

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的供应增长速度从而刺激总需求,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容易。因此,扩张性货币政策比较适宜在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采用。

紧缩性货币政策是通过减少货币的供应从而降低总需求水平,要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是较为困难的,同时利息率也会随之提高。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比较适宜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采用。

现将货币政策运用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归纳如下:

(1)对货币发行进行控制。

(2)对政府的贷款进行控制和调节。

(3)公开市场业务的推行。

(4)改变存款准备金率。

(5)对再贴现率进行调整。

(6)实施选择性信用管制。

(7)进行直接信用管制。

宏观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调控需要货币政策,其调控作用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1)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通过调控货币供应总量调控货币供应量,以期达到对社会总需求及总供给两方面的调节,使经济趋于均衡。由于总需求膨胀导致供求失衡时,控制货币量来对总需求进行抑制;当总需求不足时,则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提高社会总需求,使经济继续平稳发展。同时,增加货币的供给将利于贷款利率的降低,从而减少投资的成本,生产扩大和刺激投资的增长,进而增加社会总供给;反之,将使贷款利率上升,抑制社会总供给的增加。

(2)通过控制货币总量和调控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的总水平。无论多么复杂的原因形成了通货膨胀,从总体上看,其表现都是流通中的货币超过社会中的不变价格下所能提供的劳务总量和商品总量。提高利率可推迟现有货币的购买力,可以减少社会需求,同时也减少银行贷款的需求;降低利率的作用则与之相反。中央银行可以直接调控货币在金融市场中的供应量。

(3)调控国民收入的储蓄和消费比例。货币政策是通过调节利率从而影响人们的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高利率有利于吸收储蓄,低利率则可以鼓励消费。

(4)储蓄转化为投资并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投资的来源是储蓄,但储蓄却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只有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储蓄才可转化为投资。而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利率的变化影响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投资成本,提高转化储蓄的比重,并且在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下实现资源的配置合理化。

税负归宿:税负,到底由谁来承担

乔治在纽约的一家超市购物,当时他挑了一件夹克,价格标明是100美元。但是在付账时,他却付给收银员108美元。他的小票上是这样标注的,在这108美元的消费中,8%是的销售税。这样的情形对于乔治来说不是第一次了,在其他州乔治也经历过。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国家,顾客必须按“标价乘以税率”的模式支付销售税。小票可以让乔治及时、准确地了解在这次购物中自己缴纳了多少税款。

后来,乔治来中国旅游,他在一家大型超市购物结账后,发现小票上没有标明税率,上面只有他所购买的货物的价格及数量,于是乔治的疑问产生了:难道在中国购物,消费者可以不必支付销售税?

的确,美国和中国的税制有所不同,在我国相应的税种是消费税和增值税。不过,乔治看到了一点,销售在我国是商品的标价多少,顾客就支付多少钱,仅此而已。如果不作经济学分析,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是销售税征在谁的头上,谁就承担这份税负?所以,总会有人简单地认为,销售在中国的征税仅仅是针对商家的,这份税负的负担者就是商家。然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这就涉及“税负归宿”。“税负归宿”是指最终经济负担这一项税收的个体。需要要指出的是,这个是针对法定纳税人制定的。之所以会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法定纳税人和最终的税收负担者和有时可能并不是一致的。

在此,我们就以个人所得税为例简单解释一下,工薪阶层对于这个应该不陌生,纳税人自然是工薪收入的个人,同时税收负担者也正是这个人。此时,两者是一致的。可是就商场里的衣服而言,按照我国税法,增值税是商家要缴纳的,商家是此时的法定纳税人。但是此刻往往消费者是实际税收负担者——消费者所承担的数额就包括在衣服的价格里,只不过是购物小票上没有标明。这种行为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税负转嫁”。“税负转嫁”在生活中极为常见,比如我们打电话交的费用,用水时交的水费等,里面涵盖了税,只是在目前我国为消费者开出的收据上都没有注明。

“只要消费,就会纳税”,也就是说,纳税人是我们参与消费的每一个人。我国目前为止共有22种税(包括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烟叶税、关税、资源税、房产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船舶吨税、城市房地产税、耕地占用税等)。在这些繁多的税种当中,有些是由企业上缴的,有些是由个人上缴的。

曾经有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如果1袋1公斤的盐价格是2元,其中就0.03元的城建税和0.29元的增值税。而每瓶价格为3元的啤酒就包含0.12元的消费税、0.06元的城建税以及大约0.44元的增值税。买一件衣服,如果你花100元,那么其中包含1.45元的城建税和14.53元的增值税。买一瓶化妆品,如果花100元,其中除25.64元的消费税外,还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4.02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一包8元的烟,那么其中大约4.70元是增值税、消费税和城建税。去餐馆吃饭最后的结账,5.5%是餐费中的营业税及城建税,如果你使用一次性木筷,还将包括这些消费税……总之,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中生活,就不可避免地有购买行为,这样就会交税。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是纳税人。可是正如刚才提到的,纳税人和税收负担者并不是一致的,这就需要进一步了解“税负转嫁”。

“税负转嫁”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包括混转、旁转、前转、后转、消转、税收的资本化等方式。在此简要举例加以说明。

前转是指沿商品流转方向,纳税人以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转嫁赋税给消费者。正如前面所举衣服的例子,商家就把税负转嫁给了消费者。

后转与前转正好相反,是指纳税人以压低商品的购进价格将税负转嫁于商品的提供者,纳税人逆着商品流转的方向。比如在零售端对营养补品的征税时,零售商便压低进货价格向厂家购买,从而将税负后转。

混转又被称为散转,纳税人将税负分散开从而转嫁给多方负担。其实它就是前转和后转等方式的结合。比如厂家会将其中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提高转嫁税收给购货商,一部分压低原料购进价格转嫁税收给纺纱厂等。

对税负转嫁的几种方式有了初步了解后,我们再来谈一下“税负前转”,因为税负前转同消费者息息相关,不容忽视。在“税负前转”中还涉及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是消费者作为实际的税收负担者,却不知自己究竟纳了多少税。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往往隐藏在其消费活动中,如此一来,纳税人不但不会知道自己到底纳了多少税,甚至连自己是不是纳税人都不知情。就好比在超市买衣服,有不少人都一直错误地以为自己不是纳税人。如果要真正改变这样的模糊状况,税制结构就需要改变,可这并非一日之功。如果销售中的发票能够注明价格、税负、消费中多少支出用于国家税收,消费者就会清楚了解。这对于普及和培养整个社会的纳税意识是有利的。

其次,就是面对自己是“税负前转”的最终承担者,可能有许多人会为自己负担了商品增值税而愤愤不平,因为那些商家本应是它的法定纳税人,最后却由我们自己来纳税。即使不是由我们自己完全的负担,但是追求利润的商家还是会将相当一部分税负推给消费者。

这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税负转嫁只是商品经济中的正常经济现象,是客观存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学也在很早就已证明,税额在顾客和商家之间的分配也就随之确定。这就是说,一件衣服的售卖,税率在确定后,税负由商家承担多少,其中转嫁给消费者的税负又是多少,不是商家想转嫁多少税负就可以转嫁多少的,这个比例是确定的。这其中就要涉及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问题了。

在经济学上,商品税额的分配由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共同确定。当某种商品供给的价格弹性为零,则销售税将全部由供方负担。当需求的价格弹性为零,则是销售税将全部由需方负担。简言之,弹性小的一方,负担的税额份额就大。弹性大的一方,承担的税额就小。

由此可知,需求弹性小、供应弹性大的商品的课税可以轻松转嫁;需求弹性大、供应弹性小的商品的课税则相对难转嫁。此规律说明,试图想将销售税负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对于商家来说是不可能的。甚至,当纳税人追求利润的目标与税负转嫁发生冲突时,纳税人还是会自愿地放弃税负转嫁。原因其实很简单,转嫁税负势必会提高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到销量。这里我们以租房为例,房屋数量不会轻易增加,因此供给弹性几乎为0,如果这时对房东征税,房东若将税负完全转嫁给房客,则势必会失去房客。因为租客可以考虑与人合租或者寻找更便宜的住房,这样势必影响房东的利润。这个时候纳税人(房东)必须在销量减少和税负转嫁之间权衡,最后往往是不涨房价放弃税负转嫁,由自己承担这份征税。

增值税:我国第一大税种

谈到税务,就不得不说一说增值税,增值税是我国现在的第一大税种。

一般从计税原理看,增值税是对商品在劳务服务、生产、流通等许多环节中的商品的附加值或者新增价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这个定义可以告诉我们,商品征税必须是有增值的,没有增值不会征税。但是一件商品的附加值或者新增价值是在真实的生产和流通中产生的,是难以准确计算结果的。目前我国采取了国际上通行的税款抵扣。销项税额是由劳务的销售额或者商品按规定的税率计算,进项税额是劳务或者取得该商品时所需要支付的增值税款。应纳税额就是这两项税额的差额。这样的计算方法体现了按增值因素计税的原则。举个例子。

假定税率为14%,乙公司向甲公司购进100件货物,金额是10000元。对样的采购行为,国家是收增值税的,由“税负转嫁”这一理论我们知道,纳税人是甲公司,他会将这部分税款转嫁到乙公司身上。由此,乙公司实际上付货款为10000+10000×14%=11400(元)。此时1400元的增值税由乙公司负担了,这就是所谓的增值税的价外征收。这1400元增值税对乙公司来说,就是“进项税”。这1400元增值税最终要上缴给国家。

随后乙公司开始加工。假设购进100件货物全部加工成新产品150件,再出售给丙公司,销售额为15000元,这时国家同样要收增值税。同上丙公司要向乙公司支付的货款为15000+15000×14%=17100元。这2100元对于乙公司来说,就是“销项税”。也是要上缴国家的。

但乙公司购进货物时已经支付过进项增值税款1400元,现在销售新产品还需缴销项增值税是2100元,此时的增值税款由乙公司上缴给国家的就不是2100元,而是2100—1400=700元了。这时的850元是丙公司支付的,只是由乙公司交给国家。同理丙公司再卖给丁公司,丁公司再卖给E公司……以此类推直到最后的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增值税,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鉴于这一点,增值税也属于流转税。

由此得出,增值税基本计算公式: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增值税”是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随后便成为国际上广泛流行的税种。我国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试点后,于1994年开始推行新制,在生产、零售、批发各环节全面推行增值税。为何增值税会如此广泛地被世界各国采用呢?就是因为它有效地消除了重复征税。

在增值税实行以前,每经过一个生产流转环节的商品,都要按其销售收入全额征收一道流转税。这一做法与上面举的例子相比是不能扣除已征税款的。鉴于此,生产流转环节较少的商品税收负担就会比较轻;反之亦然。比方说一个厂家能够“一条龙”生产,那么当生产流转环节少时,税负必然会较轻;而从原料购买到部件再到最终产品,经过更多的生产流转,税负势必较重。重复性征税是违反市场公平原则的,对市场的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并打击投资的积极性。增值税推行后,对于企业来说,关键好处就是能够抵扣商品在以前生产流转环节中所缴纳的税款,在诸多流转环节后,增值税由企业应负担的都是一定不变的,由此能够有效地实现税负公平,使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达到最佳配置,从而有利于企业进行公平竞争。

此外,增值税还利于生产经营结构的合理化,扩大国际贸易,有利于国家稳定、及时地取得财政收入。

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增值税也是如此。增值税也会受到批评,这主要在于其累退性质。从上面可以看到消费者最终承担了税收。现在我们以日用品和粮食为例,对任何收入阶层的人来说,粮食都是必需品。低收入者在日用品的购买中承担的增值税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比高收入者更大。现在仍以增值税率14%计算。一个每年收入1万元的低收入者,每年消费7000元,其中的980元都会用来交税;但是一个每年收入10万元的高收入者,每年消费5万元,需要缴纳7000元的增值税。那么,增值税所占个人收入比例,高收入者为7%,低收入者为9.8%,那么增值税所造成的经济压力,低收入者要比高收入者更大。显然,这种现象对于低收入者而言是不公平的。当然增值税也存在着多重征税的问题。由于部分商品(如酒精、香烟、燃油等)及服务也会有本身的税项,再征收增值税就造成了多重征税。

拉弗曲线:如何解决税收问题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段名言揭示着一个治国道理:对一个国家而言,最好的经济政策理应是顺应人们进行贸易、生产等经济活动,并在必要时进行一定的控制和调节,而非是对百姓强取豪夺,横加干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这依然有着鲜明的启迪意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所谓“取民无度”、“取民有度”,实际上和税收政策的制定息息相关。

只有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合理正确,就能吸引资金扩大实业,使投资环境得到改善,也才能扩大税基,真正做到国富民强,增加政府的税源。纵观我国古代的那些衰败王朝,往往是在灭亡之前,都会伴随着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国家对百姓的横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王朝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在赋税中,“利民”这一传统思想是非常可贵的。那么,怎样才能在税收、政府和个人之间找到平衡,制订出于国于民皆有益的税收政策呢?而税负在何种程度下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便是一个深奥的经济学问题。不过当代有一位经济学家竟然用一张餐巾纸就解决了这个复杂的问题。

1974年的美国经济正处在“滞胀”的困境里。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和南加利福尼亚商学院的教授阿瑟·拉弗在华盛顿一家餐馆共进午餐,为了使切尼明白只有减税方可让美国摆脱困境,拉弗在餐巾纸上即兴画了一条抛物线,浅显而直观地给切尼讲明了减税的奥妙所在。一起赴宴的还有当时出任《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万尼斯基,午餐结束后,他便将这一纸巾上的曲线在报纸上大加宣扬,这条被戏称为“餐桌曲线”的“拉弗曲线”由此声名远扬,在当时,这种“减税主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其影响面非常广,并最终被后来的里根政府所采纳。拉弗也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

受拉弗曲线的减税理论的影响,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众多国家也纷纷推出减税方案,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上许多国家持续实行减税政策,形成了世界性的减税潮。据资料统计显示,这种方式非但没有使这些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降低,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

原点O表示税率为0,此时政府无税收收入;随着税率增加,税收收入呈现抛物线形的变化,当税率达到B点为100%时,社会便不会有人愿意去工作了,因此也就不会有税收收入了。

拉弗曲线说明,税收收入对积极性的提升的挫伤将小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也就是图中所显示的,当税率在横轴上超过C点时,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图中的阴影部分被称为“税率禁区”。一旦税率处于“税率禁区”时,要想使国民产量和税收收入同时增加,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税率。

另外,拉弗曲线还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当税率高于某个水准时,则降低工作热情,从而降低社会供给,政府税收也会随之减少,当税率低于某个水准时,会激发社会的工作热情,从而促进社会供给,政府的税收一同提升。由此可知,政府要想取得最多的税收收入,提高税率并不能使其达到目的,相反,减税才是最佳方法。

拉弗曲线是在经济学角度上揭示了一个“欲速则不达”的哲理。但是尽管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却仍然难以改变很多人的做法。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违背拉弗曲线这一客观规律、不按正规程序行事的事例时有发生。

某城郊有一条高速公路通往著名旅游区,大多时间并不拥塞,只是节假日和旅游旺季除外。在高速公路的两侧设有辅路,辅路是免费的,从这里经过的人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主路上车辆寥寥无几,车辆风驰电掣;而客车、货车,甚至还有自行车、三轮车等都出现在辅路上,整个辅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想省下通过主路时的“过路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为了省钱而宁愿多花点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反映出一种极其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首先就是高速公路不能充分被利用,从而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其次就是辅路上的车辆拥挤导致行驶缓慢,从而导致时间被浪费了,进而使社会资源受损。其实这两个问题很好解决,那就是降低“过路费”。但现实中的情况却是:高速公路经营公司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以及高速公路的经营成本等因素拒绝降价。在他看来,只有收费高了收入才会高,方可尽早还清贷款乃至实现赢利。在他们的思维里,倘若不是收费还被政府控制着,过路费还要定更高呢!

但是我们结合拉弗曲线看看,就会发现,“收费高收入高”的看法其实是狭隘的。当前的高速公路经营者现在正处在拉弗曲线的“税率禁区”里,在这个时侯,如果收费不沿拉弗曲线B—C—O方向移动(即降低收费),那么大多数司机依然不会去走高速公路,如此一来,经营者的总收费收入不但不会提高,还有可能降低。要想车辆愿意走高速公路,只有降价,这样的总收入才有可能增加。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许多地方的高速公路收费一直处于居高不下的不良状况中。结果是经营者不仅难以为继,还造成了巨大的公众时间及公共资源浪费。

当然,也有不少经营者迫于无奈,开始降低了收费标准,调整高速公路的收费,由此高速公路的车辆这才明显增加起来,辅路通行状况也因此得到明显改善。其实,经营者们还可以运用拉弗曲线,去确定高速公路过路费的最优费率。例如,调查了解驾驶员对过路费所能接受的程度,计算出收费每下降或者每上升1元,选择走高速公路的车辆所增加或者减少的百分比;经营者车辆增加和减少的收入和提升的收入之间的差额,从而得出一个收入的最大化,最终促成过路司机与高速公路经营者的双赢。

社会福利:一张彩票可以帮助千万人

——在2008年7月的一个早上,深圳的某位彩民接到福彩中心的电话,这位彩民被告知他使用银行卡通过电话投注的一注彩票中了二等奖,奖金总计247765元。这位彩民后来对别人说,他能中奖一半是因为幸运,一半是由于守号的执著。他自1月份开始就使用电话投注购买福彩“双色球”,并且利用自动投注这一功能对他的这一固定号码每期进行自动追号。原本这只是一种乐趣,没想到半年后竟然中了二十多万元。

——“2003年2月16日,开始了福彩双色球彩票的联销。同年10月,湖南中出了第一注的500万元,此后很多人开始购买双色球。一位彩民如是说:我是从双色球一开始发行就在购买了,但当时只是关心是不是有中奖。一年后,当我得知双色球的销售量竟然到达了36亿多元、筹集福利金竟达到13亿元时,我才开始关注双色球的公益金。五年以来,双色球所筹集的公益金可以资助很多困难的群体,我想这一点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2007年的儿童节,南京市开展了“情暖童心、爱心助孤”的大型公益活动。市福彩中心同时向南京市的儿童福利院捐助了20万元福彩公益金。长期以来,市福彩中心前前后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资助各个产业,如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孤残康复手术费、敬老院和修缮儿童福利院等,充分体现了福彩发行的核心宗旨。

一直以来,人们购买彩票的本质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碰运气、中大奖”,尽管这种概率非常低,但是“两块钱换来五百万”,这种民众对高额回报的期盼心理致使我国的彩票事业迅速地发展起来,而福利彩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而现在相对这些来说,却已经很少有人再对福利彩票发行的宗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有深入的了解。而这个宗旨才属于经济学中的福利范畴。

“福利”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但在不同的国家对“福利”的理解往往会有所差异。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主要是指由国家出动资金兴办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大众谋取利益的各种福利事业,包括职工福利、一般社会福利和特殊社会福利等。福彩便属于社会福利范畴。

对于一个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福利事业是异常艰巨的。在我国残障人口有八千多万,老龄化现象也是普遍问题,这些弱势群体都需要社会的帮助,而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单一依靠国家的开支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要向社会筹措资金。只是长期以来,我国资金筹措的方式有些单一,即主要通过企业和国家这两个渠道,如此一来,企业和国家就会负担过重,从而导致一些本该解决的社会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必须打通社会和个人的渠道,彩票便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上虽然有许多个人和组织在为国家的福利事业做贡献,但是从长远上看,都不像彩票这样稳定地、持久地为福利事业提供大量流动资金。对于社会福利的强大帮助和对于个人的强烈吸引力,使得彩票在不觉间成为社会筹资的一个重要方式。

“彩票”在法律上也是有其严格的定义的,是指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专门特许的机构垄断发行的一种有价凭证,人们的购买行为完全是自愿的,并且他们按照公布的相关规则拥有中奖权利。中国福利彩票则是由国家国务院审核批准,由隶属于国家民政部的中国福彩发行的管理中心承担,按省级行政区组织实施。

就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发展社会福利的具体做法虽有差异,但实际上都采取了多种渠道来筹措资金,即国家、企业、社会、个人四项并举。而向社会筹措资金的主要方法就是发行彩票和进行募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彩票年销售总额已逾千亿美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发行彩票,彩票的种类多样,其收入皆在除去支付行政运营成本、奖金后,主要用于公益事业,效果显著。另外,彩票还能帮助政府缓解财政压力,从而解决一些紧急状况。

基于历史原因,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未正式发行彩票。直到1987年7月27日,中国社会福利奖券才于石家庄首发。同年8月28日,中国彩票史中第一次摇奖仪式在石家庄举行,一等奖为2000元,中奖者温先生是将这笔钱用于筹办自己的婚礼。从此,新中国的彩票才拉开了帷幕,长达38年无彩票的状况才得以结束。

自从1987年新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以来,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累计福利彩票销售额达2423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达809亿元。其中上缴给中央财政约为300亿元,用于支持残疾人事业、城乡医疗救助、社会保障基金、社会福利事业和青少年课外活动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剩余的五百多亿元,则定向用于社区福利服务设施和城乡社会福利机构建设。

一张价值两元钱的彩票,之所以能帮助千千万万的人,是借助社会福利这一渠道。通过一张彩票,可以将自身与社会福利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个人可以体会到投资和期盼的乐趣,而且还可以弘扬美德、传播慈善和奉献爱心。既然如此一举多得,大家又何乐而不为呢?也正是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才使得彩票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不再怕看病

三国时期有位名将叫张飞,纵横捭阖,手持丈八蛇矛,自认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连在诸葛亮面前也是拍胸脯。诸葛亮曾笑着问他:“你当真什么都不怕吗?我看未必!”张飞顿时眼睛瞪圆,大声道:“我什么都不怕!”于是,诸葛亮此时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字给张飞看。张飞一看,连连说:“我是怕!怕!”

是什么让这猛将怕呢?原来是“病”。百战穿金甲的张将军,什么都不怕,却也会怕病。无独有偶,曾经一位国君也是很怕病,但他是讳疾忌医。

春秋战国时期,蔡桓公让名医扁鹊给自己看病,扁鹊说他有病,“不治将恐深”,但是这位国君讳疾忌医,他不承认自己有病。扁鹊诊断了三回,后来看到蔡桓公扭头便跑。因为此时蔡桓公已病入膏肓了。他的结果便是抱病而终。

是人都会怕病。不过,生病了还可以医治,至于是否愿意医治,就是自己的事。但与达官显贵相比,普通老百姓更怕生病,因为医疗费用非常昂贵。像这种情况,反映在我国8亿多的农民那里尤为显著。

“辛辛苦苦十几年,一病回到改革前”。这句曾在农村中广为流传的口头禅,说的就是“因病返贫”。在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这样的现象在农村极其常见。

两年前,黑龙江省依安县和富裕县的两位农民同时患病,他们同时遇上了百姓最怕的事,但是他们两家的境遇却很不一样。

春节过完,农户的大事就是盘算春耕。但是富裕县的老周一家却无论如何也打不起精神——就是因为老周得了大病,一家之主,在正当壮年的时候,却因病让这个四口之家负债累累。对他们家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3年前,老周一家在村里也是数得上的富裕户:牛、地、车、存款,该有的都不差。然而,一年多前,老周患了肺癌。半年不到,不仅掏空了家中的几万元存款,而且能借的借遍了,能卖的也卖完了,但病却没有治好。老周只好硬挺着。老周一家遇上了农民最怕的事情:因病返贫,一人的病就可以撂倒一家人。

但是,与此同时,在不过百里的依安县,有个农民老江得了一场出血热病,但结果却是大大不同,一场大病并没让老江的家庭从此变得贫穷。他家在看病上花了1.6万元,村里按相关规定给他报销了80%的医疗费。这样算下来,他家仅仅付了三千多元。原来他们有村级合作的医疗托着。这个村每年都从集体累积中出二十多万元扶持村里的卫生所。村民们的小病可以不出村,大病还有“公”家管。这就是“得了大病心不慌,合作医疗帮大忙”,假如没有合作医疗,这个农民家庭迟早也会被拖垮。这么多年来,该村的合作医疗始终做得很好。在农民得病后,公家可以报80%医药费,家属有病也是可以享受报销一半医药费的。该村合作医疗是由于村集体年年都有投入,设备、规模也是一年好过一年。这么些年来,该村的340户农民没有一家因病而返贫。

周、江两家的情况对比一下,一家有医疗保障,一家没有医疗保障,在大病的命运面前会有天壤之别。老江享受的医疗,就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国于2002年10月提出这项制度,并明确到2010年,基本上覆盖全国的农村居民。几年以来,在各地区的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2007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试点阶段慢慢转入了全面推进的阶段,并达到了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的农民的显著成效。

在慢慢普及的过程中,我国也在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了2008年,这个制度的基本规定如下: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的,以家庭为一个单位,按每人每年20元合作医疗资金缴纳,再连同各级财政每年给每人补助的40元一同形成合作医疗基金,在县(市)国家商业银行的合作医疗专用账户内储存,并一同制定统筹补偿的相关方案,合理使用相关基金,由此不断地致力于改善广大农村的医疗服务,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与水平。

曾经,“看病贵”是普通百姓的心病,尤其是收入普遍偏低的农民的心病。据说,农民工外出去打工时,最怕自己生病,因为昂贵的医药费会把他们辛苦挣来的工资大把大把地耗掉。由此可见,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推广,是造福农民的好事。从2008年1月起,国家卫生部宣布改革医保制度,并确定了具体的实施目标:到2020年全国将实现人人都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仅包括妇幼保健、职业病防治、疾病预防控制,而且还包括急慢性疾病的诊断、康复和治疗等服务。

我国在当前宣布深化医保制度的改革的同时,也没有忽视现阶段我国的国情,那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的卫生发展道路”。我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是公益性质,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为人民健康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当前,我国医保体制改革之路困难重重。而农村又是我国医疗卫生发展的最薄弱环节,因此要实现医保体制改革的目标,首要解决的就是关于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是由农民和政府共同筹资,再来对农民的医疗费用进行补贴,当这种新型的医疗制度在农村得以全面普及的时候,农民便可切实得到医疗保障,那么,我国的医保体制改革也就成功了。

保障性住房:要得广厦千万间

公元759年暮冬,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流亡到成都。次年春天,他在友人的帮助下,在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为自己盖起了一座茅屋。然而一个深秋,风雨大作,屋破雨漏,杜甫长夜难眠,遂写下传唱千古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里便涉及了住房的问题。

生活中,“民以食为天,家以居为先”,住房,是基本生活的必需项目。时下,住房的问题依然被众多人所关注。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房产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人们也更加关注这个问题了。

1997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热议的一个话题是:“赶上分房的末班车了吗?”。当年,中国住房改革刚刚正式上路。国务院提出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从此,推行几十年的福利分房被终结。后来便有许多工厂职工自己掏腰包购买自己租住的单位房屋,于是中国开始进入了“住宅私有化”的时代。从2000年开始,所谓的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进入“市场化、民营化”的阶段,而房价从此一路飙升。然而当时,保障性住房并未按照国务院当年的要求,成为城镇住房市场的主体。于是便产生了低收入和高房价之间的矛盾,房子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近些年以来,房地产业作为我国一个重要支柱产业,拥有高额的利润。在现在以市场化为主的指导思路下,大多数房地产商一味追求高利润,由此导致房地产畸形发展,让许多普通百姓望而却步。这主要是因为: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房价上涨过快,住房需求与购房能力之间矛盾突出,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在一个虚热的房产市场中,商品房的价格节节攀升,已经建好的楼盘和在建的楼盘更是数不胜数,可是由于几乎个个追求暴利,因此真正适合老百姓居住的楼盘却廖廖无几。

高昂的房价,直接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最直观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历来讲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有谁知道时下有多少爱情终结于房价?虽然看起来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一个年代,要结婚就总要有住处。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就讲“盖房子娶媳妇”,在现代化的城市,这就直接演变成“结婚首先要买房”。可是一套房子的价格对大多数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再说,人们的生活又不是只有住房,还有很多,比如老人的养老和孩子的教育,这都需要作很大的储备,因此人们是不能把全部的钱都花到买房这一件事上。如此一来,人们当然会对保障性住房产生强烈的渴求。

所谓“社会保障性住房”,就是指由政府来兴建投资或者是收购的,供应对象、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标准或者销售价格,具有特定用途和保障性质的住房。与市场上的商品房相比,保障性的住房一方面是为了赢利,另一方面是为了公益,因此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对于老百姓来说,保障性住房的最大特点当然就是实惠。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我国的住房改革中,保障性住房就已经被定为主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一直尴尬地站在中国房地产大舞台的边缘,为当前的中国楼市当了十多年配角,现在保障性住房终于等来了这个“变换角色”的时刻。

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其中提出六条房产调控纲要,重点明确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的普通商品住房、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2007年8月8日,国务院下达《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以及“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其中对于廉租房,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具体情况确定每平方米租赁的补贴标准;将经济适用房的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并且,每年各地都需要安排建设一定规模的经济适用房。

2008年以来,各地政府开始先后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大。这就意味着买不起商品房的老百姓,以后会有望借助现在的保障性住房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实现自己的住宅梦想。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土地缺少,人口众多,迫切需要建设节约型社会,由此可见,推广保障性建设住房,是大势所趋。诗人所描述的那种“广厦千万间”,“百姓俱欢颜”的美好理想也就指日可待了。

交通福利:向月票年代说拜拜

2007年1月1日,众多乘客在阜成门公交车站上车后,其交通IC卡随着“嘀”的一声,在公交车上的刷卡机上显示出扣除了0.4元。随后公交车载着一车乘客出发了。从此开始挥别了公交成人月票、学生月票以及公交地铁联合月票的公交月票福利时代。

取消月票,很多人的心情都比较复杂。这么长时间以来,月票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虽然时下大多数人的年收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们中还是有一部分人习惯了使用月票。不过,这些人们也承认,他们在这些年里,尝尽月票制的弊端之苦。在每天的出行中,心里都要盘算着如何换乘月票车,还有在上下班高峰期间,月票车内人挨人,异常拥挤。据有关数据显示,月票制使得北京公交长期亏损,并且使得交通资源配置出现极其不合理的现象。

北京月票福利制早在1950年便开始实施了,方便了市民出行,也改善了市政交通。然而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月票福利制便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

第一,它已经是导致北京公交系统长期亏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实北京取消月票的呼声早在1999年左右就出现了,而出现这种呼声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减少亏损。在1999年以前,公交月票已经涨价几次了,到2000年,月票价格再次提升,30元为普通职工月票价格、40元为通用职工月票。然而这些方法对于公交系统而言,运营依然呈亏损状态。在2003年时统计,每张月票的实际成本达到了103元,比当时月票的价格高出许多。

第二,月票导致公交资源配置不合理。大量乘客一窝蜂地去挤月票适用车。就拿三环线上300路公交车来说,从六里桥到静安庄,有830路公交车和300路公交车行驶在同一线路和同一时段。然而,由于300路公交车能使用月票,所以中途经过每一站,都会有许多乘客拥挤着上车,车内经常拥挤不堪。而830路公交车无法使用月票,全程为6元,起步价为2元,在经过三四个站点后,车内便会有空座了。类似这样“拥挤”和“空座”并存的状况,在北京的许多公交线路上都能见到。如此不合理的交通资源配置,必然会影响交通效率。

既然月票制有这么多负面影响,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在北京延续半个世纪之久呢?这当然是与北京身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要取消一项人们长久依赖的福利政策,首先要慎重考虑“稳定”因素,一定要调查在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少人对月票福利有所依赖,依赖程度如何,然后才能制订对策。据估计,在北京,享受低票价月票的人超过100万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外地人口),几乎占到北京城区人口的1/10,对于取消月票将会对这一部分人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相关部门一时难以评估。也正是由于公交月票涉及广大市民的福利问题,因此,在取消月票的过程当中,相比其他城市,北京经历了极大的曲折。进入2005年后,当时在全国各大城市公交月票都已基本取消,这项从1950年开始的福利政策只剩下北京仍在坚持着。取消月票的呼声一直存在,但政府对如何取消、是否该取消月票的讨论一直不断。

2005年,北京市发改委提出将纸质的月票统一为公交IC卡的想法,以此作为取消月票的一个过渡手段。由此,月票的所谓纸质形态被取消。接下来就是将最初的月票不规定使用次数改为限刷140次。只不过,虽然人们拿到了崭新的公交IC卡,月票这样的一种概念还是存在着,IC卡也被人们认为是“月票卡”。只不过,由于公交IC卡采用了电子技术,所以为统计月票使用频率提供了可以参考的结算依据,而这种结算又推进了取消月票制的进程。据相关部门的数据统计显示,月票卡的使用频率其实并不高。成人月票平均每月刷卡86次,每月可以刷卡140次以上的只有2.6%。这就表明,能够完全足次使用月票的人其实并不多,由此,北京市完全可以大胆地取消月票。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人们对这样的公交改革也非常关注,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咨询。受当时公交“打四折”优惠的影响,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北京市“市政交通一卡通”。

当然,在刚听说要取消福利月票制度时,很多人都心有疑虑,这样是不是说公交就要从公益事业中离开呢?乘车费用是否提高了?一般来讲,交通成本不可超出家庭总收入的12%,一旦超过,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就会明显感觉到压力。于是北京市政府当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公交继续当成是公益事业来做,低票价政策不会改变,政府也会继续对公交实施财政补贴,同时充分考虑乘客的承受能力,对学生和低保人群给予优惠照顾。并且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市民,相关部门还在城市的一些主干道上画出公交车专用车道,以提高公交车的运送效率,方便广大市民出行。 +HHVRTp+BTOhfrYAaM6IxznCU45TcyCyFVqEyx5tsOHhLj8ZDmrazqX/PTAIa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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