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注意它与唯名论、经验论和康德哲学的区别。
“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实证的自然科学是知识的典范，惟有实证的知识是真的知识。所谓“实证知识”，在孔德看来就是指被观察的事实或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进行协调（coordinating）和描述的规律（laws）；任何超出它们的所谓“本质”、内在原因
（形而上学的思辩对象）
都不是知识的对象。“实证哲学”就是指这种看法或见解。
它体现出了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巨大成功对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强有力的影响。我们已讲过，数学在古希腊的成功激发了古典形而上学
（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柏拉图）
，而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功则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哲学的思考。然而，近代自然科学是数学
（及理论假设）
与观察实验的结合，所以为唯理论
（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
和经验论
（英伦三杰——洛克、贝克莱、休谟）
都留下了进行思辩和推理的空间。到康德，这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缺少先天的和经验的直观”为理由来推翻纯概念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实证主义则要更激进地吸收经验主义，使之脱开形而上学的论证框架或论证方式，更直接地依重自然科学的操作方式
（却忽视了其思想的一面）
。比如，它不再像经验主义
（见克莱、休谟）
那样说：因为一切来自个别的感觉经验，所以“存在就是被感知”，“没有绝对客观有效的因果律”。而是讲，由于科学只承认被观察现象和关于它们的描述性规律，所以一切“客观规律”就只是这种规律，一切实在就是这种可实证的现象，根本不存在在这之上、之后的“存在问题”。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完全不必要，还是囿于传统哲学的“存在问题”框架，似乎总必须正面回答它们似的。
法国人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往往被人们认作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founder）；但他并不是首次发现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人，因为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译为“密尔”）所说，实证主义乃是“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质”。
所以F．Copleston称他为“经典实证主义的最突出的阐述者和代表”。
他1798年生于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一个天主教和保皇党的家庭，父亲是税务官。但他在14岁时宣布自己不再是一名天主教徒，而成为共和主义者。1814—1816年就读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École Polytecknique），受到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影响，开始形成他的要由科学精英来组织和领导社会的思想。1816年，学校被保皇分子重新控制，孔德被开除。但仍留在巴黎学习。1817年（19岁）夏天他成为圣·西门（Saint-Simon）的秘书，做了7年。最后由于孔德欠西门的钱过多，特别是因为孔德在受西门影响之后，发展出了自己的思路，两人关系出现裂痕。他不像西门那样用一种科学方法来考虑一切问题，而是注意到方法的多样，不同科学的等级层次
（从数学到社会学；但社会学是最后、最高的科学，因为它与人性[humanity]的关系最密切，最能在这个意义上对各门科学进行“主观的”综合）
。他否认“客观的”综合的可能。
最后，孔德怀疑西门不合理地占有他的研究成果，两人决裂。以后，孔德就开始独立的讲学和著述，事业中多有曲折。一直未被大学正式聘任，婚姻不幸，曾企图自杀。1830年开始发表主要著作《实证哲学教程》（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
，1830—42）。1844年，他爱上Clothilde de Vaux太太，她的丈夫因逃避一起贪污起诉而隐身他处。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爱”影响了他后期提出的“以爱为原则”的“人道教”（religion of humanily）。他几乎一直靠信奉者们的赞助金过活。
似乎不够“实证”。
“事实”是自明的吗？什么现象是事实，什么现象不是事实呢？
孔德举牛顿万有引力的规律为例，说明此种实证科学规律的性质：“至于确定这种引力和这种重力本身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一律认为无法解决，……[应]交付给形而上学们去做烦琐的论证”。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31页）
但是，后来爱因斯坦对“引力本身”说出了比孔德预期的要多得多的东西。而且，只靠“协调观察事实”，是发现不了相对论原则的。某种超出了实证范围的“想象力”是必要的。
除了此章一开头讲的那些之外，他还认为实证哲学与自古
（亚里士多德）
而来的“人类概念的普遍系统”
不同。这“实证的”（positive）主要意味着一种对理论的看法，即认为理论的目的在于“对被观察事实的协调（coordination）”。
他写道：“任何命题，如果它不能容许最终被还原为对
（普遍的或特殊的）
事实的直接阐明的话，就不能具有真实的或可理喻的含义。”
穆勒对此观点做了进一步阐发：“我们只对现象有知识，而我们关于现象的知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我们不知道关于[现象的]产生和关于任何事实的本质和实在（real）样式，只知道一个事实与其他事实的关系，不管是就次序而言还是相似性而言。这些关系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环境中总是同样的，把现象联结在一起的稳定的相似性，把它们作为先行者和跟随者统一起来的稳定次序，这些就是所谓关于它们的规律（laws）。关于各种现象，我们只能知道这样的规律。关于它们的本质、终极的原因，不管是充分的还是最终性的，对我们来讲是不可知的和不可理解的。”
它要少设定东西，但不知科学假设几乎都超出了现有的现象范围，具有“先行的”能力。而且，实证哲学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设定，这种实证哲学立场已预设了自然中有规律，人可以通过协调观察事实而发现这类规律。照孔德所说就是：人脑能被转变为“对外在秩序的完美镜子”。
这是罗蒂后来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所批评的本质主义的“反映论”表现。说明孔德的实证主义在反本质主义方面还很不彻底。他眼中的现象知识仍是惟一的，“钉在”观察事实之上的，缺少根本意义上的结构多样性的见识。
孔德的“实证主义”还是一种“实证 哲学 ”，不像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那么仅将哲学的功能限于对科学命题的逻辑结构的说明，而是要去直接用实证方法研究人、历史、社会，得出肯定性的规律。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规律就是知识发展的三阶段规律。
“于是我研究人类智力在各个不同的活动范围内的整个发展，从最早的极其简单的发端开始，直到现代为止，自己认为已经发现了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为人类智力的发展永远必然遵守；我觉得可以或者根据认识我们自己的机体组织时所获得的合理证据，或者根据详细考察以往的经过时所得到的历史印证，把它切实地确定下来。这条规律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换句话说，人类的精神受本性的支配，在它的每一项探讨中，都相继地使用了三种性质基本上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哲学方法：首先是神学方法，其次是形而上学方法，最后是实证方法。由此便产生了彼此互相排斥的三类哲学，或三类说明一切现象的总的思想体系。第一种是人类智力的必然出发点；第三种是它的最后阶段；第二种只是为过渡而设的”。
神学阶段主要通过超自然的主体来探讨万物的内在本性 （本质） 和最终原因。
而形而上学阶段只不过是上一阶段的改头换面而已。将超自然主体换成了一些抽象的力量、实体 （人格化的抽象物） ；认为要说明现象，只消为它们分别指定一个相应的实体。
“脱魅”的阶段。
到了实证阶段，人类精神承认不可能得到绝对的概念，于是不再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寻求各种现象的内在原因，而只是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也就是发现它们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
个人智力发展也有或重复类似的三阶段。我们不都是“在童年时期是神学家，在青年时期是形而上学家，在壮年时期是物理学家吗？今天任何一个跟得上时代水平的人都是不难证实这一点的。”
当代的科学哲学家 （比如波普、库恩） 发现，科学家们总需要这样的“结集点”不然不会有创造性的工作或科学的进步。
前两个阶段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人类精神在初生时左右为难，既必须从事观察，以便建立一些切实的理论；又迫切需要创造出某些理论，以便进行连续的观察，因而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老是兜圈子，无法打破僵局。幸亏神学观点的自发发展打开了一条自然的出路，为人类精神的各个方面设法提供了一个结集点，为它的活动提供了养料。”
“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人们对自己的力量没有做出偏高的估计，这些力量是决不能得到它们可以得到的发展的。……实证哲学一发生影响，就把它们
（虚幻的希望，夸大人的重要性）
永远彻底消灭了；然而在原始的时代，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没有这种动力的刺激，是根本不能设想人类精神在原始的时候为什么下定决心去从事种种艰巨的工作的。”“比如，要是没有占星术的那些诱惑人心的妄想，没有炼金术的那些言之凿凿的欺骗，试问我们会从何处获得必要的恒心和毅力，去收集大量的观察和经验，作为后来为这两类现象建立初步实证理论的基础呢？”
如何看待中医？
此三阶段理论的困难之处：（1）这条规律不完全符合观察现象。正经意义上的神学 （而不是“宗教”） 只有在先有了形而上学 （存在哲学） 的理论框架之后才可能。数理科学在形而上学和神学之前已出现于古希腊，激发了形而上学。说那只是抽象的科学，最复杂的最重要的科学是社会学 （同时又讲数学是科学的典范） ，让人感到牵强。
印度人对人生阶段的看法，认为智慧的老年是形而上学与神学结合、与瑜伽“实证”结合的阶段。中国人更不认为先有一个“神学”的阶段，而是一个“天真”、“赤子”的阶段……
（2）它的得来违反了实证主义的原则，主要从概念要求而非观察事实出发。这本无可厚非，但“自相矛盾”一条让人触目惊心。
相信“社会科学”的思想家往往会按这种科学来规划人类社会和人类的生存方式，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等。如果这个规划是按概念原则组织和实行的，大多会成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因为它们从根子上仍是本质主义的，没有为深刻意义上的人类自由和非现成的意义机制留下地位。孔德也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的实证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穆勒有较大冲突。后者更重视“自由”，着重寻求国家权力运用的界限。
孔德很自然地不满意于更早的关于个人自然权利的学说 （后来的功利主义者边沁也不满意） 。而相信社会应由掌握了实证知识的管理者阶级来领导，接受科学家和实证哲学家这些精英提出的原则。他们控制教育，形成舆论，参与政务，具有类似于中世纪时的教皇和主教的地位。真正实在的是人类或人性，而不是个人。人作为个人是一种抽象 （但人类亦是一种抽象） ，应当强调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对社会的责任。人的道德生活的最高形态就是对人性和人类的爱和为人类服务。大写的人类性或人道——Humanity——是最高的存在者（grand Etre），具有上帝的地位 （虽然并不创造而只服从客观规律） ，应受到崇敬和服从。实证时代的人要象中世纪的基督徒崇拜上帝一样，崇拜人道性，并遵循这种人道教的教阶制 （圣徒、各级僧侣） 、洗礼、礼拜、祈祷、圣餐等仪制，使政治完全服从于道德。后来的各种极权制或准极权制 （纳粹、苏联……） 无不从大思路上合乎这种人道教设想。但孔德想将精神的和世俗的力量合理地结合的意向确有它不容忽视的份量，不是自由主义的讥诮可抹去的。
可见神学与形而上学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