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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方法上的突破，尤其是科学方法上的突破，新学说在西方思想界顶多只会表达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满，不会形成浩荡的潮流。这样， （在演绎和实证科学的方法大突破之前出现的） 孔德的实证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生命哲学 （唯意愿主义） 等就都还缺少正面方法上的重大革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新意向的表达，而且往往是不恰当的、“过头”的表达，比如实证主义的还原论和唯意愿主义的 （被人指责的） “反理性主义”面貌。而到了罗素、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就有了更鲜明的当代方法的色彩，原因就是非欧几何、数理逻辑 （特别是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和塔斯基语义学） 、相对论和量子论、格式塔心理学、意识流、弗洛依德心理学等新思路的出现在敏感的知识分子 （首先是哲学家） 中造成了极深刻的思想震荡和对创新的追求。
此断言过重，唯意愿主义起码隐含着哲学方法上的重大革新。
罗素哲学中亦有传统哲学的一面，像他的“逻辑原子论”，就很有还原主义的倾向。但他主张“关系是真实的”，却是当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这些新突破在哲学中起作用的方式是：
传统的牛顿力学、欧氏几何，都在鼓励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一定有一个惟一实在的物质世界，客观的、不受人类活动 （运动状态） 影响的绝对时间和空间，以及一种由直观所发现的自明的几何学公理 （人与“绝对空间”的交接点） 。然而相对论表明，如果对“同时性”的意义作深入追究，即在大尺度中或距离太大而使光的传导所费时间成为不可忽略的因素时，则可知从“逻辑上”或“原则上”，就没有理想的 （由上帝确定的，或由一个“客观时间”决定的） “同时”。有的只是与具体的测量方式、测量者与被测量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和排序关系相关的“同时” （“相对”而言的） 。此外，没有必要设定有一种“以太”，来充作宇宙的基底和传导介质，并作为任何运动的绝对参照系。更干净简易的方法是认为：电磁波 （光） 的运动本身并不参照这样一个“以太”背景，也不会被光源的运动加速或减速：“光速不变”。这样算起来和看待这个宇宙反而更真切清晰。
这似乎在鼓励实证主义，其实它和量子力学所隐含的东西 （比如“关系决定一切”） 超出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前提。
量子力学则表明，将“物质”追究到基本“粒子”状态，就会出现“原子论”者想象不到的图象：波粒二象性。并不存在“哪个更真实”的答案，一切要以人的观察方式来决定。而“测不准原理”更清楚地表明，客观的物质存在与人的观察行为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融合，而且“概率”或“统计”必会渗入这种观察之中。
非欧几何的发现，尤其是它后来在相对论中的应用使人明白，并没有惟一真实的空间描述系统。“过直线外一点只能作一条平行线”只是一种特例。并没有建立在直观内容 （对象） 之上的绝对自明，有的只是公理化系统的不矛盾关系 （相容性） 和结构原则。非欧几何与欧氏几何很不同，但它的真理性可以建立在欧氏几何之上，即如果欧氏几何成立，它也成立。这给人们以极大的新刺激，原来真理不在于与直观对象的符合，而在于系统内的一致性和系统际之间的相容性，也就是“纯形式的关系”。 （这“纯形式”其实也有“说”的可能，见下）
西方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数学有着深刻联系。数学思想方法的重大变化往往会引起哲学中的地震与火山喷发。
于是，性急的、少“道”性的人们以直线方式来延伸这种新思路的含义，认定数学的真理性可以还原为逻辑关系 （重言式） 或纯形式的语法关系，完全无意义可言。认为抛弃了直观意义就等于抛弃了任何“意义”、“语意”，再不与这些含混的、似乎总涉及某类对象的概念打交道。于是，就有了希尔伯特方案，即要将数学公理系统的相对相容性 （一致性） 的证明 （比如证明非欧几何相对于欧氏几何、欧氏几何相对于实数论、实数论相对于自然数论的相容性） 变为绝对或直接相容性的证明。因而证明论中数学或逻辑公理系统的基本“概念”不能再利用任何还需要解释的推演工具，而只能是无意义或无概念内涵可言的符号，公理是这些符号的机械组合，无所谓真假，数字相容性的证明变为不需要内容的纯形式符号的推导，可以按一个机械的模式在有穷步骤内进行和完成。这相合于前语意学的逻辑实证论者们 （石里克、卡尔纳普早期、洪谦等） 的主张：数学是纯分析的、重言式的、无任何意义的，也就是不会对人们对经验世界的认识有任何影响，数学命题不是“先天 综合 命题 （康德） ”。按照这个思路，逻辑实证主义者们相信由逻辑的数学和普遍概念组织起来的理论命题本身是无意义可言的，其意义都来自可能的经验实证语句 （记录句） 和实证活动。 （“月亮背后有个大城堡”与“存在是一”的区别） 这样，认识和科学的实在性就被惟一地归约为科学实证活动和它们产生的原子语句。这种还原论离常识实在论只有一步之遥了。爱因斯坦、海森堡、罗巴切夫斯基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伟大发现被“归约”成了这么一种呆板乏味的实证与常识实在！但这的的确确是 不对 的。
希尔伯特方案透露出西方学术思想乃至整个文化的一个重要倾向，即对于形式推演的痴迷和对于包含不确定性和含糊性的“意义”的疑惧。
哥德尔的工作表明，一个数学的或推演的表达系统，只要丰富到了“初等数论” （即自然数系统） 的程度，就不可能不具有本身所构成的“意义”，即总不能对本系统的整体性质 （比如一致性） 做出完全的形式化 （语法） 断定，不然它就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系统一定带有自己的说话能力和“偏见”，因而是“不完全”的。他利用自己创造的配数法，就能在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P中自行地构造出一个自指的命题A，用普通语言表示就是：
A：A在P中不可证。
它和它的否定在P中都不可证，不然就成了悖论，从而使P不一致。但正因为如此，它是真的，它“所说的正是其肯定，不是其否定”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真理定义”） 。而且，这个命题的可证性与初等数论的一致性证明是联在一起的，因此，初等数论不可能从形式上“证明”自身的一致性。
以其人 （希尔伯特） 之道，还制其人之说。
它的含义是：分析命题决不只是重言式或句法命题，整个较丰富的演绎系统也必有所“说”，它所说的可以不涉及经验的直观对象，但必涉及这系统本身构成的“事态”或“语境”。命题A说出了某种事态，不是重言式，但它所说的正是自身的特性，即不可被完全句法形式化 （无意义化） 。而这个“说出”本身就确保了它的不可反驳性或真理性。其后或几乎同时，有塔斯基对于“真”的语义学定义，后被戴维森运用。这些新成就使得维也纳学派被迫做出实质性让步，承认理论命题不可还原为观察命题，而只有某种相关性。此牌一倒，多米诺效应便冲破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由于此“逻辑”和“数学”上的重大突破，使得“表达系统本身所构成的意义 （或“理论”） 负荷”的问题突现，现象本身的可领会性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一个“统一所有科学”的还原方案，不管它是物理意义的、形式主义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就都是落伍的思想了。“反惟一实在观与真理观”的深刻性和彻底性远远超出了实证主义者们的视野。
对于这种反形而上学、反惟一真实观的倾向，可以用“黄巢反诗”的方式戏称为：
实体已死，境思当立；
岁在玄冥 （时机） ，天下 （社团化国家） 大吉。
非欧几何认为既然可以有不同的但各自有效的表达系统，那么“真理”就绝不只限于与某种对象 （经验的或理念的） 的相符合，而必与系统的构成方式有关。
这一点为后期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和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所共尊。
传统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不成“系统”，只是一些对现成内容的形式的提炼，没有自己内部的推演结构，但数理逻辑却有了自己的“演算”结构，靠近了数学，成为一种人工的“语言”。 （莱布尼兹当年的“普遍语言”的构想的部分实现）
这就是所谓现代西哲中“语言的转向”或“转向语言”的方法来源之一。语言不再只被看作传输既定观念的符号串，而是一个有自己的结构生命、思想生命和表达生命的“生活形式”、“生活世界”。
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论——仍是科学、更是科学，但却那么“怪诞” （违反理论常识） 。可见“科学”、“思想”中有极大的未开发空间和自由创造的余地。 （霍金说，一切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已有了。上个世纪末，迈克尔逊持类似意见）
学习当代西方哲学的最大益处可能就是从一种深层次的西方学术教条 （比如传统的实在观、真理观、科学观、进步观、人性观……） 中解脱出来，从而能以一种比较健全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与知识遗产。
新方法的影响途径是曲折的，充满了偏见干扰的，主要是实证的、形式的 （语法的） 、“科学的”偏见，因而看不到这些新思路中真正革命性的东西 （现象本身的构造论—结构论） 。这些思路同时包含一种对于西方学术中心论的冲击和否定。这种中心论总想以某种方式把持住一种独特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或标志，来表明西方哲学、科学甚至整个西方文化在绝对的进化意义上是先进的，注定了要来领导全世界人的思维和行为。这一倾向直到今天，仍在中文学术界颇有影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从学术上或智力上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领会不到或不能充分领会这些新思路的真切的方法含义，总在最初的激动之后又将它们含糊回“西方概念哲学的传统”之中去了。在这些半吊子解释中，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舍勒、库恩等要不就是传统哲学的顺沿，要不就是不值得严肃看待的“反理性主义”。看不到他们的主张与最严格的科学方法突破的内在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