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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1918年夏，处于南北战争最前线的吴佩孚主动与对面的湘军联络，确立了局部妥协。不久吴氏更连续通电，反对段祺瑞提倡的武力统一，而赞成南北和议。在南北军事对抗之时，相对少壮的北洋军人吴佩孚公开反段，其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都不小。
其间的背景虽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直系冯国璋的代总统任期将满，因皖系反对而继任的可能性不大；而以声望和势力最可能继任的段祺瑞又遭到直系的强力反对，也难上任。两强对峙的局面最终导致双方都可接受的北洋老文人徐世昌出任总统，开启北洋时期一个特殊的阶段。
作文治总统的困难是明显的，徐世昌先是通电推辞，在各方劝进后于9月11日通电宣布同意就任。梁启超当即上书献策，其基本建议为二，一是旗帜鲜明地宣示裁兵，以因应“今日全国人所痛心疾首者”；二是从政治到借债的外交重心应由日本转向英、美、法。他提出，“古今成大业者，在善察群众心理而利用之”，盖“群众心理，政治家之空气也，可御之而不可婴”，而此时“察国内之空气既甚要，察国外之空气尤要”。
梁氏分析说，当时“南北问题，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形势已洞若观火”。徐之通电“于此不落边际，深为得窍”。但这还不够，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以新天下之耳目，系天下之希望”。最好“勿遽谋统一全国，先谋统一北洋”，此其“下手第一要着”；只要“能统一北洋，全国之统一可立而待也”。而统一北洋的方法在“能御之而不为所御”，具体即提出裁兵。“有此倡议，则空气一变；变而后可以有所乘”；若“不设法造成一种可御之空气，则坐成涸鲋而已”。
在梁启超看来，对拥兵自重的军阀，要像贾谊对付汉之诸侯王的建议，只能以“权势法制”处置，不宜再加以“仁义恩厚”。只有正式提出裁兵，“堂堂旗鼓播之于天下，以慑南北群雄之气而杜其口”，然后有调和可言。“必义正词严，示以非如此则吾不能为若辈主。阳刚之气一伸，或有所慑而就范”。且公开“宣明主义”，可“博中外之同情”，使“举国舆望增高十倍”；那些“跋扈将军，虽中或不怿，断不敢反唇相稽”。若其公然对抗，徐即不就职，彼亦难有人代。他强调，“此着实国家存亡、我公荣辱成败之绝大关键”。
且“自今夏西战场战胜后，世界形势大变”；今后外交形势，“非博英、美、法之信用，则国决无以自存”。一方面，“裁兵之举，我不倡之，欧战终后，各国必越俎为我行之，此无可逃避者也。不自动而被动，国不国矣”；另一方面，“今后财政仍非借债不办”，借债而“仍欲如一年来以东邻为外府”，也决不可行。曾任段祺瑞派内阁阁员的梁启超常被人视为亲日，但这次他显然看到了“世界形势大变”带来的新选择。
也曾提倡“尚武”的梁启超稍后公开反省说：中国人本以“爱和平、轻武力”著称，但“前清之末，鉴于他国武力之发达，亦思效之，而有练新兵之举。民国以来，益添增军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也”。后来发现“武力主义终不适合中国之国情”，故“今日中国人之所渴望者，为恢复其数千年偃武修文之旧主义”。欧战结局提供了契机，“德国之武力主义完全失败，武力主义从此不适用；世界人心，皆已悔悟；今后各国，皆将偃武修文；中国毋庸恐惧，可以实行其主义矣”。
他进而明言，过去“眩于德国、日本之骤强，欲效其颦”，致使强国这一“名义为武人所利用”，是“一切
扰之根原”。故“现在拥兵弄兵之人及将来谋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运命与国家之运命不能并存”。如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即彼真正有力之军国主义，亦已为世界所不容”，中国那些“窃取名号以营其私”的“伪军国主义”更不在话下。“武人运命终必随欧战完结而消灭”已无疑问，问题在于“我国人自消灭之耶？抑外人代我消灭之耶？”
也就是他曾对徐世昌所说的“自动”或“被动”的选择。
胡适在天安门演讲的内容也是“弭兵”，他强调，这次协约国的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前者以为“武力强权可以解决一切争端。德国就是打这个主意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是打这个主意的”；后者则认“武力是极危险的东西，是一切战争兵祸的根苗”。现在各国主张的对付办法是“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世界公有的武力”；具体即各国“组织一个和平大同盟”，公举一个大法庭，“各国有争论的问题，不许用武力解决”，而是送请此大法庭审判。如有不听法庭判决者，“由同盟各国联合武力去惩罚他”。
这类半带想象的表述那时相当流行，且均从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看中国军阀的末路，颇能反映社会的企盼。
徐世昌于10月10日就大总统职，前引梁启超的分析和建议既凸显了他将要面对的困难，也揭示了他眼前的机遇。当月25日徐就借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建议发布了和平命令。11月欧战结束，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让全世界看到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希望。南北和议在各方推促下迅速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终于次年2月20日在上海开幕。尽管“跋扈将军”的势力并不那么容易应对，外交重心由日本转向英、美、法更不简单，但中外两个和会的出现还是让很多人充满了希望。
徐世昌在见人谈话时，常不忘表示自己也曾“投身军务，历有年所”，早年就是“军界”之一员。
同时他更尽量建树自身的“文治”认同。徐家的世交子弟张达骧后来回忆说，“徐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他定期与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
也注意到新闻界这一近代新兴因素的力量。
用徐自己的话说，“戊戌以来，每次政治上变革之功，咸归于报章鼓吹之力”；当时“报纸在社会上之权威，俨有凌驾官吏之趋向”。
这并不全是面对新闻记者所说的客气话，这位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报纸当时就注意到，“东海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先邀请京沪报界代表谈话，以示“尊重舆论之诚意”。又在总统府“特设接待新闻记者之机关，订于每星期二、五两日派专员接待各报记者”。
新总统也多次利用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自己的政见，他提请记者注意战后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因为“历来国际上种种悬案，其解决挽救，胥于此会议是赖”。虽“折冲之责”在政府，但舆论是“外交最大之后援；樽俎应付之所穷，端赖笔舌以为救济”。尤其“战后民族自决主义既已盛行”，他希望各记者能“提撕警觉我国民，劝勉扶持我政府，以贯彻吾国力保权利之主张”。
徐世昌以为，“战后西洋社会之经济，必大有变迁”。各国会将原用于战事的资本“移以扩充社会，故战后社会主义之经济，必日见发舒”。这是中国的机会，“以吾国劳动之众多，原料之盈足，农产之丰饶，苟能使教育普及，常识日充，从致富强，宁云难事”。
在次年2月接见外国记者时，他强调，“余之目的乃欲特别注重实业及人民生计之发展；一俟实业振兴，则财政自必大有起色”。借欧洲、国内两个和平会议之东风，“中国国家必能重新改造，求得稳善地位，财政必能恢复原状。此为余之最大希望”。
这样的政见的确表现出文治的特色，而新总统注重新闻界、研究书画的举措也具有正面象征；彼时作为道统代表的北大正有着新闻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组织，都曾得到校长蔡元培的鼓励。
《晨报》在评论西人对徐世昌的观感时说，“中国文官为总统者，徐氏为第一人。徐氏生平服膺孔训，待人接物，和易近人”。虽其“短处在小心过甚，宽大失度，乏坚决之力”；然“喜纳人言，素不固执”，且“待友忠善，御下宽和，能与新旧两派人融洽，如欧美日留学生皆能与之结交”。
不少人对徐的期许态度也正基于这“文官为总统之第一人”，据沈亦云回忆，当这位“提倡文治”的总统想借重其夫黄郛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徐“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乃往北京助徐完成该书。
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有所期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从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但若有“军阀出头推翻文治主义的当局，那时国民的亲善，东洋的和平，便成画饼了”。
而且，这次文人政治的出现是在帝制尝试和“复辟”失败之后不久，对文治的憧憬可能依稀带回一些“民国”刚取代清廷时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记忆，也可能唤起一些曾经的期待。彼时上层知内幕者或感觉新总统不过挣扎着尽量不作军人傀儡，不少研究者也凭借后见之明做出类似的分析；而下面一般人则对文人当政这一形式非常看重，也对文人总统可能起到的作用寄予厚望。
前引郭廷以的回忆就很能反映下层读书人的期待，他并说，“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随后欧战告终，“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再加上南北即将和谈，“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这类“充满了快乐”的心情与北京庆祝“战胜”的愉悦遥相呼应，一般读书做官者的心态似乎也较宽松。在清代和民国长期为官的何刚德那时观察到，“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鱼缸尤为人所争购”。他感觉对这些人“无理可喻”，只能警告说：你们“买许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
通常是乱世蓄黄金，盛世才玩器物。可知何氏虽不那么轻松，当时一般人感觉尚不错。
当然看到问题的也还有人在，李大钊较早就曾表示对“文治”的失望，他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以为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但这只是小不满，且还是先有希望之后的失望。
真正损毁了“文治”形象的，仍与“新思潮”相关。在以蔡元培和林纾辩论为表征的新旧之争中，因教育总长傅增湘对北大师生鼓吹“离经叛道”过问不力，乃有参议员张元奇以对教育部提起弹劾案相威胁，一时盛传要封闭《新潮》杂志、驱逐北大的趋新教员等。
陈独秀先是引《中华新报》之语说：“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呜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继而他自己更指责说：“在段内阁武治时代，大学倒安然无事。现在却因为新旧冲突，居然要驱逐人员了。哈哈！文治主义原来如此！”
文治主义而待士尚不如武治时代，“文治”的正当性就此大打折扣。章太炎先就表示对局势不乐观，他致某人函说：自己其实也希望“国事清夷，南北衡势”，但当时“论大法则不可言和，论人材则不可言战”。南北双方皆“一丘之貉”，若“中土果有人材能戡除祸乱者，最近当待十年以后，非今日所敢望也”。
可见太炎已看出徐世昌之才尚不足以“戡除祸乱”。还有更悲观者在，即前清京官梁济在大家最快乐的前夕以自杀警示国人。按梁济在清末曾得到徐世昌的赏识，而他在徐就任一个月后自杀，似表出他对新总统的文治不抱很大希望，至少此事未改变他对世道人心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