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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起一种变化”的心情对近代中国士人来说可能太熟悉了，而世界大战的确提示了这样的可能性。严复早在1915年就预言说：“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
到战争真要结束时，类似的见解已相当普遍了。张东荪即说：“欧战将了，世界潮流一新，吾国之地位，亦渐由不确定而入于确定，是世界易一新生命，吾民族亦必易一新生命。”不过他审慎地表明，所谓“新生命”不过进化之一变相，并不“含可喜之意于其中”。
同样持审慎态度的还有《晨报》社，该报以为，1918年可能是民国“开国以来最不祥之年”，其间“外忧内患，更起迭乘”，几无一事“足以稍慰吾人之希望”。但转折也已出现：“世界大战既终，国内争斗亦息，平和之声，弥漫大地。由此而新思想、新潮流、新团体、新事业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在世界开一新纪元，在吾国辟一新生命。果能顺应时变，力图自新，则起死回生之机，又未必不在今日。”当然，这么多的“新”不能是表面刷新而内容不变，更须防止“以新名目以行旧罪恶，以新手段达旧目的”。故“吾人之新希望”是“一洗从来旧染，实行表里革新”。
“新希望”的基础何在？《晨报》的梁秋水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他说，“世界大战告终，和平会议开幕”，从欧洲到远东的“一切国际问题，胥将由此会议而解决之”。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国际平等、各民族自主等正大光明之宣言，“际兹千载一时，世界无论何种民族，皆得表示其民族之希望；我中华民族，抑何独不然。故吾人对于此空前绝后之和平会议，自不能不有相当希望”。他期待着“从此将入国际历史之新时代”。
与胡适等人一样，梁氏的希望与威尔逊相关联。
这一“新时代”显然更多是外在的或外来的，至少是时人所谓“世界”的。梁启超提出，“互助之精神，将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将由此辟一新纪元”。且这是一种与前不同的新互助，“非为私利，非为权力，而为自由平等博爱之协约与联合，为爱和平重公理之民族之协约与联合，诚人类互助之大进化也”。
很多人从德国武力主义的失败看到中国国内和平的可能（详后），还有不少人从新纪元中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
蔡元培前述演讲中证明黑暗与光明消长的一个例子就是“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协约国一方为战争尽力的包括各色人种，因“义务平等，所以权利也渐渐平等”。而“美总统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义”已占胜利，最体现“大同主义发展的机会”。
与大同最接近的，即是拟议中的“国际大同盟”。梁启超“信其必为20世纪中最有光荣之产物”，
盖其“足以抑止强大国对于弱小国之政治的野心”，中国“自应表示赞成”并促成之，以“托于大国家团体之下，保其地位，图其发达，以求效用于人类社会也”。
他特别指出，国际大同盟既是“目前最有价值之新问题，而亦多年最有兴味之宿题”。
“宿题”一词带出了与往昔的关联，梁启超说，“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故中国思想中所谓政治，“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他乐观地指出：“论文明之极致，必以我国古代所谓大同主义为究竟。一切历史，无非向此极修远崇高之前路，节节进行。”欧战证明，“以武力消灭群小，使成一大”的手段已最后失败；则大同之实现，只能“以‘民约’的精神扩而大之，使各国由联合而渐成为化合”。所以，梁氏对“大同”的新解即是“人类全体大结合共同活动”。
这样理解“大同”或更多是所谓“现代诠释”，他的老师康有为未必同意。但康氏那时也从国际大同盟看到了实现大同之可能，他兴奋地说：“此次议和，外之为地球大同之渐，内之为中国自由之机，天下古今大事，未有比于此次和议者也。吾昔二十七岁著《大同书》，期世界之大同，三十余年矣。不意今美总统威尔逊倡国际大会，欲令各国平等自由，以致天下太平，竟见实行之一日，欢喜距跃，不能言状。”
康有为指出：“孔子立太平大同之义，轻于言治国，而重于言天下。”他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国际关系进程说，“内其国而外诸夏”的乱世讲究“国家学”，即“以己国为亲而视异国为仇，故日争夺异国之权利而杀刈异国之人民”；若欧美通过“国际联盟以求列国之和平”，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升平世，然其对“教化未立”的野蛮小国，仍“不能一视同仁而欺凌之”；只有“今美总统威尔逊发国际大同盟之议，求世界之和平，令天下各国，无大无小，平等自由；此真太平之实事，大同之始基”。这才是没有夷狄、天下内外大小若一的太平世。他乐观地推测此“国际大会必成，而世界永久和平，可望至矣”。
但康氏的乐观是有保留的，他区分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存在“夷狄”：凡因教化、政制等因素视他人（the other）为“夷狄”者，仍只是升平世而非太平世。故若“一国交涉之中有不能平等自由者，则必含愤蓄谋，以求必至于平等自由；若不得至，则不惮磨刀枕戈，以求其必至。若是，则和平裂矣”。其具体所指，即“欲救天下百国，先宜救吾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受列强侵凌，其不平等自由，盖亦甚矣！吾国人之深怒大愤，盖亦久矣！”若“吾国中有一事不平等自由者，则国际永久之和平必不得成”。
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和康有为观念接近，他认为：“今日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且“现在全世界的生活关系，已竟是脉络相通”：从前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影响世界民主政治，今后亚洲若有一国行军国主义，“中国的民主政治，总不安宁”；反之，“我们的政局若是长此扰乱，世界各国都受影响”。
因此，拥护民主政治的人，不能只管自己国内的事，“必要把世界作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Democracy作世界的Democracy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他相信国际大同盟可以“蜕化而成”将来的世界联邦，具体即各国各洲先逐步改组成联邦，再进一步“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只有“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
由小及大逐步形成“世界大同”是李大钊那段时间反复申论的主题，他也曾主张中国各阶层各社群先组成横的联合，直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大横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与此相应的新道德也趋向大同：“这次的世界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亦即“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
其他一些人也思及大同，但没有康、梁、李那样乐观。陈独秀说，“现在纵然不说大同主义，不说弭兵主义，照德国战败的情形看起来，就算将来战争仍不能免，也不是军国主义军阀执政的国家能得最终胜利的了”；盖“用兵力侵略土地镇压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国民外交协会干事陈介也认为，自欧洲会议提倡国际联盟，“此后虽非世界大同，而于国家与民族之区别，已不似前此之严”。
他们的具体关注各异，也不那么乐观，但都把大同视为一个未来的目标。
至少梁启超所说的以“互助”为基础的“新纪元”是那时不少人分享的观念。李大钊就说，1919年后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世界大战和俄、德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从前都说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现在“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今后更“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
李大钊眼中的“人心渐渐觉醒”与“世界革命”相关，取代战争的是“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以罢工为武器“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新纪元的曙光”表现为“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他断言：“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对“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而言，这曙光就像“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不过李大钊虽注意到革命的流血，他所说的“革命”基本是非暴力的“无血的社会革命”（详后）。
时人并不讳言革命，蔡元培在天安门首次演说中即提出，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总统徐世昌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协约国在这次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所博得者，实不外一切思想之更新”。就像“法国革命以后，而自由平等之说大兴”一样，他预料“今后欧美学术言论，恐必有振辟突进之观”。中国也要引进西方“高尚优美之言论”，以“思想界之更新”而“为国运兴隆之左券”。
两位晚清的翰林都提到法国革命，而北大学生罗家伦则看到“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正由西向东，“进太平洋而来黄海、日本海”，其“一定要到远东是确切不移的”。他明言，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在此新潮冲击下，“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凡所谓“潮”都是阻挡不住的，中国迟早会被“世界的新潮卷去”。
罗家伦关于西来潮流不可拒的说法不必是他自己的创造，梁启超在清末论述“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自外”时，就说“世界之风潮，由西而东，愈接愈厉。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势必趋而集于亚东”。利而导之，则功成名立国家安；逆而拂之则身败名裂国家危。
李大钊稍后也说，德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在讨论那不可阻挡的“社会革命的潮流”。这一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西方有宪政经验的国家，对此已早做准备。但他们“不是准备逆着这个潮流去抵抗他，乃是准备顺着这个潮流去迎合他”，尝试以“无血的社会革命”来避免“有血的社会革命”。
罗家伦和李大钊的表述很有影响力，傅斯年就曾特别赞赏朝鲜独立运动那种“非武器的革命”：由于日本不许朝鲜人家藏武器，他们“只能发宣言书，开大会；口咬日本警察”。这精神“看起来好像愚不可及”，然而只要“世界的革命未已，这精神自必续继下去”；且“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的胜利”。
在湖南的毛泽东稍后一面欢呼“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一面又“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以避免“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蔡元培先已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决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只能“随大势而趋”。
类此关于世界新潮流只能顺而因应、不能逆反的主张也为很多人分享，《晨报》一位专栏作者说，“大战既终，19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20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移入于新时代”。中国“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我国民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民，第一须求得有方针之教育，第二须其方针无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则惟有自归淘汰而已”。
陈博生也认为，“自俄德革命以来，社会思潮为之一变”。他借日本人之口说：现代世界日趋民主这一“潮流行将波及东亚，大势所至，无可幸免。吾人不独顺受之，当进而欢迎之”。
不过也有人试图抵御，陈氏稍后注意到，“近来‘危险思想’四个大字，忽然大流行起来。政府天天在那儿办防堵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大有不可终日的样子”。
时在成都高师读书的张秀熟后来回忆说，该校保守教员就对新潮流“如临大敌”，他们“天天叫嚷洪水猛兽，教课时间也要来个政治附加，做到他们的‘辞而辟之’。我班的主任教师龚煦春，给我们出了一道‘新潮流之捍御策’的作文题，要我们捍御”。
老先生在上课时不忘“捍御”，提示着其暗中或也阅读新杂志，反从一个侧面提示出新潮流的影响力。
西来的新潮流不仅在思想方面，黄郛和梁启超等人一直从不同角度提示国人，一旦欧战结束，原来无暇东顾的列强会将注意力东移到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形成难以逆转的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毕竟新潮流是西来的，一些知识精英试图溯流而上，到欧洲考察新思想；而巴黎和会对中国可说是命运攸关，很多人担忧中国被排斥于正在进行大改造的“世界”之外，欲顺应“国民外交”这一世界新潮而群趋巴黎，外交问题导致政治重心一度外移。故在列强注意力可能东移之时，不少中国人的注意力却在西移（这些内容当另文探讨）。
而新纪元所包含的一个主题，可能是时人最关注也最为后之研究者忽视的，就是梁启超等大力提倡的弭兵。据那时进入开封二中读书的郭廷以回忆，1918年“使我们学生很兴奋”并使“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的事不止欧战告终，还有“徐世昌当了总统”。中学生们虽“不知徐世昌是何许人也，但知道他是翰林，是文人；美国总统大多是文人，现在中国文人居然也可以做总统，当然是可喜的现象”。而“文人总统当然是主张和平的，因此我们对徐世昌印象好极了”。
这又一次“居然”的使用凸显出1918年确实有些特别，也很能表现尚武时代“文治”的不易，文治的可能与对和平的企盼是相互关联的，确曾给不少人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