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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梁启超使用的“普天同庆”一语，相当传神地表述出大战结束后北京的欢庆场面。陈独秀眼中“万种欢愉”的场面是“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
北大学生张厚载看到“连日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他自己“躬逢其盛”，也感到“莫大之光荣”。
而且这是一次民间推动、政府参与并与民间热情及时互动的庆贺活动。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京中各校放假庆祝，由半天而延长到数天；中央政府本身也不落人后，在总统府开大会庆祝，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
先是世界性的欧战协济会发起全球募捐，以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并请中国参与。中国方面旋即由“有势力之中国士夫”组成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以协和医学校的顾林（Roger S．Greene，中文名又作顾临）为会长。其《劝捐缘起》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且于和会时讨论关于中国所有利益问题，亦足以增加其民族代表之尊严”；故不仅乐善好施所当为，“中国为自谋起见，亦应慷慨输将”，对此捐助“倍加尽力”。
在顾林和基督教青年会步济时（John S．Burgess）的具体推动下，北京学界定于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举行游街大会，“以助欧战协济会庆典”。这一本是捐款的行为实际变成中国方面庆祝战胜的一项活动，得到教育部大力支持，教育总长特允各公立学校放假半天以参加游街会，并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高台，供检阅和演讲之用。而北大主动将放假时间延长为一整天，要求学生与会时“一律身著乙种礼服（袍子马褂），以示整齐”。
由于会议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北大决定延长停课，“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两天。故15和16日两天，北大在天安门外单独举行了演讲大会。校长蔡元培两日均有演讲，而文理科学长等教授也都有演讲。据胡适的回忆，“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亦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由于演讲“大受听者欢迎”，北大进而决定利用政府和教育部当月28—30日举行庆典的机会，再次停课三天，参加中央公园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加入演讲。
中央政府定于11月28日在总统府举行欧战胜利庆典，并在天安门行阅兵式。教育部大概也感觉前次游街大会效果甚佳，故决定各校派学生200人参与28日的庆典，而全体学生都参加30日的提灯大会。据说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余所，至少上万人，是历来“得未曾有之盛况”。总统徐世昌马车入天安门时，围观之“商民及各校学生鼓掌欢呼，声如雷动”。28日晚中央公园所开演讲大会，“环绕会场者何止万人”，由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和参战督办段祺瑞等要人也都有演说，尤其后者“引人奋发欢呼”到“其势若狂，此殆从来所仅见之景象”。
北大对此活动的具体规定颇有意思：凡因参与阅兵式和提灯大会之筹备、演习者，缺课均“不记旷课”；而不参与提灯会演习者，则反“以旷课论”。
这类稍显反常的规定，与一再停课的举措，既体现出学界对“战胜”的兴奋和热情，也显露出因好消息来得突然而有些不知所措，甚或反映出某种因过去“参战”不力而急于对世界局势做出更多贡献的弥补心态。
积极参加庆贺的李大钊便在反思“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的活动，多少有些“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
而陈独秀则明言不欲参加活动，因为他“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
但多数人显然是喜出望外的，11月中下旬的北京已近严冬，在凛冽的寒风中站立高台之上，又没有今日的音响设备，还要让尽量多的听众实有所闻，的确会在短时间内就声嘶力竭。以每人五分钟的时间而能连续两次演讲数天，参与者的踊跃可以想象。如果胡适的回忆不错，当时蔡元培“兴致最高”，他“最热心、也最乐观”，正是他“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体现出这些知识精英“政治兴趣的爆发”。
蔡氏为演讲定调说：“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做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胡适注意到，“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从此“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两周后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解释北大何以用“连坐”方式惩戒缺席提灯会的学生时说：人是群性动物，不能孤立生存。像学校这样的小群，“不能外于较大之群之国家，尤不能外于最大之群之世界。世界之休戚，国家之休戚随之；国家之休戚，学校之休戚随之；学校之休戚，学生之休戚随之”。校外活动“无形之训练”，比三天的校内课程更重要，可使参与者“得以放开世界眼光，促起国家观念”。
这与那个一再强调大学仅是研究高深学术机关的蔡元培，显然有不小的差异。
北大校长这样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对后来的事态发展应有不小的推动。当时这些知识精英已相当激进，用北伐后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左倾”。在11月16日的演讲中，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宣布：“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约两周后，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的演讲中重申“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他希望顺应世界潮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
当然，在庆祝“战胜”时劳工地位的提升与中国参战者惟劳工这一事实直接相关，连康有为那时也说，“吾国参战之功，惟工人最大；则我国所争议约之事，应以保护华工为最大事”。
但“劳工神圣”出自于蔡元培之口，仍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影响力。
如胡适所说：“那‘普天同庆’的乐观是有感动人的热力与传染性的。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
胡适后来说，“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大战结局似为“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我们“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这样的分析或不免稍过理性，而低估了时人那种由衷的欢欣鼓舞；但他反复说出的“渴望”却很能代表时人的感觉，毕竟他们“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
乐观、兴奋甚至反常后面隐伏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对多数人而言，“新世界”不仅指国外，他们也期待着国内局势随之好转。这些愿望表现在当时一系列的“新”名称之上，如新生命、新时代、新纪元等，具体说得最多的可能是新潮流，总起来当然就是“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