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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08：漫游者
许知远,肖海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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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者的横滨
撰文许知远
对于试图改变中国面貌的革新者，横滨似乎是个绝佳的落脚点。
一
这就是现代中国政治与思想革命的摇篮吗？
我从“朝阳门”进入中华街。在纽约、曼彻斯特、墨尔本、旧金山，我都见过这雕龙刻凤、蓝红交接的高大牌楼，它们就像“天下为公”的口号、玻璃橱窗里的烧鹅一样，是唐人街最显著的标志。
比起从伦敦到曼谷，横滨的中华街似乎更为兴盛，仅仅牌楼就有七个，有着“朱雀门”、“玄武门”这样的威武之名。料理店、杂货店一家接一家，人群拥挤，活力四射。倘若你从横滨疏阔、寂寥的海边大道转入，更是会被眼前庞杂、喧闹、元气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它不是仍勉强存活的博物馆，而是新兴的旅游景观。
我在街道上穿梭，兴奋又茫然：哪里才是那群“亡命者”的踪迹？
孙中山的兴中会成立于夏威夷，它真正的成熟却是从这里才开始的；梁启超在此编辑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卷入了一场浩瀚的知识冒险。直到1905年中国留学生大批涌入东京前，这中华街才是新的思想与行动的汇聚地。
这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横滨常被称作日本现代文明的摇篮，最早的使馆、第一份报纸、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电报，都在这里诞生。倘若长崎代表了幕府时代日本与世界的联结，横滨则是明治时代的象征。自1863年开港以来，西方力量正是从此港口涌入日本的。与香港、上海一样，横滨上演了一幕从小渔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戏剧——因为缺乏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它们反而在新浪潮中脱颖而出，更顺利地接受了一套崭新的价值、制度、思维方式、生活习俗。
中国人也是横滨的第一批抵达者。他们以英国、法国洋行的翻译、买办、随从的身份到来。在这个新口岸，他们成为了西方人与日本人的“中间人”。他们在广州、香港接受了东西方商业交易的训练，与日本人分享同样的汉语教育——即使不能交谈，却能用笔谈。移民紧接着涌来，他们大多是广东、福建的底层人群，以“三把刀”——裁缝刀、剃刀、菜刀——在此展开生活。
与前往旧金山或是南洋的华人不同，横滨的华人面临更富戏剧性的情绪。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恰与清王朝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崛起的日本进而在1895年的战争中击败了清国，又在1905年击败了俄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既是屈辱也是希望的来源——倘若一个长期生活于中国阴影下的岛国都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转变，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对于试图改变中国面貌的革新者，横滨似乎是个绝佳的落脚点。它逃脱了清政府的控制，又与上海、广州的距离足够近；它的码头通往南洋、欧美；它也处于昔日的汉文圈的影响中。日本的政客与浪人中，仍有不少汉文化的欣赏者。或许出于对未来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又或许出于对西方势力的焦虑，也可能是出于对中国的文化情感，他们资助与鼓舞这些来自中国的“异端人物”。
很少有人记得、关心这些往事。先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然后是1945年的轰炸，中华街两度被夷为平地，中断了它与昔日的联系。只有在少数地点，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绪。会芳亭令人想起19世纪末那个著名的餐厅会芳楼，而关帝庙、中华会馆与横滨中华学校犹在。
二
“你有我的四本书吗？”每当听不清我的问题，或是对自己的记忆不确信时，王良就会重复一句，然后指着桌上纸袋里的四卷《国父与横滨》。在封面上，孙中山穿三件套西装，两手插在口袋里，英气勃发，正是国民党正史中的典型形象。你很难想象，除去少部分时刻，他的一生是无穷的失败。
王良身材高大，东北口音浓烈又洪亮，灰色西装得体而随意，像是典型的老派读书人。若不是行路时需要略微搀扶，你根本想不到他已经九十三岁。当地人说，若你要问那些革命遗事，可能只有他知道。他曾是当地华侨中学的老师，编纂过横滨的华侨志，是本地华侨社会一名公认的知识分子。
在横滨的中华会馆里，他如约而至。墙上悬挂着各式的孙中山纪念海报，还有一张马英九的照片——端庄得令人乏味。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革命党已变成一个陈腐的执政党。
他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员，随着海外漂泊的时间，这信念愈发坚定。他是辽宁人，十一岁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随即将逊位多年的溥仪扶上皇帝之位，他作为满洲国的子民，接受日文教育。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读书时，班里的同学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韩国人，他们相处无虞，像是某种新的东亚秩序。“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很正常，没什么残暴的记忆。”他说。
但他不相信这种秩序，十九岁时秘密加入了国民党。那是1939年的哈尔滨，东北正处于日本统治的高潮时刻，国民党领导的内地中国是不折不扣的敌国，他为此付出了两周监狱生活的代价。
他经历了国民党的辉煌一刻。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是领导者。但接下来，形势变得被动，迅速兴起的共产党获取了优势。作为一个县级的国民党书记，他跟随溃败的军队逃往北京，然后又逃往南京，进入中央训练学校，蒋介石是他们名义上的校长，他对他充满崇拜。但这位校长的溃败不可遏制，他还算幸运，登上了一艘前往台湾的船只。在新竹与台中，他成了教育界的一员，每日听到与看到“反攻大陆”的讲话与标语，心中暗暗明白恐怕回不去了。
他的命运在1964年再度发生转变——应朋友之邀（也是一个东北人），他来到横滨的中华学校任教。身处风雨飘摇中的台湾，这是个不坏的选择，他往日的日文教育也有了用处。
这可不是普通的华侨学校，它的创始人正是孙中山。当一群横滨华侨在1897年想创办一所中文学校时，华人在此地生活的历史已经接近四十年，高峰时期有七千人之多。华侨们期望这所中文学校能提高华人子女的教育水准，当地已经有了关公庙、妈祖庙、中华会馆，却没有一所学校。他们找来孙中山商议，在失败的广州起义之后，孙中山一直在全球的唐人街演讲、募捐，说服那些只想逃避政治的华侨支持一场他们无法理解的革命。在大部分时刻，说服他们依靠的是乡情与血缘，而非政治理论。华侨们大多来自广东一带，跟他说同样的语言，吃一样的叉烧饭。
孙中山给学校起名为“横滨中西学校”，期望它能沟通中西文化。他深知教育对于政治动员的重要性，“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不过，他无暇顾及具体教学，便推荐了一位广东青年梁启超来任教。当时的梁不过二十四岁，却声名显赫。两年前，他辅助老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如今正在上海忙于编辑《时务报》。
最终，梁启超的同学徐勤前来任教。他也是康有为的忠实信徒，他将校名改为“大同学校”，以呼应老师的思想与著作——康有为着迷于他“世界大同”的理想。
徐勤延续了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向，学生们既学日文也学英文，他还通过耻辱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教室黑板与课本上都书写十六字口号“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希望学生牢记读书的目的是“一曰立志，一曰读书，一曰合群，一曰遵教，一曰报国”。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中就包括苏曼殊与冯自由，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华民国的重要人物。
但分裂也自此开始。尽管孙中山与康有为都以缔造现代中国为己任，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个人性格更是大不相同。康有为仍是既有秩序中的异端，当他写作《孔子改制考》时，仍期望借孔子之口来推动变革，他以光绪皇帝的顾问自居，不管是在百日维新的北京，还是日后的流亡生涯，他总将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但孙中山却是不折不扣的反叛者，他在夏威夷和香港接受的西洋教育，而非在儒家典籍中成长。他曾短暂地将希望寄托于李鸿章这样的洋务派身上，但很快就发现，这个清王朝不是变革的推动者，而是变革的阻力，是一个必须被推翻的对象。
学校就变成了流亡海外的“革命派”与“保皇会”的斗争之地，他们都希望争取到海外华侨的支持。这斗争也延续得比任何人想象的更长，清王朝被推翻了，革命成功了，也无皇帝可保了，但斗争仍在继续。
当王良1964年来到横滨时，斗争的双方不再是“革命党”与“保皇会”，而变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横滨中华街陷入了分裂。共产党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国民党只有台湾一岛。但当时台北才是联合国的正式代表，外交关系是在东京与台北之间，而非东京与北京之间。海峡两岸的军事行动结束了，他们的争夺却又延续到了海外的华侨社区。每年的十一与双十，都能看到先是一片五星红旗，然后又是漫天的青天白日旗，双方都争相让自己的游行、舞狮活动更精彩。有些时候还会大打出手，教师与学生变成了战士，争夺或者保卫学校。王良仍记得“文革”中那些激烈的场面，作为一名国民党员，他要捍卫“自由中国”，即使它是在别人的国土上。
他开始了对当地华人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晚清时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史研究。他寻找到那些支持过孙中山的家庭与个人，也遍访昔日革命者的遗迹。这也是一次新的发现旅程，被不断的革命、战争与动荡左右的中国，从未认真对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即使当台北与北京都宣称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时，它们也都对这源头缺乏知识与兴趣。这也像是命运的另一种轮回。他在一个傀儡式的清王朝皇帝的治下成长，将日语当作了另一种母语，然后加入反对这秩序的力量，最终他又来到日本，研究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他的努力最终汇聚成这四本文集。
“总是背着手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低着头想”，他也“不抽烟，很少喝酒，喜欢吃凤梨、苹果”……在王良的《国父与横滨》中，我读到这些断片。这是一个名叫温惠臣的华侨对孙中山的回忆。如今人们都熟记孙中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却忘记了这“革命之母”最初是怎样充满猜忌地看待这些革命者的。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孙中山不过是一名被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即使1897年他因在伦敦的蒙难而扬名国际后，也仍是这些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异端”，只有那些最大胆、异想天开的人才敢接近他。
温惠臣十五岁时成为第一期同盟会会员，负责给孙买日用品，偶尔也去船上扛东西，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军火。他剪掉了辫子，却又需要辫子。“辫子是假的，缝在帽子上，到外面去时戴上帽子，回到家就一丢，变成了光头。不然的话，当时的华侨社会会指着鼻子骂。”流亡中的孙中山陷入习惯性的孤立，他要防止清王朝在当地的暗探，要忧虑下一次起义的武器与经费，要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争夺影响力……
他也生活于中日两国政府的夹缝里，个人的际遇随时因为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康有为因为北京的压力而离开日本，流亡者们则随时处于日本的监视之下。
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含流亡者）》中，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告：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向外相青木周藏报告“清国流亡者梁启超于昨7日下午6时许由东京来滨，投宿于居留地139番清议报馆内，估计本日将住在本地”，或是“清国人梁启超昨17日来滨，于原居留地139番清议报馆投宿中，本日下午11时35分乘当地始发火车回京，滞在中无异常”。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比保皇者梁启超遭遇了更严密的监视。
三
对我来说，梁启超比孙中山更富吸引力。“《清议报》的第一至三十一号是在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如今是山下电气；第三十二至七十号则是在山下町二百五十三番地，如今是自卫队横滨募集事务所……”在王良的书中，我查到了这些信息。
当《清议报》在1898年创刊时，梁启超刚刚从一场政变中逃离出来，成为一名被悬赏的流亡者。听闻昔日的改革盟友惨死刀下，得悉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之中……他必定陷于悔恨、愤怒、无能的复杂情感中。他失去了真实的政治舞台，却创造一个虚拟的舞台。
“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在发刊词中，梁启超为《清议报》设定了这些宗旨。在封面上，他还起了英文标题The China Discussion，发行日期以孔子纪年——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这英文译名与纪年方式都显示了这份杂志身份与视野的多样，它想沿袭中国文人的清议传统，也想建立现代意识的公共讨论空间；它承认现有王朝的合法性，又期望将自己与更漫长的儒家传统相连。
几乎从第一期起，这份旬刊就建立起稳固的叙事。“勤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新知识世界的探索。中国在19世纪末开始的转型，不仅是政治制度、军事和技术上的，更是知识、思想与价值观上的。梁启超的杂志是这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在20世纪初的中国，每旬出版、栏目众多的杂志不啻为一项崭新的冲击。他的《清议报》与之后的《新民丛报》被偷偷运回上海，然后在全国的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科举制度已遭普遍唾弃，四书五经不能应对外部挑战，中国日后的缔造者，不管是胡适之还是毛泽东，都是他热情的读者。
日本是梁启超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倘若美国学者任达的判断没错，那么1898至1907年的中日关系是被遗忘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间，日本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这些在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也正是“建设性力量”的一部分。
但他们的影响有多重要？任达相信，这些流亡者“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们的角色到底只是边缘性的……他们仅能以有限的讯息影响有限的听众，没有参加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动。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人们……（他们）把中国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了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上”。
四
王良感慨于本地华人对历史的无知，只关心物质利益。
走在这喧闹的街头，我心生疑惑：这就是那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华街吗？他们是怎样将这些小业主动员成为政治行动的支持者的？每夜用算盘计算一日进账的人，为何能一次次倾囊而出，去支持一项他们很难理解的政治设计？
从开港以来，华人就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如今其他外国人社区早已消失，中华街却继续兴盛，成了横滨最重要的景观之一。但它似乎仅仅是景观，它漫长复杂的历史、庞大的人群没有转化成某种更持久与更具创造性的东西。三把刀中的剃头刀与裁缝刀都消失了，但菜刀却变得更重要了。比起一个世纪前，中华街的料理店更多元了，除去广东菜，四川、上海、台湾菜也随处可见。尤其是四川的麻辣，因为新移民与中国游客的涌入而迅速兴起。横滨中华学校旁，正是巨大的、外围像路易威登店的重庆饭店。
如何将一群去政治化的华侨动员为“政治人”，是孙中山的志业。而对于梁启超来说，只有彻底将中国人改造成“新民”，才可能缔造出一个富强的中国。
也正是在此地，梁启超写出了《新民说》。他意识到，倘若不能建立现代国民，就不可能塑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他要唤醒那些沉醉于个人利益、狭隘乡情、缺乏公德的海外华人社会。最初的“反叛者”——不管是革命者，还是保皇者——正是期望将这些底层人动员起来，让他们政治化，以提供精神、物质、人员的支持。而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动员者，都来自相距不远的广东乡间，他们也都是清国庞大的学者官僚系统的边缘人。当他们试图从权力中心改变这个国家时，都惨遭失败。他们在海外庞大的边缘人群中再度恢复元气，获取支持，并进行无休止的内部斗争。
很有可能，中国没有变成他们期待的样子，他们的革命与改良之争似乎在一个世纪后仍未过时，横滨的中华街似乎又回到了它本来的样子——关公庙的香火仍旧旺盛，在华侨心目中，这位财神实在比任何神灵都更重要……
夏多布里昂的碎镜子
撰文覃里雯
人到中年，一切都变得无情地清晰，就像在被自己摔碎的镜子里看到少年的憧憬，而在镜子的背面，满足的愿望也随即被遗忘。
一
Le Midi，法国南部，古法语的正午，也是南方，正午和南方都是太阳所在的地方。初相遇不久，L就想要带我重返这个他心中的期许之地。那时我热爱粗糙新鲜的奇遇，一直没被他描述的度假圣地打动，置若罔闻地领着他在我的路线上绕圈子。但领队人渐渐发现，无论去到哪里，他都会发现那些让他想起法国南部的地方，从慕田峪夏日闪亮的栗子树叶，千岛湖响亮的蝉鸣，苏梅岛春季的繁花，到意大利北部的旖旎山路。他愉快地享受着广大世界的款待，一路却捡起某些碎片放在眼前端详，通过那细碎的镜像，梦想重回le Midi。
十年之后，我用光了拖延的理由，L终于能催促我早早定下假期，跟朋友借了他们位于圣马克西姆（Sainte—Maxime）的度假公寓的钥匙。
Le Midi，这个20世纪浪漫的最高符号，并不包括整个法国南部，而是一个环绕地中海、与西班牙和意大利接壤的带状地区，包括亚奎丹，南部——比利牛斯，朗格多克——鲁西永，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科西嘉岛，隆河——阿尔卑斯和普瓦图——夏朗德。圣马克西姆虽然与尼斯、戛纳都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区域，但远不及后二者的名气。戛纳在中国广为人知，原因除了著名的戛纳电影节，还有2012年的一场政治风波：那里的一座临海别墅压垮了中国政坛的一位枭雄。买家为此制作的“幻灯片是动感的，三秒钟切换一张图片，有英文的诗，还有音乐伴奏”，可能是贫瘠的革命年代孕育的中国权贵子女最高的审美想象，也到底落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中国式结局。
若从戛纳的故事开始引入了不起的法国文豪和可疑的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倒是一个好的开端，那里有过更值得历史铭记的野心。曾任拿破仑时代和波旁王朝外交官的夏多布里昂，则留下了这段历史中最荡气回肠的亲历记录，以至于雨果在小学作业本里写下：“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夏多布里昂在1797年拿破仑离世后曾到戛纳参观，在那里，有一个客栈主人曾接待过从流亡禁锢中登陆戛纳、重返法国的波拿巴。他领着夏多布里昂路过拿破仑曾栖身其下的橄榄树和他上岸时存放衣物的厂棚，他们在海滩上看到“水面似镜，波澜不兴……海湾里只停泊了一条大船、两条小舢板。左边看得见昂蒂布灯塔，右边看得见莱汗群岛，正前方是朝南，朝那个罗马城敞开的深海。波拿巴一开始打发我去的就是罗马。”
在他庞大而优美的《墓畔回忆录》里，夏多布里昂解释了这些岛屿的来路。莱汗群岛是古代欧洲人躲避蛮族入侵时开辟的新定居所。公元5世纪，古高卢人（高卢即今日的法国）圣奥诺拉“从匈牙利逃出来，登上这里的一座礁岛，爬上一棵棕榈树，划了一个十字，所有毒蛇就死了，这也就是说异教消失了，在西方诞生了新的文明”。传说圣奥诺拉所建的岛上修道院里的最后一个独居者，就是著名的铁面人。
暮年里回忆自己曾站在戛纳海滩上的时辰，夏多布里昂的惆怅层叠潮涌。当年他面对拿破仑离世后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感到悲怆，但几十年后从跌宕的人生中又回想起那个沙滩上的时刻时，复杂的情绪让他难以自持：“我目击了两三个王朝的覆亡……见过华盛顿与波拿巴这两个人物……我为什么要比我生活的时代和同代人活得更久呢？……我没有勇气继续下去。”
那些在非洲遇到的无忧无虑的阿拉伯老人，“他们……两眼望着蓝湛湛的天空，目光随着那沿着迦太基废墟飞翔的魅力的火烈鸟移动……波涛的轻声细语在给他们催眠，让他们依稀忘记自身的存在，轻轻哼起一首大海之歌：他们就要死去。”是的，即便是贪婪者也并不赞美贪欲，而更愿借身于雄心的光辉斗篷，但最终，被权力和财富的性格吞噬的个人也会感到悲伤，这些对戛纳而言都不是新鲜事。
二
我们到底没去戛纳，而是在7月下旬到达距离戛纳不远的海港尼斯，从那里驾租来的车沿海边棕榈大道向东南缓行，全球各地涌来的游客让南法所有的公路都拥堵不堪。沾了鸟屎的车窗外，天空、沙岸、自行车和女孩身上的比基尼、孩子手里的皮球，34摄氏度的阳光和淡淡的水汽把一切都调成了糖果色。蔚蓝海岸（Côte d’ Azur）像一张巨大漫长的美国60年代牙膏广告画，无辜、甜美而新鲜。
朋友的公寓在圣马克西姆一个有围墙和电动铁门的封闭小区里，外面看起来和中国十多年前的建筑差别不大，但喘气的狭窄电梯泄露了它半个世纪的高龄。楼下花坛里的薰衣草已经被阳光烤枯，但密集的夹竹桃开得正旺，略带危险的闷香。公寓的塑胶地板装饰了红砖纹路，条纹布沙发已经褪色，老式的实木桌椅也已开始剥漆。沙发上有一幅印象派画的海报，画的像是南法的咖啡馆外景，正中一个优雅的女子正在招手叫服务生，餐桌上的镜框环绕着仿中世纪的水果静物油画。沙发旁有个小书架，放满了德文书，中间夹杂一些英文小说和一本《法国当代艺术史》。这景象雷马克在《凯旋门》里写过：“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不好不坏的，他看着都无所谓。”
但这时L使劲把阳台的木制遮阳板拖开了，结束了这个无所谓。呼啦啦的一阵，带香气的风扑了进来，带着楼下游泳池里孩子的喊叫。层叠的橙色屋顶之后，地中海托着隐隐绰绰几艘游船，像一汪果冻，去往圣特罗佩（Saint Tropez）的渡轮正在离开视线。这边对着的是缓和起伏的丘陵，大伞一样的金松和高瘦的棕榈之间，蘑菇般地长满意大利北部风格的别墅。最美的一座，有长长的凉台延伸向海，上面挂着古罗马庭院装饰的白色幔帐。在后来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坐在阳台上，看着日落时分的海光山色吃晚饭。
当星空从山后显现，慢慢笼罩海湾，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的名字就会在脑子的角落里微微闪亮。法国南部是这位贵族作家兼飞行员无数次飞过的地方，但他对此几乎一字不提。他越过平缓的群山和地中海，去往北非的沙漠。在埃及，他驾驶的邮政飞机曾坠毁，差点儿丧命。贝都因人偶然拯救了严重缺水的他和机械师，当时他们已经产生了幻觉，这些幻觉构成了此后《小王子》中的片段。这本童话的过度成功，遮蔽了他作为骑兵和邮政飞行员的过去，以及他作为记者为《巴黎晚报》、《玛丽安》和其他媒体做的那些动人的战地报道，还有印度支那和远东、地中海、苏联和莫斯科，以及子弹横飞的西班牙内战——这些都收集在《镜子中的碎片》里。
因为不像海明威一样自恋，炫耀武器、情史和伤疤，他常被不求甚解的读者误认作一个内心柔弱、逃避现实的小知识分子。但这或许正是作者想要的，富于同情、与弱者在情感上结盟，使他们不感到孤独，能保卫他们。1939年，在被遣离法国军队之后，他来到纽约，希望说服美国军队一起抵抗纳粹，以《告美国人书》为欧洲面对纳粹时的软弱做出辩护：“这些人是弱小的，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很清楚我们为弱者而战，我们并不期望在敌人刚刚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就被派往前线。”但是他提醒强大的美国需要负担自己的责任，“你们，是一个强大的传声筒，受到海洋的保护，你们的海军、军队、人民是强大的，你们什么也不怕，难道你们不该像蓬斯·比拉特一样，建议你们的同胞洗刷这一与你们可能并无关系的耻辱吗？”
1944年春季，他驾驶侦察机回到法国，盛夏时节就连人带飞机消失在这个海域，六十年后飞机残骸才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的首府马赛附近的海底被找到。“每一颗星星都有一口井，上头都有一个生绣的滑轮，每一颗星星也会为我沁出甘醇的井水给我止渴。”高贵的灵魂……他的飞机失踪的日期正好是我们到达这里的整整七十年前。关于布满酒庄的南部法国，他没有留下什么可资铭记的字句，这只是他飞向更广大世界的中间地带。
强大的美国海军、军队和人民到底来到了南部法国，在蓝色海岸地区，美国依然是亲切和值得尊敬的二战盟友，而不仅仅是令人鄙夷的喧闹游客和不上档次的好莱坞电影产出国。圣马克西姆是盟军登陆的地方，迄今尚有纪念碑。夜晚在市区中心海滩和停满小游艇的港湾散步，露天酒吧和露天演唱台上，留着长卷发的歌手还在一首接一首地唱《一切为你》（[Everything I Do]I Do It For You）和《我心永恒》（My Heart Will Go On），声震云霄，赶上了中国县城卡拉OK的声势。
或许这会让返回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他们的后代感到亲切，就像在东南亚的酒吧里“怀旧老歌”抚慰着美国驻军和水手一样；在车程一个小时的勒拉旺杜（Le Lavandou）还有一家与纽约著名的Cotton Club同名的夜总会。战争留下的要远远多于废墟和弹药的碎片，但或许这些流行文化只是所有人出于念旧而心甘情愿地共同贫瘠，是一种令人心暖的异化……我们并不总是明白文化、行为和习惯的后果：人如何被他遥远的想象所塑造，最后变成他的想象本身，就像圣埃克絮佩里越过地中海，想象自己消失在沙漠的星空。但法国又塑造了他人的想象：在从勒拉旺杜乘船前往克罗港（Port—Cros）岛的渡轮上，一个意大利女人忽然登上船长室，从喇叭里向她的爱人求婚。面对这精心策划的想象中的法式浪漫，乘客们鼓起掌来，男人冲上去把女人领下来拥吻，法国人家的六七岁男孩倦怠而又好奇地看着，海上的盛夏阳光让他眯起了眼睛。
三
每天傍晚，总有一辆垃圾车会在我们散步时出现，有时候是6点，有时候是8点或者9点，甚至10点。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完晚饭，只要一出门，垃圾车就会像前东德的斯塔西一样准时出现，轰鸣着，慢悠悠地开开停停。副驾驶座上跳下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把路旁的各色塑料垃圾桶拖到车后，机械臂自动把垃圾倾倒在卡车的大肚子里，小伙子把垃圾桶拖回原位，再跳回副驾驶座。他干这些事的时候就像在度假，轻松而散漫，车子在整条街留下了一长条固体般的酸臭空气。路旁有一家设在巴士里的披萨店，深夜都有顾客，其中有一个男人每天带着五岁左右的儿子前来，孩子手里总是抱着一个褪色的绿色布制恐龙；老太太们都在发胖，穿着从街边小店或超市里买来的衣裙。L说，法国老太太从前是不发胖的，她们曾经个个优雅纤细，这些年一定发生了什么。
圣马克西姆充满了这般家常夜景，虽然从街上的汽车和生活状态上看得出此地的安康，但也只是个相对富足的中产城市，海港附近大量建于60年代至80年代的普通公寓楼也证明了这一点。长长的海滩上除了私人别墅和豪华酒店，还有很多为普通家庭保留的沙滩（连带细心搭好遮阳篷的免费停车场）和度假拖车“旅馆”，也就是收费供停拖车和安营扎寨的沙滩。L说起自己第一次到这里独自度假的遭遇：“那时候我还是高中生，没钱住旅馆，就带着帐篷到停车场转悠。有一家人同情我，给我在他们的帐篷中间留了个地方。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保安赶了出来，没面子透了，哈哈哈。”听起来好像这让他很愉快似的。
从有漂亮白色灯塔的港口坐船半小时，就能到达被巴黎的朋友形容为“bling bling”（金光闪闪）的圣特罗佩。渡轮迫近港口时，巨大的私人游艇就会像《星球大战》里的帝国军队飞船一样出现，悄无声息，庞大而阴险莫测，高及四层小楼。它们大多数悬挂英国国旗，顶着武器一样尖锐的船头驶进港湾，排队罗列在游人拥挤的港口，俯视着目瞪口呆的游客和他们身后售卖廉价旅游商品的店铺。英俊如蜡像、晒得肤色深棕的服务生在甲板上忙碌，给斜躺在船尾柔软大沙发上的富豪和女人递送酒水，后者假装没有注意到自己在被岸上的游客排队拍照，享受着他人嫉羡之心的抚慰。这场景如此荒诞，反倒有些意外的诙谐和亲切。圣特罗佩最早只是一个美丽的小渔村，和欧洲许多度假名城一样，也是在“二战”后的复兴阶段才为人所知的。这还要部分归功于五六十年代新浪潮艺术家们的涌入，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这里慢慢成了中产阶级参观的富豪动物园，以及富豪们炫富的一个竞技场。
一个被抽脂留下印记的女人摇曳着走进小巷，她长长的双腿看上去像凹凸不平的木棍，穿着流苏及地的皮靴，像一头受伤的动物。她走过成排的奢侈品店铺，向可可香奈儿酒店长满棕榈树的院子里仔细凝望，店铺里头发向后梳得油亮的经理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的背影。
Owning a home with no silver spoon
我有个住处但不是巨富
I’m drinking champagne like a big tycoon
我喝着香槟就像个大亨
Sooner than wait for a break in the weather
等着吧就在天气转好之前
I’ll gather my far—flung thoughts together
我就会收回胡思乱想
Speeding away on a wind to a new day
乘快风开始新的一天
——Pink Floyd,“San—Tropez”
平克·弗洛伊德，《圣特罗佩》
被罗马的尼禄皇帝在比萨城砍头的那位殉道者圣特罗佩的尸体和一只狗、一只公鸡一起漂流到这个海岸，给这里留下了名字。罗马的古老爪痕印满了整个南部法国，除了高架引水桥、圆形剧场、城墙和别墅的废墟，还有声震四方的古代战场。就连“普罗旺斯”（Provence）这个名字，都来自古罗马拉丁文“行省”（Provincia）。公元前121年，罗马人征服了阿罗布洛及斯族，在外高卢南部建立奈波高卢行省，简称行省，沿袭至今。高卢是罗马得以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台阶：恺撒大帝是靠征服高卢积累的势力和财力，才得以从守旧的贵族手中夺取权力，推动罗马走向帝国的关键改革。帝国边缘孕育的力量改变了帝国，但边缘的命运却由帝国决定，一同繁荣，一同衰落。
本想到普罗旺斯一些著名的罗马废墟旧址观光，但南法丘陵和群山遍布，山路崎岖漫长，一日往返还是有些吃力。我们秉承悠闲至上的度假原则，选了较近的艾克斯城（Aix en Province），即便地图上看着不过一指距离，单程也是两个小时。车子在狭窄的山路上跟呼啸的本地车辆擦肩而过，让我胆战心惊。在全世界你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常在山区里出没的司机，因为习惯了山路驾驶，会产生一种过度的安全幻觉。而南部法国又充满不太在乎法规的飙车狂，让路况更富挑战性。L的一个侄子前两年在南法租了一辆车，上山路没多久，左边后视镜就“啪”地被对面来车撞飞了。他只好回到租车行，重装了一个新的后视镜，接着上路，没开几分钟，啪的一声，后视镜又被撞飞了……
如果一个古罗马人看见这个场景，一定只会捧腹大笑，因为现代人的冲突大多也就仅止于此。罗马人的生活则只是战争的副产品，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有七百二十一年在跟波斯开战，更不要提四面八方从未止歇的其他征战和应战。这些，普罗旺斯当然也熟悉。
从圣马克西姆越过群山去往艾克斯，会经过一个决定性的罗马战场——埃奎亚·塞克斯提亚（Aquae Sextiae），那里如今只是车窗外飞速掠过的一个白云悠悠的美丽山谷。公元前122年罗马人率先在艾克斯建城，十来年后，北方（今日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丹麦境内）的日尔曼条顿人、辛布里人和阿姆博人部落就大举南迁至此。这些日尔曼部落，后来德国人的祖先，也就是罗马史书中所说的“北方蛮族”，一路攻城略地，鼓动当地部族反抗罗马人的统治，重创罗马强兵，史称“辛布里战争”。不过，日尔曼人最终在埃奎亚·塞克斯提亚被精明的罗马执政官马略（Gaius Marius）击败，300名被俘的日尔曼女性集体自杀，罗马人还写入史诗，以此歌颂日耳曼人的英雄精神，而条顿国王被俘后遭示众处决。这些战争中的英雄后来引发了希特勒对“日耳曼民族英杰”的狂想，不过更重要的是，曾令罗马人胆寒的“北方蛮族”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他们当中被俘奴隶的后代发起了斯巴达克起义……
到达艾克斯时是正午，汽车绕着旧城区宽大的米拉波大道尽头的喷泉转了两圈才找到栖身地，塞尚、左拉和海明威曾频繁光顾的“两个男孩”咖啡馆百年不变的墨绿遮阳篷下也坐满了游客。艾克斯是普罗旺斯低调的文化中心，也是画家塞尚和法国大革命里出身贵族的“平民领袖”米拉波的故乡。在1940年搬往纽约与他相会之前，圣埃克絮佩里的妻子龚苏萝就在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Avignon）和艾克斯之间的一个小镇奥佩德居住。
在南法的徘徊让人更清晰地意识到文明的断裂特征。罗马衰落之后，无序降临整个地中海沿岸，那个“少女怀揣黄金可以游历整个帝国”的时代中断了近千年，异族入侵、百年战争、黑死病、宗教战争轮番蹂躏，直到12世纪的“好国王勒内”（他手持桂冠和权杖的雕像正立在大道尽头的纪念柱上）为它寻回秩序，爱好奢华的路易十四则带来它的文艺兴盛。17到18世纪，这里成了法国的贵族城市，被二战轰炸机饶过的旧城区里，迄今布满16到19世纪的巴洛克建筑。未被古老橡树和梧桐遮蔽的木制高窗里，看得见阳光穿过楼梯的雕花扶手留下的迷人剪影，仿佛仍徘徊着大蓬裙下淑女高跟鞋的笃笃之声，但铁门上可能曾经属于议员先生的黄铜门牌，却早已换上了律师事务所的名字。
逛完旧城时间还早，顺便在本城知名的葛哈内（Granet）博物馆排个队。19世纪末的一位纽约集装箱大王把自己的宝贝珍藏在这里，梵高、毕加索、莫奈、罗丹、米罗……相比之下，半地下室里米拉波的雕像自然被游客们忽略了。大理石做的米拉波挺着大肚子，指向前方，他丑陋的面孔散发出某种强烈的吸引力，夏多布里昂说他的丑陋是以他佛罗伦萨家族的特殊美为基础的：“产生阿里恺提的同胞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审判》中那种刚毅的面孔。天花在演说家脸上留下的痕迹，更像烧伤后留下的焦痂。大自然塑造这样的头颅，要么是为了帝国，要么是为了绞架；它雕琢的这双臂膀，要么拥抱一个民族，要么劫掠一个女人。”
被贵族踢出行伍的米拉波以演说征服了平民，成为第三等级的代表，却又鄙视他们；他希望废除对君主制的迷信，却又希望以对君主制的崇拜取代。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里所有激烈的情感和变化，“他的精力来自他的堕落；而这种堕落……有深刻的、热烈的、疾风暴雨般的情感作为支撑”。当选国民议会议长后，他幸运地早逝，在他调和君主制和平民意愿的努力注定失败之前——或许他正是被这个即将到来的失败压垮的。夏多布里昂把他列为那个伟大时代三个将会留存的人之一，“米拉波代表贵族，罗伯斯庇尔代表民主，波拿巴代表专制”，“因为不能承认这三个人的名声德行，法兰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代价或许沉重，或许完全出乎意料，罗马在蛮族之间过早播下的民主种子，在19世纪的欧洲各国结出各色异果；米拉波这个贵族后代和国王的秘密顾问，又会被马克思赞为“革命的雄狮”……从古罗马到法国大革命，整个世界都或多或少被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误解波及。我的诗人朋友邹波说：“变的不是路而是目标，真正异化的是目标，并没有这样的事，目标恒定却充满弯路，有的只是异化的目的，导致真正无归的歧途。”多么令人不安的结论，但又无法反驳，人类的群落在荒原上游荡，随心所欲地从历史中掠夺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证据。正因如此，面对他人时无法谦和自省的群落显得尤为愚蠢和野蛮……
四
越过群山返回圣马克西姆时，漫长的白昼熬不住倦意，渐渐向西方淡去。苹果园里长青苔的低矮石墙罩上了阴影，鸟鸣也变得迟疑，风声掩盖了远山中暗藏的修道院里橡树子掉落的声音，越过无数酒庄打出的大招牌（效果就像好莱坞的山顶铭牌那么显眼）。白日驯服的莽荒在傍晚就露出危险的脸色，这缺少水源的干燥地理环境，开始令人焦灼。
L说起他少年时代和几个朋友一路开车从汉堡南下，昼夜不停，黄昏时进入这片山野。他们唯一有驾照的一个朋友来当司机，已经很疲惫，最后这一段两小时的弯曲山路简直快要了他的命。满车的少年把性命都寄托在了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朋友身上，“我们全都紧张极了，”他说，“不过我们一路给他加油，一起给他买了份大礼感谢他。”那或许就是富裕社会的少年成长担当起群体责任的时刻了吧。
离开南法前，我们的最后一个游览地是附近的古城弗雷瑞斯（Frejus），也是恺撒兴建的从罗马通往西班牙的Adrian Way的枢纽，兴盛时期约有上万人口。看城市规划图先进整齐，犹如长安，城墙外有个圆形露天大剧场，可惜废墟如今被丑陋的金属板子覆盖着。和许多南部法国小城一样，弗雷瑞斯也被千年的各路战争、海盗和强盗反复劫掠，但古罗马城门、高墙和高架引水桥的废墟仍在，另有一座13到15世纪罗马教会鼎盛时期建的St.Maximinus大教堂。本地博物馆里有一个别致的双面赫尔墨斯雕像，以及一个罗马贵族室内墙面装饰，让人疑心爱马仕丝巾从罗马墙面设计得到了不少灵感。
回来的路上，我们选择了拥堵的海边马路，慢慢驶过那些白色耀眼的沙滩。地中海的夏季是最为奢侈的夏季，气温永远合适，略微的炎热总是瞬间被微凉的柔风吹走。海水透明纯净，阳光不太刺眼，和其他挤满白发苍苍的老者的欧洲度假胜地不同，南法到处是漂亮的年轻人。大自然没有任何挑战身体的诡计，一切都在取悦于人。这不正常，对来自气候总有多种挑战的中国的我来说，总觉得哪里不对，仿佛瞬间会被夺走。这或许也是我无法坦然彻底地享受和拥抱它的原因，我不信任这没有忧虑的快乐，这温和无罪的富足，这没有挑战的享乐，它让我如坐针毡。当L躺在阳台和沙滩上心满意足时，我却四处拉着他去寻找历史幽暗的证据，因为那是我更熟悉的逻辑。
那时我终于明白了南法对L的真正意味：这是他少年时最先体会到长大成人的自由乐趣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想要重新体验这种快乐——所有新奇的生活许诺刚刚展开，我们还不能想象自己将要造就的错误和浪费。人到中年，一切都变得无情地清晰，就像在被自己摔碎的镜子里看到少年的憧憬，而在镜子的背面，满足的愿望也随即被遗忘。我们本可以不同吗？还是在荒原本无方向可言的漫游中徒然地奔跑，自以为在前行？谁能回答这些问题……在南法，我理解了另一个人的遥远青春，和我们之间无法跨越，却丰富了我们共同生活的鸿沟。
弗罗茨瓦夫：一场风暴的结语
撰文刘子超
电车轰鸣着驶向老城，载着面无表情的人们。夜幕一旦降临，弗罗茨瓦夫似乎就更有了一种忧郁感——那是中欧的味道。
一
波兰，总让我感到一种悲情。它的名字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雌性气息：忧郁、纤弱甚至带点受虐意味。给我这样印象的国家，除了波兰，还有乌克兰。它们都不幸夹在德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雄性掠食国家之间，注定了坎坷的命运：国境线总在变迁，人民总在迁徙，总是成为战争和杀戮的牺牲品。对它们来说，无论亲近德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所以1944年，英国旅行作家Odette Keun写道：“对于波兰，最好的出路就是加入大英帝国。”
但他显然高估了帝国的运势——从印度到加勒比，从马来半岛到埃及，帝国的衰退是如此迅速，以至不过三十年之后，作家简·莫里斯就只能在《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中追忆帝国的荣光了。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印巴边境城市阿姆利则，一位怀有帝国情结的英国佬红着眼问我。他的目标是走遍英国所有的旧殖民地。
“对不起，他喝多了，”他的马来籍妻子说，然后又要了一瓶冰镇翠鸟啤酒，“他就是三瓶的量，喝到第二瓶时就爱胡言乱语。”
我开着菲亚特Panda从苏台德山区冲出来，进入沃野千里的西里西亚（Silesia）平原。我发现，理解西里西亚成为各方角逐的对象，就像理解英国醉汉的愤怒一样轻松。窗外的土地委实过于平坦，过于肥沃了，而且就在德国嘴边。它一望无际地伸向远方，与波兰大平原连为一体，直至波罗的海沿岸。在那里，它又将与俄国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遇。这真是命中注定的悲剧。像所有悲剧一样，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
同样难以置信又千真万确的是，这条通往弗罗茨瓦夫的乡野公路居然堵车了。很多车调头转向，但这似乎并未使现状有所改观。我跟在车龙后面，除了田野和树木，周围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房子。前面的司机打开车窗，抽起了烟，后面的司机戴着墨镜，打起了电话。我反复拨弄着收音机电台，几乎所有台都在喋喋不休地播放波兰语脱口秀，而这无助于缓解焦虑。我把收音机关掉，无所事事地想起科塔萨尔一篇描写堵车的小说。但那是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可不是什么波兰边境线附近的小路！
我总算看到路边有家孤独的小超市，马上像个逃兵一样溜出队伍。超市里的货物都带着一副陈旧的历史感，只有熟食柜台摆满香肠。旁边有张铁桌子，兼做餐桌和酒桌之用。此时只有一个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老头坐在那里喝啤酒。他的眼睛湿漉漉的，已经喝到对周围熟视无睹的程度。我闻到熟食柜台里的肉香，才想起自己一上午都没吃什么东西。我身上没有波兰兹罗提，只好羞愧地拿出欧元，一边比划一边向店主指着柜台里那条最诱人的香肠。他卖给了我，还找了我几枚兹罗提，这样刚好又够买一小杯啤酒。
我在老头对面坐下，他并未看我一眼，这让我对他的兴趣激增。我切了一截香肠，把盘子推到他面前。他不动声色地把啤酒喝完，起身离去。他像个修士一样，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进室外的一片白光中。门关上了，仿佛野兽把光线重新吞噬。
因为开车，我把啤酒当作烈酒，只是偶尔呷上一口。等我把香肠吃完，我就走出这家小超市。大地一片宽广，一队大雁飞过天空，车龙神奇地不见了，仿佛堵车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或者是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发生的事情。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心里嘟囔着那个英国佬的话。毫无疑问，这是比大英帝国的衰落更难解释的事情。
我再次上路，经过一座小城，城外有几家大型超市，之后是住宅区，然后是城中心的教堂和残存的18世纪建筑——一座欧洲内陆小城的标配。生活在这里是便利和安静的，又是沉闷和无聊的。每个路人都面无表情地走着，尽管阳光耀眼，却有种阴沉的一致性。他们的灵魂大概也都皱着眉头。难怪欧洲人会喜欢东南亚，那里火热的生活，热带的生命力，疯长的藤蔓，一定让他们大为惊叹。
自己没有的就是好的——人类的天性。对他们来说，东南亚是这个同一性的世界上唯一不同的地方，甚至连神佛都是欢喜、微笑的，不是愁眉苦脸的受难相。
人总得不时换换口味吧，这有助于身心愉悦，我想。所以旅行就像走到另一个街面，尝尝新馆子：今天西班牙菜，明天印度菜，后天意大利菜……不过吃来吃去，你总有一天会发现，披萨就是馅饼，意大利面就是米线，奶酪就是豆腐，牛排就是烤肉，沙拉就是东北大拌菜，海鲜饭就是潮汕砂锅粥……旅行的意义，就此变得虚无。我见过不少游荡半生、间隔年数次的旅行者，最终变为熟视无睹的“废人”。
我知道，我必须延宕自己成为“废人”的过程，就像足球运动员维护自己的职业生命。延宕的诀窍之一，就是在旅途中尽量把自己置于不熟悉、无情调的境地。强烈的冲击容易让人懈怠，平淡无奇反而能让厌倦来得迟缓一点。
比如，我订的酒店在弗罗茨瓦夫市中心四公里以外。对于一座中欧城市，这已经算是城郊了。我把车停在酒店空旷的停车场，成群的乌鸦正黑压压地飞过，呱呱叫个不停。
房间在十六层，可以看见一定程度上的风景——不是美丽的奥得河，不是老城鳞次栉比的屋顶，而是一座半荒废的体育场，一片社会主义气息的住宅区，驻满鸟巢的行道树，以及停着我那辆菲亚特Panda的停车场。让我再次感到欣慰的是，房间同样以毫无特色的极简主义风格取胜——白墙、白床单、原木写字台，而不是什么精品酒店时下流行的洛可可风。
我离开房间，在大堂里碰到一群参加宴会的波兰人。餐厅经理正忙得团团转，所有人都忙得团团转，连门童都被动员起来摆桌子。前台女孩告诉我，今晚会有一百人在这里用餐。我祝他们好运，推门走出去，知道今晚有了不必急着回来的理由。
外面空气冷冽，但并非不可忍受。我没有开车，而是沿着马路步行。街道很干净，波兰女人的水准明显高于匈牙利。电车轰鸣着驶向老城，载着面无表情的人们。夜幕一旦降临，弗罗茨瓦夫似乎就更有了一种忧郁感——那是中欧的味道。
二
我跳上一辆电车，看到一些人提着购物袋，才意识到新年快到了。如无意外，我会在弗罗茨瓦夫度过这个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特别日子。我望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街景，试图回想自己上一个新年是在哪里过的，但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节日于我变成了无足重轻的苦行。我唯一的期望，变成了尽量不动声色地把这些日子度过去。我不会去参加什么集会，也不会刻意买那些根本用不上的礼物，我也尽量避免在那个日子去餐厅。找机会放纵自己一把？算了吧，我宁愿把放纵留在平时。我想象着此刻的北京，熟悉的街道一定已被节日的灯火点燃——可以想象的人群，可以想象的场景。然而，在弗罗茨瓦夫，车窗外的世界是如此沉寂。那都是一些没多少历史的建筑，连教堂也是新建的。我知道，1945年弗罗茨瓦夫回归波兰时，只剩下一个空壳。“二战”的炮火把这座城市70%的建筑夷为了平地。
雕刻天使笑容的人们，现在他们的子孙正在推动加农炮弹。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在这辆马力十足的电车上，我突然想到1945年的新年。那时的弗罗茨瓦夫还不是现在的名字，它叫布雷斯劳（Breslau）。从1740年被转交给普鲁士时算起，它就叫这个德文名字了。长久以来，它是一座种族混杂的城市，但95%以上的人口是德国人。到了1945年，经过纳粹的清洗，它成了一座彻头彻尾的德国城市。
1945年初，布雷斯劳的居民不会有任何喜悦，他们即将成为纳粹“要塞”（Festungen）政策的“炮灰”。这一政策要求布雷斯劳承担骑士时代要塞堡垒的功能：主动被盟军围困，然后尽可能拖住盟军的兵力，为柏林赢得时间。
沿着此刻电车行驶的道路，平民首先被撤离到城市南郊。因为德国人相信，为了合围柏林，苏军会从城市北部发起攻击。那一年的天气寒冷，大雪纷飞，仅仅是步行撤离，就让一万八千人丧命，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撤离的人群中有爱尔莎·布劳恩——希特勒情妇爱娃·布劳恩的姐姐。她坐火车回到柏林，被爱娃接进豪华酒店（如今的凯宾斯基）。她诉说她在布雷斯劳的见闻，抱怨希特勒正把帝国拖进深渊。爱娃愤怒地指责姐姐不知感恩，应该被拉出去枪毙。
苏军的大规模进攻从城市的南部发起，这出乎德国人的预料，也让那些刚刚搬迁过来的平民成为炮火的牺牲品。我正穿过的这片街区就是巷战的主战场，这就是为什么放眼望去，所有的建筑都是新的。
负责围困布雷斯劳的是苏联元帅伊凡·科涅夫。他急于拿下这座城市，希望抢在朱可夫元帅之前攻占柏林。这将是载入史册的战役，也会让他和朱可夫一生的较量中占据上风。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就残酷性而言，布雷斯劳之围可以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提并论。轰炸是前菜和甜点，炮击和巷战是主菜。城市交通很快被切断，所有弹药和物资都靠驻守波西米亚和巴伐利亚的德国空军空投。恺撒大街被整体推平，劳工和战俘用生命铺建出一条飞机起降跑道。
最初，容克—88型轰炸机像天使一样美丽，但人们很快发现，那是被盟军缴获的战机，投下的不是补给，而是炸弹。苏军同样伤亡惨重，当他们最终占领城市南郊，士兵们展示了战争激发出的人类的全部兽性。正在军中服役的索尔仁尼琴回忆：“士兵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所有德国女孩都可以被任意强奸，然后杀掉。”
1945年5月7日，在将近三个月的围城之后，布雷斯劳终于投降。它是纳粹德国最后一个陷落的城市——在柏林投降后，又撑了五天。
幸存的布雷斯劳居民从地窖中爬出来，发现眼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到处是弹孔和废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财产和亲人，也将丢失这座城市的名字——名字和命运往往联系在一起。
如果失去废墟，我们就一无所有。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我下了车，穿过车流，进入老城。这是一块鹅卵石形状的区域，在奥得河南岸，也是弗罗茨瓦夫的历史中心。市场广场非常宏大，是波兰第二大广场，仅次于克拉科夫。它的气魄和风格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我看不出什么战争遗留的痕迹，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那它们也被暮色和粗俗的镭射灯遮蔽了。无论市政厅、圣伊丽莎白教堂，还是别的什么古迹，都有一种涅盘重生的光辉，仿佛一个二流的童话场景。
现在，市场广场上正搭建巨大的舞台，灯光和吊臂摄影车已经就位，大概明天晚上会有一场盛大的跨年晚会。
他们开始测试音响。重低音炮突然响起，让脚下的石头发出震颤。所有人都受惊似的抬起头，寻找声源。
——难道苏联人又来了吗？
人们的脸上带着催眠过的神情，然后随着强劲的音乐节奏变为漠然。只有一队德国老年旅行团饶有兴致地驻足，彼此兴奋地说着这里曾经的母语。
气温比白天明显下降了，我能感觉到风透过羊皮手套，顺着指尖往上钻。跨年的时候，气温肯定会降到零度以下吧？晚会的歌手和舞蹈演员将何以自处？还是对波兰人来说，冰点根本不算什么？
我换了些钱，一身轻松地走出来，想到自己早上还在捷克的奥洛穆茨，而此刻已经怀揣巨款站在波兰的广场上，不由感到一阵尘埃落定的惬意。我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
广场一侧是一串以低价酒水为噱头进行恶性竞争的酒吧。我几乎没过脑子地走了进去，点了一杯啤酒，一份波兰饺子，然后才仔细端详菜单。
毫无疑问，这是一家仅仅从菜单就能看出不怎样的餐厅。无论哪个国家，游客集中的区域都有这样一些餐厅，它们唯一的资本是占据了核心位置，靠哄骗傻傻的外地（外国）游客维持生意。在这里，你能有幸享受到这个国家最不地道的食物、最差的服务，以及最名不副实的价格。每次路过这样的餐厅，透过窗户看到那些可怜的用餐者，我都会忍不住怒吼：“这样的餐厅之所以还活着，就是因为你们这群游客！”然而现在，我竟然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非常游客地坐在游客中间，吃着莫名其妙的波兰饺子。
在旅游已经相当普遍的今天，“游客”（tourist）似乎已经变成一个格调不高的概念，暗含着浅薄、低俗之意。“逼格”更高的说法是“旅行者”（traveler）。
因为“travel”一词来自古老的拉丁语，与宗教朝圣中的苦行和精神升华有关。在古代，旅行的最初形态和唯一目的就是朝圣……
我愤愤不平地胡思乱想，然后突然意识到，我竟然把饺子吃完了，甚至还包括篮子里的面包，以及那盘不太新鲜的生菜沙拉。这让我想起一则笑话：
这里的东西太难吃了，而且份量太少。
——伍迪·艾伦
我旁边是几个刚刚相识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杯螺丝起子。显然，这里廉价的酒水让他们手舞足蹈，眼睛放光。
“这里的酒太便宜了。”
“对了，你们知道哪儿能搞到叶子吗？”
“我认识个人。”
“他能搞到臭鼬吗？”
……
原来，他们都是英国人，居住的城市相距不远，又在弗罗茨瓦夫的酒吧相遇。他们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酒便宜，而且能搞到叶子——与历史无关，与文化无关，与旅行无关。
他们脸上长着青春痘和雀斑，张扬着年轻的神色，放纵着青春的活力。这将是他们飞翔的一夜，酒精不过是调情物，叶子不过是助燃剂，性爱不过是水到渠成，高潮将像银河一样泛滥。
他们旁若无人，又喋喋不休，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一种硬物感，像怀里揣着一块铁。一方面，我坐在一群外国人（英国人）中间，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局外人；另一方面，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是我无法参与和加入的，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格格不入。
我要了一杯螺丝起子，然后又要了一杯。酒精就像筹码，在快乐的一端不断加注，直到彻底压过失落的一端。这时如果你继续喝下去，快乐看似会继续增长，但失落最终会在第二天早上反败为胜。
我走出酒吧，穿过广场，经过布景舞台。很奇怪，酒精没让我暖和起来。或许那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酒精，不过是两杯加了冰块的橙汁。我在电车站等车，天上是一弯下弦月，一颗人造卫星快速地飞过。
电车来了，载着我穿行在夜色中的城市——安静极了。那些飞驰而过的街道，那些闪烁的灯光，又像在召唤过去，召唤幽灵。我突然意识到，世界上至少有两个弗罗茨瓦夫——在平行的世界里，它们并行不悖。
三
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工作，但多少有点怠工。天空阴沉沉的，像给城市加了个黑白滤镜。这倒是和我心目中的（旧照片中的）弗罗茨瓦夫更接近。停车场上，我的菲亚特Panda鹤立鸡群，因为根本没有别的鸡。它孤零零地停在那里，结满冰霜，好像荒原上一只被冻僵的驼鹿。我把它唤醒，而车厢里积蓄一夜的寒气也彻底唤醒了我。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路上几乎畅行无阻。那些战后才建起来的房子气色看上去不错，因为又过了一年，它们都高兴于自己成为越来越有历史感的事物了。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到处偃旗息鼓。节日在国内是黄金周，是商机，是报复性消费，在欧洲却是一年中最肃静的时刻。
我把车停在古城的巷子里，在人还不多的广场上溜达。白天，市政厅看上去气势更加宏大，里面有市民艺术博物馆，陈列着黄金工艺品和弗罗茨瓦夫的民间传说。广场上栖息着鸽子，有一面建筑被刷成了四五种颜色，像积木一样矗立着。广场西侧的兵工厂是一座15世纪的建筑，如今改建为军事博物馆，但也因为假日不开门。开门的只有那一串照顾游客的酒吧，现在又顺应时势地变为经营欧陆早餐的咖啡厅。
我发现，每个酒吧门口都三五成群地站着一些“异人”，可能是朋克或者嬉皮，要么就是两者以任意比例的混合。他们都有莫西干头，脏兮兮的辫子，黑皮靴，铁链子，鼻环或唇环。但他们有本事将这种傻气转换为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一种无畏，一种近乎精神病的优越感。世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少不了这群人的身影，以至于我常常思考：什么样的雇主会雇用这些人？他们究竟以何为生？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街角的另一撮人里，有昨晚那几个英国孩子。有了“异人”的映衬，他们正常得就像伦敦城市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显而易见，他们狂欢了一夜没回酒店。现在，两个男孩在抽烟，一个女孩半裸着瘫在墙边，还有一个女孩——那个自称能搞到叶子的女孩——不知去向。
我盘算着她去哪儿了，这像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a.她搞叶子把人搞丢了；
b.她没搞到叶子不好意思回来了；
c.她搞到了叶子但决定据为己有；
d.她被能搞到叶子的人搞走了；
……
我听到一声喧哗，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一个朋克用酒瓶爆了一个嬉皮的头。我看到嬉皮倒在地上，旁边是一地碎玻璃。这事突如其来，没人知道为什么，答案也不在风中。所有人都望着案发现场，包括那个打人的朋克。他的目光比谁都无辜，仿佛不明白那个酒瓶子怎么会从手里飞出去。
我想也许会有一场帮派混战、械斗或者火并。然而，打人的朋克突然一声不响地走了，其他人也相继离去。没人愤怒，没人动手，没人过去看看那个倒地的小伙伴。就像一幕先锋话剧倏然收场，每个演员都酷酷地拒绝阐释，而把解读的权利交给观众。
我从嬉皮身边走过，他侧伏在地上，头顶是一小滩血，身体还在随呼吸起伏。他好像睡着了，又像在练习刚从印度学回来的瑜伽术。我看到广场较远的地方有两个巡警走过来，我向他们招了招手。
“这个人受伤了。”我对他们说。
“你看到是怎么回事？”
“有人用酒瓶子砸了他。”
“好啊，谢谢！”巡警对我说，好像这一酒瓶子是我砸的，而且干得不错。
他冲着对讲机说着什么，里面一阵芜杂，然后他站在那里，望着虚空。
“这种事时有发生。”另一个巡警微笑着对我说，我也回应以微笑。
四
在圣伊丽莎白教堂附近一堵不太起眼的墙边，我发现了一座小矮人雕像。后来，我又在闲逛中发现了更多小矮人雕像。据说在弗罗茨瓦夫这样的雕像有七十多个，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它们的个头只有一本书那么高，有时候在地面上，有时候在窗台上，像是遗落人间的小精灵。这些小精灵定格在某种身体姿态，某种面部表情，但我知道它们可能随时苏醒，拍拍翅膀，飞回天空。
这些小矮人是为了纪念波兰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一个反政府组织“橙色道路”——它被认为是最温和、最具原创性的反政府组织，反抗手段是用艺术的方式让政府看上去滑稽可笑。
比如，他们向市民散发当时炙手可热却极度短缺的日用品——卫生纸；号召民众穿着俄国水兵服在警察局门前散步；发动市民打扮成小矮人，集体出现在广场上。这就是为什么在“铁幕”最终落下后，弗罗茨瓦夫把这些小矮人请回了城市。监视无处不在时，反讽也就无处不在。监视与控制越多，也就给了反讽越多的空间。直到有一天，反讽像这些小矮人一样，入侵整座城市，渗透进每个公民的思想。
那天，我乐此不疲地进行寻找小矮人的游戏，最终一共找到了二十八个。我不知道别人的纪录是多少，但我猜二十八这个数字并不出众，而且一定有人把四处逡巡的我当成了图谋不轨的小偷，或者丢了钥匙的倒霉蛋。
我在奥得河南岸的步行道上走着，旁边是弗罗茨瓦夫大学美丽的校舍，有着嫩黄色的墙壁和灰色的屋顶。此前，我刚在一家韩国餐厅吃了午饭，那条街上还有一家意大利餐馆和一家印度餐馆。想到这居然是我在波兰仅有的午餐选项，我就笑了。
我选择了韩国餐馆，表面上是因为LG在附近有家工厂，其实是觉得可能会在这里碰到一张东方面孔——一个独自旅行的东亚姑娘。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是这家餐厅唯一的顾客。服务员是个手脚灵便的金发波兰小伙子。他说这里是弗罗茨瓦夫最正宗的韩国餐馆。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韩国餐馆，他说还有两家日本餐厅和一家中餐厅，“它们都卖石锅拌饭”！
我走过一座横跨奥得河的铁桥，对岸是沙岛和大教堂岛。岛上教堂众多，都有着雄伟的哥特式尖顶。河水并不宽阔，在冬日呈现深青色。一位运动员划着皮划艇，分开一道人字形的涟漪，河水摇晃着岸边的老城。有一瞬间，我突然感觉自己正走在塞纳河畔，而哥特式教堂让我想起波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作为哥特艺术的热爱者，他在“铁幕”低垂的年代，费尽周折到法国旅行，遍览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哥特式教堂。
与同为波兰诗人的米沃什不同，赫伯特除了旅行，一直生活在波兰。他曾在一家生产纸袋的合作社里当会计，还做过银行职员和安全服设计师。没人知道这位诗人精通法文、意大利文，拥有经济学、法学和哲学学位。年轻时，赫伯特曾为了一个女人和别人决斗，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别人当着赫伯特的面侮辱了她，他觉得除了决斗别无他法。对方的长剑两次击中了他，而他差点将对方的耳朵割下来。
赫伯特的写作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却无法在波兰出版。人们在图书馆里也找不到他的著作。苏联解体后，赫伯特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改观。他跟很多朋友断绝了来往，与曾经的好友米沃什也渐行渐远。他的一生都生活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阴影下——他无法苟同他们中任何一个。在他看来，政治和文学在语言和精神上迥然不同：“对我有益的对他们有害，适合他们的我却觉得难以消受。我们是两种泾渭分明的风格。”
赫伯特经常怀念他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游历的日子。尽管在旅行中，他也像是一个来自东欧的工薪阶层，寒酸又骄傲。他乘火车到达巴黎时已是深夜，因为整趟旅行只有一百美元的预算，他没住进旅馆，而是在塞纳河畔彻夜游荡。
他记叙参观拉斯科岩画的旅行，却提笔先写一段松露传奇，描述松露美妙的味道——原来那天早餐他咬牙点了一份松露煎蛋卷。
他在阿尔勒旅行时听说有一位亲眼见过梵高、喜欢美国香烟的老人，便在老人常去的咖啡馆守候。老人对这类问题毫无兴趣，赫伯特只好拿出一包美国香烟“贿赂”他。老人告诉赫伯特：“梵高总是扛着一块大帆布去田里画画，他像狗一样活着，孩子们都朝他扔石头，他的头发像胡萝卜一样下垂。”
但是在精妙的艺术面前，赫伯特的喜悦常常让他显得骄傲十足。这种骄傲甚至超越了他的出身、国籍和现实处境。考察拉斯科岩洞后，他激动地感到自己是大地的公民，“不但是罗马和希腊的继承人，而且是几乎整个无限的继承人”。遍访哥特教堂后，他回到巴黎的图书馆，当他发现并没有哪个学者写过相关领域的综述文章后，他就自己动手写出《一块来自大教堂的石头》。
五
在参观完沙上圣母教堂后，我向西北方向走，不知怎地走进了一片住宅区。我经过了照相馆、咖啡厅、面包店。我经过画满涂鸦的楼房。我看到几个孩子正围着一辆老款大不列颠绿的甲壳虫放鞭炮。我拐到另一条路，发现街角有一家小小的书店。透过窗玻璃，我赫然看到赫伯特的一本波兰文著作摆在桌子上。我走进店门，留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女店主正在清扫地面，大概就要关门了。我拿起那本文集，封面照片上的赫伯特正凝视远方，风拂动着他灰白色的头发，眼角布满鱼尾纹，后面是一条河和空无一物的旷野。我的心瞬间被这诗人的形象击中了。我拿起书，去收银台结账。
这本书七百多页，收录了赫伯特绝大部分的随笔，包括他的游记和对古希腊神话的解读。我抱着它走出店门，内心充满喜悦。赫伯特一生都在写作，他觉得政治压制和经济贫困都不算什么，“会弄走那些非一流的作家”，但真正的作家不会停止写作。他去世前患有严重的哮喘，但依然完成了诗集《一场风暴的结语》——这也是他一生的结语。
我经过附近一栋看上去颇有气势的楼房，楼前荒草凄凄，围着铁丝网，信箱上的铭牌也已脱落。很多年前，这可能是一栋公寓，如今人去楼空，形同鬼宅。
在波兰，时间总像一个未愈合的伤口，展示着善良所引发的卑微希望。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打开盒子，飞出忧愁、疾病、灾难、悲伤……只剩下希望留在盒底。后来，赫尔墨斯将希望送给人类，这样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只要有希望，人类就不会被摧垮。我想，这也正是弗罗茨瓦夫、西里西亚，乃至整个波兰的动人之处。
是的，如果城市和人一样拥有性格，那么弗罗茨瓦夫是那种可以坐下来喝一杯的朋友。晚上，我去了一家古色古香的波兰餐馆，白餐布上摇曳的烛台，映照着墙上的油画和老照片。我看到莱辛1841年的画作《西里西亚风景》；德皇威廉二世1906年访问时的照片；1945年废墟中的弗罗茨瓦夫大学；1982年戒严期间波兰坦克进城；1997年教皇保罗二世造访……我一边观看，一边喝着波兰雪树伏特加，像穿过一道时间的走廊。
广场上，跨年晚会已经开始，动感的音乐响彻夜空。人们裹着大衣，戴着帽子聚集在外面，脸上带着难得的笑容。摄像机的吊臂划过人们的头顶，捕捉着台上歌手不太灵便的舞姿和吐出的白雾。旁边一个姑娘说，他是当地很著名的歌手。在接近零度的气温里，他穿着皮夹克，喘着粗气喊：“Everybody！让我们一起跳舞！”
舞台两侧，一群青少年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我旁边的姑娘小伙儿们也开始蹦跶起来。
夜空清朗，广场一片通明，如一个巨型露天迪厅。我跟着节奏跳起来，想在开车回家之前，尽快把身体里的伏特加挥霍掉。
在伊斯坦布尔等待
撰文梅根·戴翻译董帅
等待变成了一种社交现象，藏着很多小心思：等谁，等着做什么，等多久，或不等谁，多不耐烦，付出多大的代价去等。通过观察耐心和不耐烦等待的人群，流动性与停滞的区域，你可以大概看出这座城市的层次等级分布。
下班后，回家的巴士载着我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缓慢爬行，我不禁怀疑是否走路会更快，尽管我从没试过。在伊斯坦布尔，再短的距离都会堵车。在1980代，这座城市人口约三百万，之后的几十年里，人口数翻了五番。一场史无前例的移民潮正在涌入这座城市：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来自周边地区如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和中东的经济移民，还有一阵一阵来自附近纷争地带的难民，其中大多来自叙利亚。然而，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并没有跟上移民涌入的空前速度。不断攀升的人口密度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堵车。
大兴土木也没起到作用。在土耳其总理（伊斯坦布尔前市长）埃尔多安的指导下，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建筑项目——2013年建成了一条水下铁路隧道，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三座大桥正在建造中，同时还有第三座机场。这些项目都被宣扬为缓解交通拥堵的良方，但事实上，它们只带来了更大程度上的城市扩张，为伊斯坦布尔吸引来更多的人口、货物、建筑，还有机动车。与此同时，土耳其经济趋势良好，汽车保有量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而不断攀升。因此，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湮没于遥遥无期的交通拥堵之中。
等待变成了一种社交现象，藏着很多小心思：等谁，等着做什么，等多久，或不等谁，多不耐烦，付出多大的代价去等。通过观察耐心和不耐烦等待的人群，流动性与停滞的区域，你可以大概看出这座城市的层次等级分布。越是富裕的片区，就有越多的出租车；越多出租车，就越堵；越堵，付不起打车费的人就会选择去坐公交车。一张不可预见的网把这座城市的所有人连在一起：一辆车抄个小道，就会导致另一辆车进退两难。不公平，是人们在堵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体验。
去年冬天，埃尔多安政府卷入了一桩大范围的城市建设腐败丑闻。2013年12月，警方拘留了九十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和承包商，他们大部分都是城市规划官员，其中二十六名被以有关腐败、欺诈、贿赂、洗钱的罪名逮捕。一部分房屋署的官员被指收受承包商的贿赂，令他们在无需申请分区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施工。这些暗箱操作使得大笔钱财直接流向官员的腰包，而不是进入城市财政库，更非给予真正需要钱的弱势群体。这件事又一次证明，一个人抄个小道，就会对其他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从2013年5月一直持续到初夏的戈兹抗议活动，其矛盾中心就是戈兹公园和塔克西姆广场周围的建设。这些市中心的公共地带曾被提名建成大型商场，理论上说，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对公共空间的威胁使得成千上万的伊斯坦布尔市民走上街头，成功逼迫政府将这项发展计划暂时搁置，至少是暂时。
真正的民主是缓慢的，它包括收集意见，争取共识，积极寻求尽可能公平的解决方案。它要求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慢下来，即使他们看到了可以冲锋的机会，也要等一等。这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产生的最大象征意义便是，公义并不会追随金钱的膨胀速度。
从一开始，警察对示威游行的镇压便毫不留情。在6月中旬，埃尔多安已经给示威者下了最后通牒：“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不会再等下去了。”在此之后，警察群体中仅有的一点同情反应也没有了。埃尔多安承诺：“我们会清理整个戈兹公园，要快。”
八千人在镇压运动中受伤，其中十一人失明。到夏天结束时，已有五人死亡。我的前室友是一名记者，由于多次受曝于催泪瓦斯，生了一种皮肤病，为此他必须每日服用一种手指尖大小的药丸多次，每服用一次他都要禁食一小时，这导致他每日的进餐时间变得很诡异。医生告诉他，自从抗议活动以来，很多人生了很严重的皮疹，尤其是那些在化学烟雾中徘徊过久的记者。
现在，塔克西姆广场已经清理完毕，干净得简直可以咬上一口。去年夏天的涂鸦都被灰色涂料覆盖，每一颗翻起的鹅卵石都被重新铺回平整。附近一部分区域被铺上了水泥，水泥不像鹅卵石，不能被轻易撬起来作为攻击警察的武器。而去年夏天的抗议活动留下的唯一证据，便是到处可见的警察。
要说在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市区谁等待的时间最长，答案一定是警察。广场上的阿塔图克文化中心曾是一间优雅的歌剧院和演奏厅，现已被改造成一个执法总部，穿着制服的警察整日整夜地在那里徘徊，等待着每一丝骚乱的信号，随时准备搬出催泪瓦斯和水炮。这种情况每个月也许会发生个一两次，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就只是站在那里等着。警察在塔克西姆广场和戈兹公园附近几处地方都停了几辆墨色窗户的白色大巴，数十名警官就在那里待命。他们平日里喝茶，在智能手机上打牌，顺便盯着广场。有时候他们玩单腿蹦，互相踢对方的小腿，抓对方的头发。在一个文化中心的停车场，我曾见到一名警察举枪瞄准一只流浪狗，也许是因为太无聊。
有时警察喜欢聚在加拉塔萨雷高中附近的狭窄巷子里，远离城市主干道。有时候我买好东西想避开拥挤的商业中心，便会选择走这条小道，转过街角就发现自己被警察包围了。为了穿过这条巷子，我不得不与他们擦身而过。我甚至能闻到他们须后水的味道，能碰到他们制服上绣的星星和新月。有时与他们目光相接，我脸上会呈现出下意识的毕恭毕敬表情，但马上又会后悔。有时我会带着不安瞄几眼他们的武器。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靴子上，迅速闪人，越快越好。
今年2月，人们再度走上街头，人数比戈兹事件时少了一些。这是一个温暖的星期六夜晚，埃尔多安的互联网审查计划离具体实施又近了一步。这项计划主要是为了隔绝民众了解并参与腐败丑闻的消息传播。于是又一轮抗议开始了，而警方的反应迅速而粗暴。我和女朋友去塔克西姆广场，想去看看到底在发生什么，结果我们一起被扫进一个挤满示威者的巷子里。示威者中的很多人都戴着去年夏天置备的防毒面具。当催泪瓦斯袭来时，我们涌进街角的小餐馆，在那里等待浓烟散去，而炉上还嗞嗞地烤着肉，我们似乎在那儿卡了无限长的时间。门外的人群四处奔跑，一片混乱，而门里的厨子看完了一场球赛。
当我们鼓起勇气离开那家小餐馆，立刻就陷入了催泪瓦斯的迷雾。一个陌生人把我们带进一栋老建筑的狭窄楼梯间，我们站在那儿咳嗽了十五分钟，等待下一个行动间隙。一个经验丰富的示威者在一条印有球队标志的围巾上泼了醋，让我用它捂着脸，直到我的肺和眼睛不再有灼烧感。一对年轻的夫妇一直在咳，他们点起一支香烟，来回传着抽。示威就是这样：瓦斯，疏散，再集合，瓦斯——无限循环下去。这个过程里有很多重复，很多期待，很多疯狂的举动，也有无所事事的等待。
示威在晚冬和早春间歇性地发生，关于腐败丑闻和互联网审查的愤怒不断升级。紧接着，一个在戈兹事件中受重伤的男孩死去了，整座城市被愤怒和悲伤横扫。每隔一个周六，我公寓门口的垃圾桶就会消失，被示威者运走当作抵挡警车的路障。午夜时分，抗议运动会暂时停歇，一些年轻人会在住宅区游荡，用弹弓嘲弄警察，警察则还之以橡皮子弹。
我从公寓窗口看着外面的脚手架，喉咙仍因催泪瓦斯而发痒。我经常在骚乱结束之前就上床睡觉，但第二天醒来街道就已被打扫干净，不久墙上又会出现新的涂鸦。民众的参与逐渐减少，冲突更多集中在激进的左派和警方之间。而其他人，那些为戈兹事件建立了庞大和多样的群众基础的那些人，则更多的是在为周末节省精力。
上个夏天的抗议运动产生了一个清晰的目的：那个保护公园的任务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道德上的自律感。一旦这场战斗输了，警方赢得了公园，那么这个目的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现在，每当一场示威貌似要爆发的时候，警察会首先封锁公园和周围所有的街道，一方面可以阻止示威者在那里聚集，另一方面也想淡化那个广场的象征意味。戈兹事件发生一年后，这座城市已相对平静，暴力事件偶尔会有，但这种平静感觉上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伊斯坦布尔的一部分已经形成超具体的街区，代表着这座城市重商主义的传统。扎堆的油漆店，成排的窗帘店，卡拉柯伊的几个街区只卖花洒喷头，而在相对贫穷的多拉普代雷，只有人体模型出售。裸体的假人在橱窗像兵马俑一般成排陈列。到了晚上，它们被身后的安全灯照着，表现出一种期待中的警惕感，仿佛下一秒钟就会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