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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的1965年，中国西藏自治区诞生，标志着从民主改革时期开始的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西藏民主改革中，从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到1959年粉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农奴主叛乱，数以百万计的西藏农奴和奴隶们站了起来。渐渐地，他们从曾经主宰过他们身体和心灵的封建神权统治者手中夺回土地和牛羊，从乡村到地区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和愿望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一场不可逆转的变革来到“世界屋脊”之上。
根据宪法规定，随着西藏自治区的诞生，中国这个拥有多个民族的广袤土地上，已经基本建立了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的省级政府和民族地区政府（除台湾省）。
在西藏内部，从宣布实行民族自治政策以来，变革进程愈加深入和迅猛。西藏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千年才能完成的从中世纪农奴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而推翻旧制度则是1959年以来的西藏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
截至1962年，西藏完成了土地革命，在时间上比中国的其他地区晚了大约10年；1975年，西藏农业和畜牧业向人民公社转变已经十分普遍，比国内其他地区晚了15年。
就物质方面的进步而言，西藏和内地省份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从现在起到20世纪末在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时间表上，西藏与国内的其他地区步调一致。
总之，两次革命让西藏重获新生，这是当地的旧统治者始料不及的。1959年，达赖叛逃国外，也背弃了两次革命；紧接着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西藏社会开始快速发展。对于如何准备和启动发展，共产党人成竹在胸。各个时期的主要发展策略均由毛泽东亲自制定或直接批准，周恩来则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核心的指导作用。发展的动力来自数世纪以来的压迫给农奴和奴隶带来的苦难。意识的不断苏醒引燃了发展，进而粉碎了旧的农奴制度，推动着西藏走向新社会。发展是稳定而渐进的，并且始终充满了活力。
在本书中，我力求主要通过一些基层群众的自述经历，表述一些重大事件。
当时，西藏还处于活佛统治的时代，活佛的统治不仅是一个权力机构，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尽管寺庙和贵族上层社会的顽固分子已经在1951年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做出承诺 1 ，但在1959年的叛乱中，他们依然竭力阻挠和平民主改革。他们诉诸反动暴力，妄想通过反革命暴力和大规模的行动来实现根本上的改变，其目的是图谋在西藏重新恢复旧的社会秩序。
毛泽东对此早有预料。1952年，他在告诫进藏干部和进藏部队的讲话中说，在藏族人民自己要求变革之前，要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包括宗教习惯），不干涉当地的社会结构。对于中国共产党各级干部中出现的急躁情绪，他曾经这样警告过：
他们［指西藏的封建势力——作者注］不愿意将协议付诸实施，我们不妨暂时停下来等一等。拖的时间越久，形势对我们就会越有利，而他们就会变得越弱。拖延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相反很可能会带来好处。让他们继续残酷压迫百姓，我们则要把精力放在搞好生产、贸易、修路、提供医疗服务和统战工作（团结多数和耐心教育）上，把群众争取过来，在讨论全面贯彻协议前要等待时机。 2
他还说：
如果西藏反动势力胆敢发动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会早一点获得解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这两个推测都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主要任务是要全面落实几年前签订的协议，其中包括启动改革的协商机制。达赖喇嘛对此表示支持，并且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在行动上，他和他领导的噶厦政府却与协议内容背道而驰，他们支持各种反动组织（有些组织甚至打着“人民大会”
的幌子），帮助煽动外围力量发起叛乱，并且与流亡国外的分裂分子、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其他的外国势力加紧勾结。
同年，中央政府在政策上继续保持了克制，并且把改革的时间又推迟了6年，决定到1962年再实行改革。进藏做准备的工作人员撤了出去，当地干部的培训工作也暂缓进行。但是旧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他们想钻空子，借机组织策划全面的叛乱。1959年3月爆发的叛乱，使得他们在数日内匆忙逃往边境，这种做法也彻底将他们孤立了起来。
在1959年之后的几年中，西藏另一位活佛班禅额尔德尼首先宣布实行改革，并且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但不久，班禅迫于本阶级的利益和势力带来的压力，被卷入反对改革；叛乱分子企图将改革扼杀于襁褓之中。1964年班禅代理主任的职位被撤销，1978年他再次回到公众的视线里，并且公开称赞西藏业已完成的基本改革，呼吁那些反对改革并已逃往国外的上层人士回西藏看看，这其中就包括达赖喇嘛。
从1976年起，身处印度的达赖喇嘛也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西藏人民生活幸福”他也要回到新西藏，并且反对分裂。
达赖的想法受到藏汉民族的公开欢迎，官方的和非官方都有。他们明确表示，不管达赖是临时回来看看还是永远留下，都会受到欢迎。
这一点是本书写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不过，达赖喇嘛真的愿意在自己过去签订的协议基础上回到西藏，团结中国人民，不阻挠西藏实现基本的改革吗（目前为止，西藏的改革已经稳固实现）？如果是，那就不存在什么障碍，包括他1959年坚持发动的西藏叛乱。如果不是，他这样做是不是还想继续做分裂分子和1959年西藏反动叛乱的象征和代言人？当然，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逆转！
这也反映了当时更大范围内的普遍现实。在西藏和全国其他的地区，无论是农奴主过去几百年来的压迫，还是借助外国势力对改革进行的阻挠，取得胜利的劳动人民都愿意不去追究他们过去犯下的历史罪行。1978年，由于这个原因服刑的最后一批犯人获得释放，公民权利也得到恢复。但是，这个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以及在此框架下各民族享有的自治权利，不容讨价还价。
不管达赖喇嘛最后何去何从，关键的一点是，西藏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已经证明了新制度所具有的优势，这个优势的基础是西藏人民已经取得的巨大变化。 3 在社会方方面面的裂变中，曾经的深重压迫变成用语言难以描述的力量而得到释放，曾经遭受蹂躏的人们变成了最有力量和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与其他所有真正的革命一样，获得解放的人们对于这种裂变既充满喜悦，又备受鼓舞。而对于乐于见到革命的人来讲，他们不仅会满怀喜悦，而且也会从中获得教益。
劳动人民在摧毁了压迫他们1200年的“神圣”农奴制度的过程中，也移除了帝国主义两个世纪来渗透西藏的基础。西藏第一次回到人民的手中，他们的激情和创造性潜力有了施展空间。
其实，裂变也是一种融合，共同革命的纽带将西藏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其他地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古代，这种联系就已经根深蒂固，但不可避免的是它的运作要通过包括西藏在内的全中国各级封建机构来实现。后来，由于殖民主义的渗透，这些联系受到了种种的限制。但与此同时，由于对殖民主义的共同抵制，这种联系又得到了加强。新的联系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影响，推翻了封建主义，要共同建设一个新的未来。因此，这种联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稳固。
※ ※ ※
有人不禁要问：“西藏到底是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尽管逃亡国外的西藏分裂分子和他们的外国支持者对此极力否认。几年前，我的一篇文章被刊登在西雅图的一家报纸上，我依据事实对“西藏是中国领土”的说法予以肯定。华盛顿大学怀利教授作为支持西藏分裂的人士之一，气急败坏地给报纸的编辑写了封信，指责中国“吞并”了西藏，简直就是说如果有人胆敢称西藏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就是走“赤裸裸的中国共产主义路线”。 4
那么，历史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有档案资料显示，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联系以及后来的统一其实始于很久以前，它们在国家管理上的统一甚至比苏格兰加入英国还要早，比美国、现代意大利和德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时间还要早好几个世纪。难道这就是所谓西藏“被中国共产党吞并”的事实吗？这种说法荒谬至极！
公元641年，从西藏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开始，松赞干布首次将各个分裂割据的部族统一在一起，建立了奴隶制的君主政权。之后，他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接受中国唐朝皇帝的册封。公元710年，松赞干布的一个继任者赞普赤德祖赞迎娶了唐朝金城公主。
公元823年，唐朝皇帝穆宗和藏王赤祖德赞达成了著名的“甥舅会盟”，刻有会盟内容的纪念石碑如今仍然立在拉萨的大昭寺前。即使在双方出现摩擦的几个世纪里，甚至是关系紧张的时期，纪念碑也从未被推倒或遭到毁坏，而一直深受藏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而藏族人民对两位唐朝公主的记忆，尤其是对文成公主的记忆，则一直珍存在他们的民间传统里。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两位唐朝公主的个人魅力，而只能解释为这些王室婚姻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它们为藏族和汉族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又增添了让人向往的政治联系。在此过程中，也应该看到农业、手工业、建筑、医学以及其他领域知识和技术的传入 5 给藏族人民带来的诸多益处。
从公元9世纪起，西藏进入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漫长而复杂的时期，松赞干布地域辽阔的地方王国分崩离析。而几乎同时，随着唐朝帝国的崩溃，全中国陷入分裂之中。在接下来的宋朝（公元960—1279年），虽然藏族在此时期没有统一的政权中心，但当地的一些封建领主和僧侣也接受了宋朝的册封。
13世纪，元朝实现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多民族中国的再次统一。元朝著名皇帝忽必烈汗任命西藏萨迦派的主要高僧八思巴为北京朝廷在西藏的地方首领，并且在包括西藏在内的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行政区划体系以及驻军和货币（包括纸币）体系。即使在今天的西藏，仍能够找到当时使用的元代货币。
1368—1644年间，明朝统治者推崇喇嘛教噶举派白教，很多上层神职人员得到册封。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部分英国学者曾撰文极力宣称，在明朝，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发生了中断；20世纪60年代，苏联作家也旧事重提（推翻了他们之前的立场） 6 ，这种罔顾历史史实的说法十分荒谬。这两种观点都认为，西藏只和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期的朝代有联系（蒙古族和满族），和多数民族统治时期的朝代无关，这种说法在特定的时期和地方十分流行，尤其在西方势力追求自我利益而妄图分裂中国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时期。但是它违背了历史事实，因为在明朝，朝廷还在继续册封藏族官员，来自西藏的朝贡（尤其是喇嘛寺庙）不断增加，经济交流也日益活跃。对此，北京和拉萨的博物馆和档案资料都有充足的证据。虽然西藏噶举派地方政权随着明朝政权的兴衰而起起落落，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从未中断。
满清王朝（1644—1911年）扶持了另一个喇嘛教教派格鲁派，也称黄教，并且从那时起建立该派最高领袖达赖喇嘛行使地方统治权的制度。随后，他的世俗政权噶厦政府得到北京的认可和授权，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1959年；尤其是从18世纪起，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成员的身份和职责均做出了详细规定，并且大多通过派驻拉萨的高级官员（驻藏大臣）实施控制。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的新五色旗突出了中国多民族的国家特点，旗子中的一个颜色就代表西藏。在随后的数年里，中国国力衰弱，四分五裂，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国内，得到帝国主义扶持的军阀们到处挑起战火，而蒋介石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军阀。也就在那时，印度的英帝国主义统治者利用这个机会，在西藏极力推广分裂主义的主张。事实上早在1912年，英国就曾公开威胁说，除非民国政府将西藏的行政、军事和议会体制分离出来，否则就拒绝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两年后的1914年，在中国政府既未签订也未批准实施所谓的《西姆拉条约》的情况下，英国操纵一名所谓的西藏代表擅自签名，划定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西藏东南部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版图之内。
对于西姆拉事件，不仅拉萨地方政府不予承认，北京中央政府也进行了谴责。因此，如果把这件事当成西藏独立的先例是极其可笑的。对于那些农奴主分裂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今天苏联的一些作家而言，他们持这种立场则无疑是自欺欺人。 7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英国对印度殖民的“遗产”，《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后来演变成为中印两国边界纠纷的导火索，而实际上它们不是中印两国人民造成的，因此必然不能长期存在。
在国外，外国势力曾经在不同时期挑起西藏的分裂主义，但是在外交上它们仍然没有承认过西藏的独立。相反，尽管有时口是心非，并且在口头上玩玩文字游戏，他们觉得还是有必要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否则就是对历史事实的公然践踏。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历史事实均得到了国际准则的普遍承认。
下面是英国三届政府在三个不同时期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事实：
1903年，组织策划荣赫鹏远征军侵略西藏的英印总督宼松勋爵曾经竭力辩解，在宪法上西藏和中国的联系是不存在的。但是他的伦敦上司反驳了他，并且说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 8
次年，美国国务院通过驻伦敦大使约瑟夫·仇特提醒英国政府，由于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英国曾分别于1879年、1886年和1890年与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过磋商，并且强调说，华盛顿政府认可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9
40年后的1943年，英国在外交上试图再次弱化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现状，宣称中国对西藏只是形式上的宗主权关系。对此，美国国务院立刻回应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
就这一点而言，美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说法，而且中国宪法也明确说明，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 本届政府对这两点也从未提出过任何质疑 。 10
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4年5月15日曾经在印度议会下院这样说过：
就我所知，在过去几百年里，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或者说宗主权，从未受到任何其他国家政府的质疑。 11
在此需要重申的是，我用斜体标出的关键词和短语，均来自那些试图要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外国政府，如19世纪和20世纪入侵西藏的英国，二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以及印度某些人在不同时期给予的支持。大量的史实均记录着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丑恶行径，本书只引用了其中的小部分。 12
让人深思的是，不管他们现在或今后的做法如何自相矛盾，不管他们怎样玩弄宗主权这个似是而非的字眼，就连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不假思索地引用过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事实。
如果用华盛顿大学怀利教授这个藏语语音专家而非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所有这些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早就有过的一些说法，都是“赤裸裸的中国共产主义路线”！
下面这些也颇具历史讽刺意义。
（1）达赖和噶厦政府制度（僧侣贵族地方政府）系中国封建中央政府为西藏量身制定。而在1959年农奴主叛乱分子和其外国支持者 13 那里，它却以一个纯粹民族而且几乎神圣的西藏国形式出现，并且变成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一个依据。这种历史逻辑真是可笑至极！依照历史的正确逻辑，应该是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在旧地方统治者无视自己对改革承诺的情况下推翻了这个制度，在中国大陆结束了封建主义，使这个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巩固，它也理所当然是人民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革命权利。
（2）支持西藏独立的另一个论据是基于伦钦夏扎
1914年签署的所谓西姆拉“协议”。对此稍有常识的人不会否认，正是这个所谓的协议把西藏卖给了帝国主义。因此，这个论据也毫无意义，签字出卖领土、权利和民族的所谓“协议”怎能成为西藏独立的一个依据？！
当然，肯定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非是要否认各民族之间曾经出现过战争、民族压迫、歧视和分裂的历史事实，这些情况过去都曾发生过。
早期，它们是封建制度纷争推动的结果。而在19世纪，它们又成为外国势力迫使中国分裂的新借口，尤其是出于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的觊觎。1951年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的招待会上，毛泽东曾经提到过这个时期：
100多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并不团结，尤其是汉族和藏族之间，这是反动的清朝政权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 14
然而，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来看，每个时期的不和在时间上都很短暂，而且很多世纪的历程已经证明，团结是主要的趋势。如果不是共同利益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去创造历史，那么又如何解释长期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的牢不可破的凝聚力？除此之外，还能找到更好的理由吗？如果要进行比较，今天古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抑或拿破仑王朝又在何处？毫无疑问，我们这里讲的与莫斯科现在喜欢公开嘲讽的一个说法不同：“凡中国势力到过的地方，就永远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应该清楚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中国从未提出过领土的主张。对今天的全中国人民而言，团结的有效基础并非依靠什么主张，而是靠生命才凝结在了一起。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些民族的确曾经相互融合，譬如中国的多数民族汉族，就是这种相互融合的结果。有时，多数民族中的一些群体也会被吸纳到少数民族中。在一些地区，不同的民族杂居在一起；而在其他地区，譬如西藏，几乎主要是一个民族。但无论怎样分布，民族间的交流和一个不断强大的母体把所有人都团结在了一起。
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革命，动摇了过去引起民族间相互疏远和不平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新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符合并且促进各民族人民追求团结和进步的愿望，在法律上也禁止民族间的相互歧视。当然，无论是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不能说过去民族之间存在的偏见已经从大家心中抹去，而且政策受到破坏的地区还会出现各种漏洞。在“四人帮”的影响下，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确存在这种问题（西藏比其他地区少一些），鼓吹“社会主义时期不存在民族问题”的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客观事实。他们攻击民族自治是搞分裂，并且想终止民族自治政策，这些极“左”言论的背后企图隐瞒根植于过去封建社会的大汉族沙文主义，并且严重破坏了民族间的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在制定所有重要民族政策时，提出要加以提防和克服的倾向 15 （其次是要反对少数民族地方沙文主义）。自从打倒了“四人帮”，这个原则得到了新的重视。
1980年春天，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西藏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并且以文件形式进行了总结和出版。紧接着，胡耀邦总书记与其他高级领导人赴西藏考察，西藏党委做出了人事上的变动，对一些坚持走极“左”路线的成员进行了调整，原因是他们不顾西藏实际，机械地照搬全国其他地区的做法，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于广大汉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忽视了即使在少数民族地区内，西藏历史极其特殊、民族相对单一、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等事实。尽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不变，但在形式上必须要因地制宜。
现在，加强民族自治成为重点，就是说要让藏族人自己来管理本地区的事务，所有地区级干部和80%县级干部都要由藏族担任，藏族要占所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2/3，并且宣布汉族干部已大体完成自己的使命要转移到其他地区，他们的工作将由藏族干部接任。到 1980年，这些藏族同志要成为4万名党员、非党派积极分子及其同盟的主要力量。
在西藏自治区内，藏语要成为第一语言，在行政、教育和其他公共事务等领域与汉语同时使用。
正如指出的那样，实行民族自治的地区对中央政府颁布的不符合西藏实际的法令有权不执行或可进行调整，也可以在宪法和司法体系基本原则的框架下，制定适合本地区具体情况的条例、规程和司法准则。与此同时，1981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通过了相关决议，少数民族地区行使区域自治和多民族杂居区域享有同等权利的做法实现制度化，并且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6 1982年，这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和做法一起被写进了中国新宪法草案，适用于全中国民族自治地区。其中有一个条款要求，各民族地区的主席须由相应的民族干部担任（见附录）。
1979年底，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了七名成员组成法制工作小组，两位副主任陈竞波和德格·格桑旺堆任组长，立刻着手起草符合西藏当地情况的民族自治条例。 17 1981年初，宣布通过西藏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变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变通条例。 18
这些政治措施对中国各民族享有的平等地位进行了表述，平等也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前提。经济领域的措施则旨在加快实现各民族在物质生活上的平等，目标是要在五年内，使西藏的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90年，西藏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要得到显著提升。
在这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援助力度不断加大。数年内，地方免于向国家交售农畜产品，两年内实行免税。生产者销售产品的价格也得到提高，公社、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可以自行就价格做出决定，无须得到上级的批准。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自治的地区比国内其他省份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自行制定经济发展的计划，自行管理自己的财政、森林和草原。同时，自治区与相邻国家（尼泊尔、锡金、不丹和缅甸）之间的跨境贸易也享有更多的权利。1982年5月，中央宣布对西藏农畜牧产品的免税政策延长三年，对集体和私营企业以及从事手工艺品生产和贸易的企业免税政策再延长一年。据报道，1980—1981年间，免税总额达1375万元，西藏年人均收入增加57%达到200元左右，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
在文化方面，极“左”路线的严重错误得到了纠正，西藏古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得到高度重视，成立一所有关西藏文化的大学的工作已经启动，宗教信仰自由和吸收高级宗教人士进入统一战线的工作也得到加强。与此同时，为了促进西藏各领域实现全面现代化，西藏自治区组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西藏分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分院，并且成立了各种技术协会和职业协会。
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国外藏人进出西藏的自由也得到进一步关注。
※ ※ ※
纵观古今，无论藏族还是汉族今天都不会以曾在哪个朝代他们开始并实现统一来衡量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会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以及各民族特定历史的共同意义出发，去看待中国各民族从远古时期开始，为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稳定做出的贡献。他们深知，在19世纪中华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这种根深蒂固的联系变得更加牢不可破。 19
中华民族之间最稳固的联系源于他们一起推翻了旧社会，共同建立了没有民族和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新社会。无论在国家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汉族和藏族的个人态度以及行为方面，这种精神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读者将会看到更多的事例。
【作者注】
1 关于协定的内容，请见附录二。关于民主改革的问题在第11款谈到。
2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详细内容见附录二。
3 对待旧西藏上层阶级，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的理论与实践在本书第17章有详述，“统一战线的大门始终敞开”。
4 怀利教授为《西藏的政治历史》（纽黑文，1976年）写了一篇饱含赞美之词的序，该书中体现了农奴主想要分裂出去的思想主题，书中也谈到了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的积极分子夏格巴·旺秋德丹。作者也感谢怀利教授对他文稿的编辑以及所给的建议，这些建议丰富了他的思想。
5 即使像查尔斯·贝尔——英帝国的官员——一样的作者，也不得不在他的著作《西藏今昔》（牛津，1924年）中证实这一问题。查尔斯·贝尔一生中大多数时间也致力于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从而改写西藏的历史。
“也许事实上我们说现今西藏的文明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只有极少部分来自印度。西藏的主要文明，除宗教外——宗教也占少部分——都来自中国。”至于宗教问题“早期印度的影响不容小觑，但在后来的六七个世纪里，中国和蒙古的影响占了上风。”
6 《大苏联百科全书》第二版（1956年）和第三版（1976年）对西藏的不同态度见附录三。
7 例如：1975年，叶·伊·基恰诺夫和列·谢·萨维茨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同盟科学研究院赞助下出版的《雪域之国的人与神》一书被看作是“西藏文化史的概要”，第112页。
8 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爵士给寇松的信，1903年1月3日。
9 《英国国家档案部指令》，（国务大臣）转发仇特的材料，1904年6月3日。
10 《美国的外交关系》，中国，1943年，第630页。
11 下议院那天的议程。
12 见第15章“旧西藏军队”和其他章节。
13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央控制与地方管理。
14 引自《人民中国》增刊，北京，1951年6月16日。
15 见附录二。
16 新华社，北京，1981年1月30日。
17 新华社，拉萨，1980年11月20日。陈竞波是一名在西藏工作过的汉族干部。我在1955、1965和1976年，曾见过他，他从事过不同的工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德格·格桑旺堆，统一战线中的主要成员，解放前曾是甘孜（今四川省藏族自治州）德格庄园的贵族。
18 新华社，拉萨，1981年4月30日。
19 关于这一进程，在本书总结历史的章节里有更系统更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