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正如书中所述，本书的写作基于我三次进藏的经历，时间上分别为1955年、1965年和1976年。

这本见闻录以许多不同来源的历史背景和评论为框架，以十年为间隔，比较了我在西藏不同时期的所见所闻，并且大多以我在那里听到的数百名藏族人的叙述为主。

今年是1982年，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革并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我没有在现场一一见证，不过希望今后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会通过其他渠道予以关注。

生活变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写作的速度。尤其在既有前进、挫折也有修正的革命年代，这种情况更是如此。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书籍中所能够呈现的现实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定格或者片段。

但毋庸置疑的是，相信读者将会发现，本书真实地记录了西藏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转变。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转变是根本性的，而且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纵观数百年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什么才是最核心的本质？

首先，西藏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西藏人民摆脱了一千年来社会发展停滞和苦难的枷锁。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9年农奴主叛乱平息，随后开展的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使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绝大多数西藏人民而言，所有这些进步代表着他们身心两方面的巨大解放。

第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藏都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亡与这片广袤土地上其他地区和人民紧密相连。

第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无论是历史、社会、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习俗间古老而紧密的联系等方面，西藏都有它自身鲜明而独特的特点。

第四，正如历史已经做出的证明，就西藏的特殊性而言，符合逻辑的结论不是搞分裂主义。但是，今天西藏的分裂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明确背离了该地区的发展需要和人民需求，和帝国主义的操纵密不可分（包括后来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操纵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削弱和分裂中国，阻止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就西藏而言，得到外国势力支持的分裂主义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危害着全中国，而且与在全球范围内想通过特殊的地缘政治来主宰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屋脊”的图谋有关。

第五，在中国革命解放的大背景下（包括西藏革命在内），我们曾经出现过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仅涉及少数民族，其中就包括藏族。

就中国整体而言，在一段时期内，“左”倾思想片面追求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不顾中国共产党坚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正确做法，即进行社会变革一定要随之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考虑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两方面的根本需要这一点，才使得中国在土地革命、后续的集体化和初期的工业化等方面比苏联付出的代价小得多。）在政治上，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左”倾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混淆了敌我矛盾和非敌我矛盾的界限，混淆了人民阶层与敌人的界限，混淆了不同地区不同状况的界限，而这些差异正是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判断和解决问题做出的一个巨大的贡献，而且这种做法需要得到坚持。

在民族地区，“左”倾思想也同样引起了民族矛盾方面的混乱，甚至仅仅是民族之间存在的不同和差异都要引入敌我阶级矛盾的做法。而实际上在这些地区，敌我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就出现了盲目照搬适用于主要民族地区的一些做法和手段，这些手段和做法甚至在当地也由于过于激进而出现了不适应。

其结果是虽然西藏取得了一些根本性的成就，但总会伴随着出现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改正。

举一个农业方面的例子：1952—1980年间，西藏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倍多，牧区的牲畜数量增加了2.5倍，工业产值也增长了数倍，所有这些成就在旧制度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从1959年平叛再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西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实现了连续高速的增长，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难道这是对西藏人民进行殖民和阶级剥削带来的后果吗？当然不是，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收益，原因是付出的努力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当地的需求之间出现了脱节，如在粮食的品种和产品的种类、投入（包括劳动力的投入）和经济效益（包括产生的购买力）等方面之间出现了不平衡。

主要民族地区和非主要民族地区几乎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民族自治政策没有得到彻底执行。当然，这并非说从事政治工作和技术工作的藏族干部数量没有增加。而作为取得的一项长期成就，实际上藏族干部的人数已经得到显著的增加，只是干部的少数民族化并没有带来“对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方法”，对藏族干部的评价或藏族干部的自我评价也是紧跟内地的模式。这样一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框架下，少数民族干部往往不会根据自己对当地人民和情况的了解而主动采取一些别人没有使用过的做法。

1980—1982年间，所有这些问题正在得到纠正。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这里当然不是说回到旧社会，而是回到农奴主叛乱后和改革后的那段时期；在西藏人民的记忆中，这个阶段是西藏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当然，由于出现了一些混乱和波折，一些旧的思想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反复，但是这一阶段的目标是要迅速解决由于求多求快带来的不平衡、短缺和紧张，通过所有藏族人包括现居海外的藏族人最大限度的团结和支持，实现西藏的健康稳定发展。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相比以前更不应该受到干扰，其发展会更快更连续。

“倒退”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造成的损坏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向国家上交公粮的硬性指标停止了，但实际上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1980年西藏农民自愿上交的粮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粮食的零售额也大幅度增加。1979—1980年间，农民的存款增长了14%。

西藏人民公社及以上级别的藏族干部有3.6万人，占西藏干部总人数的60%；西藏自治区符合条件的医务人员中，一半以上是藏族；西藏6500所（30年前学校数量不足10所）小学的教师中，90%是藏族；1170名中学教师中，藏族占到1/3；各类藏族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在上升，并且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加之现在政策上更加灵活，这支技术力量愈加积极主动地扮演他们适用于当地情况的角色，发挥他们的作用。

因此，将《西藏的变迁》作为本书的书名，对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革命来讲是合适的，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调整以及新的进步来说也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