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住了三年多，我家搬到了天津。在这里，我生活了18年——受到了当时所能受到的学校教育，人也长大了，并且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我们的世界是俄国式的，在天津则是西方式的（主要是英美式的），因此英语成了我最擅长的、最便于表达的语言。我念书的学校里没有中文课程。

天津不同于哈尔滨，后者是随中东铁路的建设而兴旺起来的新城市，而前者则是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城市。到了近代，天津又成了大小列强像一群恶狼似的一口一口分食中国的最鲜明范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舰队的大炮轰平了防卫海岸的大沽口炮台，打开了从海上直通首都北京的捷径。从此，天津被分割成许多由外国人管理和警卫的“租界”——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甚至还有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的！

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城里的一条主干道经过三个不同的租界，分别取了三个不同的路名，在法租界的一段叫“大法国路”；在英租界的一段以英女王命名，叫“维多利亚道”；在德租界的一段以德国皇帝命名，叫“威廉街”。在其他各国的租界里，日租界有“旭街”，俄租界有以沙皇尼古拉二世命名的“尼古拉路”，意租界有以意大利国王命名的“伊曼纽尔路”。 还有不少街道以外国侵华战争将领或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官的名字命名，如英国的西摩尔海军上将、埃尔金伯爵，法国的格罗男爵 等等。这些路名无时无刻不在对中国进行羞辱和伤害。

在19世纪60年代，还曾一度有过美租界，但很快美国就放弃了。这件事常被美国人引用来证明它对中国没有实行殖民主义。对此，中国的第一任共和国总统孙中山早已提出过质问。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把它这个租界归还给中国而是给了英国？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没有它自己的租界，为什么美国在天津不但有一艘海军战舰，还有步兵第15团（代号为“能干”，英文为“CanDo”）长期驻扎？20世纪初叶在这个团服役的军官中有一些后来成为有名的将领，如：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马歇尔（五星上将、“二战”中任美国参谋总长，战后先后任美国总统驻华特使及国务卿）、史迪威（“二战”中任中缅印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发生矛盾，被美国政府调回，改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十军军长）以及李奇微 和迪恩这两位“冷战”（其实是在朝鲜的“热战”）中的将领。

还有一个问题：当其他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时，为什么美国只是坚持“利益均沾”，要求中国按照“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使它享受到同样的特权？答案是：在19世纪的远东地区，在军事上和商业上，美国不是英国的对手，也不是俄国在军事上的对手。它坚持在这些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利益均沾”，等于是爬在后者的背上，分享其侵略成果。美国这种做法，作家拉铁摩尔俏皮地称之为“还有我呢……”式的帝国主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得同其他列强同样强大了——或者比它们更强大了，它才走上领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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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我家搬到天津时，有三处租界已经没有了。俄租界是十月革命后新的苏维埃政府交还给中国的；德租界和奥匈租界是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后取消的。但另外五个外国租界依然神气十足地存在着。

我们最初住在意租界的“利玛窦路”（俗称“营盘小马路”，后改名为“光明道”）。利玛窦（1552—1610）是意大利人，明朝末年在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领袖。后来我们搬到了前德租界的“威廉街”附近。这条路在德租界取消后没有改用一个中国名字而是改名为“威尔逊街”，表面上似乎是尊崇那位宣布“民族自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实际上是使人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战胜国中的“老大”地位。但同时也会使人想起这位总统同意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这个古老的省份曾是孔子的故乡）的权利不是交还给中国而是转给日本，从而引起中国人民的失望和愤怒。

最后我们在英租界的“巴克斯道” 住了下来。我们家离开英租界工部局所在的“戈登堂”不远。这是一座仿哥特式建筑，有塔楼，是为吹捧英国军官戈登而命名的。戈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参与焚掠北京圆明园，后来又帮助清王朝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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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津居住和生活从1920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这一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它起初包围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最后把敌对国家在租界的权益和财产全部吞没。

虽然在租界这个“密闭器”中看起来一切安静得近乎麻木状态，但那些年里四周的环境不论远近都十分动荡。

在中国，20年代初期军阀混战；1925—1927年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军事大革命；1927年的反革命逆流导致国共十年内战和1934—1935年红军长征这一历史的里程碑。其间，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促使中国抗日运动的兴起，发展成1937年开始的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在外部世界，1929年，随着一直景气的美国股市的垮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开始了。有好几年，几乎只有苏联的工业明显增长。欧洲的反动势力促使法西斯主义兴起。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力求摧毁共和国政权。在西班牙，欧洲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力量兵戎相见。

我这一代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记忆犹新，但我这一代人现尚健在的已经不是很多了，所以我在上面把一些主要事件综述一下。

在那些年里，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些事件的意蕴，并同我已有的传统影响相结合，确定了我成长和生活的道路。

在我22岁的时候，我不是从天津走出中国，而是走出了中国国内那个外国人的“密闭器”，进入中国的内心，进入中国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一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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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再来回叙在当时那个半殖民地的天津，我受教育和成长的一些情况。

我在五岁时开始接受用英语进行的学校教育，最初是在法租界内的“圣母得胜堂”（现名“望海楼天主堂”），实际上只是上幼稚园，因为那里的小学不收男生——也许认为女修道院里出现大一些的男孩子不大合适。

每天早上我们面向十字架，齐声高呼三次：“圣约瑟为我们祈祷！”谁要是调皮捣蛋，那些古板的修女们就会用她们手指上的金属“图章戒指”敲打他（她）的脑袋。虽然教学用的是英语，我们表现好而获得的金边微型奖状上却是用法文写的“Billet d’Honneur”（“荣誉证书” ）。为了法国的光荣，我们全校学生曾在1921年（或1922）集体到法租界的公园里去参加一个特殊的仪式。正在天津访问的、留着白色小胡子的霞飞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总司令），在这里为若安达克铜像揭幕，这位法国女英雄手持出鞘的宝剑，是胜利的象征。

在幼稚园里，我第一次感到宗教上的反犹主义的气息。一个希腊籍的小同学对我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被犹太人钉在那里的。他说这话并无对我的明显恶意。我碰到有疑惑时总是去问父亲，父亲对我解释道：“这样的事情是罗马统治者干的，不是犹太人民。耶稣是犹太人，耶和华，他被处死是因为对罗马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发出挑战。十字架上所刻的四个字母 INRI是拉丁词缩写，意思是‘拿撒勒的耶稣 ——犹太人之王’，这种嘲讽的话不可能是犹太人刻上去的。”

福音书上说，犹太传教士怂恿罗马人这样做。有可能。绝大多数高级传教士，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都是在外国的或本国的领主面前俯首帖耳的。这是我们家不信宗教的理由之一。

我们不参加犹太教徒集会，在“赎罪日”（犹太历7月10日）不禁食，不遵循犹太人的食规，不在“逾越节”按规定食谱进食。我到13岁时也未举行一种称为“bar mitzvah”的男性犹太教徒成年仪式（在仪式上诵读希伯来文《圣经》，表示从此担负起成年人的道义责任）。

但我们这个无神论的犹太人家庭，在世俗事务上却完全是犹太式的。父母亲用依地语谈话，他们喜欢这种语言。我幼小时所听到的催眠曲也是用依地语唱的。我从很小时候起就听说“逾越节”的故事，认为摩西是使犹太人走出埃及脱离奴役的勇敢的解放者，而不是把他作为宗教上的先知。不论信还是不信上帝，我们不崇拜“金犊” 。在“普林节”（一译“普洱节”），我们吃一种称为“哈曼塔希”（hamantash）的饼，这种饼用罂粟籽做馅，以庆祝古波斯大臣哈曼被处死——据《圣经·旧约全书·以斯帖记》的记载，这个哈曼阴谋把国内的犹太人全部消灭。在古代，我们犹太人对压迫我们的侵入者总要进行反抗。在每年的“献殿节”（或作“光明节”），我都要听人讲述在公元前二世纪时犹太人马卡比家族反抗叙利亚暴君安条克·埃毕方斯的令人激动的故事。我还听说过巴勒斯坦犹太人领袖巴尔·库克巴于公元一世纪时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爱国斗争的故事。我也听说，当我们上古的王者悖德败行时，我们的先知们就无情地予以斥责（但应该说明，在他们的话里很难发现对本地其他非犹太居民的同情心）。在中世纪，十字军杀害我们，宗教法庭把我们活活烧死。帝俄时代的大清洗对我们进行烧杀掳掠。到了近代，反犹分子在法国以叛国罪诬陷德雷福斯 ；在俄国以莫须有的所谓“血罪”诬陷门德尔·贝利斯 。纳粹的超级恐怖行为——反犹太屠杀还是以后的事。

我们家里对于“我们是犹太人”这一点从不否认或讳言或含糊其辞。我从未改动我的英文名字“Israel” （伊斯雷尔），把它改成Isidore或Irving等等。我的姓Epstein（爱泼斯坦）也没有改动使之英语化，变成Stone或Epworth。同时，父母从未教我对非犹太人抱持任何偏见，而是告诉我，在非犹太人中有许多人不但反对对本国人民的压迫和歧视，而且反对对我们犹太人的压迫和歧视。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唤起全国人民来保卫德雷福斯；在俄国，托尔斯泰、柯罗连柯 、高尔基和列宁都谴责帝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排犹主义。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和革命派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非正义的行为。我们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同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反动势力一边。这些思想都是我父母一点一滴灌输给我的。他们教导我，作为一个犹太人应该怎样做——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而是要与人平等相待；既不以正统自居，也不主张同化于其他民族。有神论我们已经抛弃了；犹太复国主义不是我们的信仰。但我们对犹太人民怀着深情——从历史方面或从社会方面——并信仰。但我们对犹太人民怀着深情——从历史方面或从社会方面——并且把现代犹太社会主义传统看作是犹太人民所能达到的高峰。

我在十几岁时曾听父亲讲过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性批判。他的理想是：不论是哪个国家的犹太人都应同本国其他人民和谐相处并参加他们争取进步的斗争。如果在巴勒斯坦专门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认为将为犹太人招致危险，而不是使问题得到解决。我所记得的他的论点大致是这样的：

·巴勒斯坦已有土著居民。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殖民者国家的性质，这在我们这个20世纪里是不合时宜的，对犹太人和本地居民都是不可取的。

·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处于欧、亚、非三洲的交叉路口，几百年来引起十多个帝国为争夺这块土地不断发生战争并先后为不同的帝国所占领。它将继续为列强所争夺。

·在那里建立的一个犹太国家能保持独立和强大，但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个争霸的帝国的前哨阵地或充当其爪牙。

他用许多史实——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来说明他的这些论点。但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料到，这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

尽管如此，而且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是50年来的历史事实，他所预见到的复杂问题仍然存在。只有通过与巴勒斯坦人及阿拉伯世界共存和共同发展，解决这些问题，以色列才能平静地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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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父母没能教会我依地语，但母亲常唱的一些东欧犹太穷人的依地语民歌，我至今还记得。有一首歌《我送给他们一条羽绒被》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妇女送给一家富亲戚她能买得起的最好的结婚礼物，却仍然受到怠慢冷落，因而发出如泣如诉的歌声。歌末的合唱词中说：“贫穷不是好事，贫穷不是好事，但让我们不要为一脉相承的自己的躯体感到羞耻。”

在政治上，我知道犹太劳动同盟的依地语盟歌《贫穷劳苦的兄弟姊妹们……》，它最后的反复句大意是：工人的红旗，用他们的鲜血浸染，悲愤地挥舞着，号召我们去战斗！

犹太人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被看作是所有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我所学过的革命歌曲也是多民族的，其中有一首是用俄语唱的1905年革命进行曲：

我们要同旧世界一刀两断，

从我们脚上扫清它的尘垢，

一切涂金的偶像都对我们怀有敌意，

沙皇的宫殿多么可恨！

我们要同受苦受难的兄弟们站在一起，

我们要走向贫苦饥饿的人们，

使他们的咒骂指向作恶的人，

唤起他们同敌人战斗！

当然，我很早就听到过，后来学着唱过《国际歌》——最响亮的革命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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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以上所说的这些思想影响，在1922年七岁时转到“天津美国学堂”上学。我父母之所以选择这所规模很小、由社区居民主办的学校，大概因为他们认为在天津外国人办的学校中，它最民主、最少殖民主义气息和狭隘的地方观念。在我这个孩子眼里，这里有许多新东西。学校里挂着华盛顿和林肯的像。我父母向我介绍说，一位是使美国人获得独立的领导人，另一位取消了奴隶制度，他们都是革命者。在我父母的价值天平上，这是最高的评价。但在教室墙上装饰的美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如“鹅妈妈”“兔兄弟”），那时我看不懂，我父母也看不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天平上，英国和其他老牌国家在华的影响已逐步为美国所取代。这一点也反映在天津的外国人社区内，儿童也不例外。

像我这样的少年儿童，还从未到过美国，有的也许永远不会去美国，但我们已在经历远距离的“美国化”过程，“化”的程度仅次于已在美国的移民。美国货如潮而至，其品牌声名大著。有些家庭虽然以前同美国毫无来往，也学着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的一贯做法，向“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订购货物，这个公司是当时从太平洋彼岸进货的主要邮购供应商。

美国影片这时已在本地影院中处于主流地位，它们把美国的价值观和形象灌输给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并且才开始学习英语。戴维·格里菲思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宣扬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美化三K党。卓别林和杰基·库根的《寻子遇仙记》散布了欢笑和温情。当我看到卓别林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躺在街上读纽约出版的依地文日报《前进》（我们家订阅这种报纸）时，内心激动不已（有人因此说卓别林是犹太人，其实不是）。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和巴斯特·基顿让我们笑得肚子疼。看鲁道夫·瓦伦蒂诺主演的影片时，我们这些小男孩一见那些煽情的爱情场面就嘘他，姑娘和妇女们却很开心（瓦伦蒂诺在20世纪20年代被崇拜为“伟大情人”）。朗·钱尼的《歌剧院的幽灵》是恐怖影片的先导，我们看得毛发直竖。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基什姐妹、格洛里亚·斯旺森、波拉·内格里的名字和面孔我们都很熟悉 。那些惊险故事系列片每一集总是在危急关头或出现一线生机时结束，这样就可以使孩子们非看下一集不可。我们常去的影院有恩派亚、巴埃奥格拉菲等等。那里的日场票价只要一毛钱。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来源的影片，如法国影片《马西斯特》，它是同英语片《人猿泰山》 同时映出的；还有从德国来的莱辛的影片《智者纳旦》 ，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影片（伊万·莫斯佐金主演）。苏联影片是后来才来的。这些影片都是无声的黑白片。

过了几年，有声电影来了，引起了轰动，如乔尔森的《爵士乐歌星》 。彩色片的出现则更晚一些。

好莱坞的许多影片不是平庸就是迎合低级趣味或者简直就是“文化垃圾”，但它也确实曾给天津银幕一些有思想、有启发作用的片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影片：《西线无战事》《小人物》《光荣的代价》《军士格里萨的案件》以及《百老汇旋律》和它的插曲《记住我那被遗忘的人》《兄弟你能不能省下一毛钱》。这些都是有深度的作品，反映了时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进行反思。

我们看到的苏联优秀电影有：《生活的道路》——讲述革命胜利后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的收容教养；《夏伯阳》——关于俄罗斯内战时期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游击英雄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复杂经历；艾森斯坦的历史性巨制《“波特金”号战舰》，这部电影所叙述的俄国1905年革命发生地同我的家史有关，所以使我的印象加倍深刻。在档次较低的苏联影片中有一部给我思想上冲击较大，片名为《寻觅幸福的人们》，叙述犹太人在新建的比鲁比詹苏维埃自治区的情况——这一实验看起来似乎是成功的，其实不然。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看过的外国影片如此之多，却想不起来曾经看过——哪怕只有一部——中国影片。中国电影院里外国影片充斥，但在供外国人娱乐的电影院里从不放中国影片。

在美国影片中，在后来那部制作态度相当严肃的《大地》之前（此片根据赛珍珠 同名小说改编，由保罗·茂尼 和路易斯·雷娜联合主演），中国人都被描绘成邪恶的（如“傅满洲大夫”）或是可笑的。有一个可称是“半”正面人物——大侦探“陈查理”，却是由一个西方人华纳·奥兰扮演的。华裔美国女演员安娜·梅·黄（黄耐霜）虽然既不邪恶也不可笑，但她只能演一些二等角色，并且场景是西方的。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我仍然能够一下子就想起在我十岁以前看过的那么多电影的名字和场面，可见这种传播媒介的威力。

那时，看电影是相当便宜的，特别是儿童票，虽然影院的开销里边还要包括对院内乐师的演奏报酬。我几乎总是在周末去看中午或下午的廉价场。除了满足思想上的需求，影片还总使我感到欲罢不能——下一集会怎么样？那时演的还都是无声片，观众听不到剧中人物的对白，所以也不要求院内安静。我们看到银幕上出现英雄时就欢呼，出现坏人时就斥骂，出现谈情说爱的无聊场面——在我们孩子眼里是如此——就嘲笑，也没人来干涉。我们不但觉得银幕上那些滑稽动作很好玩，自己也干一些恶作剧来寻开心。我们这些男孩子常常从二楼票价便宜的座位上，把纸折的小飞机或飞镖（头上粘了嚼过的口香糖）向楼下观众的秃头上投去。

在八岁时，有一次我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因为满脑子想的都是银幕上将要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有点神思恍惚，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倒，左边大腿股骨断成三截。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意外事故改变了我的一生。在卧床的几个月中，我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最后成为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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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在电影业中的霸主地位相对照，文化领域的其他“进口货”仍然要数欧洲的水准最高。剧院经理A.斯特鲁克邀请许多世界闻名的音乐家到天津和其他中国城市的外国租界来演出，其中有小提琴家海菲茨、克莱斯勒、埃尔曼和津巴利斯特，钢琴家莫伊塞维奇 和利奥·西罗塔，歌唱家阿米莉达·加利·柯希（女高音）、夏里亚宾 （著名俄国男低音）等。俄语社区的人对夏里亚宾非常崇拜，即使音乐会的票价对他们来说十分昂贵，也要成群结队地去听他演唱。对犹太人来说，如果来演出的艺术大师也是犹太人（这样的情况很多），那么去出席他（她）的演唱会就几乎像参加一种典礼、一种可以提高自己身价的活动。

关于夏里亚宾，我还记得他的魁梧身材、萧萧白发和戏剧性的动作，虽然他的嗓音已不如年轻的时候，但他所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和《跳蚤之歌》依然震撼人心。我当时还听到过关于他和著名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一段轶事。这两个农村青年曾一同在旧俄罗斯各地流浪，他们身无分文，真的当过“伏尔加船夫”，在这条大河上给逆流而上的船只背纤，累得筋疲力尽。在一处市镇上，他们有机会得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一位当地传教士正为他的教堂唱诗班招募歌手。但在试听发声后，传教士只录取了高尔基，却不要后来成为全球声乐大师之一的夏里亚宾。这两个青年朋友不愿分离，于是继续流浪。

在天津的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包括钢琴、小提琴、舞蹈），俄国教师可以说是包揽了全局。“天津公学”英国女生佩吉·胡卡姆师从俄国老师沃伊腾柯夫人学习芭蕾舞，后来以“芳廷” 的艺名享誉全球。

我自己从8岁到14岁（或15）学过钢琴，老师霍拉奇金娜夫人曾就学于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钢琴家莱谢蒂茨基 。有三四次，她让我在年度学生汇报演出中登台，主要是演奏肖邦的序曲，我很喜欢这些曲子，她也认为我在演奏这些序曲时表现出了一些音乐家的天赋和技巧。但我的其他兴趣和经历使我长久地远离音乐，现在我完全不会弹了——但我仍然保留着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

租界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子哥儿”在文化知识方面远远不如我们这些来自东欧的穷光蛋们。他们最典型的兴趣所在，除了做生意和社交之外就是体育运动。我有一个美国同学老是对我讲美国的棒球联赛，虽然我向来同棒球不沾边，很快也会随口说出一些棒球明星和明星队的名字，如鲁思、科布、马修森、霍恩斯比 和一些著名的球队如“道奇队”“扬基队”“圣路易斯红鸟队”（红鸟队有一年获世界联赛冠军，使我大感兴趣，因为我有表兄妹住在圣路易斯）等。但当我对那位美国同学谈起“作曲家”时，他却问我：“那是什么？”我解释说，“写乐曲的人，像莫扎特、贝多芬、肖邦都是。”最后他老实承认：“这些名字从来没听说过。你是说像保罗·怀特曼这样的人吗？”这一次轮到我问他“那是谁”了。

尽管我的大多数同学和朋友对音乐都这样无知，却也有非常突出的特例，那就是我在“美国学堂”三年级的同班同学和朋友约翰·赫赛。他在天津出生，父亲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了解他所喜爱的作曲家，跟当地一位俄国老师学小提琴，一心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奏家。虽然后来他转而爱好文学并且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小说家，他对音乐的热爱却始终如一。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安东尼亚塔》所描写的就是伟大的小提琴制作家斯特拉迪瓦里 为达到他的艺术巅峰——一把真正完美无缺的小提琴——所投入的热情。

很奇怪的是，赫赛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向同我在疗养腿伤期间的兴趣转向联系了起来。

他在半个世纪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他在我养伤期间到床边来陪伴我的情形。他说，虽然我的身材“很小”，看起来却“精神焕发”，“一个高高的前额”仿佛是“一座奇妙的思想堡垒”。对于这样一种高度颂扬和夸大其辞的评价，我自己从未想到过。但我既然给了他这样一种形象，那就无怪他把我病床上的牵引架描绘成“一架神奇机器”。在这架机器里，我的伤腿“打着石膏……挂在一根精巧地连着滑轮和重锤的绳子上”——看到这些，使他“真希望自己变成艾培”。他接着写道：“过了几天，我的妒忌心达到几乎无法抑制的地步，因为我从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星报》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标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编写两卷本世界历史》。我下决心也要把腿撞断，以便成为一个作家。”（写世界史的事是我想入非非地告诉这家小报专写社会花絮的记者的。）为了赶上我，赫赛打算写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传记。当然，我们两个人的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

但赫赛确实成了一位作家，并且是一位具有如此优秀品质的作家，如果我有助于促进他的转变，我会为之高兴。他的《广岛原子浩劫记》是一部世界性的新闻报道和反核斗争的经典作品。他的《大墙》所描写的是在华沙犹太人集中区的抵抗运动，对纳粹暴行进行了凌厉的控诉，对犹太人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的英勇抗争表示了崇高敬意。

赫赛的这种态度也许是由于他幼小时所得的一种印象。他曾这样记述道：“有一天，我和艾培在院子里玩跷跷板，他告诉我关于犹太人的一些事情。我有许多《旧约全书》，都是教会的‘主日学校’里分发给我的，但第一次使我心里出现这一被剥夺的流浪种族的活生生的形象的则是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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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讲俄语，也贪婪地大读俄文作品。虽然我没有受过正规的俄语教学，但我母亲教会了我，此后我也一直没有丢掉过。我很早就下定决心，凡是俄国人的作品，只要我能找到原著就决不读译文。我坚持这个原则，从儿童读物开始，然后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先是短篇《高加索的囚徒》、《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最后是《战争与和平》（我养成一个习惯，每隔五年就读一遍这部作品，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克莱采奏鸣曲》。后来我继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 等人的作品。再后来是列宁、斯大林和许多苏维埃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俄文出版物。绝大多数俄文书都是从天津犹太人俱乐部（KUNST）的很好的图书馆里借来的，这个俱乐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长期由我父亲担任。

我阅读的英文书，属于自己的很少，大多是从图书馆借阅的。在“美国学堂”的图书馆里，我经常埋头阅读附有大量插图的20卷《知识全书》，这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儿童百科全书，还有当时美国出版的青少年杂志《圣尼古拉斯》和《青年之友》。在学校图书馆里，我第一次为一些美国作家所吸引，其中有华盛顿·欧文、爱德加·爱伦·坡、费尼莫尔·库珀和马克·吐温，我也——很不幸地——为赞恩·格雷 的作品迷住，他写了许多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把这些种族灭绝的暴行写成英雄的行为。有一次，老师要求把格雷的作品从书架上搬下来，一些男同学表示抗议，我也参加了。后来我才懂得，我们错了，那位老师是对的。

夏天，我们到北戴河去避暑，那里也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传教士们办的，但其中的儿童读物却是G. A. 亨戴之类所写的一些非基督教义的（更准确一点说，是宣扬帝国主义——基督教义的）冒险故事，这些作者的殖民者心态不亚于格雷。另一个是北京市立图书馆的假期阅览室，它同前面说的那个图书馆形成了对比，是很不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去那里借阅的时候更多。我借了不少大部头著作，消磨空闲时间，其中有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的《美国文明史》，威尔·杜兰特的《哲学史》，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厄普顿·辛克莱和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英译本），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莱昂·福伊希特凡格、雅各布·瓦塞尔曼等人的作品（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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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读书和学习的范畴中没有中国的作品，这在半殖民地时代的在华外国人中是很典型的事。我从美国各州的地形上，一眼就能说出这个州的州名，也能顺序或倒序背出美国历任总统的名字，却说不全中国的朝代和省名。

但中国的现实开始冲击我，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亲眼目睹的事实。

在我十岁之前，中国连年内战和饥馑，我看到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有的流着眼泪讨一口饭吃，有的出卖亲生孩子，因为给人家当奴婢总比活活饿死强。一个寒冬的早晨，我在上学的路上，在一家门洞里看到一个同我差不多年纪（12岁）的孩子的尸体，他蜷缩着，已经冻僵。他想在这门洞里躲避刺骨的冬夜寒风，但躲不过去。

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生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下发动的大革命。根据孙中山同苏俄达成的协议，在苏俄顾问和武器的支援下，革命军从它的基地广州出发北伐。当时提出的口号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耕者有其田、改善劳工地位等，因此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我们一家认为这次革命是正义的、必要的——在天津的外国人家庭中持这样观点的极为罕见。还有一层，在我父亲看来，孙中山本人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我父亲一直强调他自己的理想是具普遍性的，很早他就告诉我，世界上有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中国人，在现代是孙中山，在古代是宋朝11世纪时主张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王安石。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我父亲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黑暗的、血腥的叛变行为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卡芬雅克将军 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指挥官，但当支持他的工人们起来要求社会和公民权利时他就下令屠杀他们。加利费将军 也是以在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的，他不分青红皂白，对男女老幼进行无情杀害。更近一些，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原来也是社会党人，他用行刺、毒打、灌蓖麻子油等残暴手段来对付他以前的同志。但父亲教导我说，从长期来看，残酷镇压阻挡不了历史的进步。他从不对我长篇大论地说教，他的话总是很简洁，但紧密联系历史和现实，我可以按照他那些少而精的话语自己去读书和了解。

这样，在我年幼的心灵中，中国的和世界的事态一点一点地相互联系起来。我在学习选择自己的立场，并且使自己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保持自信。

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年，也是美国处死左派意大利移民、工人萨柯和万泽蒂的一年。这个案件 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因为对他们的犯罪指控并没有证据，是反共者歇斯底里把他们送上了电椅。远在天津的我把他们的照片贴在我的日记本上以示悼念，并用我自己稚嫩的文笔写下了抗议辞。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我在“美国学堂”念六年级或七年级时，有一天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说，缩写词IWW的原意是“I（我）Won’t（不愿） Work（工作）”，我大为气愤，因为我知道这个词是美国西部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劳工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缩写，这个工会的会员都是英勇可敬的（在英语里称他们为“wobblies”）。我的这一理解来自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体格魁梧、说话滔滔不绝的萨姆·布利伟斯，他曾经是这个工会的会员，并把工会发的一本《小小红色歌曲集》送给了我（当时在中国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本）。萨姆是俄国犹太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在美国各地从事体力劳动，有一段时间在威斯康辛州希博伊根铁路枢纽站上充当机车司炉工。在移民到美国之前，他是俄国“犹太劳动同盟”会员，到美国后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并参加过1919年西雅图大罢工。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乔·希尔 的名字。乔·希尔是一位工会组织者和一些优秀歌曲的曲作者，在美国犹他州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他还提到另一位工会组织者弗兰克·利特尔，在华盛顿州森特雷利亚被一伙暴徒阉割并私刑拷打。还有另外一些在美国劳资斗争中不屈不挠的牺牲者。所有这些人决不是像那位老师所说的“我不愿工作”的人，而是为了工人的权利而奋斗的劳动者和战士。

萨姆特别喜欢乔·希尔创作的民歌《传教士和奴隶》 。大意是：“长头发的传教士每晚起来（告诉劳工们）干活和祈祷，饿了就吃草，天上有馅饼，死后可吃到。”歌曲最后有力地唱出了最强音：“这是谎言！”这首歌加强了我的无神论思想——萨姆的那种无神论思想，是从生活的血泪中产生的，而不像我父亲，他的那种无神论思想来自知识。

萨姆小时候住在乌克兰一个犹太人的小村子里。有一次他推小妹妹荡秋千，小妹妹不慎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他不禁对上帝狂嚎：“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本村的希伯来语宗教学校中，他又被犹太圣经教师责打，因为他老在动，不老老实实坐在木板凳上。他在时隔50年后对我讲到这件事时还感到气愤：“我怎么能不动呢？！那个教师的老婆养的鸡到处乱走，啄我光脚趾上的疮疤！”他当时想，为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知道这种情况，不让这个苛刻的教师发一点慈悲？起初，萨姆每一想到他在怀疑上帝，就感到内疚。直到十多岁，他接触到革命思想后，才明白过来。他说：“没有任何宗教，事情就变得清楚多了。”

在苏联时期，有一个俄国青年也对我具体地描述过类似的自我觉醒过程。他说，当他还是一个农村孩子时，每逢听到打雷，心里就怕得要命，总要跪下来画十字，祈求上帝不要为了他犯的某种罪孽把他劈死。革命干部教导他，打雷闪电都是自然现象，不是什么天神发怒示警，这样才使他解除了精神上的负担。

究竟是命运中的什么奇迹最后使萨姆作为一个皮货收购商来到天津，并且经常来往于美国和天津之间，我一直不知道。我也不记得在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论生活和思想时他曾谈到过他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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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萨姆作这些谈话的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西方列强正纷纷派兵来华，其中有在天津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列强派兵的总的目的是想阻挡1925—1927年反对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中国大革命。

关于这次大革命，我除了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外，还亲眼见到过这样一幕：在天津以前的德租界里，军阀政权那些穿着黑制服的警察失魂落魄地把枪支扔在营房外面的地上，因为当时响应革命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正在他们后面紧追。

在全国范围内，大革命在看似即将胜利之际，形势却突然逆转。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向左派力量开刀，大规模杀害共产党人和工农联盟的成员。

集结起来准备阻止革命浪潮席卷华北的外国军队没有施展他们的拳脚，因为他们的任务已经由中国自己的反动派代他们完成了。

有趣的是，在准备进行干涉的美军部队中，甚至于有几位高级军官也对派遣他们来支持腐朽的中国军阀感到不安。驻津陆战队司令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是一位老式的平民党 人，他对于多次奉派到国外去制止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已深感厌烦。十年之前，在俄国1917年革命后被派到西伯利亚去的美国干涉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本来应该反对“赤党”支持“白党”，但结果他对“赤党”的印象反而比“白党”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巴特勒将军晚十年，史迪威将军发现蒋介石更热衷于囤积军火以便将来进行反共内战，而不是去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作战——共产党却在对日军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战斗。

在这些美军指挥官的心中，美国自己的革命传统还留着一丝火星。但是，最后的决策权不在他们手中。直到退休之后，这三位将军才对当年要求他们达成的目标公开发表或留下他们的批评意见。

上面提到的巴特勒将军以尖刻的语气总结了他自己的军旅生涯：

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我国最机动灵活的军事力量——服现役共计三十三年零四个月，从少尉一直干到少将。我是为大企业、为华尔街效劳的打手——简言之，我是为资本主义进行敲诈勒索的歹徒……

1914年我竭力使墨西哥成为美国石油利益集团的安全地区。我竭力使海地和古巴成为花旗银行那些家伙搜刮钱财的好去处。我还竭力在1910—1912年的美国“布朗兄弟国际银行”把尼加拉瓜清洗一番。我在1916年又为了美国糖业巨子的利益使多米尼加共和国重见天日。 1927年，我力求做到使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扩张顺利进行。

在那些年里，如同那些在幕后的大亨们所说，我是一个得力干

将。我被授予荣誉、勋章和更高的官阶。回顾过去，我觉得我也许能给（大流氓头子）艾尔·卡彭一点教益。他最多只能在一个城市的三个区内敲诈勒索，而我们海军陆战队却是在三大洲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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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就是在外国势力统治下天津的状况。这同今天相比是何等的不一样。今天，在中国的外国儿童中，有不少人进了中国学校。不同国籍的孩子们最常用来相互沟通的共同语言是汉语。这是中国从不平等迈入平等这一伟大变革的标志之一。

尽管我在年轻时没有人教我中文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半殖民地环境的多种影响，但我父母的社会主义传统对这些影响起了抵制的作用，对我的世界观起了引导的作用，使我没有为这些影响所淹没。

同时，我同中国的现实日益接近。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我还在上小学。后来，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使我受到震撼，这时我已16岁并已开始工作。

这些事情在下一章关于我早期新闻工作的经历中再继续讲述。

（沈苏儒 译） YlBQ6dXp9C2hfEk+vcUR7U/NZKE03F/JFzXQwgEryIdHLcmjgfUmp9wgqafq1Z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