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说一下邱茉莉 的家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有的是她在不同的时期讲给我听的，有的是在命运把我们永远结合在一起之前，我所知道的。

她的父亲休·费尔法克斯-乔姆利（1864—1940）是英国约克郡勃兰斯比村的乡绅，继承了几处农庄，但后来大部分都卖掉了。就英国的乡绅阶层而言，这个家庭是不典型的。因为他的祖上信奉罗马天主教，所以300年来这个家庭的成员与仕途和军职无缘，而正是这两者使这个阶级在社会上成为英国保守势力的柱石。

到了休·乔姆利手上，虽然他本人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其他家庭成员仍继续信奉天主教），但并没有使他同当时流行的社会习俗更加合拍，倒是离得更远。从大学时起，他就倾向于激进思想，具体表现在他那条鲜亮的红领带上，正派人见了都会摇头。家族中有这样一个传闻：他的一位脾气古板的姑妈命令她家的门房，如果她的侄子戴了这样的红领带，就不准他从大门进来，让他跳篱笆，从后院进来。她是很愿意见到这个浪荡公子的，但又不想惹来邻居们的议论。

这个青年自己则从志愿到“托因比大厦”慈善机构为伦敦的穷人服务开始，向社会主义思想靠拢。他对威廉·莫里斯渐生敬慕之心，并且常常参加萧伯纳这样的人物所组合的社交圈子。

在主持家政方面，他也不按老一套规矩办事。直到快40岁时他才同他家一个园丁的女儿艾丽斯·莫弗雷（1885—1963）结婚。她就是邱茉莉的母亲。为了使她能够担当这个家庭女主人的角色，从她12岁起他就让她受教育并指导她的学习——如同“皮格马利翁” 的故事那样。举行婚礼之前，他把她全家从农村送到伦敦的汉普斯特德（当时还是郊区），并在那里给他们置了一所房子。由此可见，他也仍然不能彻底摆脱老规矩的束缚。

作为一位乡绅，他是家长式的改良主义者。他在村里搞了一套小型的自来水设备并设了一部公用电话（附近的地主们为此大为恼怒，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佃农们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为了开阔佃农们的眼界，他建了一座红砖小会堂，取名“乔姆利馆”，每个星期日下午让佃农们到这里聚会，听他念《曼彻斯特卫报》——自由主义者的喉舌。邱茉莉回忆道，这件事情可不像自来水那样受到佃农们的欢迎，因为他们星期日上午要上教堂，下午就想干点别的事情。但对她父亲来说，他这样安排正是为了要使这些《卫报》社论对上午刚听到的牧师们正经的布道起一种消毒的作用。他虽然仍然遵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但不虔诚。

宣布脱离天主教后，休·乔姆利自己去参加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礼拜——这是时兴的事。但他不喜欢本地的教区牧师，所以对勃兰斯比村的教堂实行抵制。每个星期天他都要乘坐他的二轮轻便马车，“铃儿响叮当”地驶过本村的教堂去邻村的教堂。

这位英国“怪人”——他既是托尔斯泰型的，又是叛逆型的——很有艺术天赋。他是个很好的男中音，能唱许多英国和意大利民歌，常常抱着吉他自弹自唱。音乐是他留给女儿们的遗产的一部分。邱茉莉学会了大提琴，她最小的妹妹罗莎蒙德会拉小提琴——她们常常参加四重奏演出，水平相当高。

邱茉莉一直记得从绿色的、农业的英国传下来的许多古曲老歌，在我们婚后她曾教给我一些。在重庆，我们又碰到了另一位老歌迷，他常带着他自己的吉他到我们住处来一起唱歌。他就是李约瑟教授，“二战”时任英国驻华科学代表团团长，他后来所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碑式的学术巨著。

另一件事邱茉莉要感谢她父亲的是他决心使子女们——不光是儿子，女儿也一样——受到良好教育，使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并对此十分关心。当时，社会地位较好的年轻女子，上了几年学之后，大多就准备出嫁了。但他要她们准备自食其力——后来确实也是如此，因为家里的田产大部分卖掉了，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钱财。

邱茉莉小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后来她到海峡区的北福芝德私立女子中学念书，以后又到雷丁农业学院学习饲养奶牛。她的小妹妹罗莎蒙德则在伦敦大学接受培训，成为医院膳食营养师。

关于邱茉莉的幼年和少女时期，我只有一点零碎的文字资料。

大约在七岁时，她写了一封给圣诞老人的信（没有日期），这封信不知怎么一直留了下来。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圣诞老人：

请你给我一辆自行车；一个大的洋娃娃，穿长衣服的，我会照顾她；还有一本童话故事书，随便什么都行；我还想要一盒纸牌、一盒颜料和一个球，我要玩。

很爱你的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如果你看不清地址，那是：22MontpelierCrescent，Brighton．这地方不在勃兰斯比村。

Brighton（布兰顿）是她家曾住过一段时间的地方，邱茉莉要圣诞老人把礼物送到那里。勃兰斯比村在约克郡，是她祖辈世居之地。她在这样小的时候说话就那样明确具体，这个特点她一直保持着。

下面两封信是在她去世后她的中学女同学写的，内容都是回忆往事。

有一位老同学这样写道：

我一见她就喜欢她。我知道她不寻常……她常有一种使人向善的感染力……同她在一起时，我就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或者是想要使自己变得更好……别问我为什么……有时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对方是怎样一个人……能认识她我觉得非常幸福——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人。她是这样充满人情，却又是这样纯真。

另外一封信的作者回忆了邱茉莉爱玩又爱反抗的性格。她写道：

我们（三个同学加上邱茉莉）被称为“四剑客”，因为我们都反对统治势力……我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学校，使那些“老婆婆”式的女孩子感到骇异，她们大多在最后一学期结束时哭哭啼啼，而我们却开怀大笑，还私下里开“派对”。

我们称呼邱茉莉“花儿”，因为她一感冒，鼻子就红。她常对我们说，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们说，农民家厨房里总是挂满火腿的，她真的搞来一只火腿，挂在钩子上，跟大家开玩笑——她有很强的幽默感。虽然我这么多年没见她了，我肯定她始终保持着这种幽默感。

她的猜想是对的，邱茉莉确实始终保持着这种幽默感。

邱茉莉25岁时，她经营的农场因大萧条而失败，就去伦敦找工作。她父亲在这时给她写过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感到她父亲在她进入劳动者行列后仍然对她有影响，并且仍然想把他的价值观传授给她。他在信中对于当时英国保守派报业巨子比弗布鲁克勋爵和罗瑟米尔勋爵这样挖苦道：

他们在政治上都是坏家伙。我想罗瑟米尔是更大的坏蛋，但我不敢肯定。他们中的一个想得到鲍德温首相的关照，升为贵族，并为他的儿子在内阁中安排一个位置，被拒绝后就怀恨在心，大骂鲍德温。

另外一封信讲的是个人方面的事情。他建议邱茉莉努力成为作家，但她表示不想接受这个建议，他也就同意了。这封信的措词反映出父女两人的个性。他在信上说：

你认为除非你有什么话要说，否则你就写不出东西。所有其他的写作都是毫无价值的，即使掌握了“说空话”的艺术……正因为这样，所以你应该多读书、培养自己对世界性问题的见解并且使自己对重要事物及人性产生兴趣……

就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而言，他们的地位越高，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就越广泛……你会发现，像雪莱、拜伦这样的诗人，他们深深地、严肃地关心改良运动，甚至还关心当时的政治。即使像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画家也有不容置疑的对知识性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兴趣。不论别人，就说威廉·布莱克这位神秘的理想主义者，也十分熟悉政治和社会问题。你不可能想出什么有价值的主意，除非你用心去深入地——不是浮泛地——研究问题。但一旦你这么做，主意就会迅速地出现……那时你如有表达的能力，要写就很容易了。

他提到的作为模范的作家都是进步人士，就雪莱和布莱克而言，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派。布莱克有以下的传世名句：

我决不停止我的思想斗争，

也不会让宝剑在我手中沉睡，

直到我们建设起耶路撒冷，

在英格兰绿色的、欢愉的土地上。

布莱克是邱茉莉一生中最喜爱的诗人。这位18世纪的伟大理想家的诗作和刻画艺术都非常有力量，只要有新的版本出版，她总会去买来，我们两人一起阅读。

在兄弟姐妹中，邱茉莉同她父亲是最亲近的，谈话最多，吸收他的思想最多，在实践中则比她父亲走得更远。她童年时同佃农们结下的友谊一直维持到老年。她对合作社的兴趣也来自她父亲。早在1894年，即邱茉莉出生之前十年，她父亲就在本村创办了一所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车辆及其他设施，以帮助他们把奶牛场的产品远销出去（这所合作社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存在）。邱茉莉在中国抗战时期也参与了“工合”运动。

在政治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们父女对英国统治制度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们一起阅读由克劳德·科伯恩主编的《周报》。这是一张激进派的“时事通讯”报（一种小型的、仅在有限范围内流通的小报），常以事实为根据，揭露上层社会中反动的、亲法西斯倾向。但到30年代末期，年逾七旬的父亲认为内维尔·张伯伦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有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缔造和平”，女儿邱茉莉却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尽管她对“老爸乔姆利”的爱从未减退。

总的说来，邱茉莉的成长同我一样，也是受到同一时代世界潮流的推动，虽然从地理上或社会地位上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很不同的。1929年后波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毁掉了她在约克郡所经营的奶牛场。她在伦敦学习文秘专业，但仍找不到长期稳定的工作。出于对日益增加的英国失业大军的同情，她参加过几次他们的抗议示威游行。因为在英国，妇女的就业机会比男人更少，男女同工不同酬。她曾想移居美国或者苏联，那里对妇女的歧视较少。

1935年，她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到许多国家旅行的机会。这个机会来自她的家庭同上层社会的关系，但却使她更加坚定地左倾，最后使她来到中国，来到我身边。

她的父亲曾托他的一些有办法的朋友为她找份工作。有一个朋友正参加接待“太平洋关系学会”全球考察团。这个学会虽然在范围上是国际性的，实际上却是美国主办的。它的秘书长爱德华·C. 卡特为了改变一下它的形象，想找一个英国人来参加工作。他听说邱茉莉出身英国乡绅家庭，而且又是双姓（美国人往往很看重这一点，因为它表示门第高贵），觉得可能是适当人选。但他先要他的夫人艾丽丝·卡特见一见她。这位上了年纪的夫人看见邱茉莉身材高挑、容貌端正、没有娇气和架子、有教养而又坦率，觉得挺合适，就点头了。邱茉莉有点挖苦地告诉我说，这次重要的会见是卡特夫人在伦敦一家美容院里做头发的时候完成的。

但经济上碰到了一点困难。按照“学会”的规定，雇员本人要负担一部分旅费，但邱茉莉和她父亲都付不起。幸亏一位富有而热心的姑妈出手援助，她才算得到了这份工作。

她受雇后就陪同这个代表团继续它的全球旅行——到日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些国家都有附属于这个学会的团体。后来她成为这个学会设在纽约的“国际中心”的正式工作人员，具体职务是学报《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秘书，这个学报当时由著名的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主编。

这次意外的、足迹几及全球的远征扩大了她的视野。在印度，她看到了大英帝国华丽外表下本地居民的苦痛；在中国，她看到在外国和本国统治阶级压迫下，人民如牛马般地劳动。在日本，虽然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崛起，她遇到了谨慎而坚决地反对这一进程的人士，如学识渊博的康夫博士和来自贵族阶层的西园寺公一——后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二战”以后他住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在纽约以及在学会的国际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旅游胜地“优山美地”举行），她结识了为学会工作的两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冀朝鼎博士和陈翰笙博士。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不公开身份，因为在蒋介石统治下，中共党员不但不能出国，还随时有可能被杀害。

1937年，日本开始了企图征服中国的全面战争。在美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力量站在中国一边。邱茉莉成了妇女界抵制日货运动的积极分子。日货主要是丝，用于制造女用长筒丝袜（那时尼龙尚未出现）。日本对美出口丝的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油、废钢铁和其他军需品。

她还参与了“美国救济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以及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工作（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看来，西班牙和中国是同一斗争的两个前线）。

她在学会内部帮助成立工会。前面提到过的秘书长爱德华·卡特像许多雇主一样，原来是同情职工的，但一旦职工的行动侵犯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时就变了。他感到他那种家长式统治被触动了，由此认为邱茉莉——这位由他雇来的出身高贵的“英国小姐”——不知恩图报。

1939年，陈翰笙和他的夫人顾淑型（英文名字叫“苏西”）去香港，名义上是为“学会”做出版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帮助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争取援助。因为中共虽然与执政的国民党结成了战时统一战线，但它的部队不但得不到军用物资，甚至连医药用品也没有供应。

这时，邱茉莉同陈氏夫妇已成为最好的朋友。她取得了“学会”委任她的一项任务，到中国内地去研究传统的农业工具和耕作方法。这在战时是很难进行的，所以她到香港后并没有去内地而是在陈翰笙领导下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工作。“工合”运动是使日本占领区内的技术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转移到抗日地区。她还同陈翰笙合作创办了一份时事通讯报，报道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初名《内部参考》 ，后改名《远东公报》，主编者用了“伊迪丝·克伦威尔”的假名。

正是在香港，通过上面说到的一些共同参与的工作，我们相识了。最初我们只是因工作关系而认识的一般朋友。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脸色苍白、金发的英国妇女，比我高出一头，工作勤奋，不大爱说话，年纪大概三十多岁（我才二十多岁）。据她后来告诉我，她觉得我只是一个矮个子、有点害羞的年轻人，“眼睛长长的，老往上翻”（可能因为她比我高很多，所以我要往上看）。除了好奇之外，我们彼此心里都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同第一个妻子仍然保持着婚姻关系，她也有她自己的私生活。

我第一次对她动心是1941年在香港街头同她的一次邂逅。她满脸愁容，蓝色的眼睛深陷在黑眼圈中。她刚经历过一段热恋——据她后来告诉我，不但是她一生中欢乐的巅峰，并且看来已达到了彼此的理解——最终发现被人欺骗了，被粗暴地抛弃了。

我突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平时看来是非常能够自持的，现在却使人意外地感到她是如此的脆弱和伤心。但我当时仍没有想到或察觉到我们以后会结合在一起。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在此之前，我们在志愿为中国战时救济服务的工作中重逢。她的情绪显然已全恢复正常，在“中国平准基金会”找到了一份新的正式工作。这是由中、美、英三国联合组成的一个机构，任务是维持中国正在贬值的通货，使之免于崩溃。她到那里去工作是由于冀朝鼎的推荐。冀朝鼎同当时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同乡，他家的一个老朋友又同孔有关系，因此他成了这个“基金会”的中国代表之一。邱茉莉在她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使英国代表霍尔-帕奇大为恼怒，因为她不是站在英国代表一边，而是支持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曼纽尔·福克斯和所罗门·艾德勒——他俩都是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进步人士。

在18天的香港之战中，她不止一次到南华早报社来看我，我当时任该报副主编。每次她都需镇静、勇敢地从“山顶”高级住宅区——她从原住处搬到这里来同一位女友做伴——弯弯曲曲地一路下坡，这一带经常受到敌人的炮击。那时她参加了战时工作，帮助中国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出版一种名为《香港战时快报》的新闻传单。

我们在一起谈到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置“平准基金会”的文件。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员已匆匆乘飞机撤往重庆，冀朝鼎临行前给邱茉莉留了个条子，嘱咐她办这件事。我陪她到冀所住的“香港大酒店”房间里，把他来不及销毁的片纸只字都放进一个钢制废纸篓中烧掉。她还偷偷地告诉我，她和她那位住在“山顶”区的女友把一个马口铁箱子埋在花园肥料堆的下面。

我们还谈到如何使“中国工合”的档案不落入日本人手中——由她和同事们加以销毁。我还帮助“保卫中国同盟”同事柳无垢烧毁了一部分“保盟”的案卷。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讨论香港陷落——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之后，我们如何才能逃脱日本人对我们的报复，因为我们为中国的抗战效劳，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据我们了解，中共地下组织有一个帮助统战对象及积极分子撤退的应急计划。香港的自由主义报纸《大公报》的文学编辑杨刚是地下党员，她会告诉我们撤退的时间和地点。

日军攻占九龙半岛并进而在香港岛登陆这段混乱的日子里，我和邱茉莉失去了联系。她后来告诉我，她去当了一名志愿护士，工作地点是一所临时组建的军队医院，设在十分时髦的“香港大酒店”酒廊里。她按照医生的嘱咐，尽力去做。伤员越来越多，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地板上，有的奄奄一息，有的痛苦不堪。我能想象她在工作时的样子——强壮的身体、不倦地劳动、对伤员无比关爱，尽管如她懊丧地对我所说，她所受到过的医疗训练只限于兽医急救，那是在雷丁农业学院学习时以及在奶牛场实际工作时所学到的。

但这时她在外表上一点也没显示出那一年早些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她对危险的回应是行动而不是忧伤。

我们的撤退安排由于香港的过快沦陷成为了泡影。我们再次相见是在日本人所设的赤柱平民拘留营，赤柱（英文名字是Stanley）位于香港岛的最南端。

她是随同住在“山顶”区的英国人一道来的。她用讥讽的口吻告诉我，住在“山顶”这个特权地区的英国人都是官方或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他们最初曾请求日本当局允许就把他们拘留在他们所习惯的这个有名地区内，彼此以君子之礼相待。但经过几次谈判，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所以他们成了进入赤柱营的最后一批外国平民，剩给他们的住处是条件最差的——营里的人说他们活该。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同意他们乘卡车来，所以他们带来了“席梦思”床垫、装得鼓鼓囊囊的箱子、食物，还有准备在营里买卖的各色物品。这些东西在拘留营里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因为早一些进来的人都靠步行，只能带一点点随身的衣物。

邱茉莉本来不属于这批人之内，只是因为作为一位住在“山顶”的女友的客人同她做伴，就意外地跟着这批人一块儿来了。

我一眼就看见她和她的那位女友在一辆卡车上。我帮助她们卸运行李。我虽然个子小，但腰腿是硬朗的。

在营内，我们住在不同的区域，她在英国人区，我在美国人区（我在营里用假名，并说是美国传教士）。

为了逃避日本人因我们帮助中国而对我们进行报复并且希望尽快继续这一帮助中国的工作，我们共同的脱逃决心又使我们聚在一起了。初时是共同策划，后来，在经历了共同行动和共同脱险之后，我们成了夫妇。

这是以后要讲的事了。

（沈苏儒 译） xj8ozBJ/iTWscSoC7ySxRcAGsTtpjFCJuKAbHZVNqSsCvoIex+31GEKxZDfToh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