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系方面，我的家世大致是这样的：祖父戴维·爱泼斯坦据说原来是“犹太圣经教会”的一名神学生，但后来却成了立陶宛（当时由沙皇俄国统治）维尔纽斯火车站的一个运输代理商。他娶了哈耶-克雷那·贝弗，她的家庭从事于出版希伯来文祷告书和《犹太圣法经传》（它们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把这些书籍运往世界各地，使他扩大了自己的接触面和知识面，因为他必须用多种文字来写邮包上的地址和提货单。从各地的来信中，他也了解了一些海外的事情。因此，虽然他的经济收入从未超过中下水准，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了一个犹太居民区教会的长老。象征这一地位的是他在公众聚会中所戴的一顶丝织大礼帽。他个子小，所以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特别显眼。

祖父和祖母在许多方面都是鲜明的对比。祖父矮小、结实，思想和行动都深思熟虑。祖母比祖父高出一个头，又瘦又黑，鼻子尖尖的很好看，说话做事干脆利落（她的一个女儿回忆说，她有一颗“部长的头脑”）。但他们相处和睦，生育了九个子女，有的高挑，有的中等，有的矮小，其中有两个驼背，可能是患了佝偻病。

但正是这两个孩子——我的父亲拉扎尔和他的妹妹丽贝卡，在脑力上显然是最出众的，并成长为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者。他们的组织是“犹太劳动同盟”。它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工党是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孟什维克（社会党）。

“同盟”成了他俩的生命。由于他的一位老师的引导，父亲大约从12岁起就为他的党服务。像他这样小个子又驼背，别人是不大会怀疑他秘密传递革命情报的，而他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姑妈丽贝卡又能干，又热心，一辈子都是积极分子。她成为工会干部，一度在巴黎大学接受培训。她被选为维尔纽斯犹太人社区理事会成员。她终生未嫁，但关心热爱儿童，不断地参与学校、幼儿园的事务。

她最终被德国纳粹杀害。据说，即使在列队走向可怕的死亡时，在一种旨在彻底剥夺一切人类尊严的环境中，她仍然尽量伸直她佝偻的背部站立着，并且还帮助他人。

沙皇的宪兵常常来搜查我家，以便找到可用以迫害我父亲和姑妈的证据。每到这种时候，祖母总是显示出她的大无畏精神。她会不失时机地把那些可能被用作罪证的文件藏到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如果她的孩子们被捕了，她就带着一篮子食物，昂首挺胸地送到监狱里去。

1906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六次大会，父亲作为“犹太劳动同盟”代表参加，当年他还不满21岁——在那个年代，革命者都是在年纪很轻时就参加工作的。那次大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参加了，被称为“团结大会”。这是因为总结了1905年俄国革命初期迅速发展、最终惨重失败的经验教训，所以作出这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求整合1903年以来两派分裂的局面。列宁出席了，还有托洛茨基和当时尚鲜为人知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后来称“斯大林”）。孟什维克的主要人物普里哈诺夫、马尔托夫等人也都出席了。

中国人有句成语叫“叶落归根”。意思是说，到衰老死亡时，人们总会回到他们的老家。在我父亲这一代——受依地语 教育的东欧犹太人的一代——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些“叶子”在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下已早早地被摧残或分散了，“树根”被不人道地拔掉了。因此，幸存下来的那些“叶子”退而求其次，只能去相互依存了。

我的父亲在过90岁后不得不住进了纽约的养老院。他选择了位于布朗克斯区 、由工人团体开办的一家养老院。在那里住着不少幸存下来的“犹太劳动同盟”会员。

他进院时，有一位早已在那里的同时代人同他打招呼，对他说：“我听过你的讲演，1906年在明斯克一座楼房的阳台上！”

住在立陶宛和波兰的我的家族成员，有几十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只有一个活了下来——我的嫡堂妹比巴。她被关进一个专关妇女的纳粹集中营，在德国即将战败时，集中营中幸存的一些人被赶上开往波罗的海的一条船，船底装着一枚水雷。但这枚水雷没有爆炸，船上的人获救后被送往瑞典。经过长时间的探寻，我的堂妹比巴总算同住在纽约的我的父亲联系上了。父亲把她接到了美国。在我写作本书时，她同丈夫、子女、孙子和孙女居住在洛杉矶。

在我父亲这边，幸存下来的只有他的三个姐妹埃玛、索妮娅和安娜以及一个弟弟亚历山大——他们很早就去了苏联。姐妹们在学校教书，弟弟则死于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

另一个弟弟艾萨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居美国，在新泽西州当餐馆侍者，死在那里。他不问政治，渐渐脱离了犹太人的圈子，跟意大利裔美国人混在一起。他好吃喝，有多少钱都吃光。他在当地的人缘不错，关于他的故事也很多。他十分矮小，在开车时，别人常常看不到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他，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当一辆空车滚过来时，人们就会说：“艾培 来了！”

他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迹象表明他希望安葬在犹太人墓地里。据说，他那位忠贞的、信天主教的女友坚持要这样做并且履行了正规的仪式，使他能同他的疏远已久的上帝和好。

※ ※ ※

在母系方面，母亲的家庭较为富庶，但她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犹太劳动同盟”。

我的外祖父莫舍·埃毕兹是维尔纽斯的一位皮革商。他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又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19世纪在东欧犹太人中盛行的这一思潮，以正统的宗教为基础，但通过多种不同方式接受现代思想。后来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类似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既要建设现代工业和国防，又要保持他们的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在基本态度和时机上同东欧犹太人的“启蒙运动”都是相仿的。但两者也有相异之处。中国的维新派主要是官员，他们力求挽救他们的封建国家，使之适应时代。犹太人没有官员，没有国家。所以我的外祖父不用去考虑财政预算、行政制度或者国防军备。

在宗教生活方面，作为犹太教割礼 执行人，他的现代化思想就是主张并采用卫生的方法以取代传统的不卫生的方法（一个老式的割礼执行人会把一个男婴的生殖器含在嘴里，以求止血）。所以我的外祖父所追求的是取得一定的进步，但不逾越犹太居民世代相传的规范。

这位老人在性格上也是很开放的，实际上是那种无忧无虑的乐天派。他子女众多，妻子一共生了16胎，存活的有七八个——年龄相差悬殊，当最小的孩子还年幼时，长子已是“一家之主”，为挣钱养家而劳累了。我母亲回忆说，这位长子（也就是她的大哥）是严厉的当家人，而他们的父亲则温和仁慈。外祖父对他的长子实在是不公平的。当他自己年逾七十、长子四十多岁时，他还在嘟嘟囔囔地抱怨这位心事重重、严肃拘谨的长子，说：“那个老家伙让我厌烦。”更适合他那种随随便便的性格的是他那几个年轻一些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外祖母去世后，他又同一个好朋友的寡妇结婚，使大多数家庭成员都很气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87岁，仍然健朗……

但没过多久，德国占领维尔纽斯，他就完了。他是死于纳粹的毒气室，还是被一个冲锋队员或德国兵打倒在地又猛踢致死（许多老年犹太人都是这样死去的），或者他仍留在犹太人居住区，因饥饿或疾病而死？没有人亲眼见到。

现在再回叙早些时候的事情。说来似乎矛盾的是，外祖父“受人尊敬的”商人地位反而导致我母亲第一次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那时她才16岁，刚参加“犹太劳动同盟”的青年组织。因为外祖父的家似乎较为安全，所以她的同志们把马克思主义书籍藏到她家里，但很快就被人向沙皇宪兵告了密。我母亲被投入监狱，过了几个星期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纳雷姆。

那时被流放的人都是在监护下一站一站地行进，先坐火车，接着乘轮船，最后是步行，晚上则关在沿途设置的牢房内。

母亲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似乎没有觉得那是一场苦难，更多的是感到兴奋和开阔眼界。在步行途中以及后来到了纳雷姆，她都是同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他们知识丰富、信念坚定，她把他们视作老师。他们大多数比她年长，也有只比她大几岁的，后来在苏联都成为显要人物，瓦莱里安·古比雪夫就是其中之一。古比雪夫曾主管苏联经济，逝世后有一个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二战”中成为苏联的临时首都。在母亲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有信念的、非常英俊的、能言善辩的青年。

在“犹太劳动同盟”的组织中，我父亲是母亲的上级。他们虽然过去并不认识，但他处处呵护她，因为她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他在几十年后曾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维尔纽斯城外一处森林公园里，青年组织成员在这里聚会。她正因一次少女初恋的失败而悲伤，泪流满面。

这个公园名叫波拿里，在40年代的大屠杀中，这里成了纳粹的杀人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

我父亲虽然只比母亲大五岁，但比她经历过更多锻炼。他已经过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的考验、被捕过（前后共被捕五次），并曾作为“犹太劳动同盟”代表秘密前往伦敦。同我母亲相识时，他的职业是一家商业公司的雇员，正要出差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去。

柯尼斯堡曾属于德国的东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割让给苏联，改称“加里宁格勒”。

他问我母亲要带点什么东西给她。她说，要一把普通的折叠伞，这东西在德国有，本地却买不到。等他出差回来时，她已被关进监狱，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打听到她那间囚室的窗户虽有铁栅栏却是临街的，他就到街对面那一边走来走去，把折叠伞举在头上，让她看到后知道他并没有忘记她的嘱托。

后来，她到了西伯利亚。他们通信，他帮助她脱逃。

母亲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父亲寄给母亲一本书，附了一张字条，说这本书的装帧很好。她领会了这一暗示，就把书的封面和封底划开，发现在封面里层是给她用的一张护照（那时这种身份证件没有照片，护照上虽不是她的名字，但其他项目都同她相符），在封底里层则是一些大额钞票，是外祖父给的。有了这两样东西，她就找了个空子，溜出她的指定居住区，一个劲地往前走去。

她能脱逃是由于这样几个因素。第一，对她的判决是“行政性流放”，而不是像对其他“政治犯”那样，坐牢或苦役。她只是一个年轻姑娘，没有“历史问题”，无须加以特别的监管。第二，当地的警察局局长管辖好几个村子，经常出去巡回督察。像许多农村地区的小官僚一样，他在那些由他监管的知识分子面前似乎矮了一截。他恭敬地请这位教他儿子数学，又请另一位教他女儿弹钢琴。这些流放者实际上成了他的管家——他们甚至于趁他出巡时在他家召开秘密会议。第三，这位局长的女儿同我母亲年龄相仿，她教我母亲怎样雇到一辆马车、到什么地方去换乘汽船，使我母亲一路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第四，我母亲身上有证件（在旧俄，人们必备的三样东西是：“身体、灵魂、证件”），又有足够的钱供旅途之用。她就这样经由水路、陆路、铁路横跨俄国并且到了境外——巴黎！她很高兴能逃出来，只有一点不放心——不知那位局长和他的女儿会不会因为她而遇到很大麻烦。在巴黎，由于“犹太劳动同盟”和其他流亡在外的革命者的帮助，她找到了一份工作——为犹太诗人阿弗拉姆·兰辛当秘书。她随同阿纳托里·卢那察尔斯基——未来的苏联文化部长——去博物馆和画廊，担任高水平的团队导游，大大开阔了眼界。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那时已在中国）常常翻看我母亲带回来的那本厚厚的Petite Larousse法文字典，增长了一些关于法文和其他方面的知识。

其实法国不是我母亲到过的第一个外国。大约在12岁时她曾随外祖父去过伦敦，外祖父是去做皮革生意，母亲在那儿上了一阵英语学校。

过了些时候，我父亲也到了巴黎。此前，他在沙皇监狱里蹲了一段时间。我父母在境外重逢，友情发展成了恋情。他们一起去瑞士卢加诺湖度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们回到维尔纽斯结婚。我母亲本着她“人人都应有一技之长以服务于人民”的信条，接受了担任助产士工作的培训。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沈苏儒 译） lEdQgdQh+sqGFysGN49Dm6QBGMpWAu67DpggIH4asW04AHPxY2aniRGnkHcxf8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