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罗盘据说是指向北方的。发明罗盘的中国人却称它为“指南针”。指北或是指南并不影响它辨明各种方向的功能，但它确实会使人注意到事物的相对性和观念的多极性，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相互关联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甚至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用语之中。比如英文里的“How much？”或“How many？”在中文里就成了“多少？”任何东西的长度都说成“长短”。具有更深刻意蕴的是中国话里“危机”这个美妙而富于哲理的名词，直译成英文就是“danger-opportunity”（危险—机会），它反映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往任一方向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样的。

从西方的观点看，以欧洲为中心，中国是在“远东”。但如果从中国再继续往东，就到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对欧洲人来说，这应该是“远西”了。从加利福尼亚往西走却又回到了欧洲人眼中的“远东”。

在这一章中所写的是我和已故妻子邱茉莉在婚后生活中处在时空十字路口的一段经历。离开中国到“西方”去，却使我们更紧密地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我们回归中国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无论从地域或社会根源上说，我们两人都不相同，但我们受到了同一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使回归中国成为我们两人的选择——或者说，历史为我们两人所作的选择。

时间是1944年。地点是重庆——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首都。我和邱茉莉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刚开始不久。我们正要动身到美国去，途经她的家乡英国。她是英格兰人，出身于一个地主绅士家庭。我是一个无国籍犹太人，在波兰出生，在中国成长。

在我们的道路上横亘着一座规章制度的大山。我需要有签证，但像我这样的人是很难获得签证的。英国长期实行一种大男子主义的野蛮立法，一个英国妇女如果嫁给一个外国人，那么她就丧失英国公民资格，并应该去取得她丈夫所属国家的公民资格。这一规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上台才取消。所以邱茉莉嫁给我就有丧失她自己的英国护照甚至英国国籍的危险。但她以我无国籍为理由，要求保留她自己的英国国籍。即使我“无国籍”这一点也还要查验。重庆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官对她嘀咕道：“那个人总有个出生地吧？！”

多精明的小子。我当然有出生地——华沙，1915年。但在官僚政治地理中这算是什么地方？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瓜分波兰的约200年中，华沙地区属于沙皇俄国。直到我出生之后，华沙才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波兰的首都……

更有甚者，从种族上讲，我又不是波兰人。在“二战”前，波兰政府是半法西斯、半排犹的政府（大学里犹太学生须分坐就是一例），所以我也没有波兰的身份证件。

最后总算有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这个波兰政府（当时是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在重庆有个大使。对他来说，我的犹太血统、我的政治倾向以及我本人对他都毫无用处，所以他乐于证明，从法律上讲，我不是波兰人。这对邱茉莉来说是意外的优待，她可以因此而保留她的英国国籍了。对我来说，虽然从法律上讲我什么人也不是，但因为我有一个合法的英国籍妻子，所以我有资格作为配偶去访问她的国家。但有一个条件，即：我只能在赴美国途中（我们都已有美国的入境签证）在英国作短暂的过境停留，这样我就不可能赖在英国了。

几十年后，从公开的档案中我了解到，当年在是否批准我入境的问题上，英国外交部内部是有争论的。有一个官员暴戾地批示：无任何理由准许入境。另一个官员态度比较温和一些，他写道，因为我刚从延安回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尚未结束的对日作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也许能提供一些信息。即使如此，他仍写道：“当然，爱泼斯坦是彻头彻尾迷上了延安的。”

多年来，我常把我因无国籍而带来的麻烦当成笑话讲，以显示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早期，世情是多么蒙昧。但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我的幽默感消失了。全世界的难民队伍——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无国籍——又在冷酷无情地增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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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出身截然不同的邱茉莉和我怎么会成为终身伴侣，而且是在中国？答案不仅在我们本身，还在20世纪的历史怒潮中。

这个历史怒潮使我的父母带着刚出世不久的我在1915年来到了中国。他们是从维尔纽斯来的，这个地方在他们出生时是俄国统治区，后来成了波兰占领区，今天则是立陶宛的首都。作为社会主义者——而且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沙皇统治下都坐过牢或被流放过，罪名是参加了同流产的1905年革命有关的活动，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后来，他们成了居无定所的漂泊者，先在西欧各地，最后来到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把我的父亲吹到了日本。他的职业是会计，在俄属波兰一家同西欧做生意的贸易公司工作。因为原来的商路被德国战线隔断，原有的贸易不得不舍近求远，转移到太平洋转口，经常是通过日本的港口。因此，父亲被派到了神户。这时，德军正向华沙挺进。为了避免家庭长期分离，母亲带着我长途跋涉，经过西伯利亚铁路，来到日本同父亲团聚。

1917年2月，俄国的沙皇专制政权被推翻。父亲马上从日本赶回革命的首都彼得格勒去同老同志们会合。当时在海外的俄国人和俄国属地的臣民，同后来散居国外的“白”俄是很不相同的。他们大多反对沙皇制度，所以都兴高采烈地纷纷返回革命的祖国。

父亲想把母亲和我也接回国，所以叫母亲到中国的哈尔滨暂住，以便坐火车回去。但等父亲到哈尔滨来接我们时，“白”军在西伯利亚造反，切断了铁路交通。到20年代初期，苏维埃政府修复了西伯利亚铁路。但这时苏维埃政府同我父亲所属的社会主义派别（“犹太劳动同盟”）之间的分歧扩大。这样一些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在中国住下来了。

我们从哈尔滨移居天津——一个“通商口岸”，城里有各国“租界”。英、美的影响力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方面都如此。我从五岁起就在外国学校上学，使得英语成为我运用最方便的语言，最后又成为我所选择的职业——新闻——所用的工具。

但我父母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思想同我所受的殖民主义类型的学校教育是截然矛盾的。它使我对于外国主宰中国的种种现实感到不合理和不公平。加之在我这一代人看来，俄国十月革命代表了社会主义。作为十月革命前驱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对我父母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但对我来说却已是“史前史”了。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以及伴随着的种种恐怖行径——发生在我身边、为我耳闻目见——使我觉醒，对中国人民正在掀起的全民族的革命浪潮产生越来越深的同情。这一革命浪潮既表现在对日本侵略的武装抵抗中，也表现在1935年北京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中。

这些行动是全球性反法西斯浪潮的一部分。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以及德、意对西班牙法西斯叛军推翻共和国的武装支持，都显示出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的威胁正在增长。西班牙和中国是反对欧洲法西斯国家及其盟国日本武装侵略的两处最早的战场，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难感觉到的，它们赢得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力量的敬佩和援助。如果我是在欧洲，我会用我的笔和舌为西班牙战斗，也可能在“国际纵队”中用枪来战斗。但我是在中国，这里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我越来越强烈地为这场革命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所吸引。我工作的报馆和通讯社，除偶有例外，都属于右翼；而我的联系对象——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越来越多是左翼的。

从1929年一直到30年代，紧跟着一段繁荣时期（它被吹嘘成西方将无休止地不断增长、繁荣下去）之后，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失业人数打破历史纪录。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苏联的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苏联是唯一一个为阻止法西斯主义而努力的大国。亲苏的情绪扩大到共产主义运动以外。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于许多没有亲历过的人来说已经成为古老的、模糊的历史陈迹，所以需要在这里回溯一下。

邱茉莉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她的成长受到同一历史气候的普遍影响，使她在成年以后于1939年来到中国。她学过农业，曾在英国约克郡务农，后因经济萧条而破产。接着她去接受职业培训，当过职员，不久被解雇。她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并且认同这个群体，有时参加他们的抗议游行。这一经历，加上她早期受父亲的思想影响（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威廉·莫里斯 的激进思想），使她左倾。作为女权主义者，她想去美国或苏联。这是政治社会体制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她有这种想法并不是因为她的政治观点尚未定型，而是因为她觉得在这两个国家里，妇女的地位都比当时的英国要好一些。

后来，由于机遇和家庭的关系，她在“太平洋关系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找到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她见到了殖民地（现在称作“第三世界”）的种种景象。后来，她在这个学会的纽约总部工作，这里的学者有左派，也有右派。在接触中，她发现左派学者更开明，同她更投合。在这些左派学者中有中国人，给她的印象很深。他们实际上是地下的共产党人。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如果当局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就不会让他们出国，还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西方，如果暴露出共产党身份，他们就很难在学术团体找到工作。

随着世界各地对中国抗日运动的同情日益扩大，邱茉莉在美国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后来她到了香港，仍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我在香港同她相遇，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和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支持者。

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进攻香港，后来我们一同被关在日本人设立的外国平民拘留营里。我们决心同另外三个朋友（他们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一起出逃并取得了成功。

1942年，在奔向中国内地的艰险旅途中，我们相爱了。我正在同前妻办理协议离婚的手续。她当时在美国。我同她有一些共同的观点，但我们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她希望我们在美国建立家庭，长期居留。我想留在中国，直到日本战败。我选择留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1938年我父母移民去美国时我留下了——这同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通常总是年轻人先走，然后把父母接去。

我同邱茉莉不但相互选择了对方，而且选择了同一条生活道路。我们是1943年结婚的。40年来，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直到癌症把她夺走。

※ ※ ※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在1944年离开了中国呢？

我刚从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回来。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我不但看到了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也看到了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形。我想就这两方面写成一本书，但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很难做这件事。在采访过程中，我所有的电讯报道都要通过重庆发出。尽管我这些电讯都是发给很有名气的《纽约时报》的，仍然免不了国民党新闻检察官的乱删乱砍，即使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难以幸免。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消失。蒋介石根本不去同日本作战而是坐待盟国打败日本。很明显，他要把他的精锐部队和美国供给的武器保存下来，以备将来打共产党之用——共产党一直在不停地对日本作战，并且代表了全民族建立一个强盛中国的希望。在蒋介石的地盘里、在即将发生的内战阴影之下，这些也是很难写出来的。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取得胜利，当时我们正在伦敦。在之前的两个来月里，我们经历了纳粹V－2飞弹对伦敦的最后轰击。

7月，这是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我们到达纽约。就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在头版登出了美国拘捕谢伟思的新闻。谢伟思是美国派到中国工作的最有见识也最坦率的年轻的外交官之一。他担任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史迪威生性直言不讳，知识渊博，他很了解中国，曾任驻华美军司令，主张既同共产党领导的也同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合作抗日。谢伟思赞同他的长官的主张。为此，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史迪威被召回。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此后，美国政府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蒋介石，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准备并且实行内战。派驻中国的国务院官员中绝大多数反对这一决策，认为对美国不利、对将来的美中关系不利。为此，他们在华盛顿被诬为“不忠”，因程度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有的被调到尽可能远离中国的岗位，有的被开除公职。有先见之明的人受罚，对形势一无所知却执持偏见的人则受赏识。

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历史转折的一部分。如同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后重新发动内战，标志着美国和世界政治从反法西斯战争转移到了“冷战”。事实上，打败蒋介石的是中国人，是中国内部因素造成的，因此，他虽有美国供应的全部武器和巨额金钱，仍不免于失败。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却引起了一场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莫须有”的政治迫害运动，似乎中国曾经是美国所有的，或者俄国人把中国吞食了，或者中国人在群策群力洗雪了受外国欺凌的百年耻辱之后（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经实现），中国仍然应该为某一外国所有而不是为中国人自己所有。从“谁丢失了中国？”的叫嚣声里，人们可以感觉到麦卡锡主义的第一阵阴风。在国际上，它导致了所谓“遏制”和“打退”中国革命的努力，从而出现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22年之后，在以上这些冒险行动相继失败之后，美国才迈出了同屹立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第一步。这就是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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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潮流涨退，邱茉莉和我面临着另一种选择。在我们居留美国的五年中，我们的选择是帮助那些反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人，这一政策完全无视眼前的现实。如同在国民党中国时一样，我们的这一选择使我们为美国官方所不喜，我们当然也不喜欢美国官方。虽然我们暂时置身于太平洋彼岸，但我们的精力仍然如同在太平洋此岸一样倾注给了中国——起初是据理驳斥杜鲁门的亲蒋政策，后来是参加一个运动，促进美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承认和贸易”。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下文将再详述。我在这里只谈到我们在这些年里所作出的两次重大抉择及其历史背景。第一，离开中国，以便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呼吁（我所著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在美国出版，从历史的前因后果来介绍中国革命）。第二，回到新中国来生活和工作，这在1951年实现了，并且是永久性的。这样就结束了我们西去东归的这一个大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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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再简短地回叙一段1944年我们离开中国时的情况。我们离开重庆之前去拜访了周恩来。

他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同国民党维持着久已摇摇欲坠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了使统一战线复活起来，以便在战后避免内战、在过去几十年灾难的废墟上加速国家建设，中共赞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除国共两大党外，其他较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也都参加。我们问他：“您真的认为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吗？”

“是的，”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管他参加还是不参加。”这里的“他”，很明显是指蒋介石。“他不参加”是说，如果蒋抛弃合作、选择内战，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处于孤立境地，脱离非常广泛的全民族主流民意，包括他自己党内的成员。

我们远离中国，有时信息也不通，但我们从未忘记周恩来的话。他的话已为1944年到1949年间的形势发展所证实。他的话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和听众看清楚在众多错综复杂的事件中事物发展的主线——至新中国诞生而达巅峰，这个新的中国已不再像过去一百年中那样，是世界竞技场中被争夺玩弄的对象，而是这个竞技场中的一名主要选手。

就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们回来了。我们作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我们在中国经历了种种甘苦、种种考验、种种胜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由于我们熟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邱茉莉的骨灰安息在中国，只有一部分送去英国。

我到2000年已年满85岁。在这个年纪，我试图更详尽地忆述我在一个越来越互相交织的世界中的一种复杂的人生经历。我希望我的这些忆述能为未来——必将更趋错综复杂、交互作用的未来——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沈苏儒 译） 4Wau+tS9S0gsmOpvH9CrAtfrw4fv7NTPEFz3P+G016iKbXfY4H+W4OeR+yPoLY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