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最终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祖先从七千年前起就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创造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为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就西北地区而言，这一时期，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与此相对应的是三种大的民族文化圈，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周秦文明。
一是黄河中游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中心，包括今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仰韶文化（前期）和龙山文化（后期）。时代约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在这一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形成了周秦文化区（今陕西、甘肃东部及宁夏南部）。先后有周人、秦人及诸羌戎、北狄诸族居此。随着周秦代兴，周秦的文化逐渐影响和融合了周围一些民族。
二是黄河上游地区（包括今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大地湾文化（前期）、马家窑文化（又称为“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文化（晚期）。时代约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在这一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形成了甘青文化区（今甘肃大部及青海东部）。这里主要居住着氐、羌、匈奴诸族，他们主要以游牧经济为主，但在黄河、湟水、洮水等河谷地区已发展了农业。
三是今新疆北部及内蒙古的细石器文化。主要分布于新疆东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地，分布范围较广，延续时间很长，大体属新石器时代。其中，新疆北部天山文化区（包括甘肃西部），先后是大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游牧地区。新疆南部绿洲文化区，对应着新疆南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四周绿洲居住的古代民族的文化。这些大大小小的绿洲上的居民聚落，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形成为汉代所谓“西域三十六国”的城郭国家。
黄河流域的居民，经历夏、商、周三代，不断吸收周围羌、夷、戎、狄、苗、蛮等族的成分，相互融合演化成为华夏族。商周两朝，周围的各族以拥护“天下共主”的形式，和商周结成密切的政治关系。秦统一六国后，置三十六郡，后发展至四十二郡，其版图包括了古代东夷、南蛮、北狄和西戎的大部分，中国开始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承秦制，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开通西域、经营河湟、郡县西南夷，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秦汉至今，我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为创造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可见，中国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有一个由众多民族形成发展为统一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含义也随着这个过程而不断发展。
西北民族史主要叙述我国西北各民族的源流，分析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演进的过程及特点，研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于古代西北各民族的族别史或区域民族史。包括现在已经消亡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氐族等古代民族，以及发展到现代的羌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裕固族、撒拉族、保安族等民族的历史。一是介绍它们的族源、族称、民族形成、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即反映各民族的历史概貌。二是说明它们的历史贡献和地位，如建立了什么政权，有什么经济、文化建树等等。三是它们的文化特征或文化遗产。
主要是以中原王朝的视角，研究中原王朝与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交往，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原则，以及征服统治少数民族的政治军事措施或边政制度等等。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历代民族思想。中国自周秦以来，为应付戎狄交侵的局面，以尊王攘夷为开端，逐渐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思想，包括夷夏观、天下观等，其中既有贵中华而贱夷狄的民族本位观念，又有用夏变夷、天下一家的理想主义，其兴替与历史现实密切相关，大体上说，中原王朝强盛之时，多主张夷夏平等，反之，则强调夷夏之防。元清两朝，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传统的夷夏之辨由种族、礼制宗法文化的衡量标准向单纯的文化衡量标准或地缘衡量标准演变，强调“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第二个方面是民族政策。政策是国家等行为主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边疆民族的格局不同、族际关系性质不同、政策制定者的利益集团不同以及文化背景不同，都会形成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特征的边疆民族政策。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当时的形势所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又直接影响着彼朝彼代的兴衰存亡。中国封建社会的边疆民族政策，自秦汉时期粗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明、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颇具特色的。从早期的服事说到汉唐的羁縻制，再到元代的多制并举，最终发展到清朝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贯穿于其中的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治原则，这是历代治理边疆民族政策的核心。
第三个方面是民族管理制度。中国历代王朝对北方民族都有一套管理制度，如秦汉时期的属邦制、属国制、道制和领护制度，魏晋时的护军制度，唐宋时的羁縻府州制度等，都有今天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些意思。宋代的蕃兵、蕃官、蕃僧制度，元代的宣慰司制度、土官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土司制度，清代中央的理藩院制度，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札萨克制），回疆的伯克制度，西藏的驻扎大臣（驻藏大臣）制度等，都各具时代特色。这些既是民族关系史的内容，又是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制度史的组成部分。
第四个方面就是民族之间的交往。在讲述民族交往史实时，要特别分析交往活动背后的经济本质和动力机制。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之初，北方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分界线是秦长城，历史学家所说的“十五英寸（381毫米）地理等雨线”与秦长城基本吻合，可见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这种地理分界线很自然地成为双方政治军事分界线，久而久之便内化为心理界线，正如汉文帝曾致书匈奴单于：“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但由于双方经济的互补性，特别是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促使游牧民族一次次突破长城，驰骋于长城以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刺激农业民族做出强烈的回应，双方通过流血的战争或和平的贸易等种种方式，从南北两方面突破长城，将这一辽阔地带变为两种文化交流、冲突的主要场所，即所谓文化接触带。这既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基础，也是其动力机制之一。正是这个经济文化基础和动力机制，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长城的原初意义被大一统的历史所消融，抽象为文化符号。
民族史主要探讨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由于文化传承与群体意识在民族形成与发展中有重大作用，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十分重视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意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将中国历史归纳为“南北对抗，东西交通”。从民族史的角度看，这句话很有道理，西北是古代丝绸之路之所经，古往今来，人们的历史活动，如军事活动，经济活动，人口迁徙（汉唐之粟特人、犹太人、安息人定居中原，宋元以后回回东来）多围绕这一通道展开，以这些活动为媒介，许多宗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经由丝绸之道东来，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丰富了我国的文化。我们熟知的一些习俗，如清明扫墓、割股疗亲、上元燃灯等风俗都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关系，外来宗教的传播和民间结社相结合，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势力，如摩尼教、白莲教发动的民间起事绵延元明清三代。中亚周边的伊斯兰-突厥化和西藏、蒙古的藏传佛教化，影响更是至深且巨，具体一点说，突厥-蒙古族的武力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结合，造成了中亚、新疆的伊斯兰化，以及伊斯兰教传入内地，形成了回回民族。再就是蒙古武力与藏传佛教文化相结合，将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到蒙古高原乃至南俄草原，形成了庞大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其中，伊斯兰教的东传和回回民族的形成，藏传佛教的发展、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深刻影响了西北各族文化格局，是我国民族史乃至政治史上的重要内容，需要掌握了解。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文化传播活动，西北各民族也是参与其中的，对抗是形式，交流才是本质。
民族经济活动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少数民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游牧经济的形态，对于理解少数民族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至关重要，而我们当代人对于古代游牧生活基本上一无所知，因此需要我们借助文献资料和游牧人类学研究成果，复原或再现古代游牧生活图景，比如蒙古草原生活的技术是永远依赖马、牛、骆驼的综合运输功能，依赖作为基本财富的羊群，各种畜群的比例、放牧的顺序、放牧的范围等都有了解的价值。二是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首先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其形式有贡赐贸易、关市贸易等，其内容有绢马贸易、茶马贸易等；其次是经由丝绸之路进行的经济贸易，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先有粟特人、犹太人，后有回回人，由于东西方贸易形成了相当规模，有相当大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丝绸之路、麝香之路、黄金之路、玉石之路的说法。贸易对游牧经济至关重要，有作为的草原君主用强大的武力维持丝绸之路贸易，突厥、回纥、蒙古汗王的帐下都有亲近的胡商作为代理，以繁荣其经济。此外，动植物的输入，药品食品的输入，四大发明的西传等，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中国史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为少数民族立专传，这个传统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史记》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后者是根据张骞的出使见闻《出关记》写成的，《汉书·西域传》根据班超的《西域风土记》写成，《后汉书·西羌传》则首次为羌族立传，这些材料是研究西北民族的最基本的史料，极有价值。其后史书皆宗其例，整部二十四史除《陈书》、《北齐书》外，皆有少数民族专传。《魏书》、《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以及《清史稿》等，记述了各有关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历史。虽然各书立传的范围不同，详略不同，划分的原则亦异，但主要的少数民族，都大体能明其脉络。
隋唐时期是北方各族文化发展时期，突厥文、吐蕃文都在这一时期创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宋元明清时期对少数民族的官方记载急剧增多，除了明实录、清实录、方略、公文奏牍、笔记文集等，还有地方志、族谱、碑刻等。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自身的文献也颇具规模，如藏族有《红史》、《汉藏史集》、《灵犀宝卷》、《五部遗教》、《贤者喜宴》、《布顿佛教史》、《安多政教史》等，维吾尔族有《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等，蒙古族有《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出土的西夏文书有《文海》、《音同》、《圣立义海》、《贞观玉镜将》等。学习西北民族史时，应对相关文献及其价值有基本了解，拓宽视野，避免文化偏见。
历史上的西北各族对今天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概括而言，西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在疆域方面的贡献。古代中国农业区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次中心，发展成为今天的疆域。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南下可追溯到东汉后期的各族内迁内附活动，经过魏晋大动荡大杂居，以拓跋鲜卑的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北方统一的基础上隋朝完成了兼并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后期的一些藩镇实际上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建立的，以后的契丹（辽）、女真（金）、党项（西夏），都是兼有农牧区，在政治上实行一国两制，一直到蒙古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基础。
其次是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贡献。今天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各个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历史上，各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出现过以众多族称、不同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发展层次存在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既是稳定的，又不断发展变化；既具有以某一族体为核心形成发展的特点，又具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涵化吸收其他民族成分和文化而壮大的特点。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不断南下刺激中原农耕文明做出回应，这种刺激-回应过程就构成了民族交流、融合的动力机制，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各民族共同体形成了互相依存的整体关系，共同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主体。
第三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历史中的制度文化有很大影响，它们既以民族融合的方式将自身文化因子嵌入华夏文明之中，其流动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赋予自身文化传输者的角色，汉唐盛世风靡中原的域外文化主要是通过西北草原传入的。重大的制度方面如北朝的均田制，元朝的行省制，清朝的盟旗制度等，都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服饰习俗等方面，更是渗透了各族文化因素。因此，不了解民族史，就学不好中国历史，也就不能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国。
中国民族史的分期，应该有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兴旺、衰落或消失的客观过程及各民族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发展、巩固进程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方法，从而有助于客观地认识中国各民族和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西北民族史的分期也应考虑这一原则。
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活动息息相关，中国古今众多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治乱，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周期往往是与中原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的每一次接触混合乃至融合的过程相一致的，因此，与王朝纪年体系不同，民族史的分期应按照众多民族如何形成统一国家以及各民族所起作用及其兴衰消长的基本轨迹来划分。按照这一标准，从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开始，西北民族史各个历史时期的起迄年代可大致划分如下：
（一）公元前221年-公元581年。时间相当于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其主要内容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这一历史时期以“永嘉之乱”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秦汉大一统时期，主要内容是秦汉王朝扩张、西北各族兴起及其内迁活动。在以华夏为主体的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也包含了周边各族的融入；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建立后，在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与周边各族发生了新一轮的接触互动，边疆各族由此登上了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的舞台。后一阶段为两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内迁各族的冲突与融合，最终由边疆民族鲜卑第一次统一了北方地区。始于汉武帝开拓活动的西北各族的内迁到三国时期达到顶峰，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迁徙潮改变了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了民族大杂居，民族交往更为频繁，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导致了西晋统一政权的覆亡，北方出现了以“五胡”为主的十六个割据政权，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各民族大混战、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到隋唐重新统一，各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唐人。这一时期既是汉唐盛世兴替的过程，也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第一个周期，匈奴、鲜卑、氐、羌等民族基本融合于汉族之中。
（二）公元581年-1271年。时间相当于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夏时期。主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强盛和祖国统一的加强。这个时期是各个民族的社会得到很大发展、进步，在新的更高的阶段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为重新统一积累条件）。这一历史时期以“五代十国”为界，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隋唐统一王朝主导下各民族紧密联系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突厥、回纥、吐蕃等民族的社会获得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经济、文化水平比过去的一些民族（第一个时期的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氐、羌）都高。它们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留下了本民族文献。唐朝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和羁縻府州制度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后一阶段为分裂时期，汉族的宋朝与契丹族的辽朝、党项族的西夏、女真族的金朝长期多元对峙、抗争，后者跨居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有着复合型政治经济类型的特点。这一时期也是民族矛盾尖锐、竞争激烈时期。各民族通过竞争与经济、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民族大混战、大同化、大融合。到元朝再次完成大一统后，也完成了北方民族融合的第二个周期，进入北方的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已融合同化于汉文化，被统一在汉人这一称呼之下。
（三）公元1271年-1840年。时间相当于元、明两王朝及清朝前中期。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边疆民族蒙古族、满族先后两次统一中国，建立了非汉民族王朝，是以蒙古族、满族为代表的各民族取得迅速发展，走向强盛，开创了以非汉民族为主的统一全国的时期，也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巩固与进一步确立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元朝和清朝，最后确立和巩固了中国的疆域，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和民族格局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文化方面，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充分发展，并与民族变迁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添写了新篇章。新的大一统促使中华民族最终形成。
历史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发生，有一定的规定性或阶段性特征，可以归纳为基本线索。认识西北各民族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有以下几条：
首先是空间概念。从空间范围来说，各个民族都有其活动的历史舞台，按照地理环境和族系关系，北方民族可分为三大板块：一块是蒙古高原，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到鄂尔多斯高原，北到贝加尔湖，中间以阴山山脉相隔，实际上是欧亚大草原的东部，历史上阿尔泰语系各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等先后活动于此；一块指西域地区，即今天的新疆，在平沙莽莽的沙漠和砾石累累的戈壁之间，既有适合游牧生活的茂密的森林草原，也有灌溉农业发达的广阔绿洲，雄伟的天山山脉横亘在中央，将新疆隔为南北两区，天山以北是准噶尔盆地，以森林草原为主，古代是乌孙、匈奴、蒙古等游牧行国的天堂，天山以南是塔里木盆地，汉代操印欧语的绿洲城郭诸国主要分布在盆地的南北两缘；还有一块从今陇山左右，秦岭以南，即今陕、甘、川交界的岷江、嘉陵江、西汉水流域，向西到祁连山、喀喇昆仑山以南，相当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西部地区，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羌藏系民族活动地区。无论历史多么复杂多变，这三大民族地理板块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视为民族版图的座标。
其次是族系结构。学术界一般以语言系属为基本因素，参照古今各民族的起源、名称演变、分布地区、经济特点、文化习俗来划分各族系。西北各少数民族族系大致可划分如下：
（1）东胡-蒙古族系。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胡之名见于先秦，秦汉之后出现的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都属东胡族系。鲜卑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曾建立一系列王国，其中拓跋鲜卑曾建立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契丹建立辽朝和西辽。13世纪初兴起的蒙古族，曾建立元朝，统一全中国。
（2）匈奴。匈奴是最早统一中国北部广大草原的强族。西汉中后期服属汉朝，东汉时分为南、北两部，东汉中叶，北匈奴西迁，部众留在原地者加入鲜卑。南匈奴进入郡县者，逐渐半农半牧，分化为若干集团，“五胡十六国”时期曾建立一系列王国，隋唐时已汉化。匈奴人的族系至今难以定论。
（3）丁零-突厥族系。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丁零之名见于先秦，西汉初为匈奴役属，南北朝时称敕勒（铁勒、高车）。周隋之际突厥兴起，曾统治中国北部草原及中亚广大地区。唐中叶回纥（回鹘）兴起，建立汗国，是继突厥之后的强大游牧汗国。属于这一族系的还有薛延陀、黠戛斯等。当代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等民族均属于突厥语族。
（4）古西域诸族。新疆古称西域，历来都是多民族居住和交往的地区。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族系并不明确，依据历史文献所记述的西域诸国人的某些体质特征和考古发现的当地民族古文字，可判断其中多属印欧人种，其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或与之相近的语言。西域与青藏高原邻接和通道地带的游牧部落，则多属氐羌族系。月氏、乌孙、塞种属印欧人种。今天中国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民族只有塔吉克族。
（5）氐羌-藏、彝族系。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最初分布于陇山以西，今甘肃、青海、川西北一带的诸部，统称氐羌，自成一族系。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氐、羌皆被纳入内地，其部落纷纷内迁，“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众多政权。隋唐时期，进入内地的氐羌融合于汉族。吐蕃兴起后，兼并留在氐羌故地的诸羌及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了藏族。曾建立西夏的党项羌也是这一族系的重要成员。
（6）回族。唐代中国已有定居的穆斯林商人——蕃客。元代从中亚、波斯及阿拉伯东来的“色目人”，包括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成分，广泛分布于西北大地，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逐渐融为一体，到明代已形成中国的回族。回族以汉语作为共同语言。此外，元朝定居西北的蒙古等族牧民，在进入明朝后以土达之名维持着其共同体，其中一部分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如东乡族、保安族等。
族系结构是认识西北民族史的基本线索之一，族系结构与空间概念结合起来，可以考察各民族起源、分布及族体形成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基本情况，还可依此梳理各民族迁徙、分化、辐射、融合的路径和过程，有助于归纳民族自身演变及其影响中国历史的规律。
第三是阶段性特征。从时间角度看，民族史的分期重视的是从宏观的角度体现某一较长时段各民族发展演进的完整过程及其与中原王朝兴衰治乱周期的关系，注重纵向发展和整体性。但具体到各个时期的各个民族，每一历史分期都有某一民族主导着民族关系的走向，决定着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反映出民族关系的横向发展和阶段性特征。从这个角度出发，按照历史上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将北方民族活动归纳为四大过程：一是鲜卑化-汉化过程，主要发生在蒙古高原和黄河流域，这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南下相始终，与佛教的盛行相促进，其结果是北魏统一北方，隋唐统一全国，并融合形成了新汉人——唐人；二是突厥化过程，始于突厥-回鹘的西迁，主要发生在中亚、新疆地区（在塔里木盆地表现为回鹘化），这一过程与伊斯兰化由西向东的过程相表里，形成了新的伊斯兰-突厥文化，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在欧亚大陆腹地形成了阿塞拜疆人、鞑靼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等几十个近代意义的民族，统称操突厥语诸民族，也可概称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三是吐蕃化过程，发生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南疆、康区、云南一带，奠定了今天藏族的分布格局；四是蒙古化过程，在西北地区表现得最明显，元代蒙古族的南下，不仅扩大了蒙古族的分布范围，而且催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如保安族、东乡族、土族、回族、裕固族等，对今天中国民族格局的最后形成具有深刻的决定性影响。而且，蒙古势力与藏传佛教相结合，形成了广阔的藏传佛教文化圈，与伊斯兰教相结合，孕育了回族、东乡、保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抓住基本线索，可以做到提纲挈领，更好地学习西北民族史，深刻理解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