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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为物质与虚荣产生的疼痛；
这些在别人看来无关紧要却令自己辗转难眠的心事；
这些女孩们都面临过的问题，都是属于你的失败与伟大。
2017年3月，我拿到了四万块，是杂志休刊给的离职赔偿。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拿到的最容易的一份钱了，什么都不用做，除了从那年11月开始经历的不知何时结束的扯皮、惊吓和等待。明明身体没有劳作，胸口却一直有焦灼感。
四万块，是我三年在杂志的时间得到的赔偿。和年份多的同事比起来并不算多，却也不算少的一笔钱，在等待的时间里看尽了人心和人性，是一种被慢慢煎烤榨干的疲惫感。不知是不是巧合，两次离职时，都听到杂志社的领导对我说：我知道你对钱不在意，你不缺这点钱。
我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做出的判断，可能是我平时对金钱大而化之的态度，也可能是平时拿到稿费单很少去对的洒脱，但这世上真的对钱不在意的人是极少数吧，而我并不在其中。所谓不在意，也只是程度的多少而已，更有可能是经历的事还不够多。
要不然，前任主编挽留我时，也不会最后还是要说：你看看你周围的同学，毕业月薪就过万的有几个？这样的工作你舍得吗？
现在想来，还真是不舍得。
在媒体的窘迫是慢慢显露出来的。2011年的时候，毕业前几个月我就一个人租25层的滨江单身公寓，不大，才三十五平方米，但因为格局通透倘亮，加上装修也还不错，帮我搬家的同学在落地窗前看着说，真好啊，太奢侈了。那时一个错别字五十块钱地扣也不那么心疼，因为奖励更多。各种转载、A级稿、评优，只要做出好稿子，钱来得就很容易。
当时负责的是时政板块，应该是稿费最高的那一类文章。当历史板块和人文板块的编辑姐姐拿着我们的稿费标准像金主一样横行在作者群中时，我只能拿着南都千字千元的稿费标准跟主编说，这个作者说太少了，能不能提一点啊？
还好，我们帮作者付稿费税，稿费当月刊当月到，后来才知道，这已经是十分诱人的条件了。当时主编一直跟我说：你来是遇上了好时候。出刊那天只用加班到晚上十点，之前他们都是通宵，最开始的工资只有多少，我来之后又涨了多少。
到第二家杂志时，媒体的好时光已经都在传说里了，包括不打卡、每周一天的轮休，还有比现在多三分之一的稿费。收入勉强维持在和上一家相当，但挣得相当辛苦。和飞涨的物价比起来，已经是不进则退。和关系很好的同学约稿，很严肃地被教育了：不提约稿我们还是朋友，写字的辛苦和收入比起来已经够贱了，要有自己的底线。
就是这样，比起自己写的外稿，好像也还算高了。那时写千字一百五十块的文艺小稿子是当玩，自己工作写的是稿费还算高的人物稿，工作之外便不想再写人物稿了。有公司找来写他们老总的软文，报了个很高的价钱，居然同意了。还是那个好朋友劝我：写软文一定要报价报到“为了这钱吃这苦也值得”的心理价位，这样对双方都好，不然很容易中途想不干。过程果然不是很愉快，唯一的用处大概是以后低于这个数的活我都果断不接，觉得自己的精力应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生活的现实不是学会的，是逼迫的。到拿到赔偿的时候，我已经从那个领导口中“不缺钱”的人，进化成把劳动合同让律师朋友研究好几遍，把欠的社保和公积金都慢慢算一遍的人。
真正思考能否单靠稿费养活自己，是在等待离职的那几个月里。
那时杂志社外面的地铁，修了三年终于才通车。看青山七惠《离别的声音》里写办公室外离职时一直都没有修好的高楼，莫名觉得感同身受。办公那幢楼的玻璃是绿色的，从外面看上去碧绿阴森，有负责赔偿的领导来开会，半开玩笑说，这样的楼你们怎么待得下去？楼内圆环状的办公室，终于应了美编姑娘第一次来到办公室的直觉：封闭的、抑郁的，走不出去，没有尽头。
最后几个月，没有工作，却必须来打卡。办公室因为数次漏水，潮气越发严重，加上怎么也灭不掉的鼠患，每走进去一次都像是折磨。每天天人交战，赔偿的价值到底值不值得来受这些罪。有带娃的同事能赔十几万，家里住得近，每天潇潇洒洒地来打卡，非常看得开，也劝我们，反正也不急着找工作，在这种博弈前，着急的人先妥协。
那时对再找工作有种倦怠之情，带着点不破不立的冲动，想待在家里，写点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王路说如果不是运气好赶上公众号这一波，他给杂志写稿稿费一年也就两万块钱。我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卡，每期都供稿的一家杂志，写专栏和散文，一年下来稿费加起来不到七千块。
那时看村上春树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写他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但那和写作无关，“二十几岁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在干体力活，每天都忙着还债，几乎没有余裕去‘享受青春岁月’”。
二十九岁开始写作，《且听风吟》得了新人奖后，写《寻羊冒险记》之前，村上春树卖掉了一直经营的小店，成了一个所谓的职业作家。那段心路历程我翻看了很多遍，似乎想从里面寻求一些勇气——
当时，比起写作，当然还是小店的收入更高，但我仍然横下心来决定牺牲它。因为我想把生活全都集中到小说上，把自己拥有的时间全部用在写小说上。说得稍稍夸张一些，就是“破釜沉舟”，无法再走回头路了。
周围的人几乎全体反对：“还是别这样贸然行事吧。”小店的生意大有起色，正逐渐兴隆起来，收入也稳定下来，此刻转手岂不太可惜了。不如将小店托付给别人经营，自己去写小说，岂不更好？想必大家都不认为我单靠写小说能吃饱饭吧。不过我没有犹豫不决，我一直都有一种脾气：“做一件事，倘若不全力以赴、一拼到底，便心情不爽。”性格使然， 大概没法“把小店随便托付给别人”。这是人生的紧要关头，得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哪怕一次也行，总之我想拼尽全力试试写小说，如果不成功，那也没办法，从头再来不就行了。我卖掉了小店，为了能全神贯注地写作长篇小说，搬出东京的住所，远远地离开都市，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又为了维持体力坚持每天跑步。就这样，我毅然决然地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我身边写字的人，好像并没有真正窘迫的。离职之前有同事和我同一时间开的公众号，到杂志停刊时，她们的公号收入已经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豆瓣上随意一个教大家投稿写公号的帖子，都是月入几千的例子。
但我知道，这和真正要写些什么是不一样的。那种纯文学带来的窘迫，是村上春树结束小酒馆开始写小说的贫穷，是王小波从大学辞职连编制都舍得的贫穷。采访绿妖时，和聊她当时辞掉做时尚杂志编辑的工作在家写小说的经历，虽然清苦却并不是很难过，那时稿费标准相对生活而言还算高。她说真心佩服王小波：那可是大学有编制的，只要不犯错平安到老就能一直拿退休工资的。我们这算什么牺牲，有今朝没明日的。
那时我深以为然。然而，就连这有今朝没明日的工作，好像我也轻易抛却不了。
后来收到新杂志的offer，拖着过了年，等过年假一放完，开春也便去了。
虽然收入并不满意，但上班第一天，还是有种焕新的欣喜感。去新单位的路，和去旧单位前半段是重合的，路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天桥。快到的时候，是两座彩色玻璃天桥，一座是绿黄相间的，一座是紫红相间的，阳光透过来，有种闪耀剔透的美。新的办公室非常明亮，窗外是一条马路，完全没有遮挡的建筑。有台风来的时候，风声在楼宇间穿行，会产生尖锐的呼啸声。有暴雨的时候，黑云从远处的一片白色楼顶压过来，被窗子的框沿一切割，上半部分像是吴冠中画的江南水乡。
日子，好像就在这种听风看雨中又过得平淡起来。
之前看《被讨厌的勇气》中说：“人之所以一直无法改变，是因为早已认定自己无法改变，就算日常生活中有不如意，但保持现状能更轻松、更安心，你的不幸是自己选择的。”我好像就在这样的状态里。
到了新单位之后，我开始接一些我以前不愿意写的稿子，一定要为杂志写的坚持不知什么时候就释然了。
之前看韩剧《当你沉睡时》，女主角为了说服母亲自己要回到记者工作的理由是：做记者时写的日记，一天比现在一年加起来还要多。因为以前的生活太丰富，现在的生活太平淡。我当时想，这个也许和生活平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读书时手写日记写了满满三四本，那时学业再重，每天也要抽出时间，写日记时只当是享受。那时有那么多细微的情感可能捕捉，对周围世界的变化那么敏锐，一点小事就能发散出多少思绪来。而现在并非是无事可写，但对周遭如果不集中精神，便活在得过且过的麻木中。
但不那么敏感的时候，不时刻有想写什么的冲动的时候，人好像真的会比较快乐。“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这种大白话以前是不能安慰我的，但现在可以。秋风一起，窗外太阳一照，碎花裙子在小腿上随着走路轻拂的涟漪感，很容易就把我“要写个什么东西出来”的沉重感抛却掉。
比起以写作为生，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为生也许是更加艰难的事了。这大概是为什么我喜欢的作者都觉得写文赚钱艰难的原因。看得越多，我越觉得这样的窘境应该是要写个什么东西出来的人必经的路程。那些一个公号收多少广告，一月软文月入多少，各个平台的收入多少，一个剧本卖出多少钱……所谓成功的例子，也许是让写作的过程变得更难而非更容易了。
深圳有个地铁站叫鲤鱼门，很久之前找工作面试时我坐过站坐到那里，像是某种暗示。如果真的有，什么时候愿意让自己站在那道门前也许是最重要的。愿意为它摔得伤痕累累，愿意为之在窘迫生活上更添窘迫，也许才是“写作为生”真正的意志。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到达，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敢到达。但我希望，至少有一天我能从那里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