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外交转型的政治前提

一、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外交转型，是全球范围外交转型和国际关系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改变，无论内政外交，是与全球新时代的变迁同步的、方向一致的。这是我们首先要看到的一点。它属于共性的一面。同时，中国也有它的独特性，有他人无法强加或复制的一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始于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起的改革开放实验；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方式，孕育和成长于由此开启的漫长进程。今天所谓的“新外交”或者说“习近平外交”，实质是邓小平外交的升级版。

让我们先看看过去三十多年实行的邓小平外交路线，分析它与世界政治变迁同步的内容：

1．告别革命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接掌中国轮舵之后，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不再充当世界革命中心和输出地，而是逐步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按照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规划，是把国内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和民生，对外工作转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哲学和世界观。从那以来的近几十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再寻求推翻西方主导了几百年的现有国际制度与国际关系体系，而是扮演了一个参与者、建设者和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这一转型与全球范围的变迁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亚非拉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高潮，其主要使命到70年代基本完成。这也是世界范围革命与战争告一段落的信号。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转向邓小平时代，是上一段落幕、新一段启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世界范围“和平与发展”主题取代革命符号的一个风向标。

2．维护和平

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谈论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截然相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当今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最关心的，是如何争取和平、促进发展。中国要在国内实现现代化，搞经济特区和调动基层积极性，对外关系上要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争取更多发达国家的帮助。这一切都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氛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渐由一个习惯在革命与战争年代打拼的先锋队，朝着长期和平的环境下为民谋利、发展综合国力的执政党方向过渡；其对外方针最主要的转变，是把维护地区与全球和平、增进国家间合作与互利发展，放在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邓小平不仅启用和依靠职业外交家，而且他本人对美国、日本等国进行了访问，充分表现出灵活务实、看重自身经济发展的新取向。此后，中国遂成为全球稳定与国际和平的重要力量。

3．慎用军事

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充满好斗气息的狂热氛围完全不一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整体的气氛，是力避周边战争与外部动荡，积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单从中国所在的东亚观测，这一地区在二战后的头三十年是大国卷入争斗和战乱最多、强度也最高的区域，仅中国就先后与美国、印度、苏联、越南发生过战争冲突或各种形式的武装对抗。随着中国的外交转型尤其对军事力量的慎重使用，中国周边区域近三十多年保持了国家间无战事的局面，各国即使有争端也“斗而不破”。例如，台海两岸的危机、朝鲜半岛的对峙、南海的各种纷争等，都没有达到流血和破局的程度。观察20世纪最后阶段全球安全与稳定的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东亚具有“创造性紧张”和“磨合中建构”的特殊局面；究其原因，中国的对外关系转型、中国与美日等国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高层决策者推动贸易和平、慎用军事的方针，对此功不可没。

4．安定周边

自20世纪80年代始，在邓小平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外交决策部门开始把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国际合作、化解国际冲突作为自身的中心任务。这里面，如何把周边区域营造成一个有利于中国推进国内改革与建设的环境，是中国外交转型的主要挑战之一。到21世纪初，短短的二三十年内，通过与苏联等邻国互谅互让、富有智慧的边界谈判，通过与韩国的建交并维系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关系，通过与曾经强烈“反共、拒华”的部分东盟国家化敌为友，通过诸如此类的许多举措，中国外交不断释放出善意和智慧，成功化解了一些邻国的心结，打开了东亚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合作大门。结果是，中国的周边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启动期的主要投资来源、主要贸易伙伴和主要留学地点。安定周边，成为中国回归国际主流的重要台阶；转型后的中国外交，以其“不树敌”“善结交”，既为自身赢得了宝贵机遇，也在全球外交舞台上独树一帜。

5．独立自主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另一要点是，强调新时期中国外交，须建立在“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对抗”（无论何种制度或意识形态）、“不结盟”（主要是拒绝军事同盟）、“不当头”（不搞霸权）的前提之下。这是一种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呈现出“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之妙。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后，减少直至终止了给世界上一些革命党左翼游击队的武器和其他援助，在亚非拉世界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寻求建立平衡，同时公开宣告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新方针；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转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既远离了苏联的“大家庭”模式，也没有被以美国为盟主的西方国家阵营所同化；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常用的语言，新的着眼点是“建立正常的、不针对第三方的国家间关系”。它不仅为中国赢得有利于发展的周旋余地，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朝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方向过渡，做出了重要贡献。

6．新安全观

从极“左”年代的备战和世界革命冲动，到今天中外命运共同体的思维，中国人安全观的变化，有一个渐进的进程，其中最重要的转换枢纽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本人在世时虽未使用“新安全”这一词汇，但他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法，对中外关系的重新塑造，事实上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今日广泛谈论的新安全观。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江泽民在多个国际场合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新安全观（所谓“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八字方针）。2009年，胡锦涛在联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安全内涵不断扩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对各国构成共同挑战，需要采用综合手段共同应对。” 胡锦涛讲话拓展了新安全观，表达了某种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的思想。

7．重视联合国

在邓小平的开放合作外交方针的指导下，联合国的道义价值受到肯定，其合法性权威性不断上升，以联合国宪章和下属机构为基石的国际社会概念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和民众整体而言对世界的未来抱乐观态度，对自己国家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景也有更多预期。越是相对开放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公众特别是青年人越是愿意看到本国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愿意发挥更大作用和承担相应责任。举一个例子：中国20世纪70年代初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时缴纳的会费不到联合国总会费的1％，之后中国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已接近6％，而且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捐献国。我本人曾听联合国一位高官讲，过去中国一直是联合国的重要受援对象之一，而现在中国成了联合国的主要援助方之一，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一转换具有非凡的意义。

8．渐进改造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尽管不再与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有根本性的对抗关系，但也绝非简单顺从和跟进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既承认他国的长处和现有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注意吸纳全球化进程的机会与益处，也指出现有国际关系中的某些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对此有自己的改造主张。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就曾提出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倡议。邓小平之后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反复强调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力量多极化的必要性。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缺乏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人民的声音，很多时候仅仅反映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和大国强国的意愿；这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进程的后果，应当合理改造，加以再平衡。然而与毛泽东时代对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不像革命者，而是改革派，以往剧烈争斗的方式被和平渐进的方式所取代；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外交，注重的是功能性的调整、日常事务的改进、体制机制的完善。

9．外交为民

外交风格与议题也在变化，外交部门的议事日程与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贴近。比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生态问题、贸易摩擦等低阶政治议题逐步进入以往只有高阶政治议题（譬如说战争、革命、边界谈判、大国对抗等）的决策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海上通道安全、国际渔业纠纷、跨国性难民潮等）受到广泛重视，“二轨外交”、公共外交、商务外交、文体外交等新形态层出不穷，外交所具有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因素的潜移默化塑造下，以往那种专注世界革命、防范外敌入侵、“讲大事讲斗争”的外交，逐渐被淡化、去中心化。新世纪初“外交为民”“以人为本”等口号的提出，确实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外国观察家到中国转一转就不难发现，出了北京城，高阶政治议题的吸引力顿时下降，普通民众更关心的，是身边的事和对日常生活有影响的那些政策。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和政府精英，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这是中国新外交的社会基础。

10．发展指向

即便中国在某些领域、器物或机构层面达到了世界大国强国标准，例如核能力、航天开发、战略导弹数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基本面观察，不论政治经济制度的成熟性，或是社会文化结构的现代性，尤其人均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创新能力开发和整体国民素养指标上，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有许多宝贵的论述。外交作为内政的一种延伸，就当下讨论的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外交转型来说，多数变化只是从较低的基础起步，仍在进行当中，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不成熟。例如，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才恢复联合国席位，因而对于国际政治规则的制订不够娴熟，国内的适应性调整远没有到位；晚至90年代末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使得中国人介入国际经济制度的深度不够，尤其缺乏应对反倾销和反贸易制裁的手段及意识；中国虽是公认的政治大国和军费居前的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训练和观念以往更多着眼于国土防御，新阶段面临海外行动任务时就暴露出远距离投放能力的短板；中国海外利益的快速增长只是近十余年的事情，导致中国外交的领事保护工作压力骤增。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新兴大国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范围冷战思维残留、强权政治不时冒头的大环境，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依然处于有时顺畅有时困难的磨合期；它既带来对外战略的重新规划，也要求自身机制的复杂调试。借用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提法，“外交学习”才刚刚开始。 KWrD5/PlwOm7yRQWQPRs64wybjZptJaE+ZpSoFt9ucQ7qE6/9UlwIKzbu2voFR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