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变迁中的世界政治

21世纪前叶的世界政治，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复杂多变的局面，然而不管看上去多么混乱无序，它里面依然包含着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呈现出预示未来的某些重大线索。

总体而言，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世界政治，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与趋势：第一，政治一元时代符号的式微。继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终结之后，美国的单极世界霸权也在缓慢而持续地衰落。与20世纪90年代一种普遍的预想不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间冷战的结束，绝不只是“一种主义挑战另一种主义之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说法），它同样揭示出一个更加长远而意义重大的历史进程的到来，即依靠政治一元论和绝对真理形态（体制和观念）统治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时代，逐渐被一种更加复杂精细、层化多维的新取向——我们今天甚至还来不及对它加以定义——所挑战、冲击、解构和取代。人们模糊感受到的，仅仅是权力流散与多样化、决策分权和透明化压力、更多力量中心和挑战者的出现、公民个体自由权的增加及媒体摆脱控制的努力等日常现象。第二，国际社会的快速成长。现在得到广泛讨论的政治力量多极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大趋势，不光在器物层面创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服务，它们也促进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跨国性组织、知识分子和公众传媒参与全球事务，让这些新的行为体加入到塑造国际规范和行动方式的行列中来。对全球政治光谱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一个意义重大的形态转移，即“国家在变小”“社会在变大”。上述趋势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全球性问题的助推，即：威胁各国和人类整体的国际危机不断加深，如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区域热点等，但解决这些危机和威胁的政府间合作却远不如人意，尤其是某些重要国家的互疑和战略枢纽地区的争端持续不断。对政府和国家机构的失望，也令非国家的行为体及其选择方案变得更有吸引力。国际社会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三，全球外交转型与进步。国际强权及其精神意志的衰减过程，国家间的百舸竞发局面，也激发了各国外交及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的创新升级。被打上“外交民主化”标签的新进程，其实远不止传统民主理论所指的“权力制衡”这一项内容；它首先是对传统大国权力垄断的一种再平衡，是更多新兴大国的生成、话语权争夺及更多中小国家的活跃与联手。其次，在现代传媒和信息手段面前，各国内部旧时相对封闭的和少数人暗箱操作的外交决策方式面临更多困难；在我看来，外交好似一个不断被剥开、层层展示的竹笋。此外，民意、公众情绪、民族主义之类的东西，成为有权势者无法忽略的社会存在，公共外交不仅时髦而且必需，成为新外交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在哪里，不管什么形态，“小外交”都在向“大外交”转变，哪怕始终存在“核心圈”与各种轨道、层级、外围的区分。最后，各种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规章制度，成为各国外交决策的风向标和参照系之一；国际机制像一张铺展伸向世界各个地域角落、各个功能领域的大网，而且越来越密、越来越有力。

然而，人类的进步绝非一帆风顺，国际关系仍然充满争斗乱象。新时期的世界政治，尤其包含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变革期的痛苦与错乱、新旧力量交替过程的无序与所谓“真空态”。例如，现代化进程在全球不同国家的推进，既带来GDP的提升和人均福利的改进，也形成新的社会精英、利益集团和流动过程，把原先相对简单的结构打碎或分化，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与分裂。人口的国际性流动、难民问题的大量扩散、国际性的产业分工与转移，加上文化宗教和历史背景方面的差异，同时带来了技术、体制和观念的学习互鉴机会，增加了种族矛盾或“文明间冲突”的危险。工业产能前所未有的效能、现代技术的各种变异与突破、互联网和各种新媒体的大量涌现，不光贡献了积极的、便利的东西，同时也带来气候的异常、生态的沙漠化和其他退化、电脑技术病毒的扩散、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网络恐怖主义的蔓延，后面这些消极后果是过去的体制与战略无法应对的，让国家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疲于应对、漏洞百出。特别要指出的是，面对新的挑战与难题，国家的管理方式与交往的规则并没有很好地适应，旧的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方式仍大行其道，妨碍解决问题所需的合作推进，使得很多麻烦变得难以收拾。不夸张地说，转型期的国际社会，面对的既是现代化进程技术性的、器物层面的困难，又是西方发达世界的乏力，是传统国际权力结构的危机，是旧思维（包括线性思维和冷战思维）的危机。另外，当人们在谈论人权、平等和参与机会方面的进展时，在观察各国民主化进步的各种指标时，也不能无视一个事实，即西方现代民主模式仍然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强加倾向，带来了复杂的后果和持续的不确定性；它们在落后的第三世界造成大量政治水土不服现象的同时，迫使非西方的新兴大国加入解决各种难题的行列。就中国人而言，虽无法简单判断其后果的好坏优劣，却能清晰感受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压力。不管喜欢与否，在当代国际关系的转型期，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正在走向全球政治的高地。

下面，从不同侧面对当代国际社会的动向作些说明：

1．“碎片化”的进程

现今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表现为一种不断裂变、碎片化的进程；它不止预示着更多的冲突与矛盾，也在不知不觉中孕育着新的特质、更多行为体和进步的因素。

联合国诞生至今的70年历史，从一个侧面提示了世界政治地图的改变趋势：这个全球性国际组织，在建立之初只有51个主权国家成员；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它不过百十个会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联合国的会员数目在150个左右；如今，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与正在申请加入它的主权国家总数达近200个。联合国成员数这种加速度、跳跃式的增长，不过是当代全球化进程催生下国际体系“层化”的表现，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格局在世纪之交受到民族关系“元素化”冲击的一种结果。

众所周知，近代民族国家体系自诞生以来，先后出现了几次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前后，在资本主义逐渐兴盛的欧洲，曾长期受教廷摆布和少数大国强权支配的一批欧洲国家脱颖而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如德国）；第二次同样发生在欧洲，这次是在传统的边缘区域——巴尔干和东南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而产生了一批中小独立国家；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五六十年代，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废墟上宣布独立；20世纪90年代冷战格局终结，导致又一批非主体民族（尤其在中东欧地区），建立了主权国家——最近的这次进程尚未结束，裂变的潜流还在涌动（如前南地区的科索沃，俄罗斯联邦内部的车臣、印古什等北高加索地带）；典型的事例是乌克兰的转向与前苏联集团内部的更大争斗。造成这种不断裂变、国家数目增多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是某些国家旧时的压制性政策造成离心倾向和西方集团的大力助推，更在于全球范围民族问题风向标的变化。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多元民族组成的联邦政体是受到大力推崇的，多民族国家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美利坚民族的“熔炉”示范效应便是典型）。

上述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认知，包括大量主权国家的政治实践，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受到质疑，在苏联解体后更直接受到抨击和挑战。反其道而行之的，是民族关系及实践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滋生、坐大和泛滥，这些原教旨主义形形色色，但共同点之一是强调本民族、部族，甚至教派、血缘、语言、文化传统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并且在对比中贬损、降格其他的民族、部族、教派、血缘、语言和文化传统。这类比较褊狭、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行动纲领层面表现为反对联邦政体或任何多元一体式的政治安排，质疑多民族国家体制的优点，力主在更加单一（它们所谓“纯洁”）的民族、部族、教派、血缘、语言、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更加独立或自治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方式。不用说，很多国家政府在综合治理上的失败，包括压制性的、不公平的内部民族方针，是这种思潮和政治纲领的催化剂；而当今世界各种民族与各个国家的不重合，则是孕育民族国家裂变种子的“天然土壤”。

我们现有的国际体系里，只有不到200个主权国家的正式席位，而它们名义上代表和容纳的各种大小民族、部族，数量超过上千个。例如，单是前苏联内部就有120多个大相径庭的民族，前南斯拉夫联邦内部也有近30个源头各异的民族，非洲第一人口大国的尼日利亚内部有着数百个历史传统不一、相互关系复杂的部族。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1/3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如波兰、日本、韩国、以色列等），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组成的政治国家。在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重大潮流和基本符号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体系安排时，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民族分离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诉求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一旦国际氛围扭转，譬如说大的霸权体系分崩离析，那些弱小的或受压制的民族（部族）及其政治代理人就开始争取自主和独立的身份。世人目前见证的，是一个对多元民族国家体系及思想基石带来重大挑战的时期，一个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地缘政治过程。

“碎片化”的国际进程，让国家的控制力不断削弱，给新的国际行为体更大空间。伴随国家权威性和掌控能力的下降，形形色色的多元主义、民粹主义、新社会运动、反国家的教派纷纷崛起。如果说，过去的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打碎帝国主义锁链和建立世界秩序的潮流中一直扮演主角，那么，现在的主角和配角经常是互换的或模糊的，新的目标和实现手段逐渐分解到不同的行为体及其行动那里。相对简单的国际旧秩序趋于瓦解，而新的国际结构形态复杂多变。这种“新常态”，是国际社会壮大的一个前提。

2．国际规范的网络

今日全球政治的另一特点是，各种国际法、规则和公约组成的国际制度，如大网一般密集而有力地覆盖至全球各个角落及领域，让所有国家受到国际制度的更多引导和约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联合国诞生以来，国际制度一改过去几百年间那种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状态，其存在变得比较明显，其功能变得更加有效。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近几十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人们见证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及日益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后多哈回合进程中国家间经贸诉讼判决的冲击力；在国际军控领域，有《全面禁止核试验公约》的出台，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之不可忽视的调查取证、谘商建言角色；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先有《京都议定书》，后有“哥本哈根进程”，再有巴黎气候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世人见证了被称作“海洋大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看到它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激发或制衡；在国际政治和人权领域，产生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潜移默化地约束着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进程；在解决各种地区热点和局部冲突的集体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越来越像是主要世界大国不敢轻视的协商伙伴和决策角色。

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更加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国际和各国食品安全领域，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越来越多地介入，提出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指导性意见（被广泛称作全球食品安全“新指南”）；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问题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已经开始定期发表报告，协助或施压各国政府的相关工作；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已经而且可能更多地对于主权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展调查和提出指控，假使后者被认为实施严重的犯罪行为的话；在国际水域，类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书》的国际法，对于规范全球船舶业的环保态度和措施，正在发挥日益增大的约束力；在各国政府使用地雷的议事日程上，已经生效的《禁止地雷公约》（即《渥太华禁雷公约》），势必形成对目前尚未签约的少数国家的强大压力，令后者不得不朝着减少地雷使用的方向运作。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惰性继续制约其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阶政治扩展至低阶政治），履约强度将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各国民众的生活和新时期的国际交往产生持续影响。

3．“多元协调共治”

21世纪初期的国际关系，正在由过去的多极冷战式共存，朝着新的多元协调共治的方向，缓慢却有力地实现过渡转换。

它首先是基于西方的乏力这样一个重大现实，其次受到新兴的非西方力量不断崛起的推动。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在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几百年间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主要西方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和资源、控制资本流动和收益、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彼此实力的消长与斗争。然而，在新的时期和背景下，“新老竞争”和权势转换的命题，具备了更加积极的内涵。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典型的如“金砖五国”），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长期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这是一个全球力量和思想再平衡的进程，是少数国家主宰而多数民族沉默受抑之时代的校正。在此意义上，新兴国家崛起的历史作用怎么讲都不为过。

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传统西方霸权国家（欧美日等国居于核心位置）并不会坐视主导权的旁落，而将会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并打压竞争者。器物和数量层面的大小及竞赛，与制度层面的强弱优劣并不能等同。新兴的非西方大国目前充其量只是在诸如制造业产能、GDP总量、公路和高铁里程这样一些领域有超越和领先势头，但在生活质量、价值观的吸引力、生态与人权保护、国际话语权和公共产品供应等方面，仍处在相当落后的位置。这里还没有提新兴国家之间的战略猜忌和利害冲突，没有细究这些发展中大国自身存在的制度弊端和社会政治危机。考虑到新兴国家崛起过程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新旧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取代过程肯定漫长曲折。中期观察，不能排除一些新兴大国中途受挫、停滞不前的可能，也不排除传统西方强国重振强势、引领下一轮世界潮流的情景。

从主要领域观察，在全球层次上，将会缓慢出现“多极多元、协调共治”的局面。它包括了中国人常说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或“一超多强的新力量格局”，有着比它们更加复杂的样式。比如，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货币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制度规范形成挑战或加以修正；另一种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他决策份额，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斗争较量，包括各种结盟与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一大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8国集团和20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或有形或无形地制约着世界范围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4．军事权重的递减

当代世界政治里，只有长时段才可观测到的一个趋势是：在国际制度的生成演进中，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经贸、外交、法律各种制度与约定方式的作用逐渐增强，军事制度在保持强势地位的同时，其权重和优先性逐渐下降。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发生作用的世纪。它的特点之一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的国家中，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强大而首要的位置。在几百年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上，在重大争端的解决方面，军方一直是决策圈子的核心成员，军费开支始终占据国家预算的最重要部分，国防和对外军事干预的开支从来是大国（尤其是老牌西方大国及俄罗斯）优先安排的内容，直到二战结束之前在很多国家的对外事务里，尚武都是主导性的社会风气；可以说，军事手段与外交手段或商务手段或其他对外交往工具相比具有明显的支配性。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和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法律制度，目标旨在防止类似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再度发生；联合国系统中的多数国际制度与规章，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难民署以及维持和平行动（PKO），占有了大多数国际资源并排在各国政府议事日程的最前面，成了国际社会关注和国际组织活动的绝对重心。从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和新的要素介入，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特点，也令传统的军事、外交、商务等等交往手段的重要性顺序及使用频率发生复杂而重要的改变，出现日益增多的变化与改观。

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一定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典型事例如NGO在国际禁雷运动和对中小武器的管制加强过程中的角色。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和生活方式的联系日益紧密（包括生产过程/消费偏好/融资流动之相似性的增强），从积极意义讲，无形中加大了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地区热点事务中调解作用的增强、安理会决议的特定威慑力和道义影响力的提升、各个地区联盟的安全对话与协调的密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更大互动。再次，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武力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战争使用的禁忌在增多，约束来自更多方向，相对过去而言其权重和便利程度均有所下降。这方面，美国给出了最好的教训：这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依然是超群的，它干涉世界各地事务的愿望和能力依然强烈而有力，但美国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失败到处可见，支撑美军战斗力的财政资源受到更多约束，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制衡越来越明显，最近半世纪里几乎每隔一二十年美国介入全球大型冲突的能力就要降低一个层次（从宣称“同时在两个半战场作战”，到“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直至近年所说的“同时在一个半战场作战”）。“软实力”得到更多重视与使用，军事手段只有在外交竭尽所能之后才予以考虑。

军事优先性受到更多约束的预测，可能引起一些质疑，特别是考虑到现今军备竞争依然无休止、某些地区（如东亚和中东）依然存在的军事对峙局面。这里并非否定军事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未来很长时期仍将占据的国际事务决策过程的巨大权重。我只是说，从全球社会与国际关系几个世纪的演化看，军事的主导权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炮舰政策受到多方约束，军费开支总量尽管上升、但它们在各国GDP中的比重保持了相对下降的态势；从另一方向观察，国际法的重要性正在获得更大重视（如遵约程度的提高、国际法的相对增强和覆盖面的扩大），“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的声音相对逐步提高，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包括制度演进）的作用在上升。

哲学家康德曾经论证过人类向善及国际进步的必然性。在他看来，人作为特殊种类的进化，是一部复杂的历史大书，一个从动物性的低级阶段开始、逐渐引导到人类的较高阶段的进程，其间充满了混乱、野蛮、争斗、蹂躏和反思、克制、摸索、改进；表面上的无目的性、偶然性和频发的灾难汇聚到一起，迫使人类探索保全自我、不被毁灭的各种路径；国家就像微小的物质尘埃一样，通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偶然碰撞来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形态，这些形态又由于新的碰撞而重新解体，直到有一天，最终偶然地形成了一个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形态。“野蛮人的无目的状态所造成的结果是：这种状态抑制了我们人类的全部自然禀赋，但是，最终又通过这种状态给我们的类所带来的灾难，迫使我们的类超越这种状态，进入公民制度。在公民制度中，所有那些自然禀赋的胚芽都将得到发展。已经形成了的国家的野蛮自由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由于把共同体的全部力量都运用在相互之间的扩充军备之上，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蹂躏，更多的是由于随时准备扩充军备、进行战争的必然性，虽然完全地发展自然禀赋的进程受到了阻碍，但是，由此产生的灾难却迫使我们的类，为许多国家之间的、产生自这些国家的自由的、本身有益的对抗寻求一种平衡的法律，建立起一种联合起来的、强调平衡的力量，建立起一种国家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

5．国际社会的壮大

上面的分析，引出了另一个结论：不断增多的国际行为体，虽然不能撼动民族国家和由各国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却加快了国际结构的分化与再造，使其呈现分层化和自组织化的动向。

例如，在世界经济和贸易领域，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甚至有意无形中支配、“绑架”一些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它们中有的庞大无比、富可敌国，有的控制能源阀门或核心技术，有的改变着各国年轻一代的品位偏好，有的塑造着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在世界社会和生态领域，相当多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和团体，加入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重大论坛，在政府间峰会外召开各种“会边会”，不仅以“打擂台”的方式冲击传统的国际议事日程，更试图用行动证明它们的目标并非虚言；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业已表明，国际NGO的崛起已是任何国家和正式国际组织不可轻视的挑战。在世界军事和安全领域，尽管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仍然垄断着尖端技术和主要军备力量，但显而易见，它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的挑战者和竞争者——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跨国犯罪势力试图掌握更多的财政资金和攻击手段，改变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与安全庇护；一些反核、反大坝、反地雷的国际NGO正在全力推进它们的目标；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运动与和平主义抗议力量，对所在国家政府预算的军事部分提出有力质疑和各种约束。在全球宗教和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各种原教主义和反原教旨主义力量相互激烈争夺，血缘、民族、部落、教派、“文明”的各种认同都在抢占自己的地盘，这些争斗中有相当部分跨越了主权国家国界和政府控制范围，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格局下各国政府不得不顺势而谋的强大潜流。

如果说传统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其数量有限、行为模式可预期的话，人们现在再也无法对于新的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作同样的判断：它们此消彼长的速度太快，它们的互动方式太难预测，它们对国际格局的冲击也变得更加诡异和难于应对。进入新纪元的国际体系，越来越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结构：它不光有显著粗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的传统架构（第一层面，也叫“高阶政治”），还有日益强劲有力的国际经济、贸易、能源、资源、金融和物流的新型架构（第二层面，通常被称作“低阶政治”），更有不断崛起、更加活跃的国际社会、文化、宗教、媒体、出版、艺术、教育的新型架构（第三层面，不妨称之为“新社会力量”）。“分层化”“碎片化”和自组织化，多半发生在第三层面上。“国际社会”不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任何国家（包括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应对的给定环境。

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国际社会的崛起给世人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向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至少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国际社会到底用什么样的机制发挥作用？它的演进规律如何？国际社会的物质基础有哪些？它的文化载体是什么？共同价值观又如何？在实践中观察，首先，不同于以往的形态，现在的国际政治提出了复合性的、全方位的治理需求，它要求传统的主权国家及其政府更加重视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声音。其次，国际社会的壮大，导致大量非正式的、非国家的多边安排与规范，加入到全球治理的议事日程。与此相关，私人行为、公民的自组织活动、形形色色非政府团体的作用机制、全球市场与技术的某些标准，或有形或无形渗透至国际政治、安全和外交的领地，主权国家的特权受到各种冲击。再次，原本只是国内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人权改进、民主化过程和公民权利问题，在信息化条件下和跨国进程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性议题和国际政治的博弈内容，“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的命题更多充实了社会性内涵。国家仍然处于国际权力中心，但权重逐渐下降，特权逐步减少，国家变成诸多行为体之一（哪怕是最显著的存在和最大的声音）。

事实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不光来自于多极力量对少数大国垄断格局的再平衡，而是源于国际社会的生长、层化与再造进程；前述战争方式作用的降低、军事优先性的下降，以及国际和平与发展势头的难以阻挡，同样主要不光来自技术或器物层面因素的驱使，而是始于国际社会风向的压力和公民团体的压力。借用建构主义的术语来说，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社会化转向”。

6．民主化的伸展

由此可见新时代世界政治进展的一个内涵，即：全球范围各个大洲的民主化进程广泛推开，尽管曲折复杂、表现不一，但进程持续、难以阻挡，民主的话语与实践成为各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

我们先观察一下国家层面的事实。先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拉美的民主化进程。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之后，阿根廷国内政治经济困难引发社会抗议，最终迫使军政府还政于民。这一事态拉开了拉美民主化的大幕，军政权逐一退出，民主化潮流席卷整个南美大陆。到新世纪初，拉美国家全部实现通过选举推选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再有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带来的前苏东地区的政治变革。在南欧与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中，美国和欧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也由于受苏联的政治约束过久，东南欧国家在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选举方式和政府运作机制诸领域迅速向西欧转向。非洲的情况有所不同。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浪潮伸展至非洲，许多国家开始实行民主化的尝试，但这一进程相当脆弱艰难，结果很像是一种不完备的选举政治与落后的非洲政治模式的混合体。政治动荡、社会分化、经济停滞和部族持续争斗，加上表面上的程序民主和非盟的约束，让人难以判别进步与否及程度大小。在非洲相当多数的地方，在外国的干预下被强制植入了民主的制度与构架，却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症状。中东地区自2011年发生剧变和出现政治转型以来，民主化步履艰难，一些国家实现政权更迭后开启了民主转型过程，实现多党选举、三权分立和大众参政，但实践上多半陷于政治动荡和经济恶化的不利局面，迄今为止很难预测“阿拉伯之春”的未来。东亚是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正面却复杂的样本。对比三四十年前这一区域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上高度集权、民众与社会缺乏最基本的宪政权利的地区，现在绝大多数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得以快速改善和充满活力，中产阶级大量增加，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且政治参与多样且富有成效，哪怕方式大相径庭，现代选举程序不同程度地得到落实，民意得到更多表达与重视。

究竟什么是现代民主？民主化进程是否有固定的路径或模式？从国内外的情况看，虽然不存在简单的定义和共识，但大的方向和基本线索还是能观察到的。按我个人的归纳，参照现代政治制度的各种经验教训以及理论学说的各种探索，给出的一个结论是，现代政治的成长尤其是“民主化”进程，主要看五方面相关联的制度化建设：一是能否对绝对的政治权力实施有效约束和制衡；二是能否对政府决策过程尤其是重大事项建立有章可循、可预期的纠错机制；三是能否使国家政治的议程较好反映社会公众的意愿和要求；四是能否建立广泛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沟通渠道，让政治体制具有充分的吸纳能力；五是能否让上述制衡的制度在建立的过程中切合自身国情，发掘继承好的政治传统。

根据这几项指标衡量，就可以发现，不仅全球多数地区内部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出现静悄悄的民主化转型，而且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乃至全球政治层面也有类似的变化。例如，最强大国家和国家集团如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阵营，曾经长期垄断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决策过程，导致少数国家大量获益的同时，多数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而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国际经贸格局的改变，上述不良态势不仅遭到抨击而且逐渐朝着正确的方向得以修正，8国集团与20国集团的此消彼长就是一例。又如，在难民救助、弱势人群保护等全球安全与冲突问题的解决上，最近二十多年，联合国系统及多数国家对“卢旺达悲剧”的反思与改进提议，导致从“保护的责任”到“负责任的保护”等事后追责与惩戒行动逐渐推广，使得即便是最不发达地区最野蛮的政权也不得不有所忌惮和收敛，更多国家政府开始认真对待国际人权和政治权利公约所要求的履约责任。再如，对近些年联合国多轮气候大会的追踪，不难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小岛国和易受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代表、民间人士或科学家，进入到对话和文本制订进程，传统的外交官和政府代表团的专属领地有了大量的新面孔，其间的各种争议、妥协和最终方案类似“多种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当代世界政治的最新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分层化和多元化趋势，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强化了全球民主化进程的不可逆转势头。而且，世人可以发现，凡是比较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地方，都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单一现成模式，更不是按照外部制订的时间表强行推进，而是有意识地拓展民主的本土化实践，发展适合自身的改革理论与路径。就是说，民主的普遍意涵、指向与本土特色、尝试，恰似一枚硬币不可或缺的两面。

7．内政外交不可分

在今日世界，国家内部治理的好坏、政府的责任与能力，越来越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国际形象和权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多重博弈，展示了磨合中演进的国际社会构造。

在传统教科书里，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被认为是分立的、多半不相干的。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的不发达，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不衔接，以及某些政府和独裁者的刻意闭关锁国，强化了这种两分局面。按照旧时的理解和实践，一个政府及权力精英在国内干得再好，那也仅仅是内政的范畴，未必获得高的国际评价与影响力；反过来，一个政府哪怕在国内胡作非为，它也能毫无困难地保留联合国的席位、各种国际组织的投票权和主权国家的国际权利。也就是说，传统主权观与国内治理水平无涉。

时代在变化，国际关系也在进步。现在的世界局面逐渐让人感受到上述两分法的失效。放眼未来，不难得出结论，即随着多数国家和整体国际社会的进展，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岂止是不可分割，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放大与延续。一个国家不论采用什么样的体制，重要的是国家当局能否保持经济和福利的可持续增长，保证政治与社会的建设性稳定，保障人员、物流和资金的公平有效配置。借用眼下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要以“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作为最直接、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凡是达标的政府，它在国际上说话就硬气，国家主权和安全就更有保障；而那些鱼肉百姓且胡搅蛮缠的政权，哪怕天然资源丰饶、地理位置优越，它的信用也会被国际社会打折扣，有时甚至被暂时剥夺国际组织席位和其他主权权利。主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强弱有变的。国家的内在进步与国家的外部影响成正比关系。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曾经有过被联合国设置“禁飞区”的严厉处罚。众所周知，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在制裁伊拉克问题上做了手脚，以谋取自身的战略利益。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没有萨达姆政权的专制残忍，不会有西方强权霸道介入的机会。伊拉克的悲惨遭遇，是这个国家内部恶政与外部强权双重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要光看到美国在国际上使用蛮力，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以美国国内体制对其百姓的善道为前提的；如果美国国内民主、民生、民权的任何一方面出了大麻烦，如果美国公众不高兴、不支持，哪怕五角大楼再添几个航母编队，“山姆大叔”恐怕也不会有现在这种全球干涉的底气。还须指出，国际政治并非简单地复制国内政治，前者的复杂博弈和反向作用也在塑造后者，信息传播和全球化的其他手段使这种过去不那么凸显的双重博弈变得更加有力。还是以那个超级大国为例：“9·11事件”后的布什主义，造成了美国的国际公信力大幅下降，它也严重挫败了美国的人气与国际干预意愿，制约了美国的硬软实力；之后的“奥巴马新政”算是一种“拨乱反正”，不论成败，其重点是以国内重大变革重振美国主宰世界的能力。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国家体制满足社会需求的效能及其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决定着各国在全球社会的安身立命，决定着它们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大小。这也是国际关系向更高层次演变的基石。

在看到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必须看到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它超出通常的思维逻辑，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演进画面，产生完全不同于一般预测（“规律性”）的后果。这中间，既包括人们常说的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战略意外”，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21世纪初期发生的“9·11事件”及美国布什主义的战略应对失败；也有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发展方面的重大挫败，如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严重衰退；还包括综合国力较量中出现的“非常规”崛起与下降，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暴涨及沙特等产油国的暴发；乃至科学技术领域的某些始料不及的“突变”，如20世纪后期金融互联网的凸显及芯片技术造成的突破等。事实上，恰恰是这些非常规、不对称、无法确定的因素，经常构成当今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中受人关注、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主题，变成了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国际进步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局面同样值得关注。下面，让我接续前面的讨论，用三个“变量”，提示全球政治的复杂演进画面。

8．西方与伊斯兰的对立

所谓“文明间的冲突”，是国际关系进步的主要约束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赢得冷战对抗之后，全球冲突与矛盾的主要来源发生重大改变：拥有强大综合实力和技术优势、主导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欧美各国，与占据重要地理和资源区位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在涉及国际安全、宗教文化、社会发展的各种重大问题上，产生或加剧了分歧，激发出新的对抗与极端思想。如果说，巴以矛盾为核心的中东和平问题，好似全球冲突局势的晴雨表；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同“伊斯兰反美势力”（包括伊朗这样的国家政权、哈马斯这样的游击队或“伊斯兰国”这样的新崛起势力）的较量，则决定着国际热点冲突的走向。当今国际冲突和热点多数发生在这两大体系之间，主要范围是从北非到西亚中东到中亚乃至东南亚连为一体的“伊斯兰弧带”。布什主义所折射的“新十字军东征”指向，是西方强硬势力在新世纪初期的主要攻略之一，即通过对伊斯兰反西方挑战者的打压，巩固欧美政治和安全体制的主导地位。当然，这种努力还包含了输出民主与自由价值的“软改造”，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治理方式。总之，是用欧美现代体系为坐标，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力促十字路口的伊斯兰体系西化转变。反过来，伊斯兰反西方阵营用同样强硬甚至更加极端的方式（如恐怖主义），对抗外部的改造企图和打压政策，对内部的温和声音进行反制，并在世界其他地方努力结成反美的统一战线。这些努力与传统的西方左派反抗思潮、国际上传统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之间有着复杂的默契，在西方国家内部阶级分化和社会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构成今日国际关系的主要抗衡面。

然而，在断定其重要性的同时，又难以对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演化做出精确预测。这种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日益紧张、麻烦点和冲突事件层出不穷，还是逐渐缓和、有所妥协，极端主义受到抑制？美国的“奥巴马新政”，可以作为这种测不准事态的注脚之一：一方面，它通过“巧实力”外交和其他手段，修补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避免单靠武力和一国力量的旧方式，来解决与伊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存在的重大冲突；但另一方面，伊朗人或塔利班势力并不买账，而是利用美国内外政策重大转换期的“真空”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乘虚而入并寻求扩大反西方的社会基础，从而造成奥巴马主义的困境。同理，人们很难判别西方与伊斯兰这样两种关系悠久却又恩怨不断的文明形态，会在新时期生出何种演进线索。无论如何，对于全球各国和国际制度而言，这种关系极其重大紧要，带有全局性的引导意味，决定着诸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联合国安理会的偏好、北约的战略调整等重大事态，影响着国际制度建构的整体趋势和国际力量斗争的大格局。

2014年法国巴黎发生的《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判断。它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深思，为什么在欧洲最古老最优雅的首都之一，会发生如此残忍的种族杀戮？众所周知，法国是欧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那里伊斯兰极端势力正在迅速扩展自己的影响，反对西方统治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反对所有撒旦追随者。伴随着更多穆斯林移民的到来、更多清真寺宣礼塔的建立、更多反基督教思想的传播，以及更多来自沙特和一些阿拉伯国家资助的宗教文化行为，曾经舒适静谧的西欧各个城市充斥着越来越多的紧张对立和社会撕裂，令民众中反伊斯兰教的情绪及厌恶穆斯林的心理不断加深，排外主义、民粹思潮和右翼力量从中看到其大行其道的时机。认同的差异、价值的对立、文化的误解，成了欧洲走向衰落的又一个通道。《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不是个案，不是偶然。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避开“西方vs.伊斯兰”这对尖锐矛盾。其他西方发达地区和国家（北美、澳洲、日本等），尽管程度不同，亦感受到类似的压力。它是21世纪前期全球治理的主要难题之一，也是制约国际关系和谐进步的重大因素。

9．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对冲

二者间的此消彼长，也是新世纪世界政治的重大变量之一。20世纪后期以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冲向世界各个角落。简单地说，它首先表现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经济规则的推广，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旧的中央指令型计划经济受到抛弃之后，以市场化和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这一进程其发展势头显得更加强劲。其次，它体现在各国政府在经济贸易自由化浪潮下的对外开放与积极跟进，包括传统产业的调整和新兴行业的激发、企业和个人自主性的扩大以及民营部门的地位上升。再次，它还呈现在各国大众消费口味尤其是年轻人时尚追求的相似上，广告媒体和建筑风格的雷同上，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及都市运作的一式化上。所有这些产生了“政治外溢”效应，弱化了传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形态，缩小了主权政府权力行使的空间，从不同方向约束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政策偏好。从道理上说，科学与技术的日新月异，会助长经济全球化的上述作用。

然而，现实表明，世界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并非沿着线性方向前行，而是呈现复式的路径。在很多地区，多数主权国家不仅没有朝着消亡的方向演进，反而增强了干预的力度与方式，比如说它们更多利用集团化或区域一体化的方式，弥补单个国家能力的不足；国家政权赖以生存的政治学说和民族主义（多冠以“爱国主义”），不断被有意识地更新，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与偏好。“民族视角”的各种要求，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那些成长最快、按道理说对全球化最有好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区域。在这些地区，人们日益感受到，西方的制度霸权和文化主宰，对本国本地区进入核心技术和主导体制，具有公开或隐性的遏制作用。各国的保守势力和传统思想，在对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大加鞭挞的同时，成了滋生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潮的社会基础。在世界范围，不难发现，愈是经济发达和开放的地区，各种反主流的NGO和社会运动愈是活跃；它们针对全球自由贸易造成的分化、市场逐利引发的恶性竞争、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少数族裔的边缘化、主要大国和跨国公司垄断权力等现象，提出各种批判指责。这些抵制声音削弱了经济全球化的力度。

不妨说，在现时代，人们见证的是一种反向、双轨的运动，即以跨国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反全球化。现在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复杂较量，对于当下研讨的国际进步有何影响。结局可能大相径庭：如果全球化持续发展甚至走强，现有的国际组织与规范将继续扩展；假使反全球化运动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通过某些事件占据上风，哪怕是暂时和局部的，也可能使国际进程发生异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美国越战失败、西方左派抗议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曾使二战后西方顺水满帆推进的科技革命和经贸自由化受到冲击；近期发生的美国两场战争失败以及世界金融危机，也说明了美国模式的式微和全球化进程的停滞。它们也使得各国政府的战略取舍和公众对于前景的看法变得没有把握。

10．不同政治发展模式之争

前面指出，近几十年间全球范围的民主化进程一直在推进。然而，不同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模式间的竞赛始终没有停止。最近这些年，世人见到了所谓“传统民主体制”与“新威权体制”的争锋和变奏：一方面，在东欧、非洲、亚洲、拉美、中东等地区，出现了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旧的专制方式被抛弃，多党制、议会民主、投票选举等西式民主受到推崇，媒体的开放、公众的参与、社会的活跃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方面，社会的声音和影响处于上升态势，政府及其决策受到了更多约束，民主化作为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伴随物得到扩展，其政治合法性和目标取向有了更多拉升。另一方面，各种紊乱与失序现象的激增，却是民主的推动者始料不及的；被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各国各地区出现转型“阵痛”，有的甚至严重到让一些人怀念专制时代“稳态”的地步。反思的态度变得普遍，民主的实现方式得到更多推敲，适合国情区情的做法受到推崇；这中间，以某种集权的形态、在特定的时期与领域、推进民生与民主的尝试，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选项——例如，早期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所谓威权主义政体，新近有以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为突出体现的转型方式。

而在老牌西方民主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由于金融危机等带来的经济停滞、政客欺骗或软弱导致的政治混乱和低效等所谓“民主赤字”现象的增多，不仅带来了这些国家民众和媒体的不满，也助长了非西方世界对欧美民主模式的疑虑和对各种威权主义方式的好奇。理论新发现和实践新尝试都在证明，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也可能停摆甚至掉头向下，一党制政体也可以发展出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社会进步；衡量政治发展的指标应当是复合的、多重的，单一的模式与思维定式是误导的、有害的。也因此，对于民主的目标价值与当下作用、实现民主的路径与手段、民主衰退与进步的变奏、民主赤字的形成与解决、国家机器的“有为”与“无为”、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利弊等，有了更多的探讨与分歧。对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不仅是学术理论和媒体大众的兴趣，也折射出世界政治现实行进中的曲折。它表明，民主范畴的世界性进步，在新时代条件下，正在从单一模式走向多重路径。从全球范围观察，推进政治变革和民主化是否具备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社会是否具备有利于民主化生长的土壤（比如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工商界影响力的扩大），政治强权人物是否带来“第一次推动”（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样式），是十分关键的条件。

总体而言，世界多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而民主的实现方式、各种体制对民主的特色塑造、过渡方式间的竞赛，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进程。在整体的国际进步画面里，民主的基本价值以及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准则，正在被多数国家和民众所接受，成为新时期国际制度和规范的价值基础；与此同时，本土知识与创造性试验，政治文化的话语权争夺，也让当代世界政治画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Am7LPWw6zcWyGEh82d8UhrJOGj2vBaEWVCdcfOy2X8d37WIQjEG7Y6bzg2FVq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