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探讨的中国外交转型主题，与“创造性介入”的中国外交新态势，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站在21世纪初的角度观察，不仅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而且在这些变化里，有着过去任何时期未曾具备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自我意识如何，也无论愿意与否，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那种单纯跟进和被动适应的状态，朝着大力参与、主动发声、积极引导的方向改变。考虑到中国的体量规模、发展速度、历史积淀、文化品格、政治特性和社会现状，上述新的态势在带动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格局重大改观的同时，也必然推动包括外交转型在内的中国自身的深刻变化。

古代中国虽然有着丰富的交往实践和思想，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学说和秦汉之后的“天下”思想，但它从地域上不是全球性的，现实层面也不是主权体系的对等物，文化整合的难度亦无法与今日的种族、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多样性相提并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古代文化符号下的想象是，我们的“中央王国”是上位，其他地区是“蛮夷”、是进贡者。1840年之后的中国近现代史，更无法产生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外交学说与实践；受制于强权的屈辱遭遇和落后的现代化水平，使中国充其量能够创造带动广大亚非拉民族解放的革命思想与实践（以孙中山和毛泽东为杰出代表），而不可能提供解决世界一般问题和全人类进步的思考维度与解决方案。与前一图景不同，近代以来很长时间里，潜在的共识是，中国处在“下位”，要么被压迫受凌辱，要么被迫适应。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进程，使得这个古老民族焕发活力，贡献出了一种较有说服力和广泛意义的“成长路径”（或者说“发展模式”）。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囿于中国自身特有的优势与短板，把更多精力用于埋头苦干和解决广大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样无暇也不可能深究并提供当代全球治理的一般价值和公共产品。北京奥运以来的这些年，中国的全球地位和影响，不知不觉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改观：单从器物层面衡量，中国俨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中国的海外利益迅速而显著地扩展至地球的各个角落，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的新主角——例如，我们左右全球气候和生态谈判的能力、影响全球贸易与金融革新的手段、改善全球贫困与难民问题的效果、供应联合国会费及出兵维和行动的意愿，均陆续达到或接近全球大国的层级。不管愿意与否，中国巨人正以越来越大的步伐接近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位置。

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是一个不完备的全球角色，在内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存在诸多发展瓶颈，在对外关系和全球政治上与老牌强国有不小差距。将强未强、爬坡往上的中国，也可能出现突发性危机，形成不进反退的局面。中国新的国际身份与战略定位，是现在的领导人、外交家和学术界必须认真探讨的大问题。中国不可能回归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如前所说，那不是一个平等国家交往的系统，缺乏主权国家的当代意义与普世价值；中国领导层若采纳此类建言，势必遭遇周边和国际上的广泛抵制。反过来讲，逐步强大起来的中国，肯定也不会重复晚清和民国时期那种忍气吞声、割让主权的“弱者弱势”外交谋略；不仅新一代中国精英断然没有服软的道理，快速成长时期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更是要求决策层更加强硬果敢。今天的中国，亦无法照搬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联合其他弱势民族抗御强权的对外方略，或是毛泽东的“一边倒”“一片红”的世界革命理论；不管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条件，都不适合中国把自身束缚在第三世界盟主的位置上，更别说去充当国际战争与革命的策源地。至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它未来的延续性需要两分论：一方面由于其谦虚低调和合作互利的取向，必然在未来一段时期继续为现行体制与领导层采用；另一方面它又不完全符合中国实力壮大、利益扩展的现状，因而将得到修补和改造。怎样当主角，什么时候、哪些场合担当，是壮大起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明确承认，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落后位置，必须改革开放，且有明确的对象与指标；现在看上去如此强盛、成就被公认的中国，承认不足、承认学习的必要，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太容易。

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取向，在我看来，首先要基于继续发展壮大自身的内在要求，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周边与国际环境，避免大的涉华对抗与外部动荡；其次是着眼于不断增多的海外利益，扩大国际合作深度和自我保护能力，争取塑造、完善各种外部规则；这中间，需要在国内需求与国际利益之间、全球收益与国际责任之间，建立起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动态均衡。特别要指出的是，同为世界大国，中国同美国、俄罗斯这样的老牌国家很不一样。中国既不应学美国人那种以强凌弱、动辄干涉他国内政、强行推进自身立场的“坏脾气”，也没有必要仿效普京那样老想另起炉灶、与多数国家和现行国际体系格格不入的风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得以壮大和民生大幅改善的事实证明，我们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维护者、建设者、负责任者，没有理由从根本上废弃和颠覆它，那样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也不利于团结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当然，中国与美国及周边一些国家的摩擦也表明，现行国际体系仍有不少严重缺陷，某些“既得利益者”没有做好接纳中国崛起的准备。正因如此，中国需要发出更有力的国际声音，需要建立更合理的国际规则，需要提供更均衡的公共产品，包括必要时解决问题的各种手段。本质上讲，中国不是造反派，而是改革派。我们期待的国际改造过程，是长期的、渐进的、多半协商式的，需要的是实力、智慧加耐心。历史将证明，这种取向不仅保持了自身壮大进程的可持续性，也保证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积极互动、磨合进步。所谓“创造性介入”，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考虑。

我多次强调，中国是新的国际关系的主要动能和变量之一，中国的前景更多取决于中国自己的选择与国内发展状态。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不仅处于现今国际体系的边缘，而且选择了“造反者”的基本方针和态度。尽管中国也先后加入了联合国和一些重大国际组织，但总体而言缺乏积极合作的热情和参与决策的策略。一个例证是，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亚非会议上与印度等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年代初期在联合国呼吁改造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外，中国人很少主动设计和提出自己的国际制度议案或其他重大国际倡议。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活跃，内涵也更加具有互利共赢的建设性。如世人见证的那样，中国人参加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把参与的过程与本国的建设和发展事业挂钩，国际化进程本身在中国日益成为衡量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自我提升的重要标尺。总体而言，到20世纪末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国际制度影响的重要动力之一；看看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分析上海合作组织（SCO）或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性国际机制的扩展，就不难察觉上述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从最近四五年算起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益发引人注目，综合国力等硬实力大幅提升，外交与国际战略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世博会的顺利召开等，象征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和力量体现的主要代表；各种国际机制和规范的作用发挥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中国不仅早已撕掉“东亚病夫”的标签，而且彻底摆脱了国际制度缺席者或可有可无的角色，甚至被广泛认定为从“主要受援国”的位置转向“重大资助方”或“决策者”的方位。客观地分析，虽然多数中国人并未承认这种所谓“全球定价人”“主要责任方”或“供货商”的新定位，外部世界特别是主要国际制度决策圈内对此却有相当广泛的共识与议事安排。可以列举的典型事例有，逐步机制化的二十国集团峰会（“G20”）、全球气候公约制订过程（所谓“哥本哈根/后哥本哈根进程”）、全球贸易谈判进程（所谓“后多哈回合”）、全球核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在所有这些关乎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重大国际制度的修改与推进中间，中国的地位与角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管是有诚意的邀请还是居心不良的压力。今天，可以说，下述判断名副其实、毫不夸张：缺少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参与，缺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赞同，没有这个新兴大国的政治意愿和安全保证，相关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便失去了意义，其最终决议与安排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从未来一段中长期预测，在不发生主要大国全面对抗的前提下，只要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保持可持续性，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或突发事件能阻挡上述趋势；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国将成为各种主要国际组织实现变革、发挥更好作用的主要动因之一。

在看到中国崛起、推动国际进步的美好愿景的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中国现有模式的不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贤的这句遗训继续适用于取得巨大进展、同时存在严重问题的今日中国。没有深刻的认知与反省，不会有恰当改进的方向与动力。从全球发展角度测量，国际时政流行的“中国模式”的各种说法，更多不是像国内某些媒体所说的那样在热情赞美中国，而是描述一种可畏不可敬、更不令外国公众向往的低层次发展及笨拙“体态”，它主要指庞大中国经济的快速粗放扩张，尤其对各种化石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全球占有率、低技术含量的大宗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碳排放总量的急剧上升和对全球生态的消极影响，多半是对精致严格、创意奇妙、高水准和前沿性等“好词”的反向解释。的确，离开中国古代哲人和工匠留下的令人赞叹的各种遗产，离开中国当代经济不断扩大的规模和令人咋舌的发展速度（里面又有相当部分是以中国人民长时间辛勤劳作、低收入和简单消费为代价获得的），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能拿出来的、比较像样的品牌数量真的很少，由中国人在全球重大方向上直接推出和建制的东西确实无多——试列举全球政治外交上的大量倡议，全球军事国防领域的无数“杀手锏”，全球科技方面层出不穷的尖端产品，全球文学艺术创造中的一批批领军人和新潮流，全球性组织和国际法范围的近期各种新规制，全球性学术和思想领域的各种新术语、新学派、新方法，尤其是那些预示人类未来前景、让年轻一代更加喜爱和乐意追求、建造更均衡与稳定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制度性创新中，有多大比例来自当代中国人的贡献，又有多少可以贴上“中国力量”或“中国模式”的标签？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实现对这种远不是中国人民喜爱和期待，更不是伟大中华民族应当具有的粗放低端结构的彻底转型，是一个十分艰巨而漫长的过程，目前还远不是自满停步的时候。

从外交和国际政治角度讲，尽管按中国官方的尺度（实际情况确也有根据），中国国内进步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公众的开放意识和进步需求在不断提升，但为何外界总是把中国与某些封闭、落后、一成不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等量齐观？为何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把我们的国际战略与“资源争夺型”甚至“资源掠夺型”的西方传统列强对照？为何国际社会有相当多的朋友总觉得中国与那些麻烦国家、失败政权或不讨民众喜欢的独裁者走得太近？为何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老在批评中国在提供发展援助和安全援助方面“小气”、显得与国力不符？

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仔细梳理归纳一番，看看这些误解有多少是由于一些敌对势力刻意捏造和歪曲造成的，有多少是因为官方外宣苍白乏力所致，有多少是实际政策和决策思路的不当引发的，有多少是缘于国人的国际意识薄弱，哪些属于毫无道理的指责，哪些算是误解与偏见，哪些是值得反思和改进的。这些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的事情（及问题），都不是情绪化的反应、简单化的方式所能解决。今天的中国人，既不可陶醉于新近萌生的“盛世情结”和沙文主义的梦呓里，也不应囿于旧时狭隘的“弱国悲情”和“受害者心态”的禁锢中，而应仔细审视和定位新阶段上的战略取向，朝着新兴大国、进取大国、风范大国、责任大国的方向迈进。现存国际秩序中仍存在诸多结构性缺陷，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对中国的崛起构成一定威胁，我们的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主权安全等领域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风险；对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有所准备，既要发展军事和国防方面的硬力量，也要建立建设性斡旋、创造性介入国际热点和利害冲突的安排（与机制）。另一方面，“打铁先要自身硬”。若要改造世界，先要改造自身。适应时代要求和进步标准的国内转型改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须牢记：当我们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时，并非对外宣传上的托词，或是为推卸国际责任寻找借口，而是坦承中国目前发展所处的较低水平，包括器物层面的相对粗放、体制层面的相对落后和观念层面的相对自闭，是为着防止虚骄之气阻碍高水平的内部革新和外交审慎；不管外界怎么解读“发展中”的宣示，中国媒体和公众要有清醒、准确的自我估计。保持忧患意识、谦虚态度和奋发图强精神，再有几代人的艰苦跋涉，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伟大民族之林、为人类进步再做重大贡献的图景才可清晰显现。顺便说一下，以往多数国际政治的教材或研究类著作聚焦在国际政治的阴暗面，讲了太多的冲突与算计；我想做些不太一样的工作，把分析重心放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积极因素与线索上。我们国家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风范大国，不光要有硬实力的强大，还需要宽广的全球视野，有面向未来、从善如流的勇气和精神追求。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两年，各项事业的重大进展及一些信号的发出，展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的政治决心和远大抱负，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赞许。政治上的反腐倡廉，经济领域的户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消除垄断等尝试，都属于艰苦卓绝的攻关。转型升级的口号与行动正在国内各个方向延伸。内政有如此可喜的迹象，外交同样出现了新的气势。实施“一带一路”的周边大战略，发展“命运共同体”及中国式义利观的新思路，建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倡议，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通盘设计，中国在亚信峰会和APEC峰会上制订并提出的新观念、新路线图，中国在联合国和多边场合的更加活跃与努力，显示出与内政同步的奋发有为、强势变革取向。

作为中国外交的研究者，我很欣喜地见到中国外交的新取向，同时也在思考：介于中国内部变革和外交活跃之间，我们的外交转型会是怎样的方式？如何做才能更好适合内外需求？这方面的所谓“顶层设计”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在新的全球场景内，适应新的环境与要求，中国外交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型？外交转型与“创造性介入”的对外取向有何关系？在我看来，做好这一工作，首先需要研究一般性的规律或趋势，既包括发生在国际范围的重大变化和事件，它们构成中国外交实现“创造性介入”的约束条件；也包括国际范围各国外交转型的一般规律与经验教训，把它们作为中国外交变革与转型的借鉴对象。第二，需要探讨中国的独有进程，即当下改革开放的新趋势、新举措、新难题；不难理解，这些正是推进外交转型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前提。最后，需要进入操作层面，观察有关外交转型的具体难题，分析外交的政治地位、外交投入及其增长机制、外交官的筛选与培养机制等方面。后者属于体制机制包括规章制度性的专业问题，过去探讨得很少。须明白，外交的活力释放，中国外交在全球的更大影响，与内部的体制机制变革、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整体进步，是有内在联系、成正比关系的。放开眼界就会发现，中国外交的这一变化，有全球性、历史性的意义。观察全球外交进步的方向，不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程度如何，社会因素（包括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对外交转型有基础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绝对主权思想与实践正在式微，国家逐渐“变小”、社会逐渐“变大”，全球性相互依存已成潮流。最终历史将证明，人、公民、社会代表着本体、上位、主导和根本，而国家、权力、军事、外交等上层建筑的形塑与推进，须朝着服务于前者的方向。国际关系不是重复循环的，而是演化进步的，这一趋势是人类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野蛮争斗到文明开化发展的映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几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进程，外交转型属于其中的片断。

我的中心论点是：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需要国内合适的氛围与条件，那就是与全球进步时代相适应、相一致的深刻社会转型，需要外交体制机制自身的反省与改进。也因此，本书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在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的社会基础如何？外交工作怎样适应新的要求？外交转型要朝着什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