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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应该给予儿童最周到和最好的关怀，父母所做的，也不应该仅仅是赋予孩子生命。
随着第一个维护儿童权利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儿童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但这个社会运动是自发产生的，既没有发起者，也没有指导者。它本身就像一座火山，一旦爆发，岩浆将会向四面八方喷发出来。
在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文明取得了进展，服务于成人的法律也得到了改进。但是，儿童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的来自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保护。对于儿童来说，他所得到的仅仅是他所出生的家庭提供的物质、道德和智慧上的帮助。如果一个儿童的家庭没有财力，社会丝毫不感到对他有任何的职责。一直到现在，社会从未要求家庭应该做好准备，以便恰当地关怀自己孩子的成长。国家在制定官方文件时，对最细微的条文细节如此谨慎，对有关它的权力的条文如此热衷，但是，对未来父母保护子女以及为他们适宜的发展提供条件的能力上却毫不关心。与成人已经得到的大量的利益相比较，儿童被认为不属于人类社会的，并一直处于被流放和被遗忘的状态。社会没有意识到儿童是受害者。然而，他们确实是受害者。
实际上，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使一个家庭生育很多孩子，但也只有相当少的孩子能活下来。幼儿的死亡在那个年代被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以致于家庭常用以下这种想法进行自我安慰：他们的孩子直接去了天国。那么多的婴儿死于无知和缺乏适当的照料，以致他们的死亡被看作是十分正常的。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
终于有一天，人们从昏睡中惊醒过来了。一场旨在提高人们意识的和激发父母良心的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了。父母们被告知仅仅给予子女生命是不够的，他们还应该保全子女的生命。科学已经告诉父母应该如何去做，他们必须受到必需的教育和获得新的知识，以便给他们的子女以适当的照料。
但是，儿童并不仅仅在家庭里才遭受痛苦。在学校中的调查也揭露了儿童所遭受的痛苦。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医学发现和研究工人中的“工业病”，为社会卫生学打下了基础。人们发现，除了缺乏卫生知识所导致的传染性疾病之外，儿童也有类似的“工业病”。
儿童的工作是在学校里进行的。在那里，他们必须承受社会所强加给他们的痛苦。由于长时间努力阅读而光线很暗，儿童得了近视。由于长时间被限制在狭窄的和拥挤的地方，他们的身体变得衰弱了。
然而，儿童的痛苦不仅表现在身体上，也表现在精神上。强制的学习导致了儿童的沉闷、恐惧、厌倦和精力的耗竭。他们变得懒散、沮丧、忧郁、染有恶习、缺乏自信和失去童年的欢乐。
在学校儿童中所做的一些调查揭示了一些有趣的事实。许多儿童到学校时，已经因为早晨劳动而弄得疲惫不堪。在上学之前，有些儿童已经走了好多英里给住户送牛奶，或在街头出售报纸，或在家里劳动。因此，他们到学校时既疲倦又饥饿。也就是这些儿童常常由于不注意听课和未能理解教师的讲课而遭到惩罚。教师出于他的责任感，更多的还是出于他的权威感，企图通过惩罚以唤起儿童的兴趣。他用威胁的手段强制儿童服从，或者通过在他的同伴面前指责他能力低下或意志薄弱来羞辱他们。这样不幸的儿童因在家里受压制和在学校里受惩罚而耗竭他们的精力。
这些早期的调查揭示了如此不公正的情况，确实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学校进行了改革，有关的规定也迅速作了修改。医学的一个新的和重要的分支出现了，那就是学校卫生学。它对所有文明国家的学校改革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医生和教师一起为学生的健康而工作。我们可以说，这是社会第一次对原来在人性上的无意识错误的改正，标志着对儿童作出社会性补偿的第一步。
回顾这个最初的觉醒并追随整个历史的进程，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承认儿童权利或意识到他的重要的证据。成人迷恋于把儿童纳入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把他们自己作为儿童的完美榜样。他们身上所存在的如此惊人的盲目性似乎是完全不可治愈的。人的心灵中这种盲目性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也许像人类一样古老。
社会就像一列高速朝着某个遥远的目的地前进的火车，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可以比作在车厢中熟睡的旅客。他们那处于睡眠状态的良心是真正的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么，在运输工具日益加快的速度和人的心灵日益增强的尊严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危险的差异，社会就能迅速地进步。走向社会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唤醒正在沉睡中的和失去感情的人性，强迫它听听正在召唤的声音。
教学制度逐渐偏离了社会生活，看起来好像社会生活里的问题与学生毫无关系。教育的世界就像一座孤岛，好似这里生活的人已经完全与世隔绝，并且准备就这样一辈子隔绝下去。假如一个大学生感染了肺结核后死亡，在他生病的时候，大学——这个他生活的圈子没有给予他关心，也没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而这些情绪在他的葬礼上突然出现，这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和悲哀吗？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进入社会后惶恐不安，不仅不能自力更生，甚至还成了朋友和家庭的负担。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指望教育机构里的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已经从各种规则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些规则禁止教育考虑心理因素，它们只负责组织学习以及考试，通过考试的人可以得到文凭和学位。现今社会，这些便是在学校教育中所能取得的最高荣誉。同时，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也发现，大学毕业生以及获得了学位和文凭的学生对进入社会后的生活毫无准备，不仅如此，他们能有效参加社会工作的能力也大大降低了。有数据显示，精神失常者、罪犯以及所谓的“狂躁分子”数量大幅增加。社会学家呼吁学校应对这些严重问题进行补救，但校方丝毫不关心这些问题。作为一个非常古老的机构，学校不愿意改变它原有的路线和传统。只有外界的压力才可以对教育造成的缺陷和错误进行改变和补救。不合理的教育会对学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那么，从婴儿出生到六七岁这一阶段又是什么情况呢？所谓的学校对这一阶段根本不感兴趣，因此便有了学前教育。也就是说，官方教育机构完全把这个阶段排出了它们的体制。不过，刚出生的婴儿在学校真正能做的有什么呢？不管在哪里，为学龄前儿童设立的教育机构，很少依靠政府的官方教育机构，而是由非官方机构管理的。这类私人管理模式一般具有慈善目的。目前社会上还没有将保护儿童的心理作为社会问题来关注。此外，社会一致宣称年幼的儿童只属于他们的家庭，而并不属于政府。
现在婴儿出生后最开始的几年确实已经受到关注，不过在这一阶段究竟应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还没有人给出建议。目前为止，所有人都只表示应该重视家庭教育，他们认为对母亲进行训练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家庭毕竟不是学校的一部分，它属于社会。因此，儿童的个性或者对儿童个性的关注便被隔离开了。首先，家庭作为社会中独立出来的一个个体，却被社会忽略了；其次，学校也与社会完全隔绝了；最后，连大学也跟社会断了联系。在这一点上，既没有统一的概念，也没有社会对生命的关怀，只有被忽略的各种因素。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时而求助于学校，时而求助于家庭，时而求助于大学，这些方法是连续性的或是可选择性的。而大学也仅仅被当作整个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一些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已经认识到了这种隔离带来的弊病，但他们的研究尚未进入学校。所以说，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为人的发展提供真正帮助的系统。如我所说，教育有助于人的发展不是一种新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社会结构中依旧没什么地位。人类文明应该尽快采取下一步措施，而接下来的所有步骤都已经规划完毕。批评家轻易就能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环境的不足，研究人员也已经非常清楚人生的不同阶段都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因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要做的便是逐步填满这些空缺。现在的研究成果正像一块块从采石场采来的石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堆放到需要的地点，为人类文明筑起一座新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