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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看来，国家的价值在于其国民的价值。”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我们过于相信制度，却忽视了人的力量。”
——本杰明·迪斯雷利
“自助者，天助之”，这句至理名言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虽短短6字，却凝聚着无数人类的经验与智慧。自助精神不仅是个人立足之本，更可促使国家兴盛发达。外在支持往往事倍功半，唯有自助意志方能催人奋发。对个人或是集体施以援助，总会在某种程度上消磨他们自力更生的意志和需求。所以说，在指导过度、监管过度的国家里，人们就会感觉无助，这是必然的逻辑。
社会体制再完善，也无法主动帮助民众，所以最好的体制或许恰恰是要让人们自由发展、自我改善。然而一直以来，人们总相信幸福安康的生活来源于体制，而非其自身行动。因此，我们视法律为人类进步的动力，并经常高估它的价值。但普通人参与立法的程度甚微，仅仅是每隔三五年集体选出一两个立法代表。所以不管人们在做这件事时是如何尽心尽力，他们的生活或性格也不会因此受到积极的影响。而且，我们越来越清楚，政府总是否定多、肯定少，限制多、促动少，其职能主要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所以，虽然明文良法可以保护人们的智力和体力成果，而无须个人支付太多代价，但是法律作用终归有限——即便再严苛的法律也无法让懒惰的人变得勤奋，让挥霍的人变得节俭，或是让酒鬼戒掉恶习。这种性格的改变不能借助外部限制来实现，只能依赖个人培养良好的习惯，比如勤俭自持、克己自制去完成。
不难发现，一国政府通常反映着国民的整体面貌。所以，若政府先进于人民，其水平便会被拉低到与人民一致；若政府落后于人民，其水平便也会相应提升。这样，一国的法律及政府水平自然会与国民的集体性格保持一致，就如同水面总能找到平衡。人民道德高尚，统治必然清明；人民无知堕落，统治必然昏暗。的确，历史证明一个国家想要兴盛发达，依赖的并非国家体制而主要是人民性格，因为国家本来就是个体的集合，而文明指的也是男人、女人、孩子等各种社会个体的发展、完善。
若个人勤勉、积极、正直，国家就会进步；若个人懒惰、自私、堕落，国家就会腐败。人们常说的社会灾难，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个人的堕落。尽管我们努力通过法律减少甚至消除这些社会灾难，但它们总能换种形式死灰复燃。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就只能依靠个人生活和性格的根本改善。如果认可这个观点，那么爱国主义和博爱精神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改变法律和体制，而是在于激励人们学会独立自主、提升自我。
当人们受控于自身意志时，外部力量便显得无能为力了。所以，比之无恶不作的专制暴君，人类自身的无知、自私、堕落会激发出更大的奴性。而陷入精神奴役的国家若要获得解放，仅仅依靠权力或体制的更迭并不够。只要人们还迷信只有政府才能赋予他们自由，那么政治变革不管如何运作，终究会沦为镜花水月，无法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实际上，个人性格才是自由的坚实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和国家进步的唯一可靠保障。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言甚是：“只要个性存在，专制就会受到有效制约；而任何毁灭个性的东西，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是专制主义。”
很多人都没能正确认识人类进步的原因。有些人认为人类若要进步，就必须依靠恺撒式的人物，有些则认为需要民族力量，也有些认为需要法律保障。我们都在等待“恺撒们”降临，他们一到，就“欣然地拥戴他们，跟从他们”。简单来说，这一信仰的实质就是要人民无所作为，坐享其成。如果我们抱守这一信念，势必将毁灭人民的自由意志，从而为专制主义铺就道路。恺撒崇拜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糟的偶像崇拜，因为它象征着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其消极影响不亚于对财富的绝对崇拜。对一个民族来说，更为积极的信念应该是自助精神。只要人们完全理解这一精神并将其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就会销声匿迹。这两个原则可谓此消彼长，其关系就像维克多·雨果描述下的笔和剑，“一个会杀死另一个”。
此外，对民族力量和国会法案的过分依赖，其实也是一种迷信。在第一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闭幕式上，爱尔兰公认的爱国者威廉·达尔刚的讲话也许能说明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从不记得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提到过‘独立’一词，大多时候，我听到的都是我们要从这里、那里或其他地方获取独立，或者就是将希望寄托在他人或他国，期待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我知道与外国交往会给我们带来巨大好处，对这一点的重视，我不少于任何人。但我仍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工业独立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我深信，只要勤奋努力、发挥才智，我们现在就能抓住最好的机遇，创造最辉煌的未来。万里征程，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最终获取成功。我坚信，只要我们满怀热情、积极进取，过不了多久，我们将不逊于任何国家，我们的人民也将过上舒适、幸福、独立的生活。”
每个民族的发展壮大，莫不是凝聚着一代代人们的精神成果和劳动结晶。农民、矿工、发明家、机械师、艺术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无论位于何种阶层，无论置身何种生活，所有努力不懈的劳动者，都在为自己的民族增砖添瓦。我们踏着前辈们留下的宝贵基础，又在不断地为后代们铺就振兴民族的道路。就这样，前仆后继的劳动者们终于劈开混沌，创造了科学、工业、艺术的秩序，并最终诞生了文明。同时，这些先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财富将会代代传承。现在，这些财富流转到了我们手中，我们有责任将其发扬光大，以造福后代。
自助精神不仅是个人行为的动力，而且一直都是英国人民一个显著的性格特征，是我们民族力量的真正源泉。虽然有些威望颇高的杰出人士会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甚至成为领导者，但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却终归是社会大众。这就如同虽然战争史上只记录了将军的名字，但战争的胜利却要归功于每名士兵的英勇战斗。生活也是一场“士兵的战役”，民众才是最伟大的创造者。虽然有人默默无闻，有人名垂青史，但在人类文明的面前，他们一样伟大。即便身份卑贱的人，也可能因为坚守勤奋、节俭、诚实的品质而成为社会模范，对祖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他的生活和品行会无意识地影响他人的生活，成为未来时代的典范。
科学界、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伟人们虽然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但也并非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也并非属于什么特殊的阶层，他们中也有学者、工人、农民，也可能贫穷或是富有。实际上，上帝的一些最伟大的使徒也是来自市井之间。最贫困的人也可以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达到成功的巅峰。很多时候，困难似乎化为了他们的得力帮手，教会他们刻苦勤奋、坚持不懈，并激发出他们可能被埋没的潜能。通过挑战困难最终获取成功的事例多如繁星：曾身为理发师的杰勒米·泰勒成为了最具诗意的神学家；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发明了纺纱机，并奠定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基础；腾特顿勋爵在英国议会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奇；特纳则成为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之一……这些无一不印证着那句古老的格言：有志者，事竟成。
莎士比亚的身世至今仍是个谜，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出身于社会底层。他的父亲是一位屠夫，经营着自己的小牧场。而至于莎士比亚，有人说他小时候当过梳毛工，还有人说他曾在学校看大门，后来代笔撰文。他真的“并非一个人，而是人类的缩影”。一名海军作家读了莎士比亚对海洋的精准描述后笃定他曾当过水手；一名牧师从莎翁著作中推断出他极有可能做过神职人员；而一位出色的相马手则坚持认为莎士比亚做过马贩子。所以，莎士比亚是个当之无愧的演员，凭借广泛经历和细心观察积累的知识，一生“饰演了诸多角色”。无论何时，他都时刻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而直到今天，他的著作仍然对英国人的民族性格具有重大影响。
而天文学领域内许多杰出的人才，也像莎士比亚一样，来自普通家庭。比如，哥白尼的父亲是一位面包师；开普勒，一位德国小店主的儿子，曾是餐馆服务员；达隆巴特命运更为坎坷，小时候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被人抛弃在巴黎圣·让·隆德教堂的台阶上，所幸被一名玻璃安装工的妻子捡到，并被收养；牛顿的父亲是格雷翰姆附近的一个小地主；拉普拉斯的父亲则只是汉弗勒尔附近波蒙特奥奇的一位贫农。这些杰出人物无一例外地在年轻时遭受着困苦，但他们通过自身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坚实而永久的声誉，这是用多少金钱都无法买到的。事实上，富裕比贫穷更可能阻碍人们成功。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格朗日的父亲曾在都灵担任战时财务主管，由于投机失败一蹶不振，整个家庭也随之受到严重打击。正因如此，拉格朗日后来才通过努力获取了成功与幸福，他曾说：“如果我当初很富有，那就可能成不了数学家了。”
在我国历史上，牧师、教士的后代尤为杰出：海军英雄德拉克、纳尔逊，科学精英沃勒斯坦、普雷费尔、贝尔，艺术天才雷恩、雷诺尔兹、威尔逊和威尔克，法律名家瑟罗和坎贝尔，文学家艾迪生、托马斯、古德斯密思、科勒里奇和丁尼生。除此之外，印度战争的功臣哈丁爵士、爱德华兹上校、哈德森少校也都来自牧师家庭。同时，英国之所以能够占领印度，也主要依靠来自中产阶级的将领，比如克利夫、瓦伦·哈斯丁及其继承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工厂长大，而且学过一门手艺。
不仅英国有许多人通过努力和智慧在困境中获取成功，外国亦如是。艺术界闪耀的群星中，克劳德是糕饼师傅的儿子，吉福斯是面包师的儿子，利奥波德·罗伯特是钟表匠的儿子，海顿是修理工的儿子，格列高利是木匠的儿子，萨克特斯五世是牧羊人的儿子，而达盖尔自己则曾做过舞台设计师。阿德利安六世也并非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个穷困潦倒的船员，甚至买不起油灯来供他学习。于是，阿德利安六世小时候只好借助路灯和教堂里面的火把来做功课，但恰恰是这种勤奋和坚持为他以后的成功铺就了道路。
这种例子在其他各界也是不胜枚举：矿物学家豪伊的父亲是一名纺织工人，机械师霍特费勒的父亲是奥尔良的一个面包师，数学家约瑟夫·弗雷尔的父亲是奥克赛纳的一个裁缝，建筑师杜兰德的父亲是巴黎的一名鞋匠，博物学家格斯纳的父亲是苏黎世的一名皮革匠。格斯纳刚开始工作时，正处在贫困、病痛、家庭变故等一系列困境之中，但这些不幸都没有消磨掉他的勇气，也未能阻止他前进的脚步。他的一生恰恰说明了一句俗语：只要肯做事、愿做事，就不怕没有时间。皮埃尔·拉马斯与其类似，他出身于皮卡迪的一个贫寒人家，小时候帮别人放羊，因为不喜欢这份工作而逃到了巴黎。在饱受艰辛之后，他终于成为纳瓦拉大学的一名职员，而这个环境则赋予他一份可贵的学习机会。于是不久之后，他便成为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有许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守，从最为贫贱的阶层崛起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杰出人才。从那些优秀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早期的困难和逆境竟是他们最终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英国下议院有很多议员都是自我奋斗的典范——他们成为广大劳动者勤劳勇敢的代表，深受爱戴。索尔福德地区已故的议员约瑟夫·布拉泽顿在讨论《十小时法案》时，就用他自己曾在棉花厂工作的经历，详细阐述了工厂生活的艰难和劳累，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措施，承诺一旦被授予权力，他将竭尽全力改善工人的生活。话到此处，下议院掌声一片。詹姆斯·格雷汉姆爵士随即起身，说自己并不知道布拉泽顿先生的出身竟是如此贫寒，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议员，更值得自豪，而且，出身同样阶层的布拉泽顿先生，将更可能与这片国土上的广大工人平等地对话。
代表奥德海姆的议员福克斯先生习惯这样描述自己的过去：“当我在诺维奇做纺织童工的时候……”还有一些健在的国会议员也同样是出身贫寒。众所周知，林德赛先生现在是有名的船主，还担任着桑德兰地区的议员。但有一次，在回击一名政敌的攻击时，他向威茅斯的选民们诉说了自己的过去。14岁时他就成了孤儿，当他离开格拉斯哥去利物浦闯荡世界的时候，他没有盘缠，只好请求船长同意以工抵债，一路上负责为船填煤换取路费。到达利物浦后，他花了7个星期才找到第一份工作。在那段日子里，他住无所居、食不果腹，最后好不容易才在一艘来往印度的贸易船上找了份稳定工作。他开始时在船上当童工，由于品行优秀，不到19岁就被提拔为船长。23岁时，他告别海洋生活，回到陆上谋生，此后可以说是飞黄腾达。他说：“我成功了，靠的是勤奋、坚持以及推己及人的处事原则。”
在所有事例中，不难发现，若要获取成功，只能依靠勤奋刻苦，好逸恶劳的人在任何领域内都难成大器。勤奋的双手与大脑可以提升品性，增添智慧，获得财富。即使出身豪门，若要成就自身，也只能艰苦奋斗，因为虽然土地是可以继承的，但智慧与知识无法继承。富人可以花钱雇佣工人为自己干活，但却无法雇佣别人为自己思考，更无法用钱买到品性。实际上，勤奋是成功的不二法门，正如德鲁和吉福特的“学校”就是工作的鞋铺，而休·米勒的“学校”则是克罗马蒂的采石场。
显然，富裕和安逸不一定催生最好的品性。相反，社会的发展一直离不开出身底层的人们。若生活过于安逸舒适，便可能消磨掉人们的勇气与斗志，化解掉顽强拼搏的力量。换个角度看，贫穷可能并非不幸，通过自身努力，人们甚至可以将其转化成一种幸福。虽然有些人因追求享乐而最终泯然众人，但那些意志坚定、忠实善良的人们将会获得力量、自信和成功。培根说：“人类似乎对财富和自身的力量都理解甚少，他们过于夸大前者的价值，而过于忽视后者的作用。自立、慎独可以教会人们自力更生，行善良之事。”
富裕的生活诱惑很大，很容易使人放纵堕落，这是人之本性。但是，有些豪门子弟，在巨大的财富面前，仍然能够“不屑享乐，艰苦奋斗”，在所处的时代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英国的富裕阶层并非纨绔子弟，他们也在为国家恪尽职守，无私无畏。回望过去，半岛战役中，我们看到英勇的军官带领部队横穿泥沼地；放眼现在，赛巴斯托波尔高地的印度烧焦的土地见证着这些豪门子弟的崇高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两个战场上赴汤蹈火，有的甚至已经为国捐躯。
和平时期，富裕阶层也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比如现代哲学之父培根，自然科学大家沃赛斯特、波伊勒、卡文迪许、塔尔伯特和罗斯。罗斯可以说是出身贵族的伟大机械师，而若并非出身贵族，他或许会成为一流的发明家。曾有传闻，说因为他谙熟锻造工艺，有一位不了解他身份的制造商曾邀请他担任车间负责人。他自己组装的著名的罗斯望远镜，便是当时最杰出的仪器。
但是贵族中涌现的最为杰出的人物可能还是出现在政治和文学领域。这些领域并不因其人文属性而降低对勤奋、肯干和努力学习的要求。高级部长或议会的领袖一定也是最辛苦的工作者，比如帕默斯顿、德比、罗素、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通。虽然《十小时法案》维护的并非这些人的利益，但他们在议会期间，仍然夜以继日，辛劳工作。若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罗伯特·皮尔爵士了。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从不休息，其职业生涯，充分说明了通过努力工作，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做出巨大贡献。在国会工作的40年间，他的工作量非常大。他认真谨慎，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得彻底、完美。比如，通过他所有的演讲，不难发现，他对所要说的、所要写的论题，都做了极为认真翔实的准备。他精益求精到了有些求全责备的地步，并要求自己尽可能满足不同听众的需求。而且，他智慧过人、意志坚决、做事果断，并能够与时俱进，扩大自己的视野，使自身的性格更加成熟、完满，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超越了大多数人。他愿意接受不同观点，尽管有人认为他过于谨慎，但实际上他从不因循守旧，不会让自己思维固化、沉溺于过去。
布莱汉姆勋爵的勤劳几乎有口皆碑，他为公众服务超过60年，在此期间，他曾任职于不同领域——法律、文学、政治、科学，并在所有领域中都取得了杰出成绩。至今，许多人仍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有一次，缪尔·罗米雷爵士受邀接受一些新工作，他以时间紧张为由拒绝了，但他随即说：“去找布莱汉姆吧，他似乎有用不完的时间。”实际上，布莱汉姆的秘诀就是不让一分钟虚度，而且他身体犹如钢铁般坚实。到了退休的年龄时，很多人选择离开工作岗位，去颐养天年，但布莱汉姆却开始研究光学规律，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巴黎和伦敦最著名的科学家们。几乎同时，他将自己撰写的论文草稿《乔治三世统治时代的科学与人文》交给了出版社，并丝毫没有耽搁自己在下议院负责的法律事务及政治讨论。西尼·史密斯曾劝他只要完成三人份的工作就可以了，但布莱汉姆就是喜欢工作，甚至已经成为习惯，无论做多少工作都无法满足。而且，他对优秀有着执着的追求，有人说如果他只是一名擦鞋工的话，那么他也会让自己成为全英国最好的擦鞋工。
虽然个人的勤奋和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从下文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人的帮助也是我们走好人生之路所必需的。诗人华兹华斯曾说：“独立与依赖、受助与自助，这两对关系虽然相互矛盾，却又共生。”从小到大，所有人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他人的抚养与教育，最为优秀和强大的人往往更对这些帮助心存感激，已故的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便是一例。托克维尔父母均出身名门，父亲是法国的一个名门贵族，母亲是马勒舍伯公爵的孙女。受到家庭的影响，他21岁就被任命为凡尔赛的审判员。但是，可能感觉自己得到这个职位并非公平，他决定离开，并要通过自身努力去开辟未来。“太笨了”，有些人会这样说，但托克维尔却勇敢地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他辞去职务，离开法国，去到美国游历，他后来的伟大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便是此行的成果。他的朋友兼旅伴古斯塔夫·德·博蒙特曾如是描述托克维尔在旅途中的勤奋：“勤奋是他的天性，无论是旅行还是休息，他的大脑总在活动……和阿列克西斯谈话，最能聊得开的话题总是最有用的话题。他不能容忍浪费一点时间，对他来说，最差的日子就是无所事事。”托克维尔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有一刻是完全停歇，部分由于外力，部分出于自身意志。年轻时如此，年老时亦如是。我认为人就像是一个旅行者，不断朝着越来越冷的地方前进，所以走得越远，就需要走得越快。冷漠是灵魂最为严重的疾病，为了防止这种病魔来袭，我们不仅要保持自己头脑不停运转，还要在生活中多交朋友，密切联系。”
尽管托克维尔坚定地认为个人的力量和自立十分必要，但他更清楚地知道，无论何人，一生中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别人帮助。所以，他一直对两个朋友——德·克格雷和斯托菲尔斯——心怀感激，因为前者给了他精神上的帮助，而后者则给予了他道义上的支持与理解。托克维尔曾对克格雷写道：“你是我唯一信赖的人，你对我影响深远。其他人或许影响过我的具体行为，但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影响了我的思想和原则。”托克维尔也一直对自己的妻子玛丽心怀感激，感谢她的坚持和温柔使自己最终能够取得研究成果。托克维尔相信一个高尚的女性会感染丈夫，提升其品性，而一个庸俗的女性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总而言之，人类的性格会受到各种各样细微因素的影响：榜样的或是观念的，朋友的或是邻居的，现实世界的或是祖先遗留的。虽然这些影响的意义十分巨大，但我们也必须同样清楚，一个人的发展主要靠自己的良好性格和积极行为，无论别人的帮助有多大，最好的帮手永远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