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几种简单的手语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每次没法让别人明白我的意思，我都会发一通脾气。我觉得自己被无形的魔掌桎梏住了，发狂地想逃脱，却徒劳无功。我极力挣扎，不是因为这种挣扎能让我逃脱无形的魔掌，而是因为我胸中燃烧着反抗的熊熊烈火。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我就会气得眼泪直流直到筋疲力竭。如果母亲碰巧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哭得撕心裂肺，以至于忘了到底为什么发脾气。后来，找不到发泄渠道的表达欲望越来越强烈，于是这种痛苦的情绪每天都会爆发一次，我甚至每隔几小时就会闹一次。

我的父母心急如焚，但又无计可施。我们家附近没有什么聋哑人学校，也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大老远地跑到塔斯坎比亚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教一个聋哑儿童。实际上，我的亲朋好友们都不相信我能被教化。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模模糊糊地记得《美国札记》里提到过一个聋哑少女——罗拉·布里奇曼。同时，她也记得那一记绝望的打击——探索出聋哑儿童教育法的豪博士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他探索出来的教育法很可能已经随他而去了，即使没有失传，像我这样一个住在阿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女孩怎么可能得到豪博士教育法的恩泽呢？

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位妙手回春的眼科医生，许多看起来没什么希望的病人在他那里都能治愈。我的父母当即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医治眼睛。

巴尔的摩之旅非常愉快，至今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许多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打了孔，我就把这些贝壳用绳子串起来，饶有兴趣地摆弄了半天。列车长也非常亲切。他过来检票的时候我就牵着他的衣角跟着跑。他还让我玩他的检票打孔机，那实在是个有趣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一角，用打孔机在硬纸板上打了很多小孔，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这样自得其乐。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洋娃娃。这个娃娃滑稽得不成样子，连眼、耳、口、鼻都没有——即使再有想象力的小孩也没办法从这玩意儿身上拼出一张脸来。奇怪的是，洋娃娃身上残缺其他部位对我而言无伤大雅，但是唯独它缺少眼睛这件事让我极受伤害。我执拗地试图向每个人指出这一点，但是似乎没人理解我想给洋娃娃安上眼睛的意图。突然我灵光一闪，想出个好主意。我爬下座位，在座位下的地板上摸索了半天，终于摸出了姑妈那条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我扯下两颗珠子，示意姑妈帮忙缝到娃娃脸上。姑妈把我的手放在她眼睛的位置，像是在确认我的用意，我用力地点点头。大珠子很快就被缝到了正确的位置，我高兴得无以复加，但是我马上就对这个娃娃失去了兴趣。整个旅途中，我一次脾气也没有发，因为有太多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忙得忘了发脾气。

到了巴尔的摩之后，奇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然他对我的病表示无能为力，但是说我还是可以接受教育的。他建议我的父亲去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电话发明家，贝尔对语音复制感兴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父亲是语言生理、语言矫正和聋哑教学方面的专家。——译者注)，说这位医生会介绍适合聋哑儿童的学校和师资。我们听从了奇泽姆医生的建议，立即动身赶往华盛顿找贝尔博士。父亲一路上满腹愁肠、忧心忡忡，而我却不解他的愁滋味，一心沉醉于四处旅游的欢乐中。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但是一见贝尔博士我就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对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和高明的医术都让人深为敬佩。他把我放在膝头上，让我玩他的手表。他还故意让手表响起来，让我感受手表的震动。他竟然明白我的手势，这让我对他喜爱得不得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会是我生命的转折点。从此，我的生命从暗无天日走向灿烂千阳，从孤立无援到或者亲情友情以及知识和爱。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的帕金斯盲人学校校长阿纳戈诺斯先生写一封信，请他为我物色一位称职的家庭教师。帕金斯盲人学校正是《美国札记》中豪博士孜孜不倦地探索盲人教育法的地方。我父亲立马照办。几周之后，阿纳戈诺斯校长就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们家庭教师已经找到了，这让我们放下心来。我们是在1886年夏天听到这则消息的，但是莎莉文老师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到我家。

就这样，我终于跋涉出了埃及，站在了塞纳山顶俯视众生。一股神圣的力量点拨了我的灵魂，让我张眼视物，见到了无数奇景。在圣山之上，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光明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