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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后，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阶段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所谓的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乡镇企业的繁荣主要是因为：（1）农民希望有新的方式赚钱，或是补贴自给自足的农业收入；（2）当地村镇政府也希望找到快速发展当地经济的方法，以帮助农民致富，逃离贫困和马尔萨斯陷阱（这也是邓小平政府的要求）。
虽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曾被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注意到，但是这个现象与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关系以及它在引爆中国工业革命中的伟大经济学意义并没有被充分理解。
它通常被认为不过是中国特有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下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甚至扭曲）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象。但是从历史的视角看，这种“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实质上与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尤其是英国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浪潮一脉相承，具有相同的意义、机制和规律。
在整个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的17世纪（1600—1700年）和18世纪上半叶，乡村工业曾在英国蓬勃兴起，繁荣了一个半世纪以上。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英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欧洲大陆市场和全球贸易市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英国农民，包括妇女和孩子，参与到手工制造业（尤其是纺织品）生产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式制造业承包和乡村作坊不断涌现，并演变成为以原始劳动分工和产业链聚集为特征、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原始制造业。随着一个半世纪的市场发酵和原始制造业发育，当批量的规模生产成为商人和早期资本家在国内外市场份额中赢得大规模竞争的重要方式时，这些“亦农亦工”的兼职农民工人和村镇作坊生产模式最终演变为全职工人和规模化大工厂生产模式。
这种根基于农村的原始工业化是引发工业革命所必需的程序，因为以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哪怕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一个深入和大型的市场来使得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和大型工业组织有利可图；这反过来需要依靠草根群体的充足的高收入（工资）和购买力，需要在不破坏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吸引大量的“以食为天”的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农民个体投入到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制造业生产中。因此，在开始阶段，大面积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的空闲时间来“就地”生产原始的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原生工业品，并通过远距离贸易来赚钱，是一种十分经济、有效和自然的方式；这是发酵市场、培育企业家、发展供应链和商业配送网络、提高农村和城市商业化对日常制造品的需求和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产生地方政府收入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并最终启动工业革命的诀窍。
中国的乡镇企业繁荣与早期欧洲的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当年的欧洲和英国主要靠有实力的商人阶层牵头在农村投资、承包、组织村镇作坊工业生产和其产品的远距离销售：他们雇佣农民的闲暇时间和剩余劳力并为之提供原材料，来“就地”生产满足远距离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产品（主要是纺织品）
，然后把制成品分销到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业网络。这种“家庭包工制”（putting-out system）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非常普遍。
因此在欧洲和英国，广大的商人阶级是大市场的创造者和生产的组织者，是原始工业发育的“酵母”和催化剂。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来开辟国内和国际市场，创造远距离市场和组织原始工业生产的重任主要是由中央、地方和村镇一级的政府承担（这一点还将在后面详细分析）。
中国式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通过1978年后大量乡镇企业（集体所有）的涌现，终于结束了计划经济时代由中央计划和重工业为主政策导致的“短缺经济”现象。1978年改革后的5年内，中国就成功地结束了广泛存在于食品、肉类、纺织品和其他轻工业消费品的配额制度。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场农村工业化浪潮和乡镇企业繁荣也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苦苦等待和久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或劳动密集型“工厂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但是，由于80年代的中国依旧贫穷，大部分人口仍然在农村，而且早期的乡镇企业依赖的是原始生产技术，因此很少有人（可能除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外）能够敏锐抓住或意识到这场农村工业化浪潮的深远历史意义和经济学意义。事实上，经过10年的原始工业“发酵”和市场孕育，1988年前后的中国已经处在引爆工业革命的门口，却丝毫没有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和媒体的重视。考虑到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和最初阶段也并不是人们后来所想象的那么戏剧性和引人注目，这种敏锐意识的缺乏也并不奇怪。因为即使是像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这样的天才经济学家，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一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他们眼前展开。而这场工业革命恰好是由英国从17世纪（或更早）到18世纪中叶的农村工业化运动所引爆。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后（即1840-1860年代左右），这场由农村原始工业化引爆的英国工业革命才被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少数具有洞察力的政治经济学家所察觉和意识到。
因此，遵循英国工业革命同样的“历史逻辑”，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发源于乡村，即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虽然这些企业在所有制上与当年英国的乡村作坊完全不同（这正是麻痹和误导经济学家们的地方）。在中央一系列农村政策的指导下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帮助和扶持下，这些乡镇企业由未受教育的农民构成、组织、管理。这些农民与他们17～18世纪的清朝祖先没什么两样（可能除了没有辫子以外）。有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过分强调正规科学知识（所谓人力资本）在工业革命中的关键作用，把中国早年没有成功在17～18世纪发展出英国式的纺织机和蒸汽机归因于文化水平低下和缺乏现代教育的中国农民。但是，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一些农民在20世纪末亲手点燃了中国的工业革命。
中国原始工业化的速度与西方发展史相比却是史无前例的。1978—1988年十年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变为1890万个，增长了12倍；农村工业总产值从515亿元（占GDP的14%）增加到7020亿元（占GDP的46%），增长超过13.5倍；农村工业的就业从2800万人发展到9500万人，增长超过3倍；农民总收入从87亿元到963亿元，增长12倍；村镇企业总资本存量从230亿元到2100亿元，增长超过9倍。同时，农村工人作为总农村劳动力的一部分，从9%增长到23%。
这种爆炸式的增长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农村继续发生，像引爆了热核反应堆一样，一个爆炸导致更多的爆炸，一个增长导致更多的增长。到了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超过了1.28亿人（不包括去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占到了中国农村总劳动力的30%。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1.6万亿元，是1988年的16.5倍，1978年的225倍。在1978—2000年，村镇工业产量平均增长率为每年28%，即23年里平均每三年就翻一倍。即使调整通货膨胀因素后
，真实的增长率也会在21%左右，为中国全国真实GDP增长率的两倍（即每3.7年增一倍），意味着村镇实际总产量在1978—2000年间增长了至少66倍。这种“自我复制”和核裂变式的规模和速度在如此长时间内维持，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记录过。亚当·斯密没见过，马克思也从未听说过甚至想象过。它使英国原始工业化阶段和工业革命相形见绌。
经过1978—1988年十年期的乡村原始工业的大规模繁殖和爆发式增长，罗斯托（1960）称作“经济起飞”的时刻注定会到来。第一个时刻发生在1988—1998年的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这个期间，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劳动密集型规模化轻工企业在农村和城市大规模兴起，与发生在1760—1830年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类似，但是以更加猛烈惊人的速度和威力爆发。
第二个关键时刻大概在1995—2000年，当时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以2000年的美元计价）。但是，离开对产业结构的分析，人均GDP 1000美元也许只是个随意和空洞的数字，实际意义不大，虽然世界银行经常把它当作一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的临界值。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人均收入是这个收入的几倍甚至超过十倍，却缺乏进一步增长的动力。1995—2000年对中国真正重要的，是批量生产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品的能力，以及“中国制造”在国内外市场上的需求已经变得非常大——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对能源、动力机械、基础设施和巨型机器设备的需求（购买力）大到在中国自己批量生产这些重工业品变得非常有利可图。
因此，在1995—2000年，中国已经处在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门口。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采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那些造就了（并维持）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本身。或简单地说，就是用机器来批量生产机器。正如经济史学家兰德斯注意到的，“纺纱和织布是一回事，能够用机器来纺纱织布又是另一回事。”（David Landes，1999，p380）对此我们得加上一句：用机器来纺纱织布是一回事，能够用机器来批量生产这些机器（纺纱机和织布机）更是另一回事！如果发明机器来纺纱织布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那么发明机器来批量生产这些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以及所有中间产品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21世纪早期，中国正式进入重工业建设阶段（由巨大的国内储蓄和国际纺织品市场需求以及其他的轻工业品市场支持），开启了化学品、水泥、电、钢铁、金属品、内燃机、卡车、汽车、轮船、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农业机械、纺织机器等等，以及用来生产各种轻工业品如电脑、冰箱、摩托车、电视、洗衣机、家具等等的组装线和机床的大批量生产。
一旦按正确顺序引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其自我繁殖和盈利的能力是任何金融危机都难以阻止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使中国出口总量与其增长趋势相比永久性地减少了近40%
）也没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因此，只要一个经济体完成了原始工业化的胚胎发育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健康“婴儿”时期的成长，即便在危机中也会发展，这与清朝晚期50年的变法图强、民国时期40年的风雨飘摇和计划经济时期30年的大起大落与最终萧条形成鲜明对照。就如19世纪的美国：经历了15次金融危机和一次四年的国内战争，这些都没有阻止美国强劲发展成为下一个世界生产中心和超级大国。这不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如制度经济学家所吹嘘的），而是因为美国重商主义政府自建国伊始就采纳了一个正确的、有序推进的、从原始工业化到轻工业化再到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详见第四章）。
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术语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经历模型化（即肤浅地数学化）的方式就是想象两个不同的生产技术：
（1）原始手工作坊技术，其生产函数是
y
=
n
0
.
5
；（2）采用机器的工厂技术，其生产函数
y
=2
n
-100。
y
表示为产量（比如纺织品），
n
为劳动投入。假定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交换，而不是自给自足。第二个技术涉及固定生产成本100，它反映采纳规模化生产所需要付出的在固定资本投入、创新、工业组织等方面的固定成本。但第一个技术没有这样的固定成本（或可以忽略不计）。
第一个技术是劳动报酬边际递减的手工作坊产业，第二个是使用机器的规模产业。就边际产量而言，因为使用机器，劳动在第二个生产技术中更具规模化效应。然而，当市场需求很小时（假设市场需求 y =1单位），用第一个技术更加有利可图，即只用一单位的劳动投入就能满足市场需求。第二个技术需要最少51个单位的劳动投入，才能抵扣掉100的固定成本，以实现正的利润收入，因此在市场很小时是个亏本的技术投入。但是，一旦 y （纺织品）的需求或者市场规模增加，比如从 y =1单位增加到 y =10个单位，用第一个技术需要100个单位的劳动投入，而第二个技术只需要55个单位的劳动投入。
现在，想象一个村庄有200个家庭，每个家庭有一个单位的劳动力。如果他们都独立经营，这个村庄的总GDP就是200个单位。但是，如果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工厂，用第二个技术通过团队工作和劳动分工来共同生产，那么这个村庄的GDP将是300个单位。更重要的是，这个村庄的家庭越多，用第二个生产模式会有更多的产量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市场规模（需求）决定劳动分工、劳动组织和新技术使用的程度。同时，请记住前面提到的粮食安全问题和纺织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问题：如果第一种生产技术对应粮食生产，那么即便对纺织品的市场需求很大，这个村子也不敢贸然采纳新技术，把农民变成工人，除非它能够在市场上用多余的纺织品随时随地换到粮食。
然而，社会（劳动）分工所依赖的大规模市场（需求）从哪里来？是谁首先创造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