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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包括传统和现代的）总是比较特殊的。它不需要大规模团队工作和超越家庭成员的合作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也就是说，它对劳动分工的回报率有限，对大量劳动力协作的边际收益非常低，与亚当·斯密描述的别针厂，19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劳动力密集型大规模纺织厂，以及20世纪美国早期的福特汽车装配生产线不一样。这是因为农产品的生产主要靠天，靠大自然。作物生长完全是由植物的自然生物周期决定，不可能随意分成很多中间阶段或中间产品来“揠苗助长”，实现规模化生产。换句话说，作物生长是土地密集型，对大自然（天气、季节和日照）是很敏感的，所以它对劳动投入的边际回报迅速递减。
因此，1958年把农业生产组织成大的企业单位或者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公社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想法是一个非常大且非常愚蠢的错误。当时提出“食堂”概念也是以为这样可以提高人民公社规模化作业的效率。
因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民个人努力之间缺乏很强的互补性，一旦组成巨大的生产单位，搭便车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很容易在大型团队工作组织形式下和个人责任分不清的情况下产生。甚至在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农业一直都是实现现代化（即工业化和机械化或用重机器设备规模经济化）的最后一个产业部门，而不是第一个产业部门。例如，美国到20世纪40年代才实现完全成熟的机械化耕作，与它在19世纪中期就实现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制度可以自然避免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的错误，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自动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引发中国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自由市场和土地私有制既然并没有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引发中国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就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突然做到呢？
因此，“大跃进”的根本性错误并非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企业组织”问题。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解释非洲的贫困陷阱，也无法揭示中国工业革命的秘密。
邓小平1978年开启的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大胆实践，推倒了大型耕作单位，在不改变土地公有制情况下，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一步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过意味着回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生产模式，为什么它就会在中国触发一场农业革命呢？如前所说，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农业生产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实现农业的自给自足或打破粮食安全和马尔萨斯陷阱的诅咒。
不同之处在于，邓小平治下具备的三个要素是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并不缺乏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缺乏：（1）农民在产品分配上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2）农村灌溉系统和农村与城镇之间公共道路的网络（这种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耕作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的低生产率和高风险，因为它导致农业收成对干旱和自然灾害的极度敏感）；（3）对多样化农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大市场和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原始工业（将在后面详细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在“大跃进”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约30年间（1949—1977），中国政府不断组织农民为广大农村建立了基本公共灌溉系统和地方性的交通运输网络。这些因素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大进步，也导致了在邓小平农业改革时期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高，虽然这一时期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
其次，在邓小平改革下，虽然土地仍是公有或集体所有，但是农民更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因为回报（真实的金钱所得）是与个人努力相联系的。农民有15～3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种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工作以及工作多久。土地生产率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和种植农作物的类型。这个新的“制度”安排允许农民根据土壤质量和类型以及相应市场需求，进行合适的多样化作物种植，以实现产量最大化。
再次，非常重要的是，在邓小平新的激励机制设计下，农民成了在满足政府的生产配额后的剩余产量所有者（即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工作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还可以充分利用晚上和季节性空闲时间。妇女和孩子也是农业劳动力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为家庭做副业工作，如养猪和织布。
这其中的一些要素也出现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然而，很重要的不同在于，虽然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土地是私人所有（地主所有），但是农民没有自由裁量权和动力去创业，因为他们不是土地生产剩余所有者，没有剩余索取权。他们就像是在公司里挣最低工资，资本家（地主）才是剩余所有者。然而，在邓小平的改革下，虽然农民并不拥有土地（只是租给他们），但是他们可以在满足政府具体配额后索取剩余、自由安排土地（除了暂时不能买卖土地和配额）。在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下，这种新的“制度”安排足以为农民提供足够的激励去有效耕作、追求利润、创业和创新。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地方和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建立，使农产品专业化和商业化（即在农业部门的初级劳动分工和区域分工）变得有利可图，其风险（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大大降低。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在1978年改革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由于这场原始（初级）的农业革命，中国农业总产出出现显著且稳定的增长。例如，农作物产量仅在1980年就出现了超过20%的永久性增加。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按照清朝和民国的粮食产量和出生率关系推算，1980年农业产量20%的永久增长本可以用来支持额外2亿个婴儿
，但是这额外的几亿新人口并没有出现。原因之一是在1979年中央政府实施的一胎政策。另一个原因是一场乡村工业化革命正在蓬勃展开，它将为农民提供一系列数量和种类都不断增加的消费品（以及就业机会）来替代生养孩子在效用函数（生命的经济回报）中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