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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几千年“榨取性”体制的负面形象存在已久，但是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大规模创新和技术变革，甚至在晚清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历史性的技术进步主要发生于农业部门，因此这种进步很快转变成大幅度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在1500—1900年，中国的人口从1亿增长到4亿，翻了4倍。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快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技术的创新，部分原因是新获得的可耕土地。在毛泽东执政时期（1949—1976年），尽管可耕地没有增长，但是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高使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68岁，总人口从6亿上升到10亿。但是，人口的增长抵消了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均消费水平并没有增加。更重要的是，虽然灌溉系统和农村交通、卫生条件有重大的进步，但是粮食收成仍然受干旱、涝灾以及其他自然和地理因素的强大制约，因此农村收成和粮食消费的波动性非常大，靠天吃饭问题没有获得根本解决。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选择”通过增加人口来吸收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力，而不是通过大量的财富积累变得更加富裕，像17、18世纪的英国或者18、19世纪的美国那样？这是一个对新古典经济学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参见Lucas，2003）。
食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费品：几天不消费，人们便会饿死；但是肚子一旦填满，食物的边际效用很快降为零。因此，除了对预防自然灾害导致的粮荒有一定作用，以积累很多的食物作为一种财富所产生的效用非常小。况且食品的可储存性也很差。当然，作为能够生产农作物的土地很有储存价值，但可惜土地供给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拥有量是不断下降的。
而且，当生产力受限于原始的手工作坊生产模式时，制造业产品非常昂贵和稀缺，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时间，因此用大量粮食来大面积交换手工制造业产品并不是一个积累财富的可行选择。
那么，如何处理因农业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过剩食品呢？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农业社会——没有工厂、汽车、高速公路和商场，没有酒吧、舞厅、旅游胜地和酒店，没有很长的寿命（只有30～40年）的情况下，额外的食物能够带来的最欢乐和功利的回报是什么？当然是生育孩子。在这种环境下，用额外的食物去养更多的孩子（像动物世界一样）是合理的且是最优的个体选择。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工业社会则不一样，大量的劳动力被分配去生产一系列的工业消费品——诸如地毯、窗帘、布匹、毛巾、衣服、帽子、靴子、袜子、床、柜子、凳子、沙发、椅子、桌子、锅、碗、瓢、勺、玩具、香水、化妆品、耳环、项链、首饰、纸张、铅笔、相机、计算机、手机、电子产品、微波炉、冰箱、洗衣机、CD、电影、自行车、汽车、飞机、书籍、杂志、医药、卫生、娱乐、服务、游泳池、公寓、房屋，以及你可以列举的所有与生产这些消费品相关的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与化工材料。每一种物品之下又有几十或上百个品牌可以选择。
人们通过积累大量的耐用消费品或其代表符号的金钱、股票、股权、债权等金融债权而变得更加富有。在人类历史上，金钱第一次不再仅仅是已有物品的交换媒介，金钱还是未来将要生产和发明的未知物品的符号或索取权。“未来”是可以在当下进行交易的（比如期货）。
因此，正是因为在18～19世纪的英国“顺应”国内外市场的开拓与扩大，“发现”了如何批量生产日益繁多的消费品（从各种纺织品开始）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工业化最终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偏好，把人们（尤其是草根阶层）对于生孩子的激情转移到了对于工业消费品的激情，促成了从积累人口到积累物质财富的历史性转变。这个发现促成了英国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逃离，冲破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对人类的束缚。毕竟，在工业革命时期，年轻一代的广大消费者很容易发现，在人们可以享受、消费和占有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包括情感和爱），孩子和农产品其实可以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可以被逐渐替代的。
换句话说，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意味着当同类商品（比如农产品和小孩）的“消费”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追求消费品种类的多样化要优于追求同种商品的更多数量。
当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品种类急剧上升时，人口不一定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但一定不再像以前那样达到与收入增长同步的速度，而是会低于收入增长速度，因为额外的收入会用来购买多样化的新型工业消费品而不是简单用来增加人口这种单一“消费品”。况且为了满足这种日益扩大的需求，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因而推迟结婚和生育年龄。因此，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工业品价格迅速下降和工业品种类迅速增多，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上涨和工资的提高，人们有能力购买更多更丰富的物品时，市场的扩张促使更多种类和数量的耐用消费品的大批量生产，从而遏制了一般家庭对多个小孩和简单农产品的原始需求。这使得马尔萨斯陷阱最终一去不复返。
注意，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只适用于消费的数量，而不大适用于给定量下的消费的种类。因而在消费篮子里增加新的消费品种是打破边际效用递减诅咒并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不二法门。 [1]
所以，工业革命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同类工业品数量供应上的生产力的急剧增加，而更应理解为对物品多样化的供给上的生产力的飞跃。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远远胜过农业社会依靠大自然所能赐予的种类和数量。
的确，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两大主要推动力，一是以需求主导和激烈市场竞争推动的规模化批量生产，二是以需求主导和激烈市场竞争推动的消费品种类的快速创新和翻新。
工业品生产也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劳动组织结构的巨大变化。工业生产的新模式大大地延长了劳动时间（因为厂房内的劳动时间再也不受天气和季节限制），但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依赖于劳动分工，即不同人之间的团队合作和相互协调。简言之，工厂的工作“是为有纪律、认真、专注的劳动大军设计的。产品流经很多人的手，每一个人都有不经心就会破坏最终产品的大多数价值的能力。每个工人的错误率必须保持很低，以保证这种集体工作程序的成功。”（Gregory Clark，2007，p.15）
经济学家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用指责落后国家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和缺乏人力资本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落后和无法实现工业化，因而提出应该先花钱办学校。但是，他们把因果关系搞错了。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低下，是因为缺乏市场需求来为基于劳动分工的企业提供盈利机会，因而缺乏在实践中训练劳动大军的“战场”。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这种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严密的工业组织的革命性变化，并不单纯是由产品供给方的少数天才企业家发明创新的结果，而是一种大众化运动，是广大草根阶层（农民企业家、工匠和商人）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工业品市场需求而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没有巨大的市场、大众充足的购买力和及时投递消费产品的商业运输渠道与原材料供应网络，即使发明了规模化批量生产的技术（比如珍妮纺纱机），任何农民、工匠或企业家都不敢贸然投资和大幅增加超过自身消费需求的物品供应。不同地区的成千上百万的企业家、商人和消费者必须同时协调好专业化的批量生产、批量分配和批量交换的大规模活动。而这有赖于大规模的规范化的市场的建立。
因此，基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规模化批量生产方式，有赖于大市场的出现，而大市场的建立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前所未有的协调成本和努力。这些成本最初是由那些追逐超级利润的大批商人阶级承担，但最终是由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支付的。因此，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无暴力的、讲信用的统一市场的存在，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那些没能成功创造出一个能支撑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政治上稳定的、统一大市场的国家，只能永久停留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水平和马尔萨斯均衡上。无论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如何援助和提供基金支持，如何搞“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这些国家也无法实现工业化。
工业消费品（比如纺织品）极大的收入（价格）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从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到基于工厂体系的工业批量生产的这种史诗般的革命性转变。这里首先要区分什么是必需消费品（比如粮食），什么是对收入具有弹性的工业品（比如纺织品）。这个区别能够告诉我们，如果有剩余（财富、劳动力、时间等），什么是普通家庭下一步重要的消费品。
想想人类生存的一些简单事实：和粮食不一样，人们可以在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一辈子不消费某些工业品，也不会立即死去。但是这类工业品却“多多益善”，即过多地消费这些商品也不会给人带来危害——但粮食不一样，少吃多吃都会死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多数工业品是收入弹性很大的消费品，也就是在决定是否购买工业品时，在时间和数量上都是灵活的和可以延迟消费的。而食物则是收入弹性很低的消费品：我们每天必须进食，但是肚量有限（“一饱百饱”）。由此想起历史上的一些简单事实：如果中国政府在1959年的“大跃进”时期能分配稍微多一点劳动力到粮食生产（和收割）部门（且为歉收留点余地），而不是都去大炼钢铁，中国的大饥荒可能会避免。这就是因为食品需求是刚性的，而钢铁不是粮食的替代品，而且粮食不能在一年的任何时候和季节生产。也就是说，不仅粮食需求是非弹性的，粮食供给也是非弹性的。
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危害粮食安全的同时，使一个农业社会可以用有限的劳动力去提供数量和种类都不断增加的新消费品？注意，农民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每天必须持续劳动十几个小时以维持生存。在这种社会里，农闲时间和消费水平都是由天气和季节决定。干旱、水涝、疾病、饥荒、掠夺、战争是农业社会的常态。
工业革命首先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停止在农业部门工作，并开始在工厂里生产工业品。粮食安全风险使得这样的劳动力重新分配是不可行的，除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这样的话，便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在土地不变情况下生产同样多的粮食，从而让更多人口能在工厂工作。
1959年的中国地方政府在分配3000万～5000万农民（占农村人口的10%～20%）去大炼钢铁时
，可能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中国政府高估了在农田从事大规模组织化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忽略了原始农业生产缺乏规模效应这一事实，低估了土地的边际产量对劳动力投入的迅速递减，从而导致在1960年和1961年的严重粮食短缺和饥荒。
然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978至1988年间，中国每年“分配”3000万至9000万的农民去当地乡镇企业工作，却没有遭受粮食短缺，也没有从国外进口粮食。在那十年间，中国农村的工业品产量增长了整整15倍！这与卢卡斯（Lucas 2003）和McCloskey（2010）所说的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间世界人均收入的惊人和神秘增长是同样巨大的。而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农村工业将会出现更惊人的爆发式增长。
然而，即便在首个10年的高速增长后的1988年，中国在没有破坏粮食安全情况下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呢？打破粮食安全和马尔萨斯陷阱诅咒的秘诀是什么呢？
[1] 在经济学术语里，如果U表示一个凹效用函数，N代表消费品种类，c代表任何特定种类的消费品数量。简单假设数量和种类都以单位价格衡量以及效用函数是可加的，那么可以很容易证明，消费同等数量但更多种类所获得的效用，超过消费同等种类但更多数量所获得的效用。也就是说，如果变量{N，c}都足够大，则N×U（c）＞U（N×c）。例如，一个平方根效用函数，如果N＞1，那么N×c 0.5 ＞（N×c） 0.5 ；如果是对数效用函数，c＞1且N充分大，则N×log（c）＞log（N×c）；例如，当c=2时，只需N＞2便能满足以上不等式；当c=3时，只需N＞1.5便可满足，等等。换句话说，c越大，N越小就能满足上面不等式。这意味着一旦消费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扩大边际种类的消费（N）比仅提高边际数量（c）要好，或者是用同样收入购买更少数量的但更多种类的商品要好于购买更多数量的但更少种类的商品。但是前提是要满足以下条件：（ⅰ）商品数量不断提高和价格不断下降；（ⅱ）新商品种类不断出现；（ⅲ）劳动力需求和家庭收入不断提高。这些条件刚好就是工业革命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