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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极个别例外，本书收录的是我替《科学画报》撰写的文章，其中多数是替“格物致知”专栏撰写的篇幅不超过1500字的短文——当然，收录到本书的版本往往比发表在杂志上的字数略多，内容也更完整。
约稿编辑对此类文章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联系近期的科技新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必须“赶时髦”。因此那段时间我将几个英文科技网站的“简易信息聚合”（RSS）放在浏览器首页上，以便随时留意科技新闻。编辑偶尔也布置一两篇“命题作文”。本书的多数文章便是由此而来。
虽然作者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尽可能长久的生命力，但“赶时髦”的一个可以预期的后果就是“速朽”。因为定义乃至创造“时髦”的是媒体而非历史，而历史地看，媒体的品位往往是“速朽”的。
因此，我曾建议将本书命名为《我的“速朽之作”》，但出版社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否决了这一提议，于是我退而求其次，从收录于本书的文章中选了一个标题作为书名。不过对读者我愿实话实说：本书介绍的很多新设想将会是昙花一现的，本书介绍的很多新研究将很快被证明为错误，从统计上讲，这是“赶时髦”的宿命。
明知“速朽”，为何还要集结成书呢？——读者也许会问。
这首先不可否认是出于作者固有的“敝帚自珍”心理。收录于本书的这些文章虽大都很短，话题虽大都来自媒体或编辑，撰写时却也依然费了心思，基本上每篇都参阅了原始论文，以避免“读科普写科普”那样的“近亲繁殖”，或“读新闻写科普”那样的敷衍了事，因而自信要比媒体的花哨之言更有料，也更准确。
其次——并且更重要的——则在于写作手法。具体地说，我对话题的背景介绍通常具有普遍性，从而不会因话题本身的“速朽”而失去意义；此外，我还尽量用思考性的角度来切入话题，启发读者带着开放和怀疑的眼光阅读新闻，不把结论写死，也不把问题掩去。
这种写作手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速朽之作”的寿命。比如拙作《来自襁褓宇宙的线索》发表后不久，其所介绍的观测结果就被基本否定了（被基本确定为是星际尘埃造成的干扰），成为本书中“朽”得最快的文章。但我回过头来读那篇文章，却发现不仅占篇幅一大半的背景介绍丝毫不受影响，就连结论部分也无需修改，因为我不仅引述了“在未得到不止一组确认之前，没有任何实验能被太认真地看待”那样的谨慎之语，强调了“复核”这一“容易因兴奋而忽视的环节”，并且具体提到了作为主要复核途径之一的“普朗克卫星预计将在几个月内发布新数据”（后来正是那些新数据为推翻原先的观测结果提供了依据）。跟同时期的其他介绍相比，拙作可算是为数不多将“速朽”列为重要可能性，而且并非是用“凡事都有可能出错”之类宽泛而圆滑的理由来搪塞的，这一点我是略觉自豪的。在具体题材“速朽”的背后，具有普遍性的背景介绍及带着开放和怀疑的眼光阅读新闻的方法是不会“速朽”的。
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理由也可为“速朽之作”的集结成书略作辩解，那就是这些文字毕竟记述了我们这个时代曾经有过——甚至曾经热捧过——的无数想法中的一部分，哪怕错了，甚至错得可笑，作为历史侧记也是不无趣味的。
1938年10月，在将于来年举办的纽约世博会（New York World's Fair）的工地上，一些留给5000年后的人类子孙的物件被埋入了地下，其中包含了一封爱因斯坦的信。爱因斯坦在简述了他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之后，在信的末尾写道：“愿后代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和理所当然的优越感阅读此信。”在结束这篇自序时，容我拾爱因斯坦牙慧说上一句：愿本书的读者也能怀着“自豪的心情和理所当然的优越感”来读这本“速朽之作。”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串探索的足迹，这串足迹里的“速朽”反衬出的正是他们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