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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力资源的潜力是巨大的。我们有1000万的天才，但我们创新的能力和成果确实对不起这1000万的天才，中国本土没有培养出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我们不说美国等国家，只看以色列。世界上创新能力独特的国家以色列有700多万人，一部分人是阿拉伯国家的人，在以色列没有多大的权力；还有200万人是神职人员。所以相比起来中国和以色列的人均创造差异确实非常大。跟世界平均水平比，我们的专利数在不断上升。从现在的“十二五”规划来说，2010年1万人专利数达到了1.7个，2015年要达到3.3个。看上去很多，但这就像很多地方的GDP一样，并不知道里面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十二五”规划指标定在人均三点几甚至四点几五点几都没关系，总能实现的——只要专利局审批的时候标准放松一点即可。但这些数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发达国家的专利数量相比——尚且不提人均数量，总数差距都很大！如果我们按照“十二五”规划的标准来看，“十二五”规划结束的时候中国专利总数就会跟日本一样多，专利数量齐平，但质量有差距。我们呼吁，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大家认为这些因素如果有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就会很强。然而我们有很多创新的条件——有1000万的天才，但是创新成果少得可怜。
制约我们创新能力的因素是什么？首先，我们智力资源的潜力明摆着。那是不是资源投入不足？我国居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确实跟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个差距在逐渐缩小。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2013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非常自豪地宣布我国教育支出占了GDP的4％。教育支出的增长当然对我国的人力资本投入有巨大帮助。但从日本、韩国、欧盟、美国来看，发达国家总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也是非常高的，甚至比我们还高。教育经费方面我们总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来不断地增加投入，但更重要的是投入的效果和质量。如果按照教育部使用经费的方式，很多教育经费多投少投影响可能都不大。如果教育部的理念没有转变，教育经费的增加对国家的教育发展是否有正的推动作用都很难说。比如现在有人出主意，说教育经费花不完怎么办呢？现在MBA、EMBA的高学费引起社会的很多批评，不如国家都包了这些学费！所以说，即使教育经费增加，若是使用观念不转变也不能解决教育质量问题。即使现在教育经费逐渐增加，每个孩子的人均教育经费跟发达国家依然差得很远。比如跟美国比，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GDP是它的一半，所以人均GDP相当于它的1/8；美国花在教育上的经费所占的比重是7.5％，我国政府的投入加起来占4％，私人占百分之一点几，所以投入比例比美国又低了2个百分点。总计算起来美国教育经费是我国的10倍左右。在教育投入方面，我国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例如这几年研发投入逐渐提升，研发经费越来越多——占到了GDP的1.8％，根据“十二五”规划，研发经费还要占到GDP的2.2％，所以研发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投入得越来越多，但是投入的效果现在还没看出来。这就要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包括制度原因和其他的文化原因。制度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在2004年是零点五几，现在慢慢提升到零点七几，甚至不能跟这些企业用来做招待费的比例相提并论，这说明我国企业研发动力不足。印度、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到了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之零点几，欧盟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3.6％，日本和美国都占了百分之四点几。所以我国的企业研发动力和研发投入跟欧盟、日本和美国差距很大。
一个国家的研发投入包括企业研发投入、政府研发投入、学术机构研发投入，最重要的是企业研发投入，因为只有企业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推动力。基础研究、纯理论研究和经济模型需要政府支持，但推动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研发是企业研发，创造的核心是企业创造。但为什么我国企业没有动力去做研发？首先是资源配置问题：国有企业规模很大，确实有这种研发能力和大量的资源，但它不一定有那么多动力做创新，而且做创新的效率也不一定很高；小企业没有太大的能力做研发，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有创新的动力但是缺乏资源。此外，研发投入有更多不确定性、风险且见效时间更长，所以企业家和企业一定是对长远的未来有足够的信心时才愿意投入研发，所以我们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长远稳定的预期。如果没有这些动力，企业不会做长期的研发投入。这就让我们思考怎样才能提升企业研发的积极性。
分析规模企业2011年的研发经费和专利申请，就会发现主要的研发投入是国有企业投入，但是国有企业每项专利需要的经费达到了250万元，也就是说投入250万元平均得到一个专利，还不知专利的质量如何。但是其他的私营企业一个专利平均只要84万元，说私营企业研发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但是私营企业研发投入很少，因为没有研发动力。所以研发方面不仅仅是总投入的问题。总投入需要增加，但更多地需要考虑体制因素，要提升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研发积极性。
此外是我国的科技体制方面。科技部等很多政府部门拿了很多钱去支持、关心企业，但是其做法基本上是政府里面的科长、处长的做法。在做风险投资时，政府有资金，企业来申请项目，政府如果认为项目不错，就给你投入500万元，给他投入300万元。好的风险投资失败与成功概率的比例能达到10:1就很不错了，而这些政府人投资的成功概率有万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所以即使投入再多，更多时候也是在浪费钱。因此，我国科技体制不改变不行。
教育体制同样需要改变。我国高考制度扼杀创造力，所有学生都成了一个模子。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不行，这是一般的说法。另外，就是高等教育体制高度行政化。北大的校长是副部级还是处级并不是教育行政化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体制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它是一个行政化的方式，改不改变学校的级别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些因素之后还有其他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要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关于这个生态系统的建设，国际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硅谷。从中关村开始，中国建设了很多高新区：据统计，中国已经建设105个国家高新区，还有好多省级开发区。那么建设这些开发区都是在打造高科技的园区，从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在建立生态系统，但这样的道路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中关村被列入国家的创新战略，有很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关村培养出了什么样的真正的高科技企业？这不是我提出的问题，这是中关村的领导——管委会主任在反思的问题。再看看其他的很多高新区，各个都建立得富丽堂皇，都在招商引资，都制定了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政策。然而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建设生态系统？真正去过硅谷的人发现，到了硅谷你反而找不到硅谷，为什么呢？硅谷没有招商引资的大牌子，没有广告，没有高楼大厦，只有看上去很安静的一些社区。投资最集中的地区比如Palo Alto，就是咖啡馆和餐馆，就是大家聊天的地方，但这些地区集中了世界上相当比例的最高级的风险投资和最好的企业。这么多年来，改变我们生活的创新型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在硅谷成长起来的。它的生态跟我国高新区的生态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到了硅谷说“硅谷在哪儿”？我自己还有点小得意，我知道的一个地方几乎是唯一一个能看到硅谷的地方：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地方叫胡佛纪念塔，建得很高，可以游览。只有到纪念塔的顶层你才能看到整个硅谷。这个地方很多美国人不知道，中国人也不知道。中关村跟光华管理学院有一个合作项目，他们挑选了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去硅谷培训，光华管理学院帮他们负责培训的项目，带他们去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我问我原来斯坦福大学的老师们，你们知道在哪里看硅谷效果最好吗？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说在塔顶。发现果然如此，只有在那个高点才能看到硅谷，能看到雅虎在哪儿、Google在哪儿。所以你真正到了硅谷时，其实看不到硅谷。
我想说，政府在创新方面发挥作用，其实是要尽可能减少干预，造就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如果由政府决定谁来谁不来、给不给优惠政策，所有这些创新最后就都会变成房地产、GDP工程。政府的另一个作用是什么？大家对硅谷的了解来自Google、思科等企业，但经常被忽略的是，硅谷了不起的地方不是这些大企业，而是它有千军万马的创新型小企业。事实上企业太大了以后就没有了创新能力。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争论：东海岸的创新区和西海岸的创新区，哪一个会是未来高科技的真正中心？当时大家有不同看法，现在这个争论自然解决了，公司该倒闭的就倒闭了。原因在于，支持这些大企业是没有办法持续创新的，硅谷了不起的地方是支持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所以我国支持的重点应该在小企业上面。真正的生态环境创新是将想法、技术、资金、管理结合在一起——如果这些要素能够无缝对接，一个生态系统就风调雨顺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承担的任务，应该是着重支持这些环节的连接点。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斯坦福大学等学校。这些学校的计算机系都很强，但是它们的商学院的作用也很重要。商学院作为创新思想的集聚地，能够起到把这些要素联系在一起的作用，所以斯坦福大学在创新方面有很多经验。哈佛商学院在美国国内确实很好，但在创新方面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哈佛大学有点像北大，说得多做得少，各个系的教授、科学家得到的专利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大学里最多的，但是转化成产业的非常少，所以哈佛大学也认识到这一点，成立了一个哈佛创新试验室，设在什么地方？设在哈佛商学院，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创新中心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整合平台推动创新。
最后，讲一下文化上的创新。有制度、有投入、有生态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就是创新文化。创新文化为什么特别重要？先从一个看上去不太相关的东西说起，一个学者在IBM做了很了不起的社会学研究。他研究了什么？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化对于管理的影响。文化的问题很难研究，但是他想了巧妙的办法，IBM是跨国公司，在很多国家都有分公司。分公司的员工做的事情都差不多，他就对分公司的员工做了大量调查，然后发现了什么？员工做的事情都差不多，IBM整个公司的文化差不多，但是在不同的分公司里其所在国家的文化对这些人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权力距离的指数，聚焦于不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程度。研究这种平等程度不是指探究等级的差别，例如我们跟主席之间有多少等级差别、一个处长与部长之间有多少等级差别，而是对于权力与财富引起的层级差异的接受和容忍度有多高，比如一个科长和处长在不同国家人民的观念里有多大的差异。按照他的说法是，权力距离指数越高的国家等级观念越强，等级观念强表现在人们对这种差异自然的接受和容忍，这样就使自上而下的沟通遇到障碍，你不敢向你的上级说实话和真话，下级也不能质疑和挑战上级，这是高等级权力的国家。为什么提这个概念？你会发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一个国家的权力距离成反比，国家等级观念越强的国家创新能力越差。拿特定的国家来比，权力距离越小的国家，也就是说等级观念越弱的国家，它的创新能力普遍比较高。与之相对，权力距离越大的国家其创新能力越差。我国排在哪？创新权力距离以100为指数，我国排在80，跟中东国家是一个水平，也就是说我国是等级观念非常强的国家。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是以色列，它的权力距离是最小的，只有百分之十几，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是二十几、三十几。按照指数的创新排名对我国是有利的，因为指数里有很多指标，比如市场容量、基础设施等，它不完全反映结果。如果用其他更客观的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没有办法做这些相关分析。虽然没有办法做衡量指标与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分析，但是包括权力距离在内的其他更加客观的指标与创新能力的相关性应该更强，所以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跟它的等级观念和权力距离成反比。
对于企业是同样的道理。大量文献与很多不同的研究都表明，一个企业的文化等级观念越弱，它的创新能力越强。比如现代管理咨询之父麦肯锡公司，它的创始人James O'McKinsey早期研究企业的破产——这些企业家都很精明强干，为什么企业会破产？原因在于管理者不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下级不敢跟上级汇报。所以他认为，企业的等级制度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甚至企业生存能力最大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做管理咨询一辈子都是在跟企业内部的官僚体系、官僚思想作斗争”。另外一个管理方面的大师是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博士，他对通用电气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把通用电气打造成“无边界的企业”，鼓励一级员工发表意见，并且亲自听取一级员工的意见，积极跟员工交流。为什么会这样？这需要理解创新的过程。我们对于创新的理解可能经常有一些不完全正确的看法，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讨论乔布斯很热门，全国都在讨论，甚至我们的总理都说中国未来要培养1000个乔布斯，但这其实是把创新的过程理解错了。中国为什么创造不出iPhone来？因为没有乔布斯？乔布斯是天才，他喜欢佛学，喜欢闭门思考和打坐，就做出了iPhone，所以我们要给这些天才成长的空间，想打坐就去打坐，他想登喜马拉雅山就登喜马拉雅山。我们以这样的想法来提高中国的创新能力，这对创新过程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创新过程最重要地在于交流和思想碰撞，乔布斯天才的想法不是他一个人闭门想出来的，都是在车库里与发烧友的聚会中、在与各种各样的人的交流之下碰撞出来的，他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享受所有这些了不起的想法，把不同的东西串在一起做成一个产品，而在于对好的想法的判断，坚持把技术和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
前面为什么说商学院很重要？商学院是提供这种交流机会的平台，连乔布斯与他的爱人都是在商学院听讲座的时候认识的。人类需要交流，对创新来讲交流尤其重要，不同思想的碰撞是创新产生的原因，所以国外都特别强调创新的空间。我个人认为，高科技企业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它为员工的思想交流提供最大的空间和环境，比如说公司内部空间的设计，大家参观Google和苹果公司时发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每个人的办公室特别小，交流的空间特别大，倒杯咖啡都可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雅虎经历了顶峰时期之后，这么多年来一直走下坡路，它们便从Google挖了一个女的CEO去拯救雅虎。她在雅虎最早做的一个改革是什么呢？硅谷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雅虎，过去这么多年实行员工自由上班的政策，给员工提供很多自由。这从效率角度看非常合理，既节约了员工的交通成本又节约了公司的办公成本。因为现在通信太发达了，随时可以交流。此外，女性员工还可以照顾家庭。于是，这成了高科技公司的一个潮流。但是雅虎的这位女CEO做了反潮流的事情——跟员工说“我们的政策改了，不允许在家上班，都得到办公室来”。这是为什么？她说“如果我们要重振雅虎的创新能力，一定要面对面交流，发e-mail解决问题不是创新的源泉。创新的源泉是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大家一说到创新，都会提起Google、雅虎、思科等高科技企业，其实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新企业值得我们借鉴。100多年来这家企业的创新能力在美国制造业企业中一直排在前三名，创可贴就是它们做出来的。这家公司了不起的地方在于，鼓励员工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进行创新。有人采访它们公司的高管，问公司的创新能力到底来自哪里，他说到了很多方面。他说的这些方面其他公司都在做，但是其中有一条其他公司没有做：要说话、要交流。公司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员工交流，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思想碰撞、交流的过程，交流在于什么？在于平等。真正的思想交流，一定要让交流的人感到人格和地位上的平等。面对非常森严的等级观念和制度，人们无法自由地交流。如果见到一个大领导都哆嗦的话，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出来呢？所以思想的交流碰撞需要破除等级观念。
大家都知道乔布斯是个天才也是个暴君，脾气非常火爆。在他引领下的企业，每年都会颁布一个挑战乔布斯奖，谁敢顶撞他谁就得这个奖，苹果公司允许挑战。
以色列另外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强大的军队。以色列周围有几亿的敌人，但是它能生存发展得这么好、科技这么发达，是因为其军队有很了不起的地方。以色列总结军队强大的原因，说并不是因为军队的设备、武器好——叙利亚的武器也不错。我们有时候强调军队不错，都会说它们是“铁军”——纪律强，而以色列军队好的原因恰恰在于纪律不强。以色列的士兵都觉得他们应该有权决定当时的情况；以色列的军队鼓励下级挑战上级，鼓励当场解决问题和当场做决策。这是军队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最独特的地方。
说到创新，我们也会提到诺贝尔奖。我们感到国外与中国最大的差别在哪？在国外一个所谓的学术讲座中，你会发现这里坐的不管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年轻人，大家可以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在中国的学术演讲，如果这里坐着一个院士，大家都一声不吭，等着院士发表高见。现在很多院士很了不起，但是不少人的岁数已经很大了，已经离开学术前沿好几十年了。可他不说话别人就不敢说话，这个讲座就没有交流，只有单向的信息输送。最大的权威说什么，其他人就说“对对对，您老太高明了”。所以国外有一种说法：在学术上就要接受不同的看法，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交流。我有一个同事，他在所谓的制度学派里是大佬，他的很多书也被翻译成了中文，属于芝加哥学派。我们经常会产生学术争论，到最后他说“今天我们的争论很好。你是共产主义国家来的人，芝加哥学派说服不了你。这个讨论很有意思，我今天学到了一些东西，你可能也学到了一点东西”。从交流和争论中间可以互相学东西，这是学术进步的基本条件。
回到中国的创新文化和我们的等级观念。在美国“9·11”之后历史性的时刻——剿灭了本·拉登时，所有的高层都在观看实况指挥，副总统、国务卿、将军……这些领导人该坐的坐，该站的站，你放眼一看找不到总统在哪儿——奥巴马伸长脖子坐在沙发上。我们所有亚洲国家都不敢想象在这么一个历史时刻，国家领导人们居然是这样一番景象。亚洲国家的基本套路是：老大肯定坐在中间，其他人一字排开，这就是等级观念。再看美国，这些人的级别、地位可能差别很大，但是大家坐在一起并不觉得有等级观念。而在我们县的政协会议上，主席台上坐了好几十号人，底下有的人埋头看iPhone，有的人听领导的讲话。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存在东西方文化等级观念上的差别。我们讲到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跟它的等级观念正好成反比，原因在于真正的创新需要真正的思想交流，思想交流需要人们的观念平等，见到上级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只有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才能有创新。而我们在这样等级森严的观念下很难有思想交流，即使蹦出一两个天才也没有持续创新能力。
在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我们讲究“君君、臣臣”，讲究等级、地位、不同社会关系距离感的认同，这种文化对我们的行为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常使得我们潜意识里希望国家、组织、企业有一个领袖，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我们潜意识里有很强烈的强者崇拜：很多老大就要摆出老大的姿态；下面的人毕恭毕敬，底下的人对老大也非常憧憬，觉得老大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有了强者崇拜，做了强人就觉得要像一个老大，基层的人也希望组织有这样一个人，这使我们在上下级等级观念上影响中国创新文化的建立。
我们很讲究交往，但是不讲究交流；我们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但是对交流思想没有太多重视。喝酒吃饭是建立社会关系主要的渠道。我们很多地方的文化和传统是什么？一上来主人先来三杯，客人再来三杯，人还没认齐基本上已经糊涂了。吃饭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认识人，建立哥们关系、朋友关系。所以说中国对交往非常重视，但是没有交流。国外很多人不习惯，吃饭时都是细声细语地讨论问题，讨论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互相提供新的信息；而我们就是拼酒，看谁能成为知心朋友，谁靠得住，谁讲义气。我们花在交往上的时间很多，但是我们思想交流的内容非常少。
所以需要积极推动创新的投入，制度、生态环境的打造，文化的改造，只有这些方面不断地改善，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提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