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管理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管理科学本无国界，可用于西方的，亦可通用于东方，从这一普遍性的角度来看，实无所谓美国式、日本式或中国式的管理。然而管理哲学因受文化变数的影响，各民族有各自的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理念，就这一特殊性的取向而言，中国式、美国式乃至于日本式管理，显然是实际存在而无法否定的事实。

同一民族，未必有一致的理念。同样是中国的企业家，也各有一套自己的经营理念，既不能也不必加以统一；特别是中国人不到黄河心不死，绝不肯轻易认输，更造成了中国式管理各有一套的繁杂现象。不过，由于各有一套经营理念，形成各有一套经营管理方式，至少证明了经营理念控制经营管理方式这一无形却甚为有力的法则。

中国人以“世界大同”为理想，并不倡导世界一同，便是早已洞察家人、民族以及世人都无法完全一同的道理，只能求其大同。“大同”后面省掉了两个字，说得完整些，应该是“大同小异”。人类心理原本“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所以世界上各民族的理念大同小异，而同一民族各分子间的理念亦属大同小异，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绝对不相同。

人类为求生存，似乎不能避免冲突、竞争。西方哲学家有鉴于此，从亚理士多德时代开始，即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名，一人一说，各执己见。中国先哲，在生存竞争之外，更进一步觉察到生活互助的必要性与价值，率先励行，在学说纷纭之中，做到王弼所说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所谓儒、道、墨、法诸子百家，只是在学术研究、讲求理论时才有较为严格的划分，而在实践中已经融汇，分别挂搭在适当的层次，汇合成一股以儒家为主的、积极肯定生命价值的道德洪流，形成了中国人普遍共有的理念。

西方哲学重“知”，中国哲学主张行以求知，贵在躬身实践。西方人谈管理，必须理论架构严谨，配以“实”的工具，方法一应俱全。中国人谈管理，大多注意理念的把握，“虚”以控“实”，使“实”的工具、方法在“虚”的经管理念之下，更能够发挥宏大的功效。

管理的对象很多，但终究离不开人，所以是人本的；中国哲学在天、人、地三才之中，特别重视人，也是人本的。管理要求人性化，在全世界对“人性”研究最深入、探讨最潜心的中国哲学领域里，寻找出中国人的经营理念，应该是十分恰当而可行的。

1726年，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ainWolff）在其《中国人的实践哲学论》一书中提及：“孔子是优秀的思想创造者，在孔子以前中国已呈现出非常繁荣的状态。”他说：“中国古代的君主都是哲学家。柏拉图以为幸福的国家应由哲学家来支配，中国人便是此原则的实行者。”管理者最好具有哲学的素养，至少也要反省自己的经营理念；中国人非常重视反省，便是希望大家核查一下个人的经营理念，是否符合“中国经营理念”的“共识”?我们把这一“共识”叫做“经”，每个人“执经达权”，以不变应万变，才能万变不离其宗，既能因应时空的变迁，又可以坚持原有的根本精神，因而大同小异，在和谐中各自有所发展。

中国的经营理念总合起来，就是一个“道”字。这“道”是十分微妙的，很难看得清楚。“道”即是“所由”的“路”。熟悉道路的行人，闭着眼睛走，有时也会发生意外；不熟悉道路的行人，摸索了老半天，有时不免迷路。行走时专心看着路，可能反而会撞碰到别的东西；行走时不专心看着路，也可能一不小心就绊倒在地上。然而，我们又不能因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便否认“道”的存在，否定“道”的价值。

“道”虽然微妙而不显著，却是相当“易简”的。管理之道，尤其要易知易行，才有实用的价值。我们综合起来，提出“安人之道”、“经权之道”和“絜矩之道”三个向度，建构了适合中国民族性的M理论。但是“道”是要行的，不能当做一个理论来看，所以管理者必须明白“虚以控实”的道理，发扬“不固而中”的精神，居于“继旧开新”及“忧患意识”，达到“日新又新”的地步，这才是真正的“不停滞”，得以持经达权而生生不息。

实践的程序有三：第一是确立“树状组织”，坚持“树干不与枝叶争绿”，从授权中训练部属，然后全力支持他，放手让他去做。第二是“邀请参与”，使这些有能力而且喜欢参与却顾虑太多、却步不前的同仁，能够积极参与，再进而乐于参与。第三是将同仁动员起来之后，为了避免“一动即乱”甚至“动而大乱”起见，必须“约法三章”，使同仁在约定的范围内，尽力去发挥自己的才干。整个的“自主过程”，建立在“由自助而自立”，再“由自立而自主”的基础之上。为了顺利进行，管理者唯有切实遵循中华民族文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法”，以“惟精惟一”来“允执厥中”，才能够辅助全体同仁，逐渐进入最为理想的“自动境界”。

至于中国经营理念的实践精神，我国先哲很巧妙地把“仁、义、礼”的大道理化为通俗的“情、理、法”，一切管理务求以“法”为基础，然后向上升进，摄法归理，而又纳法于仁。但是“法”为人所订立，为人所执行，为人所控制，所以再怎么强调“法治”，实际上都离不开“人治”，因此管理者以修身为本，必须注意“修己三要”，号召同仁共同发挥“功夫精神”，把分内工作切实做好。人事升迁，悉依从“禅让作风”，培养“以让代争”的风气，先求“以厂为家”，做到“公司全面照顾，员工全力以赴”，再求“以厂为校”，增进同仁的能力而又为公司效力。

我们现在常说“现代化”，如果它的涵义是“像现代美国一样”，实在是有欠正确的，因为那样一来，我们果真可以解决问题吗?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实际上是超越现代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管理者应秉持我国固有的经营理念，赋予新的精神，来运用新的工具和方法，并且还要持续地改善。中国人向来不排斥任何外来的文化，相反地，我们都在费尽苦心地给予适当的安置和调整。中国人的经营理念，不但不排斥管理科学，而且进一步还要将其运用得更合适、更有效。

感谢历代先哲为我们累积了如许宝贵的智慧。感谢现代从事中国文化整理、研究而又赋予其新生命的学者，使我们成为现代的中国人而不致变成现代的外国人。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附列于结语的后面，对于诸位先进的卓见慧识，在此谨表最大的敬意。

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光华公司对本书的出版，给予最大的助力，谨申谢忱。

序于海南三亚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