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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管理
曾仕强

自序

管理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管理科学本无国界,可用于西方的,亦可通用于东方,从这一普遍性的角度来看,实无所谓美国式、日本式或中国式的管理。然而管理哲学因受文化变数的影响,各民族有各自的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理念,就这一特殊性的取向而言,中国式、美国式乃至于日本式管理,显然是实际存在而无法否定的事实。

同一民族,未必有一致的理念。同样是中国的企业家,也各有一套自己的经营理念,既不能也不必加以统一;特别是中国人不到黄河心不死,绝不肯轻易认输,更造成了中国式管理各有一套的繁杂现象。不过,由于各有一套经营理念,形成各有一套经营管理方式,至少证明了经营理念控制经营管理方式这一无形却甚为有力的法则。

中国人以“世界大同”为理想,并不倡导世界一同,便是早已洞察家人、民族以及世人都无法完全一同的道理,只能求其大同。“大同”后面省掉了两个字,说得完整些,应该是“大同小异”。人类心理原本“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所以世界上各民族的理念大同小异,而同一民族各分子间的理念亦属大同小异,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绝对不相同。

人类为求生存,似乎不能避免冲突、竞争。西方哲学家有鉴于此,从亚理士多德时代开始,即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名,一人一说,各执己见。中国先哲,在生存竞争之外,更进一步觉察到生活互助的必要性与价值,率先励行,在学说纷纭之中,做到王弼所说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所谓儒、道、墨、法诸子百家,只是在学术研究、讲求理论时才有较为严格的划分,而在实践中已经融汇,分别挂搭在适当的层次,汇合成一股以儒家为主的、积极肯定生命价值的道德洪流,形成了中国人普遍共有的理念。

西方哲学重“知”,中国哲学主张行以求知,贵在躬身实践。西方人谈管理,必须理论架构严谨,配以“实”的工具,方法一应俱全。中国人谈管理,大多注意理念的把握,“虚”以控“实”,使“实”的工具、方法在“虚”的经管理念之下,更能够发挥宏大的功效。

管理的对象很多,但终究离不开人,所以是人本的;中国哲学在天、人、地三才之中,特别重视人,也是人本的。管理要求人性化,在全世界对“人性”研究最深入、探讨最潜心的中国哲学领域里,寻找出中国人的经营理念,应该是十分恰当而可行的。

1726年,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ainWolff)在其《中国人的实践哲学论》一书中提及:“孔子是优秀的思想创造者,在孔子以前中国已呈现出非常繁荣的状态。”他说:“中国古代的君主都是哲学家。柏拉图以为幸福的国家应由哲学家来支配,中国人便是此原则的实行者。”管理者最好具有哲学的素养,至少也要反省自己的经营理念;中国人非常重视反省,便是希望大家核查一下个人的经营理念,是否符合“中国经营理念”的“共识”?我们把这一“共识”叫做“经”,每个人“执经达权”,以不变应万变,才能万变不离其宗,既能因应时空的变迁,又可以坚持原有的根本精神,因而大同小异,在和谐中各自有所发展。

中国的经营理念总合起来,就是一个“道”字。这“道”是十分微妙的,很难看得清楚。“道”即是“所由”的“路”。熟悉道路的行人,闭着眼睛走,有时也会发生意外;不熟悉道路的行人,摸索了老半天,有时不免迷路。行走时专心看着路,可能反而会撞碰到别的东西;行走时不专心看着路,也可能一不小心就绊倒在地上。然而,我们又不能因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便否认“道”的存在,否定“道”的价值。

“道”虽然微妙而不显著,却是相当“易简”的。管理之道,尤其要易知易行,才有实用的价值。我们综合起来,提出“安人之道”、“经权之道”和“絜矩之道”三个向度,建构了适合中国民族性的M理论。但是“道”是要行的,不能当做一个理论来看,所以管理者必须明白“虚以控实”的道理,发扬“不固而中”的精神,居于“继旧开新”及“忧患意识”,达到“日新又新”的地步,这才是真正的“不停滞”,得以持经达权而生生不息。

实践的程序有三:第一是确立“树状组织”,坚持“树干不与枝叶争绿”,从授权中训练部属,然后全力支持他,放手让他去做。第二是“邀请参与”,使这些有能力而且喜欢参与却顾虑太多、却步不前的同仁,能够积极参与,再进而乐于参与。第三是将同仁动员起来之后,为了避免“一动即乱”甚至“动而大乱”起见,必须“约法三章”,使同仁在约定的范围内,尽力去发挥自己的才干。整个的“自主过程”,建立在“由自助而自立”,再“由自立而自主”的基础之上。为了顺利进行,管理者唯有切实遵循中华民族文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法”,以“惟精惟一”来“允执厥中”,才能够辅助全体同仁,逐渐进入最为理想的“自动境界”。

至于中国经营理念的实践精神,我国先哲很巧妙地把“仁、义、礼”的大道理化为通俗的“情、理、法”,一切管理务求以“法”为基础,然后向上升进,摄法归理,而又纳法于仁。但是“法”为人所订立,为人所执行,为人所控制,所以再怎么强调“法治”,实际上都离不开“人治”,因此管理者以修身为本,必须注意“修己三要”,号召同仁共同发挥“功夫精神”,把分内工作切实做好。人事升迁,悉依从“禅让作风”,培养“以让代争”的风气,先求“以厂为家”,做到“公司全面照顾,员工全力以赴”,再求“以厂为校”,增进同仁的能力而又为公司效力。

我们现在常说“现代化”,如果它的涵义是“像现代美国一样”,实在是有欠正确的,因为那样一来,我们果真可以解决问题吗?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实际上是超越现代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管理者应秉持我国固有的经营理念,赋予新的精神,来运用新的工具和方法,并且还要持续地改善。中国人向来不排斥任何外来的文化,相反地,我们都在费尽苦心地给予适当的安置和调整。中国人的经营理念,不但不排斥管理科学,而且进一步还要将其运用得更合适、更有效。

感谢历代先哲为我们累积了如许宝贵的智慧。感谢现代从事中国文化整理、研究而又赋予其新生命的学者,使我们成为现代的中国人而不致变成现代的外国人。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附列于结语的后面,对于诸位先进的卓见慧识,在此谨表最大的敬意。

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光华公司对本书的出版,给予最大的助力,谨申谢忱。

序于海南三亚

2006年1月 56eMOrKMBE9HTGAgr1t6fCXFdjHyQQHMTxVNYut1b405WGSvpz215WUlpKX5AC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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