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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看尘埃飞舞
在非洲大陆，舌蝇从不叮斑马，一旦被舌蝇叮咬，就可能染上“昏睡病”——发烧、疼痛、神经紊乱，直至死亡。科学家研究后发现，舌蝇的视觉很特别，一般只会被颜色一致的大块面积所吸引，而斑马一身黑白相间的斑纹，对舌蝇而言，往往视而不见。
然而，斑马身上色彩对比强烈的斑纹，却使它很容易受到狮子之类的捕食性动物的攻击，这就意味着在进化过程中斑马的选择使它有更多被狮子吃掉的风险，当然，它也成功地躲掉了昏睡病的困扰。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选择，一举两得的事很少，可是，我们又必须面临许多选择，这便是人生。
正如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尘埃，它污染空气，但它又把我们的天空渲染得更蓝。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阳光照进室内，会有许许多多细小的尘埃在飞舞，正是这些小小的尘埃在反射和散射着阳光，使阳光变得柔和、舒适。尘埃还有过滤光的作用，它滤去太阳的红、橙、黄、绿等较强颜色的光，留下的是较弱的蓝光，这些蓝光被大气层中的尘埃吸收反射和散射着，于是，天空变得蔚蓝、温柔。
存在就是合理，天空容纳尘埃，原来是美丽的智慧，而不仅仅是因为有博大胸襟。人生没有一劳永逸的选择，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无是处的东西，所以，我们面对选择时，可以多一点从容，面对万象时，可以多一点宽容。61、断箭
春秋战国时代，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出征打战。父亲已做了将军，儿子还只是马前卒。又一阵号角吹响，战鼓雷鸣了，父亲庄严地托起一个箭囊，其中插着一只箭。父亲郑重对儿子说：“这是家袭宝箭，配带身边，力量无穷，但千万不可抽出来。”
那是一个极其精美的箭囊，厚牛皮打制，镶着幽幽泛光的铜边儿，再看露出的箭尾。一眼便能认定用上等的孔雀羽毛制作。儿子喜上眉梢，贪婪地推想箭杆、箭头的模样，耳旁仿佛嗖嗖地箭声掠过，敌方的主帅应声折马而毙.
果然，配带宝箭的儿子英勇非凡，所向披靡。当鸣金收兵的号角吹响时，儿子再也禁不住得胜的豪气，完全背弃了父亲的叮嘱，强烈的欲望驱赶着他呼一声就拔出宝箭，试图看个究竟。骤然间他惊呆了。
一只断箭，箭囊里装着一只折断的箭。
我一直刳着只断箭打仗呢！儿子吓出了一身冷汗，仿佛顷刻间失去支柱的房子，轰然意志坍塌了。
结果不言自明，儿子惨死于乱军之中。
拂开蒙蒙的硝烟，父亲拣起那柄断箭，沉重地啐一口道：“不相信自己的意志，永远也做不成将军。”
62、尚未凝固的水泥路面
1899年爱因斯坦在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就读时，他的导师是数学家明可夫斯基。
有一次，爱因斯坦问明可夫斯基：“一个人，比如我吧，究竟怎样才能在科学领域、在人生道路上，留下自己的闪光足迹、做出自己的杰出贡献呢？”这是一个“尖端”的问题，明可夫斯基表示要好好想一想日后予以解答。三天后，明可夫斯基告诉爱因斯坦答案来了！他拉起爱因斯坦就朝一处建筑工地走去，而且径直踏上了建筑工人们刚刚铺平的水泥地面。在建筑工人们的呵斥声中，爱因斯坦被弄得一头雾水，不解地问明可夫斯基：“老师，您这不是领我误入‘歧途’吗？”“对、对，正是这样！”明可夫斯基说：“看到了吧？只有尚未凝固的水泥路面，才能留下深深的脚印。那些凝固很久的老路面，那些被无数人、无数脚步走过的地方，你别想再踩出脚印来……”听到这里，爱因斯坦沉思良久，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从此，一种非常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意识，开始主导着爱因斯坦的思维和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从来不记忆和思考词典、手册里的东西，我的脑袋只用来记忆和思考那些还没载入书本的东西。”于是，就在爱因斯坦走出校园，初涉世事的几年里，他作为伯尔尼专利局里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科学史册上留下了深深的闪光的足迹。
63、闲话图书馆
中国一向只有藏书楼。不管是官家的还是私家的，重点都在“藏”，看，是其次的。天一阁大大有名，不要说外人，就是范家的人，要上楼也不容易。据说一位女子因歆羡其藏书，嫁到了范家，结果也未能登楼入室、一饱眼福，终于饮恨而终。这样把书藏起来，与无书何异？
大概受了藏书楼式管理的影响，中国有了公共图书馆之后，在管理方法上也大体是主藏。“馆藏”若干，“善本”若干，是炫耀的资本。至于借阅，手续之繁复，条件之苛刻，几乎是一贯的。更有甚者，把公共的资源当成了单位牟利的手段。
那年去旧金山，因为逗留时间稍长，办了一张市图书馆的阅览证。办证极简单，拿着护照，到借阅处一登记，那里输入电脑，随即就递过了借阅证。这证可以在旧金山市的十几个社区图书馆通用，每次可以借阅一二十本书，借阅时间也很宽裕，从容看完，无人催索。图书完全开架，任你自选。还书更为方便，每家图书馆门外都有一个大方桶，略似邮筒而体积更大，投口也大。不论在哪家借的书，还的时候只要投入你最为方便的一个还书筒中即可，无需再办什么手续。图书馆每天有车收罗还书，分送各馆。残疾人和年老行动不便的老人，需要借阅盲文或音像资料，打一个电话就有人送上门来。还的时候只需丢在邮筒里自会有邮递员送回。
我很少听到美国人说什么几条便民利民措施之类的话，但他们的各种公共事业似乎都明白一个道理：他们是为公众服务的，无论定什么制度，立什么规矩，都是为了公众方便，而不是为了自己方便。比如图书馆，就要便利于读者借书和看书，而不是相反。令我诧异的是，为什么几乎天天把公众利益挂在嘴上的国人，一到办事的时候，似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与方便。公众呢？让他们麻烦去吧——这就不独图书馆了。
64、一生
当你1岁的时候，她喂你并给你洗澡，而作为报答，你整晚哭着。
当你3岁的时候，她怜爱地为你做菜，而作为报答，你把一盘她做的菜扔在地上。
当你4岁的时候，她给你买下彩色笔，而作为报答，你涂了满墙的抽象画。
当你9岁的时候，她付了很多钱给你辅导钢琴，而作为报答，你常常旷课并且从不练习。
当你14岁的时候，她付了你一个月的野营费，而你没有给她打一个电话。
当你18岁的时候，她为你高中毕业感动得流下眼泪，而你跟朋友聚会到明天。
当你19岁的时候，她付了你的大学学费又送你到学校，你要求她在离校门口比较远的地方下车，怕被朋友看见会丢脸。
当你20岁的时候，她问你：“你整天去哪里？”而你回答：“我不想像你一样。”
当你23岁的时候，她给你买家具让你布置你的新家，而你对朋友说她买的家具真是糟糕。
当你30岁的时候，她对怎样照顾婴儿提出劝告，而你对她说：“妈，现在的时代已不同了。”
当你40岁的时候，她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有亲戚过生日，而你答她：“妈，我很忙，没时间。”
当你50岁的时候，她常患病，需要你的看护，你反而在读一本关于父母在孩子家寄身的书。
终有一天，她去世了。突然你想起了所有从来没做过的事，它们像榔头痛击着你的心。
65、拒绝遗忘
面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所经历的许多充满暴力的政治运动，人们就“回忆还是忘却”的问题一直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悲惨痛苦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因为只有通过时常的回忆才能使人清醒，才能让人吸取教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忘记不堪回首的历史，才有可能彻底放下包袱，然后再轻松地重新起步。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大有人在。
在新著《关于我父母的一生》中，南帆以拒绝遗忘的态度将书写的对象指向了自己熟悉的父母：“父亲”放弃少爷的舒适生活，积极投身于改天换代的革命，可是他却永远改变不了血缘的历史，于是革命的曙光到来之后，所遭受的便是怀疑、排挤、关押、批斗、下放农村……“母亲”因此跟着受牵连，整天担惊受怕；“我仨兄妹”随之受连累。而等到噩梦结束时，返城的父母因长年的惊吓而改变了性格，变得沉默寡言、小心翼翼和谨慎处事，仿佛是自己亏欠了时代或别人什么东西。
历史不可能有假如，只存在如此。问题是我们对人为不正常的“如此一段历史”，常常缺少足够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将其轻松地演义为一个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故事。只要我们保持记忆和回忆，历史就不可能重演。但若是存在大面积的群体性失语和社会性遗忘，那就无法保证历史不会重演。故而，面对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当然需要巴金的《随想录》，需要韦君宜的《思痛录》，需要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