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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贵人要有长远的眼光，聪明的人知道在下属或有才华而暂时落魄者中寻找和培养贵人的重要性。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下属中如果有俊杰之人，一定要慧眼识珠，还要悉心栽培，等其日后成大器时，就会感恩于你而对你有所回报了。
得人才者得天下
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固素。作为一个上司，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双发现人才的“慧眼”，发现以后还得善于使用，做到这两点，便真是“得人才者得天下”了。
人是世界上最难把握、最难识别的动物。要学会识别人才，首先要破除门户之见，把自己的好恶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同时也不能仅凭着与自己的亲疏恩怨来选择人才。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却不小。因为人毕竟是人，而人都是有感情的，有时候要做出有违于自己情感的选择其实是很难的事情。
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就必须树立起一个观念：一个成功的企业绝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创建的。无论你是一个技术天才，还是一个管理天才，你都不可能仅凭着自己的单枪匹马去创立一个一流的企业，你必须求助于你的助手、你的下属、你的员工以及其他专家等。
根据许多成功者的经验，在创业之初，往往创业者个人的技术素质或是营销技巧是最为重要的。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你的创业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鉴别人才、使用人才、激励人才的能力。一个人，只有成功地利用了别人的智慧和才干，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1957年9月，在日本东京至大阪铁路间的千林车站附近，有一家面积约五十多平方米，全店只有十三名店员，以经营医药和销售食品为主的，名为“大荣”的小商店诞生了。
十五年之后，由于老板经营得法，生财有道，1972年，这家商店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过了一千亿日元，一跃而成为日本零售业销量最大的公司。1980年，商店首创年销售额一兆日元的新记录，而到了1999年，这家商店已经登上了日本零售业的王位，并在世界性商业零售业中颇有名气。
创造出这样奇迹的人，就是日本“大荣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现任该公司董事长的中内功先生。在日本，中内功被誉为“超级商人”、“流通革命的旗手”。
中内功成功的主要因素就在他善于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
中内功非常重视使用人才以及对人才的培训，他根据自己在军队时的经验，推出了一套发挥主任级员工骨干作用的“下士官经营法”，即发挥各基层营业小组负责人（即主任）的作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中内功深感人才的欠缺。他每在公司业务拓展的重要时刻，总是从各方面招纳贤才，聘用管理方面的“管理能人”。其中有许多人是他“三顾茅庐”才请出山的。中内功从20世纪60年代年起，就开始大量地招聘大学毕业生，信任他们，重用他们。现在，中内功所招纳的这些贤才已经在各级领导层次上担任重要的职务，有的已成为业务方面的骨干，为中内功的创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大荣”现在有职工14000多人。中内功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培训。他认为职工的素质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命运，所以，每年他除了派遣一千多名职工到海外参加十分严谨的培训以外，还从个人的积蓄中拿出了一百八十亿日元的巨款，创办了日本第一所“交通大学”，让学员们学习古典经济学、近代经济学、商品学和消费心理学等课程，以培养商品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专门人才。不仅如此，中内功还经常以“四个c”来嘱咐和要求员工。这“四个C”就是变化（Change）、机会（Chance）、挑战忙haUenge）和竞争忙ompetton）。
正是因为中内功善于发现人才，运用人才，才得以使他的零售帝国日渐壮大，这也正印证了那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古训。
不拘一格选人才
常言道：“得人才者得天下”，大到国家，小到企业，人才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不拘一格选人才便是成功的领导必须做的事情。
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认为，成功经营公司的第一个法则，就是找最棒的人来帮你工作。他找的人不但懂计算机，同时也懂得如何做生意。假如你只是懂计算机，只懂芯片和软件，这个人他是不要的。他找的人一开始就具备了经营和技术上的条件，所以他可以不断地良性循环。然而一般来说，公司在增员的时候，往往没有考虑得非常周密，觉得反正他是做行政，他只要懂行政就好了，他是做业务，他懂业务就好了，他懂那么多于什么。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需要负担两三个人的责任，所以在找人的时候多方考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最好的人才大部分都在你的竞争对手那边，所以你应该想办法吸引你竞争对手的那些伙伴。当然有些人说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事实上，只要你的条件具备，人才就会被你吸引而来。
长虹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倪润峰，花了10年心血终于把长虹变成了气贯长虹、如日中天的彩电企业。倪润峰也被世界统计大会授予“经营管理大师”称号，并获得了《亚洲周刊》的亚洲企业家成就奖。
倪润峰的成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也给了我们诸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为了长虹，不惜一切笼络人才。
赵勇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后，在清华读书14年，毕业后就参加了国家重点项目的研制开发。1993年，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使命的赵勇来长虹商调在长虹工作的妻子回京一事。
倪润峰得知赵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主动找赵勇商谈，希望赵勇也能留在长虹。看起来这有些不可能，可是倪润峰锲而不舍，经过两次倾心长谈，终于打动了赵勇，妻子没调走，赵勇自己也留在了长虹。赵勇说：“是倪总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我。”
留住赵勇后，倪润峰马上给赵勇安排了一班人马，任他调度使用，让他攻克大屏幕彩电模具难关。对于一个热衷于科研事业的人来说，这是最大的鼓励和诱惑，上司的充分信任，自由的实验空间，充足的资金来源，让赵勇干劲十足，仅在一年内，赵勇就为长虹填补了这一设计制造上的空白。
倪润峰对赵勇的这一贡献也给了相应的奖励，1995年赵勇就住进了180平方米的专家楼，1996年被提升为长虹设计四所所长。面对如此鼓励，赵勇更是勤奋工作，“长虹红太阳一号工程”就是他决策的。
倪润峰为长虹赢得了赵勇，赵勇也为长虹赢得了明天。
给下属施展才华的机会
下属中恃才傲物者自古有之，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心而炒了下属的鱿鱼，那么你便在无形中失去了一个难得的贵人，这种将到手的宝贝拱手送人的蠢事最好少发生一点。
20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电影界由邵逸夫的邵氏公司一统天下，无人能撼动其霸主地位。从70年代初开始，邹文怀的嘉禾公司异军突起，与邵氏一争天下。
邹文怀的成功之处在于善于发现人才，而正是一位传奇人物的加盟，挽救了嘉禾，成为邹文怀事业的贵人。这个贵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武术明星李小龙。
邹文怀原籍广东省潮州市，毕业于上海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曾做过上海一家英文报纸的记者。1949年他来香港，继续做英文报纸记者，当时月薪为60港元。一年半后他转到“美国之音”驻港机构工作，享受香港记者同行最优厚的待遇，这样他一呆就是7年。
由于56文怀精通英语、吴语、粤语，又擅长宣传策划，后来被邵逸夫挖去负责宣传工作。
1970年4月邹文怀带着他的几个亲信离开邵氏，自立门户创办嘉禾影业公司。原先有一批导演和演员，准备在嘉禾筹备停当后加盟，邵逸夫闻之立即给他们加薪，结果真正肯效力嘉禾的只有三四个导演和演员。
由于势单力薄，创业之初嘉禾备受歧视，当初答应投资的台湾富商也临阵退却。邹文怀大旗已经扯起来了，现在处在骑虎难下的地步。影业圈的人认为，邹文怀无财力，又要面对邵氏的封杀，嘉禾肯定成不了气候。
邵氏方面放出风来：谁为嘉禾拍片，再红邵氏都不会用他（她）。香港的演职员，谁敢得罪邵氏？谁不为自己的饭碗和前途而考虑呢？邹文怀处在逆境中，对跟他过来的三四个导演和演员十分感激，没有他们那他就成了光杆司令，根本开展不了拍片工作。
邵氏的封杀，更加激起了邹文怀的斗志，他立誓要杀出一条路来给“老东家”看看！因为没资金，他就率先在香港影业引进制片人制度。制片人制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是谁投资谁受益。既可独资，也可合资。这一制度的引进，缓解了经费紧张的矛盾。
邵氏公司明星如云，而当时嘉禾只有一个男明星，这就是与邵氏反目的武打演员王羽。按嘉禾当时的财力，只能拍一些小成本影片。因缺乏大制作，这些影片大都业绩平平。直到李小龙大贵人的加盟，才真正使嘉禾摆脱困境，从此走向辉煌。
李小龙是广东顺德人，从小生长在香港，是个少年武术迷。18岁那年他赴美留学，先后在西雅图和洛杉矶开武馆。他的武艺高强，在西方掀起了中国功夫热。李小龙还喜欢拍电影，渴望做好莱坞动作明星。但他怀才不遇，只在影视中做过第二主角和一些跑龙套的角色。
通过朋友牵线，邵氏公司与李小龙都有合作意向。双方在一起谈条件，李小龙开出每部片酬1万美元的价格。当时邵氏公司的一些大明星，每部片酬也只有五六千港元（约折合1000美元），邵氏认为李小龙漫天要价，他只肯出2500美元。邵氏吩咐手下人，叫李小龙自己先来，一切再作安排。言下之意，来不来由你！此举激怒了李小龙，他宣布不与邵氏合作。
邹文怀慧眼识珠，立即指示在美国的女干将刘亮华前往游说李小龙。嘉禾开出7500美元的片酬，虽低于李的1万美元，但大大高于邵氏。尽管这个片酬不及好莱坞配角的片酬，但李小龙从中看出了邹文怀的诚意。为了“报复”邵氏，李小龙答应了邹文怀。
1971年夏，嘉禾与四维公司合作，由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在泰国开机。拍片的双方投人了40万港元，若不成功，嘉禾与四维都只有关门倒闭一条路。李小龙脾气不太好，拍片时老与导演发生分歧，邹文怀一直当“和事佬”。
同年10月，《唐山大兄》在港首演，没想到竟一炮打响！当时一部影片首映一轮的票房收入达到100万港元，就算非常成功的卖座影片，可《唐山大兄》在香港首轮连映三个星期，创下350万港元的全港影院票房最高纪录！李小龙凭此影片，一夜成为大明星。
李小龙主演的第二部功夫片《精武门》，创下400万港元的本地首轮票房纪录。为了笼络这匹“野马”，邹文怀让他自编自导自演第三部影片《猛龙过江》，结果该片创下450万港元的票房纪录。这三部功夫片还发行到东南亚、中国台湾、日本等地，为嘉禾带来巨大的声誉和收益。
正当邵氏老板“大跌眼镜”时，嘉禾与李小龙和美国华纳兄弟公司联合拍摄李小龙主演的又一力作《饨争虎斗》，该片仅在美国一地的票房收入就高达300万美元之巨，而全部投资才花了80万美元。
嘉禾靠李小龙这个牌子，不断推出卖座影片，收益猛增，直撼老牌邵氏公司。
靠李小龙度过了危机后，邹文怀的嘉禾不断发展，逐渐取得了与邵氏平分秋色的地位。1993年嘉禾推出《忍龟者》续集，创下7亿港元的收入。从此，嘉禾逐渐取代了邵氏公司的地位，成为业界执牛耳的企业。
邵氏公司因为没有顾及李小龙的恃才傲物的举动而弃之不用，使他的对手嘉禾捡了个大便宜，从而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只能是叫苦不迭，又徒叹奈何了。
给有个性的下属以施展才华的机会，下属便有可能还你一个惊喜，邹文怀对李小龙的发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笼络下属，要义气和用人艺术并用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却不能凭一己之力打天下，他必须有得力的下属辅佐方有所成，因此笼络下属，利用下属的才华便是每个成大事者必备的手段。
如果说上司是下属最直接的贵人的话，倒不如说下属是上司最根本的贵人，没有下属的合作，光杆司令是不可能有大的作为的，因而重视下属的作用，便成了有所作为之人的共同特点，军阀混战时的东北王张作霖，便是懂得依靠义气和用人艺术笼络人心的人物。
张作霖在1917年进驻奉天以前，谈不上用人之道，统治土匪出身的狐朋狗友，靠的是所谓“江湖”义气。众人与他臭味相投，患难相交，又都是“绿林兄弟”，其中较有名的有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这些人出生人死，为张作霖卖命，立下汗马功劳。
进入奉天后，张作霖大肆网罗人才，他深知以前的帮兄帮弟，打家劫舍、冲锋陷阵没说的，但匪性难改，办大事不行。于是，张作霖极力寻求文武人才。其后有一批曾受过洋学堂军事教育的文武人才投到他的门下，如袁金铠、王树翰、王永江、刘尚清等，这些人为张作霖出谋划策，起到了智囊团的作用。杨宇霆、姜登达、韩春麟、常荫槐等受到洋学堂军事训练的人后来成为张作霖手下的得力武将。
原来为张出生人死的哥儿们对张作霖任用的新人颇不服气。一次，王永江逮捕了一名无赖军人宋某，为此，汤玉麟纠集了一伙人找到张作霖。汤玉麟说：“天下是军人用枪杆子换来的，王永江凭什么功劳高高在上，来管军人。”张作霖大怒，骂道：“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
张作霖统治众人的手段主要靠江湖“义气”，使部下服服帖帖，甘愿为他卖命，成为他坚实而牢靠的靠山。由于他善于笼络人心，使他在土匪中有极高的威望，使他成为这帮人当然的领袖。
在笼络下属的本事上，蒋介石比张作霖做得更绝。他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载着许多人的字号、籍贯、亲缘及一般人不大注意的细节，凡是少将以上的长官他都要请到家里吃饭，四菜一汤，简朴之极，作陪的往往只有蒋经国，采用这种不请别的陪客的家宴方式显得更加亲热。
蒋介石请部属吃饭后，总要合一张影。他与孙中山有一张合影，孙中山先生坐着，他站在孙先生背后，他与部属合影也摆这个模式。他常对众人说：“叫我校长吧！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如果不是黄埔学生，他也很慷慨：“哦，予以七期登记吧广这样就提高了部属的身价。”
蒋介石给部属写信，除了一律称兄道弟外，还用字号，以示亲上加亲，他很懂得人情世故。
蒋介石不仅熟记部属的名号、生辰、籍贯，而且连其父母的生日也记得很准，往往在他提起某将父母的生日时，使该将受宠若惊，十分激动。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雷万霆调任他职时，蒋介石召见了他，蒋介石说：“令堂大人比我小两岁，快过甲子华诞了吧？”雷万霆一听，眼泪都快出来了，颤抖着说：“总统日理万机，还记着家母生日！”
蒋介石说：“你放心去吧！到时我会去看望她老人家，为她老人家添福增寿。”
雷万霆自然死心塌地就成了蒋的“依靠”。
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杜聿明在徐州为蒋介石打仗卖命时，蒋介石从小本子上查到了杜母的生日，他立即命令刘峙在徐州举行仪式，同时又令蒋经国亲赴上海，送去了10万金圆券的寿礼，并且在上海举行隆重的仪式。这个消息传到徐州，杜聿明十分吃惊，因为陈诚因病去台湾疗养，蒋介石才批5万！
蒋介石如此厚待杜聿明，无非是视其为战争取胜的依靠，让杜为他拼命死战而已。
蒋介石对部属很能区别对待，爱官的给官，爱钱的给钱，爱地盘的给地盘。像陈布雷这样不爱官、不爱钱的旧知识分子，他又区别对待，在陈布雷50岁生日时，为陈书写“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大字，并附书：“战时无以祝寿，特书联语以赠，略表爱慕之意也。”
蒋介石这一招起到很好的效果。“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出自诸葛孔明的名言，陈布雷接到蒋介石亲书的这八个字，感慨万千。他常说：“蒋先生给我这八个字，使我特别感奋！淡泊为立身之本，宁静为处世之要，淡泊则与世无争，宁静则坚忍不拔，和我平日自勉正直平凡相表里。能守正，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他物所引诱，自然宁静；甘平凡，则透彻了解本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的贡献。”
平平淡淡的八个字，使陈布雷认为蒋介石对他“知其最深”。
陈布雷兢兢业业为蒋效力，在蒋家王朝日落西山时，陈布雷以自杀表示了他对蒋的忠诚。
即使在遗书中陈布雷还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期五负教诲。……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
蒋介石十分重视网罗社会名流，他赞成刘备三顾茅庐得孔明。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的亲信黄郛向蒋推荐了杨永泰，黄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我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蒋介石立即约见杨永泰，二人纵谈国内外形势，分析统一的谋略，杨洋洋万言，深得蒋的赞许；蒋则以为遇到了天下奇才，心中暗喜。
蒋请杨作为自己的智囊，杨再三推辞，蒋效法刘玄德三顾茅庐，才请出杨永泰。
杨永泰出任蒋幕僚长，蒋以宾师之礼待之，事无巨细，都与杨相商，言听计从，二人常常彻夜长谈，如晋桓公遇管仲一样，如鱼得水。杨永泰得蒋知遇，十分感激，死心塌地为蒋出谋划策。
杨永泰的大红大紫，引起陈立夫的强烈不满，陈立夫的“中统”勾结“军统”将杨枪杀于武汉。
杨永泰临死之时，左右问其遗嘱，杨永泰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去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遂。国祸方长耳。”
就这样，蒋介石笼络了众多的下属作为他的依靠，也成为他发家的重要原因。
激励下属是企业成功的法宝
企业无论大小，管理者都必须依靠下属来共创江山，如何让下属甘心为企业服务，如何让下属成为企业的贵人是每个管理者必须考虑的，其中激励下属是企业成功的一大法宝。
著名企业家、管理大师艾柯卡曾经说过：“一个经理人能够有效地激励他人，便是很大的成绩，要使一个单位有活力有生气，激励就是一切。你也许可以干两个人的活，可你成为不了两个人，你必须全力以赴，去激励另一个人，也让他激励手下的人。”
艾柯卡的这段话的确道出了管理工作的本质所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你一个人可以取得一些局部的小的胜利，但你要取得最后的全局的胜利，这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所能完成的。所以，你懂得怎样用有效的态度和悦人心意的手法去激励别人，这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下面这些方法能够使你达到激励别人的目的：
充分肯定下属的出色工作。如果你的下属们完成的工作质量非常出色，而身为管理者的你却从来不去注意，他们很快就会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如此地卖力工作，毕竟这项工作完成得一般还是出色与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于是，下属们的工作质量就会慢慢地下降。更重要的是，你的下属们会认为是你将他们的工作成果全部据为已有，你成了一个“摘桃子”者。这时，你的下属心里会想，你始终不提我们工作出色，还怎么可能会向上司反映我们的成绩呢？
总之，如果你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就有必要也有义务让你的下属们知道你是一名有劳必酬的管理者。这是一种最好的激励方法。
让下属承担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表现自我、超越自我，都希望在原来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就，更上一层楼。那么，你的下属也一样。对于你的下属来说，从你那里接受挑战性的工作可以使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正是接受挑战性工作本身的这种紧迫感和责任感而不是工作本身，使得你的下属今后得以成功。工作中的挑战性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激发一个人的工作热情，激励你的下属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勤奋努力，从而对自己树立起坚定的自信心，获得事业的成功。这一点无论是对你的新下属，还是新来员工，都是如此。
恢复下属的自信心。美国哈佛大学的劳伦斯教授一直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专注于影响工作业绩的关键条件上，他指出，导致一个人工作业绩好坏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以下方面：工作的满意程度；自信。那么，你的下属怎样才能在工作中树立起自信心呢？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艾里克森的解释是，一个人的自信心，最终的形成与确定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要有一个紧迫的环境；其次要有一个“化险为夷”、度过“危机”的结果。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自信心的获得是在一次又一次度过危机的过程中实现的。他同时指出，一个人自信心的提高，会使我们对自我的把握能力加大，这种自我把握能力是一个人对自己准确评估与预见的能力，它会在人的内心产生一种能动的力量，促使个人向完善发展，并且因此而把握一个企业正确的途径。
在工作中多褒少贬。一个出色的、精明的管理者，不会在一些小事上对自己的下属“横挑鼻子竖挑眼”，而是应该采取一种宽宏豁达的态度，让下属在犯了错误做了错事之后尽快地了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打击他们的自信心，给予他们时间去争取下一步的胜利。
不要无谓地非难你的下属。在公司管理工作中，对于下属的失败，假如你熟视无睹，不加以斥责的话，就有可能使下属缺少警惕性，很可能还会重蹈覆辙。为了使你的下属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甚至多次，你一定要深究造成失败的原因，促使他自己进行深刻地反省，所以，斥责犯了错误或者失败了的下属是对的。但是，斥责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去非难他。斥责和非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从对象的角度和心理去考察，“非难”带有明显的攻击意味，而攻击下属的失败，在结果上只能使他们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使得批评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你若是通情达理、体贴下属的话，你就应该斥责他，下属并不会因此而怀恨在心的。因为正确地运用批评的武器也是一种激励手段。
让你的下属有归属感。从管理者和组织者的角度来说，一个有着主人翁意识的员工，一定是深爱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部门、自己的公司，对组织有着巨大的献身精神的人。而从员工本身的角度来看，主人翁意识意味着他们有权对自己的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其他事情做主。主人翁精神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它要求人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去解决组织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用自己的自豪感、自信心所焕发出的巨大热情去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一个团队之中，管理者如果能知人善任，成功地激励下属，那么这个团队也就拥有了无穷的活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用好权力法宝，不吝官爵之赏
人大概都对权力有着一种天然的嗜好，作为一个上司来说，使下属甘心为自己服务仅仅靠感情和金钱的笼络还是不够的，必要时候用加官进爵来满足下属的权力欲，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人对权力的欲望很大的原因是虚荣心的问题，官大了，能够成为人上之人，自然而然便有了一种优越感和成就感。作为上司来说应该好好利用一下这种人性的弱点，使下属能为己所用。
楚相相争中刘邦能够得到天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他能用加官进爵的方式驾驭他的部下，为己所用。在楚汉相争这场大战中，项羽和刘邦这对立的双方，在力量的对比上其实是很不平衡的。项羽无论就个人的勇猛威武、名望的影响力、士卒的精锐、战功的卓著，都远远超过了刘邦，可是最后却败在刘邦的手下，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在官爵的封赏上，刘邦的手段更高明。
韩信是刘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可以说，没有韩信，便没有刘邦的江山，而韩信原来却是项羽的部下，为什么他要弃项而归刘呢？他在同刘邦谈到项羽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项羽虽然对人也恭敬慈爱，同人说起话来，平易近人，如拉家常。谁要是有了疾病，他会急得流泪，将自己的饮食送给病人。可是，当别人立了大功，应该封官赏爵时，他把封赏的印鉴都刻好了，放在手上抚弄得印角都磨平了，还是舍不得交给应受封赏的人，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
看来项羽不善于利用封赏官爵这个手段来激发别人为他效力，他的那些小慈小悲的举动，是所谓口惠而实不至，无怪韩信要弃他而去了。韩信向刘邦建议，要反项羽之道而行之，大胆任用天下强将，将天下城邑封赏给有功之人，这样便可以无往而不胜。
看来刘邦是接受了他的建议的。在这之前，他已破格将韩信这个投奔来的普通士卒一步登天地提升为大将，而且拜将的礼仪极为隆重。韩信果然很为他卖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胜利，后来占据了山东的大片土地。为了稳定这一地区的人心，韩信向刘邦请求封自己为“假齐王”（即代理齐王）。当时刘邦正被困荥阳，盼着韩信来解救他，一接到韩信的请求，十分恼火，不由得破口大骂道：“我被困在这里，瞪大了眼睛盼他来救我，他倒想自己称王！”
这时，他的谋士张良、陈平暗暗地踩了一下刘邦的脚，附耳低声对他说：“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还怎么能够不让韩言称王？不如顺势买个好，就立他为王，对他客气点，让他固守在齐地。要不然，会出乱子的。”
刘邦立刻醒悟了，他现在其实是控制不了韩信的，只有来个顺水推舟，答应韩信，才能将他笼络住。于是刘邦立刻改口道：“大丈夫平定天下，要当就当真王，干吗当他妈的假王？”
当时便派了张良去到韩信那里，当面封他为齐王。
后来，到了楚汉相争的关键阶段，刘邦又一次受困，通知韩信及另一位大将彭越前来会战，这两个人都没能如约前来，刘邦一筹莫展，又是张良给他出谋划策：“楚兵眼看就要失败，而韩信、彭越没有得到划分的封地，他们不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君王如果能同他们共分天下，他们马上便会前来；如果不分，事情就很难预料了。君王如果将从淮阳到海边的这一片土地尽划归韩信，从睢阳以北到谷城这一片土地尽划归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方很快便会失败。”
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韩信与彭越便分进合击，大败项羽于垓下，迫使项羽自刎乌江，而将刘邦推上皇帝的宝座。
刘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项羽大方，为了掌权不吝封侯之赏，笼络住了人心，因而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终使一代英雄更替，一个王朝新生。
刘邦是个农民，在起事之初，没有贵族出身的项羽那么多的霸气，而更多了一些农民的狡黠和精明。他看出来，在当时那个乱糟糟的形势下，群雄并起，有枪就是草头王，天下原本不是哪一姓哪一家的，韩信也好，彭越也好，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去称霸称王，根本用不着他的恩赐，他们让他授封，这是推祟他、抬高他，他不费一弓一矢，只用一个虚名，便拉住两位大将为他卖命，他何乐而不为呢？这个无赖皇帝的小九九拨得是很精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的辅佐他才得了天下。
要大胆启用年轻人
年轻人朝气蓬勃，敢想敢做，没有大多旧有思想的禁锢，能够大胆启用早轻人作为自己的贵人，是成大事者的特征之一。
常言道有志不在年高，贵人并非一定是那种老成持重的人，有时候年轻人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三国时代的孙权能够大胆启用年轻人便是一个良好的例子。
孙权用人方面能够知人善任，突出表现在一生中四次都督的任命上。统领东吴兵马的都督依次是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四人为东吴开疆辟土、开展外交、抵御外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孙权任命的第一个都督是周瑜，周瑜是他的哥哥孙策推荐的，孙策临终前曾嘱咐他说：“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请教周瑜。在孙刘联盟抗曹的问题上，东吴主降派占据大多数优势，虽然孙权不想投降，但最有权威的谋臣张昭也主张投降，孙权只能沉默不语，等到周瑜一到，在全体谋士、武将的大会上，对曹操的兵力作了一番极为精辟且具有强烈说服力的分析后，孙权马上下定抗战的决心，他下达命令，委任周瑜为大都督，把军权全部交给周瑜。这次任命，可谓有胆有识。面临曹操率领的号称百万之众的大军，面对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占优势的局面，若没有胆量，不可能做出战的决定；没有识，他也不可能肯定周瑜的见解，而委以全部军权。这次授封，是在文武大会上以闪电般的形式举行的，尤能看出孙权的英雄气概。
孙权任命的第二个都督是鲁肃。鲁肃与孙权相交已经很久了，可谓相知甚深，但他对鲁肃的任命，是由于周瑜的推荐。周瑜将死之时，上书孙权，其中一条建议是：“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孙权读过遗书后，哭着说：“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赖哉？既遗书特荐子敬，孤敢不从之。”于是即日便命鲁肃为都督，总领兵马。这里，表面上看，是孙权不能忘情于周瑜，对他的遗言又不好不听，所以说：“孤敢不从之。”但实际上，孙权早有意如此，所以这样做，一来是表示对周瑜的深情，遵从他的遗嘱，是对有功者的尊重；二来，他对鲁肃本来也就很了解，周瑜遗嘱中提到这一点，正好合了他的心意，所以立即采取果断的任命行动。鲁肃初投孙权时，二人就甚为投机。有一次二人交谈国事，鲁肃为他举策，要“鼎足江东”，扩展疆土，创帝王之业，二人谈了差不多一夜。赤壁之战，鲁肃力排众议，也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周瑜死了之后，比较起来，武将中有勇的不少，有谋的特别是有谋而能担任主帅的可以说没有；文宫中白面书生居多，而吕蒙、陆逊还尚未充分出头露面，鲁肃战略眼光远大，又尽忠竭力，任命他当都督是很适宜的。果然，鲁肃在任期间，巩固了孙刘联盟，起了很好的作用。
孙权任命的第三个都督是吕蒙。吕蒙原是陆口守将，没有担任大都督的职务。他和陆逊密谋取荆州之时，把守将的名义让给没有名望的陆逊，自己以养病为名，上书辞职。目的是麻痹关羽，使他专注抗魏，不复防矣。一切布置就绪，关羽上了圈套，东吴方面开始行动。可在这里又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孙权召吕蒙商议曰：“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设计袭取荆州，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如何？”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的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
吕蒙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用人原则——用人必专，不专必败。所谓专，就是指在一定职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作为三军统帅尤其如此。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出现不专的情况，吕蒙说了两种：
一种是命令一个人负主要责任，却又命令自己的亲信或亲属当副手。名为副手，实际上他还有一层亲信或亲属关系，就会要求与主要负责人平起平坐，或甚至压倒他。这样在处理问题时就不可能专一，形成不了一致的意见，在紧要关头，导致失败。孙皎是孙权的叔伯兄弟，其亲可知，如果他不听节制，法不能加于他，就不好办了。正是从这一点考虑，吕蒙拒绝和孙皎一同领兵。另一种是后起的年轻领导负主要责任，却令老资格的当副手，这也容易造成不协调的局面，吕蒙说的周瑜和程普就是这种关系。程普刚开始以老臣身份不听周瑜调遣，可后来看到周瑜确实真正有才才表示佩服。这里是程普修养比较好，若是换了一味计较个人地位高低的人，那要取得胜利就很困难了。
孙权任命的第四个都督是陆逊。刘备大军出川之时，孙权向文武官员问计：“蜀兵势大，当复如何？”回答他的是“默然”。以致孙权不得不深深叹息：“周郎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今吕蒙已亡，无人与孤分忧也！”所谓“无人”实际上是有人，只是此人这时还没有出来。因为这时形势尚不十分紧张，一般将领似乎也可御敌。等到刘备大军深入，不准东吴求和，孙权无计可施的时候，陆逊才被举荐出来，以不知名的身份，担当起力挽狂澜的重任，这就显示出人才的重要，特别是杰出人才的重要。起用陆逊担任彝陵战役的指挥，遇到了重重阻力，一是因为他年轻，二是因为他没有名气，三是因为他是个书生。从一般情况上看，年轻经验不足，没有名望就不能服众，书生就不懂军事。但是陆逊却突破了一般的情况。阚泽保荐陆逊时说：“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关公，其谋皆出于伯言。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这一次因为反对陆逊当都督的人太多，所以孙权的行动更加明朗、严肃。这个时候的孙权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掌领江东已经二十二年，在用人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所以他一听到阚泽的保举，心中就豁然开朗，随即以不同前三任都督的任命仪式，庄严地授封。他命人连夜筑坛，次日召集百官聚于坛前，请陆逊登坛，拜为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赐以宝剑，令掌六郡/＼十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彝陵之战，应归功于陆逊，但如果没有孙权大胆启用年轻人的胆识，陆逊也不能大显身手。
这四次重大的人才选拔使用，充分体现了孙权的知人之明和用人的胆量，对他事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孙权的选人用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大胆起用年轻人才，委以重任，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如周瑜被任命为大都督统管东吴兵马、领导赤壁之战时，年仅27岁。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岁。资深的张昭对孙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孙权不但没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更加重用他，把鲁肃留在身边，参与机要。吕蒙20多岁时就被封为横野中郎将，陆逊被授封大都督时年仅30岁。正是这些年轻人才形成了东吴旺盛的生命力，使孙权能够独霸江东。
大胆启用年轻人，固然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如果你作为上司已经看准了，就不要再犹犹豫豫，否则的话贵人便可能从你的身边悄悄溜走，到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冷庙烧高香，让暂时不得志的人成为你将来的贵人
“困龙犹有上天时”，贵人并不一定就是那些时下得志的显赫人士，那些处于底层，郁郁而未得志的人一旦抓住机会使可能一飞冲天，而如果你能在其落没时，施以援手，那么他B这个贵人必能十倍地回报于你。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年轻时，有一年河南大旱，他的堂叔袁保恒被调往开封帮办赈务，袁世凯随堂叔赴开封，本想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到开封的第二年5月，袁保恒却因染上当地的流行病去世。袁世凯失去靠山，料理完后事后，只好又郁郁寡欢地回到了故乡项城县。
对于袁世凯来说，自从7岁随嗣父袁保庆离乡，先后转赴济南、南京、北京、开封，在都市断断续续生活了将近12年。在此期间，都市的繁华、官场的风气，他已了如指掌。因此，他是不甘心在闭塞的故乡淡泊一生的。因此袁保恒去世以后，他回到项城，开始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段文人诗酒生活。
袁世凯生性喜欢多事，又好出风头，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一个文社。这个文社所需要的一些房屋和费用，都由他一个人负责。由于这个缘故，大家也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了。
袁世凯先后筹办了两个文社，一名丽泽山房，一名勿欺山房。由于袁世凯出资捐款，在当地却也吸引了一批文人雅士。
这一日，袁世凯正在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袁世凯延纳入室，两厢坐定，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遂结拜换帖为兄弟。此人就是后来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
徐世昌长袁世凯4岁，当时正为陈州授馆课童，由于家道败落，已是穷困潦倒。袁世凯晓得徐世昌一文不名，无北上应试的盘缠，便慷慨解囊。结果，徐世昌此次赴京赶考，果然榜上有名。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徐世昌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以后，袁世凯宦海生涯30年，徐世昌是袁最知心的谋臣。
1879年秋，袁世凯第二次参加乡试，但再次落第。这对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袁世凯盛怒之下，烧毁了所作的所有诗文。
科举没希望了，但总不能坐吃山空啊，想来想去，袁世凯想到了捐官。但捐官得需要一大笔钱，这对于当时的袁家来说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因为袁保恒死了，等于折断了袁家的一个擎天柱，莫说捐官，连在一起生活下去都已成了问题。
因科举无望，袁世凯不得不为筹措金钱而费周折。开始，袁世凯曾向内弟——于氏夫人的弟弟借钱。没想到这位小舅子不但不给，反而挖苦说：“你还是在家呆着好些，就你那德性，莫说上北京，就是上天京，也是老和尚上供——白扔面。”一句话把袁世凯弄得难堪极了。
但是，这却从反面给袁世凯一个教训，不蒸馒头蒸口气，他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可。
最后，袁世凯的一位远房亲戚借给他100两银子，让他北上活动谋事。同时袁世凯的嗣母牛氏和生母刘氏由于爱子心切，也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给袁世凯，袁世凯才启程上路，从北京辗转于上海、潮州，联系父辈的门生故吏，以图谋取进身之阶。然而，初出茅庐的袁世凯失败了。袁世凯带着措资北上至京，想通过他父辈的老关系，谋取一官半职。而京城却是公子王孙们挥金如土的地方，和他们打交道寒酸不得。所以袁世凯到了北京，一开始就呼朋引伴，讲究玩乐，想给人留下大户人家子弟的印象。结果，他官没有捐上，所带的盘缠却被一伙腥臊乱赌的人全给骗去了。
这真叫破屋偏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正在袁世凯苦于无法向家人说清，走投无路时，恰巧遇上曾经资助过的徐世昌。这时的徐世昌已是点了翰林的京官。徐世昌问明了究竟，便拿出一笔款子，资助袁世凯回乡。
袁世凯知道，项城老家绝对不是发迹之地，因此，他很快又南下到了广东潮州。因为袁世凯的父交周馥在潮州任潮州府知事兼办潮关。周馥，曾任李鸿章文牍，很为李鸿章所器重。袁世凯在周馥手下干了一段时间。周馥帮助他捐了一个正五品官的同时，给李鸿章写信，把袁世凯推荐给他。终于，袁世凯发迹了。
后来，袁世凯官至直隶总督时，他的那位小舅子从乡下跑到天津，找到袁世凯，希望能借姻亲而谋个一官半职。袁世凯倒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回话说：“外面无事可做，还是在家里呆着好些。”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这位小舅子又从乡下追到北京，袁世凯只见了他一面，支了一些路费，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倒是当初借给他100两银子的那位远房亲戚，袁世凯还了他5000块大洋。
俗语说：驴粪蛋还有发烧的日子，更何况人乎。再说了，没钱不要紧，借得有，借不得没，切不可“财高语壮，势大欺人”。人生谁知道谁有哪一天？所以“休倚时来势，提防运去时”，要“为君子当权积福”，切莫“小人仗势欺人”。另外也要记住这一点，不要以为是亲戚，说话就不管不顾，要知道“亲不亲，线上分。”这个线，可以是利益的线，也可以是感情的线，因为人生在世，不是单依靠亲戚就可以生存的。
一个人没落失势时，易遭人漠视，原来交往密切的人往往都离他而去，如果你此时伸出援助之手，与之交往，他就会心存感激，铭记一辈子。一旦他日后否极泰来、官运亨通，他第一个记起来的就是你，这时的他便是你现实的贵人了。
有容乃大，要宽容下属一时的糊涂和过错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下属犯了过错时，只要不涉及非常重大的原则性问题，谊放过的还得放过，这种招揽人心的办法正是让下属死心踏地跟着你的最佳机会，也是让下属成为你日后贵人的最佳机会。一般用人者，都希望手下之人有功，不愿其有过，也不容其有过。然而善于用人者，却能利用手下人的过错，使之成为属下死心踏地跟随自己的一个机会，这种“驾驭”手下的能力是成大事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心计”。
春秋战国时，有一次楚庄王举行宴会，招待他的一批得力臣下。他让自己一位心爱的美女为众人斟酒，以助酒兴。夜幕初降时，众人已有几分醉意，这时，一阵风吹灭了烛火。黑暗中，有人借着酒意，趁机拉住斟酒美女的衣袖，但被此美女挣脱了。美女机灵，顺手拉断了那人的帽缨握于手中。
烛火点燃之前，美女来到楚庄王座前一阵撒娇、咬耳朵，拿出帽缨，非要楚庄王查出此人，严加惩处，为自己出气。
虽然美女是悄声说话，但坐在楚庄王旁边的臣下们已猜出几分，不禁替那位冒失的人捏了一把汗。而那位冒失之人已吓得冷汗淋漓，面如土色，垂头待死。气氛十分紧张，庄王却不动声色，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
楚庄王大声下令：“今天，有这么多的猛将良臣与我共饮，我觉得十分痛快。咱们继续喝，不醉不罢休。还有，谁不把帽缨扯断，谁就没有痛饮尽欢，我就要罚他！”
所有的臣子们都拉断了自己的帽缨，放胆狂饮，直至东倒西歪才尽兴离去。
不久，在楚国围困郑国的一场重要战事中，一位武士特别勇敢，带头冲人敌阵，交锋五个回合，便杀了五个敌人。他的神勇极大地鼓舞了楚军将士的斗志，大家齐声呐喊，冲向敌军。郑国军队被吓得乱了阵脚，丢盔弃甲，狼狈而逃。楚军大获全胜。
之后，楚庄王派人慰劳这位武士，一打听，才知他就是上次宴会上被美女扯断帽缨的人。
试想，如果楚庄王为那次宴会上的小事而责罚那人，那么他也就没有后来在战场上的神勇表现了，楚庄王对部下的一次宽容便收服了这位日后的贵人。怎么能得到人才呢？做上司的人就应该像楚庄王这样，当部下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时，不必大动干戈，最终，你将会得到他的鼎力帮助。
作为上司需要大度，对人不过分严厉，才能使你的下属甘心为你服务。古来仁人智者，都深明此理。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建立事业的过程中，什么样的人才都需要，犹如林中百鸟可居。
上司人在高处，往往是人们注意的目标，下属多把目光投向你，你的一举一动均受到他们的注意。是否宽容地对待他人，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他们对你的言行举止都是很挑剔的，稍有不慎，别人就会抓住你的把柄。所以，宽以待人，也是深得人心，搞好与群众关系的重要方法之一。
齐国田婴门下，有个食客叫齐貌辨，他生活不拘细节，我行我素，常常犯些小毛病，弄得别人很不愉快，不招人喜爱。门客中有个士尉劝田婴不要与这样的人交往，田婴不听，那名士尉便辞别田婴另投他处去了。为这事，门客们愤愤不平，田婴却不以为然。田婴的儿子孟尝君私下劝父亲说：“齐貌辨实在讨厌，你不赶他走，却让士尉走了，大家都对此事议论不休。”
田婴一听，大发雷霆，吼道：“我真想宰了你们。我看我们家里没有谁比得上齐貌辨。”这一吼，孟尝君和门客们再也不敢吱声了。而田婴对齐貌辨更加客气了，吃住用全是上等的，并派长子供养他，给他以特别的款待。
不久，齐威王去世，齐宣王继位。宣王担心田婴权势太重，威胁自己，田婴不得已离开国都，其他的门客见他没了权势，离他而去，只有齐貌辨与他一起回到他的封地薛。回去没多久，齐貌辨要求去说服宣王，田婴担心他的安全，劝其不要去，齐貌辨对劝阻他的田婴说：“我本来就没想要活着回来，您就让我去吧。”后来宣王听了齐貌辨巧妙的劝言之后，亲自到都城外迎接田婴，并马上任命田婴为相国。
用人，各有各的标准，有的严格，有的宽松。而一个人犯了错误被宽容总是心存感激的，这是人之常情，用人者要善于利用这一点。要知道你一时的宽容就能赢得部下不惜一切代价效忠于你。齐国相国田婴正是由于他对下属齐貌辨的宽容和信任，才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
作为上司来说前面的路途并非是一帆风顺，总会或多或少有些不顺利，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做官不下台，如果像田婴那样，宽容对待下属，岂不是为自己以后多留了一条生路吗？
身处高处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却能够将别人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批评他人的时候，容易忽视自身缺点，而严厉地指责他人的过错。这样做，一旦超出了别人所能忍受的范围，会引起别人的厌恶与反感，丧失说服力。所以要给他人留面子，要多体贴他人，不要过多指责别人的过失，不去攻击别人的私事，更不要去揭别人的旧疮疤。
孟尝君曾经担任齐国的宰相，在各国声望都很高。他家中养了许多食客。其中有一位食客与孟尝君的小妾私通，有人暗自将情况报告给了孟尝君，说：“身为人家的食客，暗中却和主人的妾私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理当将他处死。”孟尝君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声：“喜爱美女是人之常情，不必再提了。”
时间又过了一年，孟尝君召来那位食客，对他说：“你在我门下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适当的职位给你，我心里十分不安。现在，卫国国君和我私交非常好，不如让我替你准备车马银两，你自己到卫国去做官吧。”
于是，这位食客来到了卫国，受到卫君的赏识和重用。后来，齐国和卫国关系十分紧张。卫国国君想联合各国攻打齐国。此人对卫君说：“之所以能到卫国来，全赖孟尝君不计较臣无能，将臣推荐给卫国。臣听说齐、卫两国的先王曾经相互约定，将来子孙之间绝不彼此攻伐，而陛下您却想联合其他国家去攻打齐国，这不仅违背了先王的盟约，同时也辜负了盂尝君的情谊。请陛下打消攻打齐国的念头吧。不然，臣宁愿死在大王面前。”卫君听后，佩服他的仁义，于是打消了攻打齐国的念头。齐国的人听后赞颂道：“孟尝君实在是善治政事，竟然使齐国转危为安。”
正是孟尝君以他宽容的胸襟，没有因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斤斤计较，善于体谅别人，所以他收服了人心，而最后使齐国转危为安，避免了战乱，两国相安。
能够宽容地对待下属的人，必能得到下属的衷心拥护。中国古代哲学家苟子说过：“君子贤而能容罪，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这揭示的是一个做人的道理，更是用人的道理。
孔子也曾说过：“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严厉的态度对待别人，容易遭致他人的怨恨，反而无法达到目的；若要避免遭受困扰，关键还是要宽以待人。宽以待人更易使你得到贵人的相助，以上的几个典故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要能让下属发表自己的素见
一个听得进意见的领导，才能真正地将企业做大。让下属发表自己的意见，既是对下属的一种尊重，也是从下属中挖掘有责任心的贵人的一种方法。
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一生为人坦诚直率，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而他也希望自己的员工同样能做到坦诚自信、绝不盲从他人，以此让自己的公司具有一种自由豁达的风气。在松下的大力提倡下，松下公司形成了自主自由敢于发表自我意见的传统。
松下公司的优秀传统是包括多方面的，首先是不唯命是从。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松下公司员工必须遵守依据公司经营理念制定的纪律要求，其虽然苛刻但却必要，因此丝毫也不能让步。但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员工都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判断力、提出意见，而不是采取消极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庸态度。松下说：“员工不应该因为上级命令了，或希望大家如何做，就盲目附和，唯命是从。”松下幸之助认为，下属或员工如果是这样做了，就会使公司的经营失去弹性。
松下幸之助允许员工当面发表不同意见与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有一位候补员工向松下发表过不满。那时的松下电器员工分一、二、三等和候补四级。这位候补员工迟迟未获升迁，就直截了当地对松下说：“我已经在公司服务很久，自认为对公司有了足够的贡献，早已具备了做三等员工的资格。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接到升级令。是不是我的努力还不够？如果真是如此，我倒愿意多接受一些指导。其实，恐怕是公司忘了我的升级了吧？”松下对此很重视，责成人事部门查处，还真办了升级手续。接着，除了立即发布升级令外，松下明确表示，非常赞赏这种坦白的请求。松下鼓励大家把不满表达出来，而不是闷在心里。如此就不会增加自己的内心痛苦，对公司也是很有好处的。
据说，有一个员工被批发商狠狠骂了一顿，说松下的电器质量不过关：“不如去开烤白薯店，别再制造电器了。”员工如实地向松下报告了。随后，松下亲自拜访了这位批发商，表示歉意。批发商因为一时的怒气而发了一通牢骚，不想引得社长亲自拜访，非常不好意思。自此以后，松下公司与这家批发商的关系密切多了。
松下允许下属员工越级提意见或指出纰漏。他认为那种逐级申诉的成规是不必遵行的，即使最普通的员工，也可以向最高级的部长、社长包括他本人反映问题，表明主张。由此，他提醒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干部，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应有欢迎的姿态和支持的行动。
不管是哪种自由宽松的举措，只要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为了员工和社会的福利都应该实行。松下认为，公司既然是大家的共同经营体，就应该由大家来共同经营，只有让下属毫不保留地发表意见，才能充分地赢得下属拥戴，获得事业的成功。
忠言逆耳，敢说真话的是真贵人
常言道：“良药苦，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敢对你说真话的下属，便是你生命中的真正贵人，值得好好珍惜。
逆耳的语言是很难听的，但偏偏逆耳之言是治病良药，能够为自己带来很多好处。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便是因为能听进逆耳之言而成为一代名君的，他的谏臣魏征也因为敢于纳谏而名垂青史。
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不久后，就提升他的大臣魏征为谏议大夫，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干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安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丁，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丁。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你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贴；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何能把如此严峻的形势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向太宗祝贺。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于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因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命朝中九晶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境，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用仁义笼络下属的心
金钱固然能收买人心，但却非长久之计，真正懂得驾驭下属的高手便知道“仁义”二字的力量，仁者天敌，仁义最能笼络下属的心。
有人说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此话不假，以仁义标榜的刘备仅是靠着传统的道德力量来笼络人心，进而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刘备在这一点上显然做得非常成功。
三国时曹操率军欲取荆州，派曹仁等将领带3万兵马向新野杀来。
面对多于自己数倍的敌人，刘备听取了徐庶的计谋，接连两次把曹军打得丢盔弃甲。损兵折将之后，曹操断定刘备定有高人辅佐，经打探得知是徐庶。
曹操便决定把徐庶揽到自己这边来，他知道徐庶为人忠孝，幼年丧父，现只有老母在堂无人侍奉，便差人将徐母骗至许昌，令徐母写信招降徐庶。
在遭徐母拒绝之后，曹操又伪造徐母手笔，写了封信送至新野，叫徐庶赶来伺候左右。
孝顺的徐庶见到信后，便哭着向刘备辞行。
正在为得到徐庶这位精通兵法的军师和知己而信心倍增的刘备，深知徐庶此去后很可能再也无缘相见，而这样一位出色谋士的离去不仅是自己事业上的损失，并且很有可能成为曹操的左膀右臂。
但是，他也知道拉拢人才，首先要尊重人才，自己只能做以仁感人的君子，而不能做强夺的小人，于是刘备不仅没有强留，反而流泪劝慰徐庶：“子母乃天性之亲，不必以备为念。”
刘备的谋士孙乾等人对刘备说：“徐庶是天下奇才，又知我军虚实，今天若放他走，必为曹操所用，不如留住他，若曹操杀其母，他必为母报仇，尽全力敌曹操。”
刘备忙说：“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让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怎可作不仁不义之事。”
刘备备酒为徐庶饯行，二人相对而泣。
马至长亭，刘备又下马相送，刘备的这些行动，深深令徐庶感动。当即向刘备表示，此去曹营，纵使曹操相逼，也绝不为其献谋划策。
刘备又谆谆叮嘱徐庶到曹搠6里以后尽心侍奉老母，勿以自己为念。
徐庶挥泪上马，同时，告诉刘备，他有一好友，住在襄阳城外20里的隆中，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正好为刘备所用。
刘备高兴地请徐庶为之引荐，徐庶却说：“这位朋友生性淡泊名利，除非您本人亲自前去邀请，不然，他是不会主动求仕的，您可愿降低身份，亲往拜访？”
说罢疾驰而别。
徐庶到曹营后，老母方知是曹操用计把儿子骗来，十分懊恨，并责怪他不该对伪书不加详查而信以为真，遂趁徐庶不注意，自缢于粱间。
徐庶丧母后，却始终如一地守着自己的诺言，不曾为曹操出一谋献一策。
刘备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能让关羽和徐庶这等人才“身在曹营心在汉”，凭的就是“仁义”，以钱收买人心最直接，但效果却不会很好，而以“仁义”收买，则无人能脱其掌握。
深知其中利害关系的刘备就是凭借仁义的力量，在弱肉强食的三国时代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徐庶为他引荐的谋士诸葛亮更成了他日后最大的贵人，可见刘备以“仁义”收买徐庶的心是极其正确的。
不要忽视位卑者
人与人之间地位是有差异的，但不能说明位卑之人就无能力，古今中外小人物成大事者比比皆是。因此要重视小人物的力量，给他们提供成大事的机会，有朝一日，他们也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同国君魏文侯的贤明是分不开的。他最大的长处便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器重和尊敬品德高尚而又具有才干的人。
魏国有一个叫段干木的人，德才兼备，名望很高，隐居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不肯出来做官。魏文侯想同他见面，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有一天，他坐着车子亲自到段干木家去拜访。段干木听到文侯车马响动，赶忙翻墙跑了。魏文侯吃了闭门羹，只得怏怏而回。以后接连几次去拜访，段干木都不肯相见。但是，段干木越是这样，魏文侯越是仰慕，每次乘车路过他家门口，都要从座位上站起来，扶着马车的栏杆，伫立仰望，表示敬意。
左右的人对此都有意见，说：“段干木也太不识抬举了，您几次访问他，他都避而不见，你还理他做什么呢？”魏文侯摇摇头说：“段干木先生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不趋炎附势，不贪图富贵，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尊敬呢？”后来，魏文侯干脆放下国君的架子，不乘车马，不带随从，徒步跑到段干木家里，这回好歹见了面。魏文侯恭恭敬敬地向段干木求教，段干木被他的诚意所感动，替他出了不少好主意。魏文侯请段干木做相国，段干木怎么也不肯。魏文侯就拜他为师，经常去拜望他，听取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知道魏文侯礼贤下土，器重人才。于是一些博学多能的人如政治家翟璜、李悝，军事家吴起、乐羊等先后来投奔魏文侯，帮助他治理国家。特别是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废除奴隶制的政治、经济体制，使新兴的地主阶级起来参与国家政权，使魏国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终于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不平等，有的人官做得大，有的人官做得小；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没钱……这一切有时也决定了彼此面子上的差别。一般情况下，处于劣势的人脸子都小，与“大人物”交往心有顾忌，生怕被人瞧不起。越在这时，身居高位的人在自己的言行中更要小心谨慎，你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都说不定会触及他人敏感的神经。许多成功的伟人深明此理，往往对处于下位的人格外关照，因此也就格外赢得人心。这恰好应了那句俗话：“不是虚心岂得贤！”让“小人物”感到自己受重视，没有被冷落，光靠热情礼貌还不够，有时还必须施展一些手段，把双方的面子扳平，使“小人物”脸上有光。
其一，适度地往自己脸上抹点儿“黑”，讲一桩自己的“丑事”。人情面子像一块翘翘板，一头高，另一头自然就低。通过自我“抹黑”把身份降低，大家感觉上就平起平坐了。
威尔逊当选为美国新泽西州州长之后，有一次，在纽约出席一个午餐会，主持人在介绍他时，称他为“未来的美国总统”。这自然是对他的刻意恭维，可是对其他在座的人来说，却产生了相形见绌之感，众人的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
威尔逊想扭转这种一人得意众人愕然的局面。他起立致词，在几句开场白之后，他说：
“我自己感到我在某方面很像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有一个人在加拿大喝酒过了头，结果在乘火车时，原该坐往北的火车，却乘了往南的火车。”
“大伙发现这一情况，急忙给往南开的列车长打电报，请他把名叫约翰逊的人叫下来，送上往北的火车，因为他喝醉了。”
“很快，他们接到列车长的回电：‘请详示约翰逊的姓，车上有好几名醉汉，既不知自己的名字，也不知该到哪去。”
威尔逊最后说：“自然，我知道自己的名字，可是我却不能像主持人一样，知道我的目的地是哪里。”
听众大笑。威尔逊幽默的谦逊，使众人感觉摆平了面子，因此，消除了敌对不服的恶意。
其二，记住“小人物”的名字。
在人声嘈杂的会议室里，我们听不见别人与己无关的夸夸其谈，可是，如果他们偶尔提到你的名字，那么你的大名立刻就会飞到你的耳朵里。当你走在街上时，如果突然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尽管你还没有发现呼唤你的人，但你也会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予以回答，并左顾右盼，寻找呼唤你的人。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断言：在人们心目中，唯有自己的名字是最美好、最动听的。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这么一种共同的体验：能够在邂逅相遇的场合立刻叫出你名字的人，你马上会觉得脸上很光彩，有一种被他人重视的甜蜜感，从而迅速对对方发生好感。
当年罗斯福首次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为了帮助他在竞选中获胜，他的助手吉姆·法里，充分发挥他超人的记忆力，吉姆周游美国各地，结识了各界人士两万多人，并且能准确无误地分别随意叫出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不仅如此，他还尽可能将对方的家庭情况、政治见解等牢记在心。下次再见面时，他就问问对方家里人的情况，以及庭院里树长得怎样了之类的问题。这样一来，被结识的人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随之爱屋及乌，纷纷投罗斯福的票，从而奠定了他竞选获胜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也许可以说，罗斯福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助手吉姆·法里擅记人名的绝招。
姓名是最甜的语言，说出对方的名字，这会成为他所听到的最甜蜜、最重要的声音。对“大人物”来说，记住他人姓名的方法，可以说是最经济、最使捷、最有效地满足他人面子需要的诀窍。
当一个人得意时，千万不可高高在上，对于不起眼的小人物或者下属，要时刻注意与他们相处的艺术，使他们能够成为自己日后的贵人，而不是你事业的绊脚石。
利益要与下属共享
当老板当然是为了挣钱，但属下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一定要记得与其共享这财富增长的成果，这样才能留住你的下属，让他成为你事业上永远为你服务的贵人。
华人首富李嘉诚的用人之道历来被人所称道，他不但自己刻苦勤奋，他的手下也大多甘愿为他所用，使李氏王朝的生意越做越大。
在长江塑胶厂草创初期，李嘉诚本人也须凭自己的双手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
上海人盛颂声、潮州人周千和就是李嘉诚在创业之初最希望的那种忠实苦干的人才，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李嘉诚。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真可谓是长江公司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像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拼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
李嘉诚自己则说，长江实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是要归功于所有员工的鼎力支持。
盛颂声、周千和都是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并且能够同甘共苦的人。因此，李嘉诚将他们倚为左膀右臂。
创业阶段是艰苦的，如果没有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共识，一般人很容易见异思迁。
多年的患难与共，李嘉诚与盛、周二人不仅建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而且对他们的人品与能力也极为信赖。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
其实不然，李嘉诚在给他们委以重职的同时又委以重任：
盛颂声主要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这两项业务可谓长实集团的重中之重。
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亲自为他举行盛大宴会饯行，使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则始终如一地在长实服务，后来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深谙用人之道，他宁亏自己，也不亏大家，使企业富有凝聚力。长实有起有落，但不管怎样，很少有跳槽者，这不能不说是李嘉诚用人的成功。
跟随李嘉诚创业的老臣子盛颂声在1980年谈到长江实业成功的原因时说：
这主要是靠李嘉诚先生的决策和长江实业员工们上下齐心的苦干。
李先生每天总是8点多钟到办公室，过了下班时间仍在做事，公司员工也都如此，这就使长江实业成为一家最有冲劲的公司。
李嘉诚先生做决策快速而准确，这么多年来从没有看错过人，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
长江实业盈利近10亿港元。这么大的生意，公司的工作人员总数不足两百。
事业有成之后，李嘉诚又尽量宽厚待人，使和他合作过的个人或集团，全赚得盘满钵满。这奠定了长江实业今后做更大发展的基础。
兢兢业业是一家公司兴旺的基础，而与合作者利益共享，更是李嘉诚一贯的准则。
李嘉诚很念旧情，对曾有功于长实者，都以恩相报。
他留人先留心，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人才济济、高人满堂的大好局面。
李嘉诚说，只有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说自己样样出众，才能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李嘉诚的商业帝国能有今天的成就概括起来无非有这样几条：其一是以身作则，其二是利益共享，其三是以情感人，其四是知人善任。这几条，看起来简单，但真正用起来，非有博大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目光不可，其中利益共享和以情感人更是其用人之法的秘诀所在。